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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红军后代看望井冈山老红军刘型的夫人、百岁革命老人程宜萍。（中红网江山摄）

井冈山红军后代看望井冈山老红军刘型的夫人、百岁革命老人程宜萍。（中红网江山摄）

刘求真（右一）和妹妹刘松柏（右二）与母亲、百岁革命老人程宜萍亲切交谈。（中红网江山摄）

刘松柏（右一）与母亲、百岁革命老人程宜萍亲切交谈。（中红网江山摄）

一．苦难的历程

我的母亲程宜萍1909年出生在安徽舒城桃溪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五岁前父母双亡，大舅从小就负担起兄妹四人的生活。因生活困难，大舅把母亲送去当童养媳，那年她才9岁，一到婆家就被裹了小脚，痛不欲生还要干重活、经常挨打骂不给饭吃。后来大舅取妻生子接我母亲回来做家务，在家中照样受到她嫂子的虐待。大姨心痛我母亲，1925年把我母亲带到安庆女子职业学校，那是半工半读学校，每周三天劳动，三天读书，不交饭费和学费。母亲15岁了，大姨怕学校不接受，突击教我母亲识字，同时把她年龄少报了2岁（以后履历表均填写1911年出生），同时将我母亲的遭遇向老师们诉说，校长答应我母亲进简易科旁听。她拼命学习，半年后转为正式生。在安庆女子职业学校学习时，母亲有很多要好的穷朋友，特别是童养媳出身的付承铭阿姨是她最好的朋友，付阿姨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在她的影响下，加上母亲艰苦的童年生活，使她一心追求妇女解放。1930年母亲考入浙江省高级蚕校，1934年在老师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蚕的遗传学。母亲非常珍惜这一学习的机会，在日本，母亲不管天气多么恶略每天早晨都坚持在田埂上跑步，白天上课并在实验室里工作，每天坚持写日记，她日复一日地坚持着，学习上取得了好成绩，由于成绩优秀，第二年转为公派留学。

二．抗战爆发，投身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母亲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虽然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留学学业还未结束，她决心弃学回国参加抗日。在日本时，许多日本人看到了母亲的艰苦锻炼、奋发学习的精神，他们说中国有这样刻苦的青年，中国不会亡。

回国后，母亲找到了她的朋友付承铭阿姨，要求要参加抗日，向她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并把自己的日记给付阿姨看，付阿姨了解母亲，决心把母亲带上革命的道路，她带着母亲和其他几个进步青年辗转了几个月，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疑惑母亲这一日本留学生时，付承敏阿姨坚定地说：“我用脑袋担保程宜萍是来参加革命的”。

三．革命队伍中充满着友爱

母亲经共产党员傅承铭介绍1937年底参加革命，1938年11月在延安入党。

在延安，虽然艰苦，母亲感到了解放区温暖，要革命、要抗日、要解放全中国，只有投奔延安才有光明，她给哥哥、姐姐写信说：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有的是官兵一致、上下级平等大家共同抗日、共同建设边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的大舅、大舅妈不久也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1939年我父母在延安结婚。1944年父亲参加南下支队，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南下。母亲这时在延安大砭沟的党校二部学习，1945年3月8日，我急匆匆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母亲来不及到延安中央医院去生孩子，这时她的同学朱莲帮助接生了，朱莲阿姨到延安之前，在南京某医院妇产科工作过。母亲休息了一些时候就继续到党校二部学习去了。延安的卫生条件很差，老鼠很多，经常听说一些小孩被老鼠咬了鼻子、咬了脸。那时，我还小，没有人看着，妈妈要去工作，她想了个办法，找了一只猫，用绳子栓在小床腿底下，看着我，绳子不长不短，猫也跳不上小床，老鼠也不敢靠近了。小时候，我没有奶吃，赵品三叔叔与别人合伙养了一头奶牛，他要去前线了，看见我妈妈困难，就把属于他的半条牛送给我妈妈，我一岁前喝到了牛奶。

从母亲给三个孩子起的名字中，看到母亲追求革命的感情。姐姐叫慕延，表达了母亲羡慕延安而来到延安的情怀；哥哥叫求真，表示了母亲到延安为了追求真理，我是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出生的，所以小名叫三八，正好表现了母亲追求劳动妇女解放的决心。

在延安，母亲曾在陕北公学、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历任军委锄奸部、军委后勤政治部锄奸科干事、八路军印刷厂政治教员、延安军政学院政治处技术书记。

