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李立三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①
一、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在最近十余年来。尤其是在五卅运动以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日益增大，到现在已成为一切政治变迁主要动力之一。现在南京政府与以前北京政府，固然同是反动的政权，但是有一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以前北京政府中几乎完全是官僚贵族（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买办地主阶级的政权，资产阶级的影响异常微弱；而现在南京政府中资产阶级已成为主要势力之一，把一部分代表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官僚贵族排斥出去了，资产阶级其所以在政治上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完全不是偶然的，的确在这十余年中，中国民族工业有很多的发展，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看下面的几个主要工业发展的数目字便可知道：
（第一表）华商棉织工厂历车发展表
年 份 纱厂数 锭子数 布机数
光绪廿三年 （1897） 七 259,000 1,750
民国四年 （1915） 二二 544,010 2,254
民国八年 （1919） 二九 659,721 2,650
民国十年 （1921） 五一 1,238,902 6,650
民国十二年 （1923） 五四 1,943,672 8,581
民国十四年 （1925） 六九 1,881,822 16,381
民国十六年（19Z7） 六四 1.878,023 12,283
（第二表）华商面粉工厂发展表
年 份 厂 数 年 份 厂数
光绪甘六年（1900） 2 民国十五年（1926） 116
民国八年（1919） 67 国民十七年（1928） 114
（第三表）华商水泥厂（资本在百万元以上的）成立的年份
厂 名 地 点 成立年份 资 本
启新洋灰公司 唐 山 光绪廿三年（1897） 4，850，000
士敏土厂 广 州 光绪卅四年（1908） 1，500，000
华记水泥公司 大 冶 宣统二年（1910） 1，000，000
上海水泥厂 龙 华 民国七年（1918） 2，000，000
太湖水泥公司 无 锡 民国十年（1921） 1，000，00O
中国水泥公司 龙 潭 民国十一年（1922） 1，000，000
此外还有很多的小公司，遍设各地，大半都是民国八年以后成立的。
（第四表）中国地毯历年输出比较表
年 份 条 数 价 值
民国二年（1913） 12,396 99,863
民国八年（1919） 51,205 460,550
民国十年（1921） 90,459 975,327
民国十二年（1923） — 4,691,052
民国十四年（1925） — 6,362,633
从上面几个重要的工业统计看来，中国民族资本的确是一年一年向前发展的，所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自然也一年一年增大。民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便是欧战期中和战后几年，到民国八年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渐次回复到东方来了，所以发展的速度便渐次停滞缓慢下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就在欧战期中，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很大的阻力，所以当时资产阶级感觉到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因此资产阶级渐次走向革命的道路。这种思想的反映，便造成空前的五四反帝运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影响，因这一运动而得到莫大的进展。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已渐次形成“自觉的阶级”，极力参加革命的战线，因此而爆发二七运动，五卅运动，资产阶级在这两个运动中，虽然表现很多动摇妥协的情形，但的确是竭力参加的。这两次运动，最后都因为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 义共同压迫而失败，因此激起广大群众更加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也认清楚，“要使自己发展，非排斥帝国主义不可，要反对帝国主义，非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贵族阶级的北洋军阀不可”，所以也更积极的来参加革命，因此而促成国民党改组成为工农和城市资产阶级的革命的联盟。但是当时工农劳苦群众，虽然与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的革命战线之内，反对同一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各自要求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在工农劳苦群众的阶级利益上，企图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客观上即是要与西方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根本消灭帝国主义，而资产阶级尚很幼稚，在经济上并不能完全离开帝国主义而独立，尤其是他的各个分子大部分带有很深的买办性，因此仅仅要求相当的削弱一些帝国主义的压力，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不过当时要得到帝国主义这一点点的改良，也非用革命的手段不可。工农劳苦群众企图根本消灭封建势力，因此直接走向土地革命，没收和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子大部分与封建阶级有密切的关系，或者兼有封建的剥削，因此仅仅要求相当的缓慢的削弱封建势力，来渐次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既然在这一革命联盟的内部对于这一革命行动的目的，有这样大的差别，当然不可避免的发展到某一限度的时候，便要分裂起来。