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瀚：创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号人物
今日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之外单列，自称一个社会体系。国家的各项活动，都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席位。兵团能有今天的时候影响和地位，岂能忘掉老一代创业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更难忘掉一位帅才——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
副政委是“一号人物”
张仲瀚，他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人。这不得不繁琐地做一点说明：1954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是起义将领陶峙岳（1955年授衔陆军上将）；政治委员由中共中央新疆分局（1955年改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兼任；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治委员张仲瀚。照此五人名单，张仲瀚名列最后。同时成立兵团党委，王恩茂兼第一书记，张仲瀚任第二书记。王恩茂是新疆第一把手，主持自治区党委，统领全局；对生产兵团，他处于上级领导地位；所兼兵团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一职，是保证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组织原则。兵团党委的实际工作，由张仲瀚主持。副司令员程悦长，指挥剿匪战斗胜利后，因重病赴北京住院治疗，直至1961年逝世。赵锡光副司令领导石河子城市建设，积劳成疾，不幸于1955年病逝。实际上，兵团只有陶峙岳、张仲瀚两位领导。陶峙岳高风亮节，身为上将司令员，但自觉地诚恳地置身于兵团党委领导之下。兵团机关习惯对张仲瀚免姓只称“副政委”，但上下内外都知道，副政委是兵团的“一号人物”。兵团的这一领导架构，稳定地保持至1964年，张仲瀚升任兵团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仍由王恩茂兼任），并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同时，自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起，张仲瀚还是农垦部副部长（部长王震），总之，从兵团成立到文革前的十数年间，张仲瀚是创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人，这是历史事实。
上世纪50年代，我曾许多次近距离接触并观察这位兵团领导人。兵团大院的一座小楼，兼作兵团的小招待所。楼上南北两端各一个里外套间，分别是陶峙岳司令员和张仲瀚副政委的办公室。张仲瀚单身一人，别无住宅，办公室就是他的“家”。里间一张床，两只沙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私人空间。时隔半个世纪，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仪表堂堂的形象。那时，他40岁出头。笔挺的身材，宽厚的肩膀，圆润而又棱角的脸膛，战火与风沙也摧毁不了的白皙皮肤，一双清澈智慧的眼睛。冬季，当人们都被臃肿的棉衣包裹的时候，唯独他，穿一件黑色毛呢长大衣，总忘不了围一条白色丝巾，胸前领口处露出那一朵洁白。从未见过他戴帽子，一头自然卷曲“一边倒”的乌黑短发，在凛冽寒风中更显得朝气勃发。如果抛开他共产党高干的身份，俨然是位风流倜傥的绅士。难怪乎他与梅兰芳、马连良、张君秋这些艺术大师是好朋友。但，他是一位久经沙场南征北战的将军；是一位运筹帷幄，在戈壁荒滩创造绿洲新城的领导者；又是一位抡起坎土曼开荒、挑起粪筐积肥的劳动者。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京剧票友。早在延安时代，他就登台上演《四进士》中的宋世杰而闻名。在乌鲁木齐，他和“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搭档，二人合演“对儿戏”《汾河湾》，珠联璧合，传为美谈。可见张仲瀚功夫非同一般。
那时，兵团机关流传着许多张仲瀚的轶事趣闻。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央在全国遴选适合担任大使的外交官，张仲瀚被选中。他的政治资历、文化修养、形象风度，皆为理想人选。但他不结婚，没有夫人，而大使在外交场合是要有夫人陪同的。就这，张仲瀚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坚守，终身未婚。
我也曾许多次听过张仲瀚的报告和讲话。从来没见过他拿着稿子照本宣科，带点冀东口音的北京话，即兴讲来。天南地北、国际国内、形势任务、政策措施，夹杂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比喻，不时爆出笑料。听他的报告，你会感受到作为兵团人是自豪的幸福的，甘愿为那艰苦的事业奋斗一生。我永远记得他的一句话，“兵团是座大熔炉。”这几乎是解读兵团的一把钥匙。