四．伟大的爱

一九四六年母亲到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任支部书记。冬季，胡宗南匪帮要进攻延安，我们随着延安第二保育院从延安撤退，那时我才一岁，在行军的路上，遇见了爸爸三五九旅的战友郭鹏司令员，他得知妈妈的困难，要给我妈妈一些钱，妈妈说：我不需要钱，最缺的是人手。郭鹏司令员马上把十八岁的全超叔叔留下，让他随延安第二保育院的队伍行军，让他跟着妈妈，帮助照顾孩子。当队伍走到山西汾河敌我双方的拉锯区时，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临时打下这块地方，保护着保育院过封锁线，那天夜里天又冷又黑，伸手不见五指，过汾河封锁线时，部队把冰河面上铺上些稻草，让路别那么滑，过河前，部队宣布了行军纪律：过路时，必须要静悄悄地不得大声喧哗，不要出声音。部队悄悄地行进着，母亲把强壮的大毛骡子分配给别的孩子用，我和姐姐乘坐的是个小儿骡子，骡子背上，一边放着一个垛子，一边垛子里是我姐姐，一边垛子里是我，儿骡子太小本来走路就不稳，走在冰上就更打幌了，走着，走着它一滑就摔到了，把我和姐姐连垛子带人都摔到冰河里去了。母亲是党支部书记，她负责着两个文件箱，装着所有孩子的档案，还负责着四个孩子安全工作，行军队伍已拉开了距离，当时不能大声说话，只能一个人对一个人悄悄地说：“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了。”，“传上去，程宜萍的两个孩子都掉河里了”，当她听到了从队伍后面悄悄传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掉到冰河里的消息后，眼泪刷地涌了出来，那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她真想立刻反回去，去救我们，但是她不能回去，她知道自己的孩子将来也是国家的人，但公家的四个孩子最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她必须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两个文件箱更重要，那是第二保育院所有孩子的档案，将来革命胜利后孩子的爸妈要凭这些档案，找到自己的孩子，她的担子很重，她必须前进，她流着热泪，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了。后来队伍从后面又悄悄传来：“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传上去，程宜萍的大孩子救活了，小孩子淹死了”，她的心里七上八下地受着煎熬。

当时跟着我们这头儿驴子的是三五九旅的战士全超叔叔，他看见孩子和垛子一起掉下冰河里，立即不顾一切地跳下河去抢救，第一次捞上来我姐姐，第二次捞上来一个行李，第三次才把我救上来，当时我已没有了呼吸，他把我控干了水，嘴对嘴的进行人工呼吸，才把我救活。然后把我们送到老乡家里的热炕上取暖。天亮前当部队要放弃这一拉锯区，准备撤退，最后在村子里再搜索一遍，战士们在老乡家里发现我和姐姐时，我姐姐说：“我爸爸是刘型，我是小八路。”，三五九旅的付志华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战友，他让战士用大衣裹着我们，背在背上边打仗，边行军，打了二十多天仗，才把我们送到太岳军区的韩洪镇，送到了我母亲的身边，母亲在韩洪镇交代了保育院的工作，在这儿等着我们，当战士们抬来一个担架，两边分别躺着一个孩子，母亲当时心情特别激动，又非常害怕，生怕掀起被子，看见的是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当她知道两个孩子都活着时，她激动地泪如雨下。由于我掉到冰河里，呛水、受寒，这二十多天里一直高烧不退，当时无法看病，现在分析可能是转成了肺炎，那时缺医少药，母亲也没有办法拯救我，为了让我退烧，母亲到各家各户，去找药，一天，部队的医生给了她一片阿司匹林，她高兴极了，听大夫讲，这一片阿司匹林是大人用量，如果给一岁的小孩用下去。孩子的体温若速降下去，孩子必死无疑，若孩子的体温是一点一点地降下去，孩子就能活，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母亲没有办法，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给我吃了这片药后，每天观察我的体温，特别是晚上，不知我是否能渡过这一天，晚上油灯点一个捻，怕看不清我，她就点上两个捻，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但又怕费油，一会又退下去一个捻，她就是这样连续看了我三天三夜，三天后我出了一身疹子，体温逐渐地退了下去，母亲才能安稳地睡上一个好觉。住在太岳军区的韩洪镇时，陈赓将军的夫人傅涯阿姨代表陈赓将军还给我们送来了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一箱牛奶罐头等物品，给我增加营养，使我较快恢复。在母亲的细心照料下，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顽强地活了过来。