所以在北伐以后，工农劳苦群众的斗争突飞的发展，汉口九江工人群众都以直接行动的方法收回英租界，两湖的农民群众都自动手抢夺地主的土地，尤其是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积极的要求改善，在政治上的影响更一天一天的扩大，客观上几乎夺到了这一革命的领导权，这样革命的发展，很明显的超越了资产阶级要求的范围，触犯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前资产阶级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参加革命，现在不得不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实行反革命了。因为当时革命发展的结果，已经使他认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他的利益的触犯，比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于他的防害还要更大，不得不坚决的反革命起来，以镇压这一妨害他的革命势力了。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以前参加革命，和后来的反革命，都完全是站在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的观点上，这是他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中国历史的条件所规定的。可是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起初利用革命，后来又反革命的结果，都得到了一些成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作用与比重，已得到突飞的进展，而造成现在资产阶级占主要势力之一的南京政府。
二、现在反动势力内部的斗争
在中国的土地关系，封建势力的内部，有很多派别层次的冲突，尤其是中小地主阶级与代表大地主的官僚贵族的斗争，并且这一斗争，在客观上很容易使中小地主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所以革命初发展的时期，一部分中小地主阶级还可以留在革命战线的内部。到了资产阶级感觉革命对他的危害，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引诱而坚决的反革命，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来压迫革命的时候，自然这一部分半封建势力的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必然随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而联合一块向工农劳苦群众进攻，因此造成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联盟。现在国民党便是这一反革命联盟的组织，现在南京政府，便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
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目的，仍然是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为着工农势力的发展侵犯了他的利益，而要联合买办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工农，所以他的反革命，虽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妥协，但并不是根本放弃了他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而且正是为着他自己阶级发展的利益。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资产阶级要使他自己的工厂赚钱发展，便不得不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在市场上竞争，便不得不要求相当的渐次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资产阶级要使自己的商品的流通日益加速，便要要求国内市场的扩大，便要设法使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因此不得不渐次削弱封建的剥削。他革命的时候，自然是为着这样的利益而斗争，他反革命以后仍然是要为着这样的利益而斗争。但是帝国主义（美国是不同一点）和买办阶级的利益，是要扩大在中国的商品侵略的范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要延长自己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根本上都是与资产阶级发展相矛盾的。固然在客观上买办地主阶级受着社会进化力（生产力）的推动，仍然只有把自己蜕化到资产阶级的前途去，但是在目前还不能变成资本家的时候，自然还要极力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并且他还觉得只有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本，加速自己的蜕化过程；所以他自然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且还要极力反抗这一要求。同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首先买办化的便是地主阶级（代表地主阶级的官僚），因此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直到现丰代表帝国主义在乡村中剥削农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大多数都是地主豪绅和半地主的富农兼营。并且帝国主义要维持他在中国的统治，只有极力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更加撮合了买办地主阶级的亲密的关系。现在反革命统治内部的冲突，完全是这两个阶级利益的矛盾的反映。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和代表资产阶级的蒋系（当然他自己还是带有美帝国主义的买办性），各自为着自己阶级利益，各自为着自己阶级发展的前途而争斗。都希望着这一反动的统治，完全合着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发展，因此极力抢夺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
