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会李鼎铭先生
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中，讲到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赞扬他提出了“精兵简政”这条很好的意见，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
李鼎铭先生，是陕西米脂县人，早年从事教育，后来改为研究医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工作，是陕北有名的开明士绅。他担任过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议会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1941年前后，我有幸多次拜会并结识了这位老先生，聆听过他许多有益的教诲，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李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是在1940年初秋，我们津南自卫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之后，奉命恢复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建制，部队从冀中进驻到陕北的米脂县，团部驻扎在米脂县城内蟠龙山上的一座大庙里。这时，我是七一九团副团长，后来因为团长张仲瀚到延安学习，由我和政委曾涤同志负责部队工作，我又兼任了米脂县城的城防司令，还当上了米脂县中学的董事长。
那时，蒋介石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对陕甘宁边区大搞经济封锁，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停发了我军的粮饷，使边区军民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在我团驻防的米脂县城里，设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和所谓国民革命政府。他们嘴里空喊抗日，暗地里搜集我方情报，挑拨我军和群众的关系，阻扰我们发展生产，干了不少祸害殃民的坏事。旅部首长王震同志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多次指示我们，在搞好部队休整、训练的同时，开展生产自救，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刚到陕北时就听说，王震旅长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把国民党专员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赶跑了。旅部首长的斗争胆识和策略，鼓舞着干部战士的斗志。
在我们同各种困难艰苦作斗争中，1941年的春节来到了。大年初一，米脂县的各界人士到驻地给我们拜年，我第一次见到了李鼎铭先生。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瘦，身穿长袍马褂，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年高德劭的人。张团长、曾政委和我们几个团领导把李先生让到屋里，对他说：“我们应该去给老先生拜年，没想到您跑这么远的路先来了，实在不敢当啊。”
李先生面带笑容，操着家乡口音说：“你们以天下为已任，救民众于水火，繁忙的很，我来道道辛苦总是应该的呀！”
勤务员给客人们沏上了茶，我拿出一包在当时很难买到的仙岛牌香烟招待客人，谁知道打开包后，里面装的都是香烟粗细的高粱杆儿。当时弄得我啼笑皆非，十分尴尬。李先生听说这烟是从敌占区贩卖过来的，摇着头说：“国难当头，此种渔利小人，乃是民族的渣滓，可耻，可耻呀！”李先生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正月初二，我和曾政委抽出时间，和团里几个领导一起去给李鼎铭先生百年。
李先生住的是一栋带有小院的普通的青砖瓦房，听说我们来了，他迎出门外，连连对我们作辑问好，并请我们到他的书房里坐。老先生的书房布置得简朴、淡雅，八仙桌陈设着文房四宝，墙柜里摆满了线装古书，墙壁上挂着几幅字画，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幅“还我河山”的草书，书法家把岳飞的名句挥洒得苍劲古朴、立透纸背，衬托了书房主人忧国忧民的耿耿心怀。
李先生给我们沏上了茶，兴致勃勃地和我们攀谈起来。我对他说：“老先生在这一带德高望重，我们有很多事还得向老先生请教啊。”
李先生笑着说：“哪里，哪里，咱们可是一家人呐。我的儿子李力果就是个共产党，在薄一波建立的新军（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工作。你说这是不是一家人哪？”
我连忙说：“对，对，是一家人，那老先生对我们更不该客气地指教啦。”
李先生说：“谈何指教哇，共赴国难，挽救中华，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常言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总不能叶公好龙吧。”
