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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型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转战南北,英勇无畏,解放后又呕心沥血建设新中国。他晚年保持晚节,研究撰写革命斗争史和回忆录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体现了毕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忠诚。

黄洋界上立奇功

刘型祖籍湖南醴陵,1906年生于江西萍乡排上一个佃农家庭,自幼聪慧好学,1925年考入萍乡县立初中。他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5月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时,就参加了讨伐夏斗寅的战斗,顽强拼搏,在火线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1928年4月,他带着萍醴游击营共80多人奔赴井冈山,找到了日夜盼望的毛委员。在红军中经过整训,刘型任三十一团一营一连的党代表,连长是武汉军校同学陈伯钧。从此,他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参加过多次著名战斗,立下了不朽的战功。

1928年8月,我军的主力去了湘南,只有两个连的兵力防守井冈山,敌人调集数十倍于我军的兵力,向井冈山进犯。刘型在上级指挥下,于29日带领第一连(因连长在红军医院养伤,由党代表指挥战斗),扼守黄洋界哨口,进行正面防御,第三连作为预备队。黄洋界周围山势险要,林草茂密,云雾缭绕。刘型临危不惧,配合特委组织山上民众运送物资,构筑工事,呐喊助威,支援前线。他们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采用近距离点射和草下埋竹钉及向下滚石头等战术,以一当十,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经过一天激战后,8月30日,战斗更加残酷,敌军围了一重又一重,不断向我军发起攻击,因我军隐蔽很好,敌军找不到准确目标,只能乱射。山上我军红旗招展,山头号角相闻,互相鼓劲,把工事加固,使敌军的子弹穿不过。下午4时,我军把南昌起义部队留在茨坪修械厂修理的八二迫击炮抬上山,安放在营指挥所附近,向敌军发射三发炮弹,其中一发落在敌军指挥阵地爆炸了,一时间浓烟滚滚,敌军以为我主力队伍回到山上,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趁夜色降临,连忙逃回酃县(今炎陵)。这次黄洋界保卫战敌军死伤约300人,我军仅伤数人,大获全胜,牵制了宁冈等地敌军,对巩固井冈山根据地意义十分重要。

在中央苏区创建时期,刘型英勇善战,工作出色,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他在红五军团时,参加过南雄水口战役。由于部队领导指挥有误,将过了河的部队撤了回来,然而“撤回容易,过河难”,因为前有敌军阻击,后有追兵,使红军受到前后夹击。我军几次冲锋都没有突破敌军阵地,在这危急关头,刘型带领政治部的全体同志想方设法首先冲过河去,从而取得了这一战役的胜利。

南征北战历艰险

1934年10月,刘型随红五军团开始长征。这个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后卫,他担任军团后勤部政委,完成了繁重的掩护和转移工作任务。1935年春,他任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初夏成立随营学校,刘型又调任该校政治委员。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下贵阳,往云南,再插金沙江。刘型率随营学校学员随同主力部队艰苦作战。

6月,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向北挺进,进入陡峭严寒的雪山,红军衣服单薄,刘型按湘赣边区人们的习惯,叫学员随身带些辣椒和蒜头,以备过雪山御寒用。学员们在随军攀登4000多米的夹金山时,山上狂风呼啸,雪粒扑面,无路可寻,刘型招呼大家手拉手,弯下腰,五六个人结成一伙,顶着风雪,迎难而上。登上山巅之后,他又要大家采用滑雪的办法,垫上斗笠、草鞋或背包,向下滑滚,克服了又冻又饿的困难,继续前进。在红军经过兄弟民族地区的时候,刘型始终遵照上级指示,严格执行民族政策,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时,他教育随营学校学员尊重民族习惯,做到秋毫无犯。行军中,他与刘瑞龙、刘志坚等一起,编写了对藏民和回民工作的小册子,宣传“十要十不要”的政策和纪律,增进民族团结,得到兄弟民族支持,从而顺利北上抗日。1936年9月,长征队伍到达甘南后,刘型调任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过渭水之后,部队找不到房屋宿营,又买不到粮食。有一次,部队住在大片梨树下,梨子结得又大又多,有人想摘梨子吃,但见不到主人,刘型等坚决制止乱摘梨。后来经过统一研究,允许有计划地采摘一些梨子充饥。他要求各单位写明用梨数量,按市价把应交的钱捆在梨树枝上,作为付款。这件事被当地群众传为佳话,并受到上级表扬。