既然这两个反革命阶级的利益和发展的前途都有这样大的矛盾，因此在一切现实的政治问题上都要发生不同的见解和政策。资产阶级为着工业的发展，商品的流通，便要运输便利，交通统一，便要减轻厘金和苛捐杂税的剥削，便要实行裁兵统一等；对于农民，便主张二五减租，而不赞成完全镇压和维持一切封建剥削的政策。地主阶级完全靠剥削农民而生存，所以对农民的反抗运动，自然不愿接受资产阶级二五减租等的改良办法，而要极力实行镇压的政策。要镇压农民便要军队，因此不愿意裁兵；同时便要把军队分散到各个区域，成为一种分区割据的局面（所谓分治合作），而不愿意统一、军队多了，分区割据的局面既然存在，就要筹款来维持军费，厘金便是主要军费来源之一，自然不愿意裁厘。所以这些现实的政治问题，裁兵，裁厘，统一，二五减租......等等，没有一个不是在两个阶级中都存有很大的矛盾的。现在蒋系与桂系的争斗，最主要的便是在这些问题上面。蒋介石在北伐以后，便高唱裁兵，统一，裁厘，和关税自主，二五减租等，桂系在表面上似乎对于这些问题都不反对（这不过是受全国资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压迫而不敢公开反对），实际上没有一点不是根本反对的。四中会议，五中会议，直到编遣会议，都是在这些问题当中表现两派的冲突。蒋系主张取消政治分会，而桂系西山会议派坚决反对取消政治分会；甚至陈铭枢在广东主张取消善后区域，而李济琛坚决反对取消善后区域，蒋系主张裁厘，并召集五省裁厘会议决定即刻执行，而桂系公开的通令缓行裁厘（广东财政厅）；蒋系极力主张二五减租，而桂系公开的宣布取消二五减租和佃农保护条例：没有一个问题中不表现两个阶级根本的矛盾，这就是反革命内部各派冲突的根本原因。
三、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矛盾与对中国不同的策略
反动统治势力内部各派的冲突，都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各派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要战胜自己的反对派，都必须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尤其是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都有很多的冲突，不得不勾结一派反动的势力来做自己的工具，因此反动内部的冲突，受各国帝国主义的操纵而更加激烈起来。
各国帝国主义中，压榨中国最利害，中国问题对他的利益有莫大关系的，主要的就是英日美三个帝国主义，其他法意葡西......等都比较次要些。但是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都含有极大的矛盾，尤其是英日美三国。日美的冲突，更是这些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中的中心。美国帝国主义已是世界资本主义之王，他的对外的侵略主要在移殖资本，企图发展他的财政资本的侵略来统治全世界。他在中国没有甚么特殊的势力范围，他对中国的输出主要是机器和精制品。所以他如果要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必须渐次排斥英日的势力，他要扩大他在中国的资本的市场，扩大他在中国的机器的市场（在经济的意义上，输出机器仍然是移殖资本），他要实现他对中国的经济的统治，更要使中国幼稚的工业渐次脱离英日商品的压迫向前发展，然后才能把他的大批的资本投到中国来。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便是他的很好的主顾，便是他在中国政治上活跃的很好的工具。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要相当的排斥英日商品的侵略，正是因为自己资本的力量太弱而希望得到帮助，于是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国帝国主义自然相互默契，相互勾结起来。美国帝国主义在欧战以后，对中国一贯的策略，都是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巴黎会议受了英日联合的打击以后，美帝国主义便召集华盛顿会议，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来打击日本，并帮助中国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等的要求。在五四运动后一切反日反英的运动，都有美帝国主义的暗助，这当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而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排斥英日。所以起初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固然有美帝国主义的引诱，以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也是有美帝国主义的威吓（在南京首先开炮的便是美帝国主义）。因为当时革命势力的发展，不但危害英日帝国主义的特权，而且要根本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这当然是美帝国主义者所极不愿意，要极力压迫的。资产阶级反革命以后，当然还要帮助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使他渐次得到中国的统治，使中国渐次走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因此在蒋介石北伐以后，美帝国主义首先承认南京政府，首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更加使中国资产阶级死心塌地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做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弱小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美帝国主义财政资本扶植之下才能发展，只有在美帝国主义伟大的财政资本剥削中国劳苦群众的过程中偷到一点剩余的资格，决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现在中国资产阶级的蒋系固已与美帝国主义勾结，而他的正统派（汪陈派）更公开的无耻的宣传联美的主张了。