说完我们大家都笑了。
当我们谈起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种种罪行时，老先生愤慨地说：“这群祸国殃民的败类，有他们捣乱，举国上下难得安宁，抗日大局终有内患。……”
我们看时候不早了，起身准备告辞，李先生约我们改日来吃饭，我们婉言谢绝，李先生有些生气了，他说：“既然是一家人，就不该见外呀，我没有山珍海味招待诸位，只是准备一点粗茶淡饭，你们要不赏脸，就不来好啦。”李先生这么一说，我们只好答应了。
过了一些日子，李先生专程把我们请到家里做客。他用家乡的荞麦小煎饼招待我们，还炒了不少家常菜。我们到陕北后，还是头回儿吃到这种有地方风味的饭菜，用小煎饼卷着豆芽、肉丝、粉条，吃起来清鲜爽口。李先生的牙不太好，吃得不多，一再给我们夹菜。看我们吃得很多，他很高兴。席间，他感慨地说：“我是个脑筋陈旧的人，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张口便是之乎者也。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的是民族兴旺、国家富强。年轻时，我抱着教育救国之心，当过教员，在家乡办过小学，后来，还到榆林道伊公署当过一段顾问科长。可我这个人啊，天生做不得那种官，贪官污吏，羞与为伍。到了中年，我又改行学医……可这些又怎能拯民众与水火呢？没想到我年过花甲，却看到了民族希望，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乃是大众的救星。愿以有生之年，追随共产党，尽我微薄之力。”
李先生的一席话，使我们很受教育。吃过饭，李先生谈兴未减，讲古论今，旁征博引，对我军在米脂县的生产自救、反顽斗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当我们告别了李先生出来时，县城里已经是满街灯火了。
后来，我们把拜会李鼎铭先生的情况向王震旅长作了汇报，他很重视，指示我们一定要尊重李鼎铭先生，通过他团结各界人士，组织起广泛的统一战线，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阴谋。在这以后，我们和李先生的开往较多了。逢年过节，他都要到部队看望我们，我们也多次去拜访他。张仲瀚团长每次从延安回来，都到李先生家去坐坐，互相交流思想，谈论天下大事。在李先生的爱国思想带动下，米脂县的开明士绅都靠向了我们，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叫贺连成，后来当上了边区的教育厅长。还有个李建侯，是闯王李自成的后代，也很进步，为抗日做了不少工作。在李先生的帮助下，我们与各阶层广泛接触，建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更得力了，记得有一次，南京政府派一个电影队到榆林劳军，返回时途径米脂，放厥词，污蔑边区军民，我上前一把夺过话筒，痛斥了他那些陈词滥调。事后，又把放映队扣留送到了旅部处理。在场群众，人人拍手称快。在各界群众的支持下，米脂县的一撮国民党顽固派非常孤立。他们的破坏活动不断被揭露，激怒了当地军民，群众砸碎了国民党县党部的牌子。他们见大势已去，难以立足，便灰溜溜地逃出了米脂。
毛泽东，朱德，李富春，李鼎铭，任弼时，徐特立在延安与王震交谈
米脂人民的反顽固斗争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县委公开了，部队的生产搞得更加兴旺。战士们挖煤、种地、驮脚、编筐，自己动手纺线、打毛衣、织袜子，还开起了茶馆、理发店、骡马店、澡塘子等。部队发展了经济，自供自给，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负担，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
不久，李鼎铭先生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工作，到延安去了。1941年底，我们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开赴南泥湾，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42年，组织上调我到延安党校学习，我听说李鼎铭先生也在延安，非常高兴，立即去拜访了他。李先生这时已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了，他在一座布置得朴素、大方的窑洞里接见了我。老先生精神——，显得年轻了不少。我们叙谈着当时在米脂的战斗情谊和分别各自的经历，老先生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时，党中央已采纳了他的“精兵简政”的意见，当我称赞老先生远见卓识时，他谦虚地说：“不敢当啊，那是毛主席高瞻远瞩嘛，有这样为民造福的好领导，我李鼎铭晚年得遇知己啊。”我看到他工作很忙，不便打扰，就告辞了。
1942年秋天，我在党校学习结束，离开延安，到三八五旅任参谋长。在艰苦的战斗岁月里，我有时也想到李先生，想再见到他那慈祥的面容，听到他那诲人不倦的谈吐。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得知李鼎铭先生已在1947年病逝了。我终因未能在胜利的红旗下见到这位良师益友深感为憾。
摘自贺庆积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