1985年，我编撰《写在天山上的碑文》一书，纪念那些为解放新疆、建设新疆做出重要贡献而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不幸早逝的先辈们，首先想到了张仲瀚。为此走访了当时兵团的几位领导人，以及新疆军区的几位老将军，我知道了张仲瀚的正史。回望从进军新疆到“文革”前17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征程，走遍天山南北，处处都印证着张仲瀚的赤子之心。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断裂。岁月流逝，我也过了古稀之年。至此建国60周年之际，唤醒了我的记忆。张仲瀚穿着黑色长大衣围着白色丝巾的身影又出现在眼前。可我觉得，为一位逝去已近30年的贤者撰文，似乎是写“招魂曲”，追寻一个人的魂灵。但愿招得忠魂来，滋养我们的精神。
三五九旅的另类团长
早在1949年夏季，部队还在关中地区作战，一野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即已想中央和毛主席请准了进军新疆的战略任务。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王震看中了新疆那片辽阔的土地，畅想着在那里开创更大规模的南泥湾。王震和老三五九旅的一些干部逐个谈话，开始做进军新疆的思想准备，最先想到了已经是二军第六师师长的张仲瀚。
在三五九旅的团级干部中，张仲瀚可以说是个“另类”。八路军三五九旅是由红六军团整编而成，团、营、连干部都是走过长征的老红军。唯独这个北平的学生张仲瀚，是“半路”而来，而且一来就是主力团长。张仲瀚本是河北沧县人，自幼随伯父在北京长大，是个官僚家庭出身的阔少爷。据说上学时都住在老北京的六国饭店。酷爱文学戏剧，是北平“左翼戏剧联盟”的活跃份子。在著名的北平平民中学读高中时，就自办刊物，创作发表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小说、剧本。那正是“九·一八”事变的年月，“抗日救国”的呼声沸腾着北平。张仲瀚和于伶、宋之的等人共同组织“北平剧团协会”，吧北平各大中学的剧团联合起来，走向社会，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3年，18岁的张仲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张仲瀚的伯父，早年毕业于北洋法政大学，曾经是冯玉祥的军法处长，为官多年。时任河北省民政厅长，为自己的亲侄谋得博野县警察局长一职。张仲瀚已是共产党员，这反动政府的警察局长当得当不得，他得请示地下党组织。时值“高蠡暴动”失败，党组织指示张仲瀚抓住这个警察局长的职务，以便保护革命力量。20岁的张仲瀚走马上任，很快与博野地下党取得联系，让这个反动职务为革命事业服务。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日军兴。警察局长张仲瀚，拒绝伯父的电话召回，拒绝与县长南逃，在博野竖起了“河北民军”的抗日旗号，自任司令。他用从县长手中扣下的县府财政，由太原买回200条枪。以县保安队作军事骨干，请地下党党员担任民军政治干部，动员民众积极入伍，一时就拉起了一支三千多人的队伍。他本人也开始学习军事，积极练兵，准备迎击日寇，保卫河北，保卫家乡。“河北民军”很快就成了冀中地区很有实力的地方武装。“张司令”也名播四方。因为与河北军阀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同名，两个“张司令”往往被混淆，从而闹出一些误会。
吕正操率领他的团脱离东北军，开到冀中举兵抗日。吕正操与张仲瀚互相拜会，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却一见如故，志同道合，联手抗日。不久，八路军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公开亮出了共产党旗帜。共产党员张仲瀚，庆幸“河北民军”有了归属。他放弃司令职权，主动把“河北民军”完整地交给吕正操，自己带了二三十人去另闯天下。他要为共产党再创建一支抗日武装。
张仲瀚回到自己故乡，另立旗号，称“津南人民自卫军”，仍然自称司令。他奔走呼号，招募人马，筹钱买枪，不出三月，又发展为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出师就与日军板垣部交战，打跑了日本鬼子，消灭了汉奸石友三，接连打了好几个当时当地著名的胜仗。“津南人民自卫军”威震一方，“张司令”更是英名远扬。这时，张仲瀚只有二十二三岁，短时间拉起两支队伍，且能打胜仗，近乎传奇。足见这位学生出身的青年，具有不凡的号召力，并有相当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
贺龙看到了张仲瀚的潜质和他这支队伍的实力，决定将津南人民自卫军与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合并，由张仲瀚任团长，曾任红军师长的七一九团团长贺庆积任副团长。自卫军两千多人，七一九团八百余人，实力不同，有人对合并不服。张仲瀚欣喜地接受决定，诚恳地说，我不是正规部队出身，要当好这个团长，还得好好学习。可见张仲瀚并非那种年轻气盛的狂傲之辈，更不是那种算计个人得失、心怀野心的人。
就这样，张仲瀚带着他的津南人民自卫军列入了三五九旅建制，一来就是一位响当当硬梆梆的主力团长。可贵的是，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队。在王震领导下，共同经历了三五九旅全部的战斗历程：华北敌后抗战；驻防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大生产；南下北返（因期间被调去北平军事调停处，担任叶剑英的高级联络官，而未参加中原突围）。之后，去山东新建了一支“渤海旅”，带回西北投入解放战争。张仲瀚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经历过一百多次战斗，打过许多大胜仗。击毙过敌师长，活捉过敌军长。有记录可查，张仲瀚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老同志们无不佩服，称赞这位投笔从戎的白面书生是位军事奇才。
