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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你们更不能再戴！”许光经常这样严厉告诫子女。这是许家近乎苛刻的“家规”。

大儿子许道昆1978年高中毕业，恰逢许世友将军的老部队——江苏省军区在新县招兵，时任该县人武部副部长的许光又是全县征兵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因为道昆不满18岁，他拒绝了儿子当兵的请求，让他下乡当了一年知青，翌年才应征入伍，去的也不是许世友的下属部队。

二儿子许道仑在新县高中上学时，每天夜晚9点钟下晚自习，许光要求儿子9点20分必须到家。学校离家足有3公里远。下课铃一响，许道仑就跑步回家。即便这样，还是有两次超过了规定时间，许道仑吃了“闭门羹”，只好借宿在邻居家。后来道仑也到部队当兵，当了几年大兵就复员了。复员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许光高兴地告诉儿子，“回来好啊，回来还是二级工啊！”

两个儿子至今都是县里的普通职员。

大女儿许道江在北京工作，每次回家探亲下了火车从信阳到新县，还要坐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有时连车票都买不到，即使这样，已经是县领导的许光也没有用公家的车接送过一次。许道江说，因为父亲的“苛刻”，她养成了从不向父亲开口的习惯。在部队，她牢记父亲教诲，依靠组织培养和个人努力，一步一步成长为二炮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是二炮第一个军事学女博士。

小女儿许道海信阳师院专科毕业时，有机会到河师大继续深造，或者留在信阳工作，但许光却说，“回新县有什么不好，新县教育正需要人呢。”就这样，道海成了新县一名普通教员。

妻子的堂弟杨定根是许光的忘年交。两人喜欢一块儿喝酒、打猎、摄影。许光鼓励杨定根，“年轻人干工作，一要入党，二要得奖。”后来杨定根入党了，也被省文化厅评为“先进工作者”，便向许光提出能否帮他从泗店乡文化站调到县里工作。他压根儿没有想到，刚刚还和他聊得很投机的姐夫“风云突变”，十分严厉地批评他，“你个人搭梯个人上，想让我给你搭梯，没门！”

对待别人，许光却乐意帮忙。一次，有外地人到新县买化肥，找到了素不相识的许光。许光亲自跑到县化肥厂，协调了几吨化肥。为了表达谢意，对方买了些时令水果，许光说什么也要对方拿走，妻子怨许光不近人情，但许光却说，“帮他买化肥，是为了不耽误生产。但如果收了人家的水果，就是搞不正之风！”

“你上山砍柴，我以一斤一分钱的高价收购”

怨归怨，但在妻子的心里，丈夫就是一座山。

1958年，许世友回家看望母亲。老家田铺乡完小不到20岁的年轻女老师杨定春，被叫到将军跟前，将军说了六个字：人很忠厚，可以。

从此，命运之神就把这位扎着小辫子的潢川师范高材生和英武帅气的将军之子许光绑在了一起，半个多世纪相依为命，善解人意的妻子，山一般宽和的丈夫，相濡以沫。

那年，许光从部队回来照顾奶奶，杨定春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有过随军的梦想，但丈夫回来了，不愿再回部队，她坚信丈夫一定有他的道理，丈夫的决定就是她的安排！

几年后，父亲一度遭遇噩运，南京的造反派们不依不饶，老家新县也有人叽叽喳喳，许光百思难解，一言不发，成天被纠缠在自己喷吐的烟雾里，剧烈地咳嗽着，思索着。妻子默默地看着他，默默地帮他把烟叶揉碎，用报纸一根一根卷起。她理解丈夫，沉默可以让混乱的心变得清澈。

那时候，许光夹着烟卷的手常常在颤抖，而身边的妻子正是抑制这种颤抖的最好良药。

杨定春在50来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发作时，生活不能自理。20多年来，许光一直细心地照顾妻子。杨定根有一次去看望生病的姐姐，见姐夫正在洗衣服，炉子上还煨着汤。杨定根十分惊讶，他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英雄还会干这些家务。姐姐告诉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帮着洗澡、洗脚都是许光。

2013年1月6日，许光在弥留之际，紧紧地拉着妻子的手不愿松开。杨定春读懂了丈夫的话：没想到我比你先走，我走后，谁来照顾你呀？杨定春也握着丈夫的手，哽咽着告诉他：你放心吧，为了你，为了孩子，我会坚强地活下去……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们眼里，严厉的父亲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许道仑小时候身子骨一直较弱。1980年暑假前，父亲把他叫到跟前，要和儿子做一笔生意：“你上山砍柴，我以一斤一分钱的高价收购。”道仑一听，高兴坏了，市场上一斤柴才五厘钱呢！那个暑假，许道仑都是在西大山上度过的，每天至少能砍两大担柴。有一天，为了多砍些柴，天黑了许道仑还没下山，不曾想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熟悉的大山。正在担惊无助时，听见了母亲熟悉的声音……难忘的暑假过去了，许道仑收获颇丰，不但瘦弱的臂膀有了肌肉块，而且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得了“巨款”。从父亲手中接过“巨款”的那一刻，许道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到青海当兵临走时，道仑兴奋地坐上了大解放车，同伴们和家人依依不舍地分别让他心里酸酸的，突然，在送行的人群中，他看见了父亲在向他挥手，眼眶一下子湿了。

