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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早在南疆工作期间，父亲就积极介绍许多优秀的民族领导干部如：赛都拉·赛甫拉也夫、买买提明·伊敏诺夫等同志入党。每次到北京开会，父亲总要看望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照顾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生活习惯，父亲专门安排，从新疆调运了两群活羊在北京饲养，使他们的生活改善有了保障。为了玛依努尔·哈斯木同志工作、生活的方便，父亲亲自批示为其解决了工勤人员等问题。包括铁木尔·达瓦买提、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阿木冬·尼亚孜、贾那布尔、巴岱、曹达诺夫·扎伊尔、司马益·牙生诺夫等一大批优秀的新疆少数民族干部，都亲切地称父亲为伯乐、导师、引路人、贴心人，尊敬的良师益友，我们的好书记。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既是工作上的同志，也是生活中的挚友。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父亲把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新疆工作的前提和保证，常抓不懈，一以贯之。他相信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努力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致力于实践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为维护和发展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安全、确保边疆长治久安，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了大量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

在父亲的倡导下，1982年11月新疆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之后又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这些都是在全国开了先河之举，从而使新疆的民族团结工作逐步走向了经常化和制度化。

父亲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动的民族分裂活动，以及民族分裂主义危害祖国统一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反动本质有着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针对境内外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际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对新疆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现实，父亲以非凡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胆识，力排众议，明确指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父亲多次打电话或当面向江泽民总书记表明自己的看法，又反复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使人们充分认识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责任意识，坚决相信和依靠各族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毫不动摇地与民族分裂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为后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指明了方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

父亲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工作认真负责，常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几乎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他的讲话稿、报告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动手，不让秘书和别人代笔。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当全国政协副主席之前从未休假和疗养过。记得小时候好几次过春节，全家人等着父亲吃团圆饭，直到天黑以后很久父亲还未回来，我们这些孩子不懂事，嚷着肚子饿，母亲无奈就让我们先吃了。父亲回来遗憾地说，真没办法，事情太多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道路条件很差，父亲下基层都是坐苏式吉普车，忍着剧烈的颠簸，冒着酷暑严寒一走就是数百上千公里。他曾骑着马，克服高山反应，顶风冒雪，深入到边远的塔什库尔干，在毡房里与塔吉克牧民亲切交谈，嘘寒问暖，共叙家常。

吐鲁番是著名的“火洲”，夏季气温常常高达40多摄氏度，父亲在那里参加生产劳动半个多月，每天劳动10个小时，他都以坚强的毅力坚持下来。

父亲在昌吉长胜大队蹲点时，特意选在最穷的维吾尔族农民吾守尔家里，吃的是包谷馕、煮土豆，偶尔有点咸菜，住的是土坯房，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1985年5月，父亲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又翻山越岭去了巴音布鲁克草原。因途经达坂高山缺氧，大雪阻路，加上数天的劳累，回来后又忙于工作，没有注意休息，以致犯了心脏病。经过医生再三相劝，他才住进了军区总医院。在医院里他也不安心休息，不是阅读材料、批阅文件，就是听取工作汇报，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是个需要休息和治疗的病人。

父亲既有军籍，也有军衔，完全可以领取军队工资，因为军队工资比地方高很多，父亲就低不就高，坚持拿地方工资，直到1969年离开新疆之前都是如此。父亲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最大的享受也就是与老战友一起吃顿狗肉。在退居二线以后，父亲才有时间和家人老战友打打扑克，玩的还是在延安时期学的那种“百分”。

父亲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和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