王震当然了解张仲瀚的全部历史。王震向来对知识分子，对那些富豪家庭出身参加革命的人比较看重。因为人家不是生活所迫逼上梁山，人家是对信仰的选择，是以感国家民族解放为己任，放弃优裕的生活，自觉地投身革命。张仲瀚就是属于这样的人。每当说起张仲瀚，王震常有两句话：“张仲瀚这个人不打个人算盘”，“张仲瀚有全局观念”。当时全国胜利在即，王震构想着未来新疆蓝图的时候，问张仲瀚：“全国胜利后，你想去哪里？愿意干什么？”张仲瀚指点着地图，由西安划向西北，越过甘肃、青海，直指新疆，说：“新疆这么辽阔，占全国面积一大块，但是，空白这么大，人口稀少，只有少数民族孤孤单单地游牧生活。新疆等待解放，等待开发，将来高建设大有可为。”王震情不自禁地插话：“那里能干它许多个南泥湾。”张仲瀚坚决表示：“不管新疆之行有多么困难，新疆之战有多么残酷，我愿意到新疆去，一定要到新疆去！”
这是张仲瀚对新疆的初始认知和向往。30年后，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张仲瀚，1979年开始构思他的回忆录，在提纲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我国地图上留着多么大的一块空白，我们怎么能够让那里的少数民族兄弟们，在那里孤零零地孤军奋战呢？我们怎么能让那里睡了几万年的辽阔荒原，不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这种人口分布是畸形的、不均衡的，必须改变这种原始状态。”他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作《老兵歌》，吟“古风三十二节”，其中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前人也未竞，不怪左宗棠。”“愚公能移山，我开万古荒。”等句。可见张仲瀚从1949年直到他1980年生命终止，始终贯穿着一条思想主线：开发建设新疆，造福边疆少数民族，维护国家统一。这就是张仲瀚的高瞻远瞩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胆忠心。
军垦第一犁和军垦第一人
1949年9月，王震一兵团进抵酒泉，直叩新疆大门。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上旬，一兵团各部想南北疆次第进军。张仲瀚的二军第六师排在最后，集结待发。王震突然命令张仲瀚率一支小分队提前行动，限日抵达焉耆。同时，王震电请陶峙岳由迪化派出一个专家组，在焉耆与张仲瀚会合，做好开荒生产的先期工作。
张仲瀚在酒泉收编有一支测量队。他只带了副团长谢高忠等五六名军事人员，便与测量队全体，分乘三辆大卡车，于1949年10月13日出发，西出嘉峪关，向天山以南的焉耆疾驶而去。
在开都河畔的焉耆，张仲瀚与迪化派来的以自己水利局长王鹤亭为首的专家小组会合。在专家引导下，张仲瀚踏勘了开都河两岸的万古荒原，选定了哈拉毛墩等几处可垦之地。张仲瀚抡起坎土镘，挖开了沉睡万年的处女地，亲自察看土壤。并依专家意见，决定兴修水利，开挖大渠，引开都河水灌溉良田。工程技术人员当即开始测量绘图，打桩划线，只等大军一到，就动土施工。这条大渠，就是已然流淌了50多年，至今已然哗哗歌唱的解放渠，滋养着焉耆绿洲，哺育着子孙后代。这里的农二师，就是张仲瀚当初在山东组建的“渤海旅”，后来的二军第六师。张仲瀚率领他们从渤海到天山，在这里开荒创业，建设家园，繁衍生息，永远永远……
今天，新疆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陈列着一组雕塑《军垦第一犁》。笔者曾听其它垦区的同志说，我们那里才是军垦第一犁。依我浅见，驻新疆人民解放军（包括起义部队）在王震领导下，于1950年春开始的大生产运动，全疆各部队各垦区都是第一犁。那座雕塑艺术地表现了新疆部队军垦创业的艰苦历程，属于艺术概括。不能因为陈列地点而只看做是某地的象征。若以时间先后排列名次，再以往诸多的记述中，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张仲瀚于1949年10月先期抵达焉耆，开始垦荒生产的前期规划勘察测量，在时间上确实早于其他部队（这时其他部队躲在行进途中）。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张仲瀚是第一个踏上荒原的人。他不仅最早拿起坎土镘向荒原宣战，而且，为了给春耕做准备，1049年冬天，张仲瀚带头积肥。身为师长，挑着粪筐，行走早焉耆街头，这也是最早的行动（目睹此景的谢高忠，50年代写过一篇记叙文《师长拾粪》，笔者当年读过，至今不忘）。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称张仲瀚是新疆“军垦第一人”？
“桃园三结义”
张仲瀚离开了焉耆。他没有看到“解放渠”竣工放水。他去了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辟新的战场。
1950年2月，新疆起义部队整编为中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委。张仲瀚调任二十二兵团所属的第九军政委，不久，又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在对起义部队的改造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左”的倾向，违背了党对起义军官的政策，有些不对官兵关系紧张对立，严重影响部队的稳定。张仲瀚努力纠偏，要求各级政治干部（都是从老部队调来的党员干部）必须端庄一个基本态度，起义有功，要尊重起义军官。起义部队已经是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起义官兵就是我们的同志和战友。经过王震同意，张仲瀚组织了政工干部们对前一阶段过激的“左”倾错误都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起义军官们深受感动，在积极工作的同时，自觉改造世界观。从此，军政干部团结，官兵团结，整个起义部队不仅从体制上，更从政治、思想、作风各方面，平稳健康地转变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0万起义官兵，从将军到士兵，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大生产运动，成为屯垦戍边的重要力量。后来，顶了生产建设兵团“半个天”。