道江小的时候，父亲就坚持让她学打乒乓球。为了不耽误上学，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亲自把女儿送到体委，打完球再把女儿送到学校。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而在同事们眼里，许光敦厚、仁爱，有时善良得像孩子。

梅雨季节，人武部军事科科长许光对同事说，房子有点漏，咱们一起上去“检检”吧，还没等把大伙召集齐，科长自己就上了房顶。

县城有一个高个乞丐，据说是退伍兵，有些好逸恶劳。许光每次看见，都得给些钱，同事都说他“纵容”。有时和同事们一起路过，他不好意思，就说还有点事，让同事先走，其实又转身给高个送钱去了，有年冬天还专门为高个买一套被褥送去。

他说，看不得这些苦难中的人，会牵动少年时的苦难记忆，每次看到就生出深切的痛苦与同情。

“比起有的红军后代，我们应该知足了”

发源于新县万子山的小潢河，穿过新县县城，静静地向下流淌。

小潢河边，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在散步：一身干净的军便装，一双解放球鞋，手里经常掂一把20年前的黑雨伞，下雨时撑开挡雨，天晴当拐杖。这，就是退休后的许光。

怀旧，商人会去他发迹的街市，演员会去他成名的舞台，而许光，只能在故乡小潢河边徘徊。小名黑伢的许光就像大别山中一块与华丽绝缘的石头，在他外拙内秀的心里，生活在故乡是一种幸运。

一年四季，大别山中的鹅黄嫩绿、姹紫嫣红都寄托着许光的无限情愫，那是他的父辈们用鲜血染就的啊。

在新县匆匆人流中，他不过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过客，一袭布衣，一把雨伞，就这样走到了自己的垂垂暮年。

1992年，许光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办手续时有同事提醒他，退休和离休在待遇上相差较多，如果能够证明是解放前参加工作，就能享受离休待遇。事实上，早在1948年，许光就在部队穿上了军装，许多证人仍然健在。这本来是一件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许光却没有证明。当时一位县领导感慨地说，有的人伪造简历办离休，而许光符合条件却不去争取。许多身边的朋友对此不理解，许光却淡然地说：“比起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红军后代，我们应该知足了。离休和退休有什么区别？到了马克思那里，不都一样吗？”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淡定。

在许道江的办公室里，一直存放着父亲的一套军便服：蓝色的上衣是当年父亲从部队转业时的海军军装，领口、袖口已经泛白，军绿色的裤子也泛着岁月的白光。许道江说，这是她多年来为父亲做衣服的样板。父亲一生简朴，几十年一直只穿军便服。这衣服没地方买，她就在北京找了一家裁缝店，定期为父亲定做军便服。

许光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当年孩子接二连三地生病，许光没有办法，忍痛割爱，80元卖掉了陪伴自己十来年的自行车。1974年，曾有恩于许光的王树声大将在北京不幸逝世，许光在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后，瞬间脸色苍白，回到房间大哭了一场。他多想到北京送王树声大将最后一程啊，但无奈囊中羞涩，竟连前往的路费都没有。

许光抽的烟是人武部里最便宜的，自行车卖了以后只能走路上下班。常常有前来接兵的部队干部私下里询问，他真的是许世友将军的儿子吗？

在大别山深处，这个将军之子的身影显得深邃、费解，像一个谜。尊敬的目光中常常带着猜疑，但许光从不解释。

然而，贫穷的许光有时却非常慷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到新县拜谒许世友将军墓的游客大量增多，新县旅游管理部门把将军故里开发成旅游景点并收取门票。对此，许光不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反而把住过多年、属于自己的“祖业”：许世友将军故居无偿交给了政府。

为关爱生活困难的老红军，多年来，许光从个人工资中挤出“节余”，关心资助红军后代130多人次。有人估算不下10万元。

物换星移，新县已不是过去的新县，许光却还是原来的许光。

一般说来，搬家都是越搬越大，越搬越漂亮。许光一生搬了几次家，却越搬越差。在人武部时，单位分配家属房，按照级别他可以分到一处团职房。然而，他却主动提出：“我是本地人，家里有房子，把房子让给那些更需要的外地干部吧。”后来，许光得知一位四川籍的政工干事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就主动把房子让给了他。

1982年，许光从人武部转业到新县人大，住房面积不增反减，当时许光迫不得已，还向人武部打了张借条，临时借用了两张木板床、一把靠椅和一个茶几。后来，县里条件有所改善，就将较宽敞的一个院落分给他居住。可没过两年，新县人大常委会盖家属房时征不到地，许光二话不说，就带着家人租房住，把地皮无偿让给了人大，还动员一位县领导邻居也让出地皮。朋友提醒他要折价交换，许光却罗列单位和组织的一堆困难。家属楼建好后，许光一家就搬到了二楼西边只有6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