抗日战争时期,刘型先后任八路军总政宣传科长、敌工科长、八路军军政学院政治处主任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冤枉好人。和他一个支部的袁德胜(袁学之)是位老党员、老红军,因做过地下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和坏人打交道,在运动中被整,有人向刘型调查,他仗义执言,否定了这些莫须有的材料,保护了袁德胜。1944年10月,三五九旅从延安出发南征,他任该旅南下抗日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急行军突围中,刘型勇敢顽强。有时一夜疾行180华里,他虽然身体不好,依然拼命赶上队伍。他高度近视,夜行军时掉了眼镜要在地下摸索很久才能找到。因看不清目标,他有时误把军马当成战士,闹出笑话。当时,组织上要他留下来隐藏在群众家里,他坚持跟着部队行进,并以身作则做好艰苦细致的政治工作。他表示:“只要我有一口气,永远不离开部队。”曾任南下支队司令部秘书的作家周立波,在回忆三五九旅南征时写道:“在梅岭山中,谁都吃了一些苦,但是刘型主任是吃苦最多的人们中间的一个。”在南下北返战斗中,刘型一心作战而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不知妻子儿女的下落。

解放战争时期,刘型调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四野十纵队副政委和嫩江省委常委兼齐齐哈尔市委书记,为东北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做了许多打头阵的工作。当时的东北军政大学主要任务是训练提高部队干部和改造、教育东北知识青年,为全国解放准备干部。刘型为此尽职尽责,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47年8月,他失散了3年的妻子儿女通过组织联系才在哈尔滨久别重逢。在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任副政委时,他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待遇,以坚强的党性,积极协助和支持比他年纪轻、资历浅的政委和司令员开展工作。他尊重集体领导,坚决贯彻党委决议,保证了军队团结一致奋勇杀敌,乘胜前进。

放下枪杆创新业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刘型随部队南下,来到了湖南。当时刚建立的湖南省委面临支前、借粮、秋征、剿匪和减租反霸等繁重的工作任务,作为处在一线的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刘型经常废寝忘食,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上传下达,听汇报,写报告,总结经验,交流情况,还要做干部的思想工作,抓机关作风建设。他曾用《左传》中宋人献玉的故事教育下属干部,一定要清正廉洁,拒腐防变。他有时工作通宵达旦,次日还要连续战斗,连洗澡理发都难以挤出时间。他从1928年上井冈山,身经百战直到湖南解放一直没有回过家,母亲盼望儿子,把眼睛都哭瞎了。湖南解放时他的母亲已84岁高龄了,曾多次请别人写信要儿子回家看看。但刘型面对新省委工作,十分忙碌,脱不开身,仅叫爱人程宜萍回家看望。等到1949年11月,全省建立政权等工作初步打开局面后,他才请假回到阔别21年的老家一趟,看望母亲。

1952年10月,刘型调任北京地质学院任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一所由几所老大学的地质系(专业)为基础而新组建的工科学院。最初,校舍分散,没有集中的校区,教师和干部力量薄弱,新的教学方案是一张白纸。刘型带领干部、教师、学生艰苦创业,勤俭办学。他自己带头学习俄语和地质专业知识,变外行为内行,紧密团结和热情关心知识分子,发扬红军传统,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条件。他结合我国解放初期需要大批地质人才的实际,创造性地学习苏联经验,不走规模“小而全”和专业“全而细”那样“全盘苏化”之路,而走规模“大而重”(学生发展到5000至6000人)和专业“少而精”之路,重点办好地质普查和勘探专业,同时兴办两年制的专修科,为祖国培养急需的地质人才。