张仲瀚本人，更是在起义部队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广交朋友。用他总觉得话说，就是“真交朋友，叫真朋友。”“以诚相待，以心换心。”张仲瀚和起义将领们交心交友，不以党的干部自居，平等待人，大度宽容。二十六师（转业为农八师）师长罗汝正，是起义将领之一。为了让他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组织上送他上八一农学院学习，张仲瀚特意安排让他夫人同去陪读。这在那时简直是离经叛道的举措。罗汝正在领导农八师的生产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时，罗汝正不知自己能否见到而惴惴不安，是张仲瀚亲自安排，接见时还向总理介绍，这是你黄埔四期的学生罗汝正。起义部队广大官兵，特别是将、校级军官，这些在旧社会旧军队为官半生的人，对张仲瀚普遍怀有一种敬仰之情。
张仲瀚和陶峙岳将军的关系堪称楷模。他们二人在后来共同领导生产建设兵团的十数年间，肝胆相照，密切合作；互相合作，配合默契。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两人的身影，一起出现在千里戈壁上，共同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他们二人的表率作用下，全兵团从上到下，当与非党（起义）干部之间，行程了合作共事的和谐关系。这也是兵团能够稳定发展的内部力量。
陶峙岳将军90高龄（198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忆及张仲瀚，陶老说：“我们一起共事很好。他坦白，直爽，真诚，照顾人很周到，是一个好朋友。”
陶峙岳逝世后，王震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大意）：有人说我和陶峙岳、张仲瀚是“桃园三结义”。王震接着回顾了他和陶峙岳的关系，讲述了陶峙岳对国家的贡献和他高尚的人格与情操。最后，王震反诘道，这样的“结义”，有什么不好呢？
塞外江南一样好
何须争返玉门关
在王震强有力的领导下，驻新疆的20万人民解放军，1951年全部实现了生产自给。1952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驻新疆解放军除少数部队保卫国防，大部分集体就地转业，从事生产建设。转业部队包括王震一兵团的大部分，陶峙岳二十二兵团全部，以及原民族军整编的第五军之一部分。继而在1954年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统辖转业部队，统一领导军垦事业。而王震，在为新疆奠定了几处之后，于1952年调离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保留了人民解放军的荣誉称号。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X师”，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X师”。仍然保留部队体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但是，摘去了领章帽徽，每人领到了一本专业军人证。从此，不再有国家财政的保障，完全靠自己在边疆戈壁荒原求生存谋发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是意识形态的一句口号，而是兵团真实具体的生存现实。
兵团的组成，一半是进疆的老革命部队，一半是整编的起义部队。既有大批老红军、老八路时期的干部战士，也有大量从前在国民党政府军队服务半生的职业军人。对于生产兵团的特殊体制，对于部队性质与任务的转变，关乎集体与个人的身份认可以及前途命运，因而生发了种种模糊观念。“兵团军不军、民不民，到底算什么？”有人调侃说，“兵团是装甲（庄稼）兵。”“庄稼兵有啥干头，要种地不如回老家。”等等。反映了集体的困惑，难免产生情绪的波动。
张仲瀚，这位创建生产兵团的一号人物，自身就是一位具有浪漫气质的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在描绘兵团建设蓝图的同时，形成了明确的理念：要按党的要求，把兵团铸就成一支屯垦戍边的特殊兵种，既是军。又是民，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你叫我是“庄稼兵”，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就是要在戈壁滩上盖花园。兵团将以自己的存在和发展，为国家做出贡献，也为自己在边疆建设幸福的家园。张仲瀚，以他充满激情的革命理想主义，和他面对现实艰苦创业的实际行动，响亮地回答人们的质疑，消除人们的困惑。不仅具有政治思想说服力，更具有精神感召力。