在跟着延安第二保育院的行军途中，母亲自己的孩子掉到了冰河中，她义无反顾地保护着公家的四个孩子和一对文件箱，向前行军，她大公无私的行为，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她的行为显示出伟大的母爱；伟大的爱；更宽广的爱；她爱自己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掉到了冰河里，她无法去抢救，此时，她的心如刀绞，心在流血，但是她更爱同志们和战友们的孩子；她更爱革命事业；更愿为全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出一切。

一九四七年父亲来到东北军政大学，当政治部主任，有的同志关心父亲，对他说：程宜萍和两个孩子在行军中当了日本俘虏，都死掉了，要重新给他介绍一个对象。我父亲不信，他说：“我一定要等组织上的准确通知。”他还派人到河北承德，查找过我们，但没有找到。他继续等我们的消息，一直等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母亲带我们到了哈尔滨，组织上通知了父亲，他马上就由北安到哈尔滨市来接我们。父亲见到我们后激动的把孩子们紧紧搂在怀里，久久不松手。我们一家，从父亲南下后历时近三年毫无消息，现在终于团聚了。父亲就是这样重感情，尊传统，对爱情专一，对生活严肃。我们的家庭很完整、很幸福！一九四七年，母亲在在四野十纵队任后勤部科长、齐齐哈尔市三区区委副书记、市直属机关总支书记。

一九四九年八月，父母随大军南下，湖南解放后，父亲就到湖南省委任省委秘书长、城市工业部部长、总检察长。母亲任湖南省妇联生产部长兼省总工会女工副部长，湖南任长沙市第一任妇联主任。

一九五二年我父母调到了北京。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摔断了腿，当时，医院不收留“走资派”，不让他住院治疗，母亲认为父亲是革命的，不是走资派，她出于对革命伴侣的了解和关爱，冒着风险，带着我一块给周总理写了封反映实际情况的信，托人带给周总理，很快地得到了周总理的批示，父亲才住进了医院，得到了救治，没有烙下残疾。

父亲、母亲对革命的奉献、对同志的爱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爱。

2002年10月中国地质大学庆祝建校50周年时，在学校的图书馆前安放了我父亲的塑像，当年，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同志曾回母校深切缅怀李四光、何长工、刘型、高元贵老领导

2006年1月27日我陪母亲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互相拜年之际我向温总理问候，我说：“我是老红军刘型的女儿，向温总理拜年！”，温总理说：“刘型，我知道，你母亲在哪？我一定要去看望她。”后来，我陪温总理到我母亲的座位旁，温总理与母亲亲切握手，并互致健康长寿。当时，我迅速转动着我那最老的傻瓜相机的进胶卷的转轮，然后按下快门，记录下了这一永久值得回忆的瞬间。

2008年2月5日上午我陪同母亲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春节团拜会。在我们旁边一桌，有三个老阿姨，我过去请她们签字留念，老阿姨一个叫柏曼卿，一个叫李玉兰，一个叫何曼秋，她们都住在总政干休所，老阿姨们热情地给我签字，并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父、母是誰，我说：“我的父亲叫刘型、我的母亲叫程宜萍。”说完了，老阿姨们高兴地叫起来，她们说，你的爸爸、妈妈我们都认识，我们在延安住在一起，我们住的窑洞都离得不远。我立刻搀扶着妈妈和三个老阿姨握手问候。

在这个团拜会上，柏曼卿阿姨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她的爱人叫李雪三，中将军衔，是总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后，李雪三每年春节都带我去看望刘型部长，我问李雪三说：“你们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又不是一个系统，也没有工作来往，为什么，你每年都要去看望刘型部长？”，李雪三亲口对我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在过雪山、草地的生死关键时刻，我没有草鞋了，脚也走烂了，刘型从我身边走过，看见我这狼狈的样子，立刻送了我一双草鞋，我看他也没有多余的草鞋，是刘型在长征途中送我的草鞋，使我走出了草地，完成了革命任务。我心里永远感激他，现在解放了，我当然应该常去看看刘型部长了。”会后，我和爱人还专门拜访了柏曼卿阿姨，阿姨送给我“雪三文集”一书。

父亲、母亲对革命工作的忠爱和奉献、对同志的友爱，在父亲已经去世了27年后，我仍然听到了这一感人的故事，可见同志间、战友之间的情谊的深厚、难忘。

五．我们的榜样

母亲的优秀品质、高尚的品格，保持终身。

母亲的优秀品质、高尚的品格，终身影响着我们。

母亲一直保持着能上能下的延安的优良传统。她响应党中央关于技术干部归队的号召,于一九五二年到农业部，重新组织农业部蚕桑干部队伍，她从湖南任省妇联生产部长兼省总工会女工副部长，长沙市第一任妇联主任.（付司级干部）到农业部后又从科员做起、后任科长、处长，文革前，一九六四年提任为农业生产总局副局长。