1958年10月,刘型调任农垦部副部长,分管橡胶和热带作物工作,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刻苦学习新知识,攻读技术著作,带病深入海南、湛江和云南一些农场和中国热带作物研究院及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广泛调查研究,向干部职工和科技人员了解情况,学习专业知识。他尊重科学,支持新生事物。在发展橡胶事业中,他顶住压力支持何康为代表的科研人员的不同观点,不受苏联某些学术观点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支持直接引进适合于我国的国外橡胶良种(先后引进国外橡胶优良品系130多个,经过试验筛选,大量推广了三四个品系)。加上选择宜林地和推广“芽接”等先进栽培技术,使我国橡胶产量由每亩30到40公斤提高到100多公斤。刘型又历时两年,听取干部、专家、工人意见,提出并领导起草《橡胶生产技术规程》,经过多次修改定稿,于1961年经周恩来批准,由国家科委和农垦部联合颁布,现在看来仍不失为一部很好的技术法规。从此,我国的橡胶生产走上了科学规范、稳步发展之路,原来这种只能在北纬17度以南栽种的橡胶,后来发展到北纬18度至20度,除广东、海南以外,在滇、闽、桂的南部也能栽培,扩大了种植范围,迅速增加了产量。

高风亮节度晚年

在十年“文革”动乱期间,刘型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被批斗,受到大字报围攻,但他刚正不阿,坚持原则,沉着应对。农垦系统曾出现有人批判《橡胶栽培技术规程》是“技术挂帅”标本等言论,他敢于实事求是,对不明真相的上访职工群众作耐心的解释,正确对待过火批评意见,但他不作违心的“检讨”。1969年农垦部撤销,并入农林部,刘型和程宜萍夫妇下放江西永修五七干校劳动,他认真负责地做好干校分配他当仓库保管员的工作。

1970年他参加江西省委组织的井冈山老干部训练班。他和萧克如实地回忆当年井冈山斗争情况,被林彪集团指责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在那颠倒黑白的年月,不把“朱德的扁担”说成“林彪的扁担”是难能可贵的。直到林彪事件后,根据周恩来指示,刘型夫妇才调回北京检查身体,结束干校生活。

江青一伙在“文革”中为篡改井冈山斗争史,安排人拍电影《井冈山》,特邀刘型当军事顾问,他了解剧本意图之后,以身体有病为由,加以拒绝。1977年夏天,北京人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要排演话剧《向井冈》,请刘型指导,他接到邀请,如期抱病前往,给予热情支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刘型被选为中纪委常委,那时他已72岁高龄。他对人说,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要用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加倍努力的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带病参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重要政策、法规的制定,参与对一些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纪检工作中,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不以权谋私。据他的秘书撰文回忆:1979年5月2日,中纪委收到两封群众来信,其中,有个自称是刘型外孙的来信,诉说他父亲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请求刘型帮助他平反昭雪。刘型同志看过信后向秘书严肃地说:“以后凡是和我有亲戚关系的案件,我一律不管也不给转办,因为下边(下级)知道是我的亲戚,可能会影响对案子的公正处理。要相信基层组织会秉公办事的。”

他在晚年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史研究会革命史组副组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热心收集和整理及研究我党的历史资料,经常自己动手抄写,有时带秘书去中央档案馆查资料,找来京开会的井冈山老人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一起回忆井冈山的斗争史,要秘书记录。他还找寻乌县地方干部帮助核对方言土语,弄清史实。同时,他还发动家人参与调查,抄写和核对资料,通过艰苦努力,他先后搜集和整理撰写了数十万字,共200多篇的革命历史资料和回忆录,如《井冈山斗争回忆》、《黄洋界保卫战》、《大柏地战斗》、《宁都起义部队整编》等。他还经常接待各地许多党史工作者和纪念馆的同志,书写回信上百封。他在重病期间,胡耀邦到医院去看望他时,他说:“我出院之后,一定要完成你交给我的撰写井冈山革命斗争史的任务。”没想到,1981年8月7日,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个任务,就与世长辞了。

在江华主持的追悼会上,谭震林致悼词,他说:“刘型同志从事革命工作55年如一日,保持着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保持共产主义的美德和情操……不愧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不愧为我们大家学习的好榜样。”1986年,他的骨灰与陈毅、滕代远、陈正人等同志的骨灰一起安放在井冈山宁冈烈士陵园。他的生平事迹在井冈山纪念馆常年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