农七师政委史骥，荣幸地参加了1954年新疆赴京观礼代表团。史骥站在天安门一侧的观礼台上，看到威武雄壮的解放军，特别是在他眼里已经是现代化的海军、空军通过天安门时，不禁心潮澎湃。兴奋之余，又不免黯然神伤。心想自己1937年参军，现在成了“庄稼兵”。瞧人家海、空军多神气。于是有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念头：掉回国防部队，最好是去空军（军委曾从新疆部队调了一大批干部去建设空军）。回到乌鲁木齐的当天晚上，史骥就把自己的想法，迫不及待地报告给张仲瀚。张仲瀚听后没有言语。史骥一吐为快，酣然大睡。夜半，史骥被敲门声惊醒。门开启，原来是副政委驾到，落座床头。史骥匆匆披衣而起。二人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良久，张仲瀚开言到：“你去北京观礼，带回来这么个情绪，我心里直发凉，怎么也睡不着。我们一起相处了十多年，难道就这样分手吗？”史骥身上一激凌，心头又冷又热，顿生愧意：“我17岁跟着你，整整15年了。想走，下不了最后决心，这不是跟你说嘛。走不走，还得听你和组织上安排。”张仲瀚笑了。“那好，以后再不谈这个。睡觉吧。”言毕，起身离去，轻轻带上房门，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史骥看看手表，已是凌晨二点。史骥思绪万千，跟随张仲瀚15年的战斗岁月，历历在目，悄然泪下，再也不能入睡。
次年川田，史骥从农七师到兵团开会。张仲瀚递给史骥一页信笺。史骥展纸以览，副政委手迹：
十万雄狮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垦田。
塞外江南一样好，何须争返玉门关。
张仲瀚的这首诗作，便在干部中流传开来。
史骥，领导着农七师在准葛尔盆地奋发图强，成为兵团发展最快实力最强的几个师之一，在空旷的戈壁荒原，创造了一座城市——奎屯。
时隔30年后的1985年，史骥向笔者追述张仲瀚“床头谈话”这一幕时，昏花的老眼，禁不住落下了泪水。
这就是张仲瀚的感召力。
有着同样经历和感动的何止一个史骥。老兵团的师、团干部，以及许多普通干部战士，都曾经感同身受，至今流传着大量关于张仲瀚的真实故事。有的说他是一团火，能点燃你的热情；有的说他润物细无声，滋润你心头。195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陶晋初，长期担任兵团参谋长（后任副司令员）。曾出国留学，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高参，是位阅历很深的人。他一生刚正不阿，追求真理。他说过这样的话：“讲阿谀奉承的话是很不光彩的事，我陶某终生不为。但是对张仲瀚我由衷地崇敬，他是位具有全面素养的帅才。”
不是南泥湾 胜似南泥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创造。屯垦戍边，虽然早自汉唐即已有之，晚至清代亦有实行，但只留下了一些发人思古的地名和一些依稀可辨的废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此大规模的集体转业，寄寓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同时又承受着自我生存的艰苦现实，古今中外无有先例，不能不说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实验。陶峙岳、张仲瀚率领最初的10万转业军人，在新疆辽阔的万古荒原，开始了理想主义的伟大实践。
张仲瀚倾其半生心血结晶的五言长诗《老兵歌》，全诗32节，128行，640个字，可以看作是新疆生产兵团的史诗。《老兵歌》起句就是“兵出南泥湾，威猛不可挡。身经千百战，高歌进新疆。”可见南泥湾在张仲瀚心中的位置。他把南泥湾视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源头。张仲瀚在兵团的讲话、报告、文章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就是“南泥湾精神”。他像“曲不离口”一样，常讲一句话：“南泥湾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一首歌曲《南泥湾》，人人皆知“三五九旅是模范”。王震率领进疆的一兵团，都是经历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部队。正统的三五九旅，就是进疆时的二军第五师，1952年集体转业后发展至今的新疆兵团农一师。50年代新疆生产兵团师、团级领导，大多都是亲身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的老红军、老八路。在这里，“继承与发扬南泥湾精神”，是活生生的人文传承。
1950年，张仲瀚调任起义部队第九军政委，进驻石河子，开始新城建设。当时，军部和军首长都没有一间房。张仲瀚和大家一起挖“地窝子”，做起居之所。有人劝军政委尊手免劳。张仲瀚笑言：“干这个你们不如我，我们在延安挖过窑洞。”于是，张仲瀚给周围的将校官佐们讲起了南泥湾。言毕，长啸一声，“让未来的大楼，从地窝子开始吧！”这听来像诗的语言，正是他们双手创造的新生活。一年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座大楼，就在他们穴居的地窝子旁矗立了起来。起义军官们真实地体会了张仲瀚言传身教的“南泥湾精神”。
张仲瀚心存南泥湾情结。南泥湾大生产时（1942年），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瀚，率团驻在南泥湾南部边缘的九龙泉。这位书生出生的团长，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竞赛，白皮嫩肉的双手磨出了血泡，仍然坚持抡着镢头，争当劳动模范。九龙泉变了样，一片好风光。张仲瀚取个新名“风云庄”。风从虎，云从龙，暗含“藏龙卧虎”之意，也可以解读为“风起云涌”的革命精神。