母亲一直保持着关心同志、爱护同志的延安的优秀作风。在农业部同志们都喊她为程大姐；同事出差，爱人生孩子，难产，要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家属不在北京，母亲立即担起家属的责任，替家属签了字，最后母子平安，皆大欢喜；小年轻的同事一有想不通的事，都爱找她谈心；她关心同志们的疾苦，每逢过节她都主动去看望下属，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老战友被打成右派，她不惧怕，仍然经常去看望她，关心她；她与照顾过她的小姑娘小陈结成忘年交，小姑娘回家结婚生子后，母亲给她寄去小孩的衣服，和小姑娘互相通信，小陈还把孩子的相片寄给我母亲留念。母亲永远和周围的同志之间相处得团结、圆融、和谐。

母亲一直保持着对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延安革命精神。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我国1949年的蚕茧产量不足战前最高年份的1/5，并远低于日本，母亲立志振兴我国蚕桑事业，使产量超日本、超战前。为了她热爱的蚕桑事业，她积极培养技术干部，建立蚕业生产管理体系；组建蚕业研究机构、选育良种培养新品种并和同志们深入农村，总结各省市的先进生产经验加以推广，发现生产中问题及时向中央报告并提出发展蚕业生产的政策性建议，得到中央的批准。

在蚕桑的专业工作中，母亲还担任了全国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中国蚕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第三、四届荣誉理事，中国农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

经蚕桑战线的同志们多年共同努力，我国蚕桑事业得到了大发展，一九七零年蚕茧产量超过日本，一九八零年超过战前最高水平，重新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母亲多年为之奋斗的——超日本、超战前的目标实现了，母亲才肯离休，母亲终于欣慰地笑了。

母亲把她的爱撒向了抗战事业、撒向了延安保育院的事业、撒向了蚕宝宝、撒向了桑田、撒向了蚕桑事业、撒向了农业的事业、撒向了家庭、撒向了同志们、撒向了朋友们、撒向了人间。

组织上和同志们给以母亲于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荣誉：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编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篇，养殖卷2中就刊登了母亲的传略。今年春节浙江省农业厅专家徐恭慧发来贺年片说：“大姐百岁大庆，不胜喜悦，------”；大学教授孙肇钰，发来贺年片：“老寿星、老首长------”；农科院蚕桑专家吕鸿声、钱纪放发来贺年片：“------您作为光辉的世纪老人、我国二十世纪蚕桑事业发展的元勋、延安红色革命的前辈、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我们两个普通知识分子和蚕业科技工作者，衷心地、最热烈地祝您百岁华诞。”，我的表姐程震撼寄来贺信：“二姨，您永远都是穿着布衣、布鞋朴素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永远都是慈爱的形象------”

母亲的心胸宽广，有大爱在心，豁达、心明、长寿。

我一直生长在革命前辈的爱护之下，生活在母爱之下，成长在党的教育和关爱之中。父辈们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革命的献身精神，这一伟大的爱、永恒的精神，是我们应该永远学习、继承、发扬和传播的。

程宜萍简历

程宜萍1909年生于安徽舒城县桃溪镇（履历上为1911年12月出生），五岁前父母双亡，家境贫寒。9岁长兄将其送出当童养媳，12岁接回家仍受嫂子虐待。15岁由大姐带到安庆瞒报年龄少报2岁，就读于安庆女子职业学校（半工半读）学习。学校的教师及校长夫人得知程宜萍从小受苦，都向校长求情，后经校长同意，程宜萍随其姐在安庆女子职业学校简易科旁听，经过半年的努力，从不识字到成绩优异，后转为正式生。

1930年，职业校毕业后考取浙江省立高级蚕桑科中学，学校刻苦勤奋，成绩优异，颇得师生赞誉。

1933年毕业后，在安徽省蚕桑改良场、江苏省 江宁县蚕桑示范区工作一年。

“九一八事变”后，她深感国家要富强，必须发展经济，于是决心走“科学救国”、“蚕桑救国”之路。

1934年，在母校王道容教师等的鼓励和资助下，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留学，师从日本著名蚕桑遗传育种学家田中义磨博士攻读蚕的遗产学。

1935年，考取公费留学。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她怀着强烈的爱国心，于8月弃学回国，经地下党朋友介绍，辗转2个多月，1937年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战，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11月在延安入党。曾历任中央军委锄奸部、后勤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纵队后勤部科员、科长。

1939年与刘型结婚。

1944年刘型任南下支队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征，这时程宜萍在中央党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