尝遍了人生苦辣酸甜的老人，最后就栖身在小潢河边上这个普通的单元房里。

前几年，许道江觉得父母年事已高，就争取县里补贴一点，自己负担一点，买了一处带院子的“小别墅”。许光知道后，对女儿大发雷霆：“你要想买房子，别打着我的旗号！”并且坚决拒绝去住。

在这套许光居住了20多年的单元房里，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简朴”的震撼。客厅内，没有空调，卧室里的一台老式空调和墙壁一样变成了黄色。子女曾经提出给他更换液晶电视、安装空调，他坚决反对。一排排蜂窝煤整齐地码放着，已经落满了灰尘。一台当年300元还带安装的老式煤气热水器修了好多次，再打电话的时候，人家懒得理你。很多次，子女提议换掉，但许光坚持：“能用就行！”

在固执的父亲面前，子女们毫无办法，只好任父母和小屋一起“渐渐变老”。2012年11月，许光住院期间，许道仑请人重新粉刷了房间，但父亲的卧室最终原封未动。在这个“亮堂了许多”的老房子里，病重的许光只生活了个把月。

“这个钱我们要自己掏，别给县里增加负担”

2012年5月的一天，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主任医师蔡克银和心胸外科主任殷桂林被许道江领进了许家小屋。

小屋的寒酸让客人震撼。更让他们震撼的还在后面：听女儿介绍说来了两位专家，许光不客气地说：“专家呀，专家应该到基层多给老百姓看病，怎么专给我看病来了？”

原来，此前许光在体检中被查出肺部有阴影，许道江十分担心，便邀请两位专家对父亲的病情进行会诊。许道江深知父亲的脾气，想让他们来说服父亲到大医院就诊，没想到，还是被父亲断然拒绝了，“我这个病在县里看看就行了，你们回去吧！”

许光的拒绝治疗让他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肺部癌症进一步发展。几个月后，蔡克银第二次来到了许家小屋，许光没再像上次一样不听劝，而是叮嘱子女，“这个钱我们要自己掏，别给县里增加负担。县里钱是有限的，给我花多了，其他人就少了。”

总算到了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入院时，医院考虑到许世友将军曾经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病人是许世友将军的长子，费用可以照顾缓交，许光坚决不愿意，非要二儿子道仑去交，最后亲眼看到儿子交了两万元才肯住院。

住院后许光又和大女儿许道江较起真来。女儿想让父亲去住条件较好的一科病房，父亲坚持住在条件差些的二科病房，“我是来治病的，不是来享受的！”二科病房的伙食标准是每天38元，国家补助一部分，个人只需掏10多元。但许光也拒绝享受这项待遇，他早晨吃馒头，中午也吃馒头。他常对医生说：“我级别不高，你们这样做，就违反了政策。我心里不安。”

为避免“待遇超标”，许光特别提出了“三不”：不用进口的药、不做过度治疗、不给子女添麻烦，凡是他认为昂贵的医疗都拒绝接受。住院20多天就闹着要回新县。许道江劝多了，他极不耐烦：“行了，二炮的领导，你回去吧，这儿也不归你管！”

女儿能不管吗？道江又设法从北京请了三位专家给父亲会诊。北京专家的忠告依然没有动摇许光要出院的决心。从1965年回到新县，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久，他是想家了，想新县了。他说，“我要回新县，新县多好，有山有水。”“这要花很多钱，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没有那么多钱。”

许光出院了。许道江十分痛心，“我个人一直从事卫生工作，服务过许多首长，对自己的父亲却无能为力。”她觉得自己白忙活了一个月，父亲非但不领情，不配合治疗，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呵斥她，她委屈啊。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回到新县一个月后，突发心肌梗塞，连夜又送到武汉，6点钟到医院，7点半心跳骤停，医院多方抢救无效。父女再见时，已是阴阳两隔。许道江哭得死去活来……

隆冬时节的大别山，寒风凛冽。在许光家乡田铺乡许家洼村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坳里，林木葱郁，云雾缭绕。2013年1月10日上午，这里庄重肃穆，哀乐低回，新县县委、县政府在这里隆重举行许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严寒挡不住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们。他们中有许世友将军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许光生前亲朋好友，有全国各地了解许光生平事迹的仰慕者，还有数千名许光一生难以撇下的父老乡亲也自发地赶到现场，敬献的花圈摆满了许家洼的道路两旁，绵延数里。

许光的墓地离许世友的墓地只有几十米，他最终回到了父亲的身旁，永不离开。李德生将军的儿子李和平感慨地说，“中国，难有许世友这样的父亲，也难有许光这样的儿子。”

心理学家陈文敏说，我觉得许光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的世界很光彩，也很充实，但我们一般人走不进去，他的价值观、幸福观和人生目标的高度，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尊敬也好，猜度也罢，仍旧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等待历史的结论。每一个站在许光墓前的人都不能不叹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为了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毫无保留地将灵魂和肉体一起奉上。

而留给后人的只有宽厚和质朴，正气和忠诚。

在共产党人许光看来，这已经足够了，这就是“将门”最好的传承，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