朱德总司令来到风云庄。和他同行的是著名爱国将军续范亭，续老感慨不已，作《风云庄巡边》诗，刊于延安《解放日报》。诗中有云“镇边将军知是谁？燕赵男儿贵姓张。”（七一九团驻地属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与国民党军队仅数十里之距，该团担负着守边任务。故有“镇边将军”之称），歌颂燕赵慷慨之士张仲瀚。毛泽东闻知，亲临南泥湾。喝了九龙泉的水，吃了七一九团的饭。张仲瀚向主席汇报，所食粮油肉菜蛋，全是本团生产。毛泽东一乐，即席而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主席手书这八个字，鼓舞全党全军，战胜了蒋介石对边区的封锁。时隔10数年，朱德1958年来到新疆，张仲瀚陪同朱老总在石河子视察，穿过高高的白杨林带，参观了二十三团农场。老总赞曰：“花园农场。”满意地说，“你们把南泥湾精神带到了新疆。”朱德想起当年巡游南泥湾，还记得续范亭的诗句，握住张仲瀚的手，笑吟：“燕赵男儿贵姓张。”“在下张仲瀚，河北沧州人氏。”张仲瀚的潜台词是京剧念白。
张仲瀚心怀“南泥湾情结”，踏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他的脚步，往往先于垦荒者的队伍。他很早就穿越罗布泊，直上阿尔金山。露宿米兰古城遗址废墟，他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圈，告诉农二师师长谢高忠，在这里摆上一个团，就叫米兰农场，是你在罗布泊的根据地。不久，这里变成了鱼米之乡（“文革”中，为了消除张仲瀚的影响，改称三十六团场）。谢高忠还记得，在阿尔金山，那天，猎到一只黄羊，点燃篝火烧烤。张仲瀚一边喝大家分享野味，一边扮戏剧相：“金山为我献野味，助兴所憾无杜康。”引起众人一片欢笑，忘记了连日的辛劳。在新疆北端的阿尔泰山，张仲瀚考察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同行的还有农十师师长张立长。这是一条美丽的河，自东向西流入当时的苏联，终端汇入北冰洋。张仲瀚沿河而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人迹罕至，一片荒凉。“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张仲瀚伫立旷野，手举望远镜瞭望远方。他伸开手臂，指着前方对张立长说：“你们农十师师部，就设在这里吧！”张立长顺着张仲瀚手指的方向望去，极目怅寥廓，四望无人烟，茫茫大地空荡荡。张立长说：“这里连个地名都没有啊！”张仲瀚沉吟地说：“你们是最北边的一个师，就叫北屯吧。”“北屯”，就是现在共和国行政版图上的“北屯市”。曾记否？当初张仲瀚定点命名。
兵团在发展，兵团在壮大。从抡起坎土镘开荒、军垦第一犁开始，建立了一百数十个机械化大型农场。准葛尔、塔里木，戈壁沙漠便绿洲，万古荒原建新城。不是南泥湾，胜似南泥湾。最初的十几万转业军人，发展到一百余万职工队伍，总人口逾200万。在昔日戈壁荒滩上安家落户，重温并享受着南泥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荣和快乐，歌唱着“边疆处处赛江南”。
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
陶峙岳、张仲瀚领导兵团创建的丰功伟绩，书写在新疆辽阔的大地上，世人有目共睹，无须赘述。唯有两件事，意义不凡，但以往不曾宣传，国人不知。
其一，全国“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个省有上千万人饥饿死亡，全国粮荒。兵团因为人员大量增加，粮食也不富裕。张仲瀚和各师商议，为国分忧，自己勒紧裤腰带，挤调数百万斤粮食，支援灾情最严重的几个省。
灾荒年间，各省都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称之为“盲流”，实则是灾民。“盲流”大量涌入新疆。兵团主管部门下发通知，指令各师清退遣返“盲流”。张仲瀚下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制止。他语重心长地说：“国家有困难，我们不分担谁分担。爱民是解放军的传统，我们要为党分忧。”张仲瀚打电话给兵团机关，责令撤销此项通知。张仲瀚绿灯一开，各师安置“盲流”作农场和工矿单位的正式职工。保守估计，全兵团几年间吸纳盲流（灾民）总数约有四五十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子女，人口数量更为庞大。
兵团此举，为当时全国社会之稳定，消除社会隐患，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张仲瀚主动承担，为党为国分忧，真切的爱民之心，何其可贵！
其二，1962年5月，新疆发生了“伊塔边民外逃事件”。在当时苏联政府驻新疆几个领事馆的策动下，伊犁、塔城边境地区，两三日之内，数万当地居民越境逃往苏联。事发突然，边境一时空虚。村镇被弃，田园荒芜。地方没有足够的边防警察，军队不能贸然开上边境。紧急情况急需紧急应对措施。中南海关注着事态变化。在新疆党政军高峰会议上，张仲瀚挺身而出：“我们上！兵团不军不民，亦军亦民。我们替他们代种。代收，代管（简称“三代”），等待他们回来，我们全部奉还。”
危急时刻，方显英雄本色，亦是张仲瀚的政治智慧。中央同意“三代”良策。张仲瀚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组成“三代”工作队，立即奔赴边境地区。始终保持军队作风的生产建设兵团，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几日之内，多支“三代”工作队即已到达边境，化险为夷，消除了危急。
后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布置下，兵团沿边境建立了几十个边境农场，和解放军边防部队、当地各族人民，共同筑起了钢铁长城，捍卫着祖国边防。
心血渗透全兵团
张仲瀚，称得上是位“全才”“通才”。政治、军事自不待说。兵团的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全在他的智慧运作之中。经济管理、基本建设、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各个领域渗透着张仲瀚的心血，处处可见张仲瀚的杰作。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新疆那座美丽的城市石河子，城市规划设计图，竟出自张仲瀚之手。他无师自通，找来相关的转业书籍苦心研习，一个城市的总体规划设计图，就在张仲瀚手中诞生了。经过众多专家和领导严肃慎重地审议，张仲瀚的设计，取代了原来一位苏联专家的设计。张氏平面图，终成立体的石河子市。今天，漫步在石河子市子午路的林荫下，也不得不承认当初设计的科学合理。还有那座平房招待所，更是张仲瀚建筑设计的得意之作。庭院式风格，但又不封闭。几代国家领导人，还有胡志明主席、西哈努克亲王，都曾在这里下榻。
张仲瀚一手创办了兵团农学院（今石河子大学），自兼党委书记。他建立健全了兵团与各师的农科院（所）。那时，他就在实行“科教兴兵团”。这些都是大事，他也办“小事”。
张仲瀚创意规划，由兵团商业部门具体实施，在乌鲁木齐开设了一家餐厅，号称“百花村”。是张仲瀚亲自命名题匾。内设全国各地分餐厅，经营各地方饭菜。让远离故土献身边疆的人们，在这里吃顿家乡饭，以慰思乡之情。饭店开张时，张仲瀚书赠对联：“店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分明是位雅士。
兵团艺术剧院，则是张仲瀚的文化大手笔。请勿忘记，30年代初，张仲瀚就是“北平左翼剧联”的活跃份子，自己就是编剧、演剧的能手。现在兵团的文学刊物《绿洲》，刊名是张仲瀚在50年代创刊时题签。写这两个字时，张仲瀚还说：“我们不但要有生产粮食的绿洲，还要有生产精神食粮的绿洲。”兵团的百万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地方文化多样性。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张仲瀚下大决心大力气创建了兵团艺术剧院。他亲自出马，延聘名演员，从相关省市引进剧团。艺术剧院除文工团的歌舞、话剧，还有京剧、秦剧、豫剧、越剧、楚剧、杂技等多个专业表演团体。一时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根据维吾尔族民间传说创作的戏曲《西琳与帕尔哈特》，由越剧、楚剧先后上演。“上影”决定拍摄楚剧舞台艺术片，已经进了摄影棚，不料“文革”开始，竟胎死腹中。京剧团有张仲瀚这位内行打造，从北京“挖”来了于鸣奎、张丽娟、马最良三块名牌。在大江南北巡演，感谢各省对兵团的支援。在北大荒演出，向兄弟垦区学习。在北京长安、吉祥两大戏院登台，向首都人民汇报。好评如潮，媒体称作“边疆三奇葩”，被请进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专场演出。这天晚上的戏单、剧目和演员，由张仲瀚亲定。风光一时。京剧团成了兵团的名片，人们对新疆兵团刮目相看。
1965年7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归来在新疆停留。到达的第二天，即赴石河子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张仲瀚独出心裁，把总理接见上海支边青年代表的活动，安排在农场的林带里。树影婆娑下，周总理和上海青年谈笑风生，一句“你们上海的老市长看望你们来啦！”立刻打消了青年们的拘谨，紧紧地围在二位国家领导人身旁，一张张青春的笑脸像花儿一样绽放。总理习惯地左手卡腰，笑得乐不可支。张仲瀚站在一位上海姑娘的身后，一脸的幸福。这田边地头的会见，多么亲切自然。“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周恩来的这句名言，就是这里从这里发出。
周总理最新疆兵团和张仲瀚，非常关注。1962年，周恩来要去广州开会，通知张仲瀚由新疆赶往北京同乘专机，总理要利用空中航行的时间和张仲瀚谈话。总理透露，毛主席和总理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组建成类似新疆兵团的生产建设部队。约张仲瀚来，就是要详细了解兵团的内部机制，特别是经济核算制度。空中谈话没有结束，在广州又连续进行了十几个夜晚。总理说，你去军委会议上，讲讲你们的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罗瑞卿总长安排了半天时间，请张仲瀚作专题报告。在全军的最高会议上，张仲瀚讲述了亦军亦民非军非民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之后，周总理又曾两次召集张仲瀚等人到中南海的总理办公室，研究甘、青、宁各省已有的几个农建师和新建西北林业兵团的工作问题。总理对张仲瀚说，这几件事，你都要管起来。
今天，周总理来到石河子，踏上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目睹了这座崭新的城市。夜晚，总理一行下榻在石河子平房招待所，赞赏这幢简朴雅致的平房建筑，坐在庭院的石凳上，任塞外的风吹拂。总理知道，石河子原来也是个“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蛮荒之地。今天看到的是，棉田麦海一望无际，绿树红花掩映着一座城市。这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的现实。总理陷入了沉思。次日清晨，周总理见到张仲瀚就说：“昨天晚上，给你们想了几句话……”张仲瀚听总理一字一句地说完，即请总理题词。不喜欢到处随意题词的周恩来，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留下了手迹：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
备战边防
生产建设
民族团结
艰苦奋斗
努力革命
奋勇前进
周恩来
回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举行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公开发表讲话。他以气壮山河的元帅气概，在讲话中宣称：“新疆有一个强大的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外长的声音，传遍了世界。
张仲瀚听到这样的评说，没有因为兵团已有的成就而感到自满和轻松。望着总理凝重的笔迹，张仲瀚领悟：兵团任重而道远。他充满智慧的头脑，构想着更加远大的宏图伟业。
壮志未酬身先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化大革命”，毁了张仲瀚的鸿鹄之志。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掌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初始，就把毒箭射向张仲瀚。他们知道张仲瀚在新疆根深叶茂，就把他押到北京批斗。对边疆几乎一无所知的江青，来到批斗大会煽风点火。她毫无事实根据，信口雌黄，当众污蔑凌辱张仲瀚。江青恶语一出，张仲瀚就成了“钦定”的兵团头号“走资派”、“反革命”。
造反派得了鸡毛当令箭，把张仲瀚押回乌鲁木齐，在人民广场举行批斗大会。那是寒冷的冬季，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他们把张仲瀚剃了光头，特意找来一件新疆最低劣的蓝布老羊皮大衣，包裹着张仲瀚，身后插着类似“亡命牌”的“反革命份子”标志牌，押到广场亮相。他们要的只是羞辱丑化张仲瀚，宣示张仲瀚已然被打倒，抹煞人们心目中那位英俊潇洒器宇轩昂且功勋卓著的领导人形象。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吼叫声中，批斗会进行了十多分钟就草草收场，匆匆押回北京，投入牢房。
从此，张仲瀚与世隔绝，在北京某监狱的单人牢房里被监禁了8年零3个月。他再也没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新疆。张仲瀚临终说过一句话：“我这一生最伤心的事，就是被迫离开了新疆。”
多少人想探视张仲瀚，可是他们不知道他被关押在哪里。张仲瀚的兄妹到处打听亲人的下落，不得而知，即使张仲瀚本人出狱后，他也不知道关押他的那是个什么地方，他只知道，那是一座圆弧兴牢房，中间一座高高的岗台，持枪的战士，警惕地监视着他这位将军。
病重的周恩来惦记着张仲瀚。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一份对张仲瀚解除监禁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面前。主席说，张仲瀚原是部队的人，还让他回部队去。
张仲瀚被安排进总政招待所久住。在第一时间得知消息的是他住在北京的一位妹妹。妹妹即刻赶往招待所，看望刚从监狱出来的二哥。面前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腰身佝偻的老人。身上那条呢子裤，缝线开了，裤管已成一条条的碎布，像拖把一样耷拉在脚面。从前那条抢眼的呢子大衣，也已经磨损得像麻袋片披在身上。狱中8年，一套衣服没有离过身。妹妹抱住老人，叫一声“二哥！”号啕大哭，“这是我的二哥吗？！”
不久，张仲瀚住进了医院。很多很多人络绎不绝地探视，张仲瀚很少谈及狱中的经历。那不只是他个人的冤屈，那是共产党的耻辱。他应《人民日报》之约，为周总理三年祭而作的长文中写道：“我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我是共产党敌人的敌人。”这时，他还未获完全平反，愤慨之情溢于文辞。他又写道，“敬爱的总理，您的骨灰从天空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我没有地方去找您的墓碑，我只在1月8日，茫然地极目四望，撒下一串串的怀念之泪！”这位燕赵慷慨之士，胸藏何等的深情！
直到1979年底，经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作出决定，推翻了原中央文革专案组强加在张仲瀚头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完全恢复名誉，分配张仲瀚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
这时，张仲瀚住在301医院，正在呕心沥血地撰写他总题为《忆新疆》的回忆录。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他夜以继日地写作，反复修改。身边工作人员劝他休息，身体第一，他说，这是我最后的战斗，不完成任务，去向马克思报到，马克思不收。他的《忆新疆》拟就十一个题目，完成了前三篇之后，他的心脏病情加重，暂时中止回忆录写作，突击起草给党中央的意见书，建议尽快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革”后期，新疆兵团建制被撤销）。他忍着病痛，一字字一句句地向党中央坦露忧国忧民之情，陈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战略作用。就在这份意见书送达胡耀邦同志数日后，1980年3月9日，张仲瀚病逝于301医院，终年65岁。
壮志未酬身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炮兵司令部为张仲瀚准备的宿舍，他一天也没有入住。给他补发工资所余一万余元，张仲瀚分赠给了身边工作人员司机、秘书、警卫员。他，房无一间、钱无分文，带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乘鹤而去……
李 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