中国资产阶级历史的发展，的确得到了美帝国主义不少的帮助；如果中国资产阶级能够渐次稳定他的统治，那便要使中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经济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要比美帝国主义幼稚得多，他现在还是要极力输出商品，并且主要还是轻工业品，来使他的资本主义向上发展。他的商品侵掠的最好的地方便是中国，这里有四万万人口的消费力，这里有广大的原料供给，所以日本对中国一贯的政策便是要使中国变成他的纯粹的殖民地。欧战中的二十一条，以后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直到去年出兵山东，及现在的外交态度，都是从这个政策出发。现在满洲固然差不多成为他的纯粹殖民地了，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就与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生死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输出，占他全部的输出百分之二十，而对中国纱布的输出又占对中国整个的输出百分之四十六，所以要保障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非继续向中国进攻不可，就是要避免他的资本主义的恐慌，也非维持他对中国的侵掠不可。因此他极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极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他在中国都是极力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是与美帝国主义采取极端相反的政策。美帝国主义要帮助中国的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极力反对中国的关税自主，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运动。美帝国主义要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日本帝国主义要极力压迫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是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不可调协的根本的矛盾。
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自然没有日本这样关系重大。他对中国的输出，仅占全部输出的百分之六，同时他输入中国的商品，精制品（如毛织物等）占了很大的部分，并且他的输出资本的侵掠与他的输出商品的侵掠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他除中国外还有极广大的殖民地，所以他不似日本一样，中国问题关系他的帝国主义的存亡，所以他可采取与日本帝国主义比较和缓的策略。但是他与美帝国主义仍是根本不同的。第一，他的殖民地多在东方，如果中国完全独立，马上可以影响到印度南洋一带。第二，他在欧战以后，因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已陷于日渐衰落的趋势，对外贸易，每年的入超很多，输出资本所取得的利润，已经不能弥补入超的损失，因此自然还要求扩大国外的市场，来恢复他的工业。所以当然不能放弃中国这一广大的市场，当然不愿意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而要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所以在蒋介石北伐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有向上发展的趋势，他便极力帮助代表买办地主阶级的桂系来抢夺南京政府的领导权。孙科胡汉民等的返国都是受了英帝国主义的钦命（只要看孙胡在伦敦时与英国外交家实业家等的谈话便可知道）；以及现在桂系西山会议派的政策，莫不有英国在背后操纵（当蒋系主张取消政治分会时，英港督金文泰首先表示赞成中国的分区合作，便是明证）。所以英国对中国的政策，还是极力维持他的特权，并且要恢复他的已失的市场，来维持他国内的资本主义的恐慌，来维持他帝国主义的统治。
日美在中国的利益，和对中国的政策，固然是绝对的矛盾，就是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和对中国的政策，也是根本不相容的，所以日美与英美之间都是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不过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如日本这样重大利害的关系，不愿意如日本这样执行积极的政策，而不可避免的激动中国第二次的革命高潮，更加影响他在东方殖民地的统治。同时他要恢复他在中国的市场，又与日本的商品在市场发生很大的竞争，而不得不设法排斥日本的商品（最近一年来在桂系统治之下，一切群众运动都被禁止，但对反日运动却很放任甚至与以便利，这便是英帝国主义的暗示），最近中国反日运动发展，日本的商品因抵制日货的关系而大受打击，英国的商品又极形活跃起来，英国兰夏开联合几十家公司，吸收二百万以上的纱绽，组织东方织物公司，想到中国市场上来与日本商品竞争，便可证明英日对中国市场的竞争，还极利害，英日之间也有很利害的冲突，英国还不能与日本采取一致的行动。因为这些原因，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还保存一种三角冲突的形势。但是如果中国资产阶级的势力更向前发展，就是美国的势力更在中国发展，那就不只是日本决不能容，并且也是英国所不能接受，必得促起英日同盟的复活共同对付美国的形势。因为英日对中国的利益，根本上还是相同的，都是要维持中国固有的特权，都是要扩大在中国的市场，都是不利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都是要使中国成为纯粹的殖民地；至于美国政策的发展，便要动摇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他们相互间虽然有竞争市场扩大势力范围的冲突，但是如果美国势力发展的时候，他们可以设法调协起来，或者划清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统治北方，英国统治南方，两不相犯的来共同对付美国。所以现在英日美还是三角冲突的形势，但英日联合共同对美的前途是有极大的可能。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几乎是逐年增加，再往前去，必然要逼成英日的联合，美帝国主义久已看到这一着了，最近添造军舰案，共和党已公开的在议会申言要对付日本或英国，非添造军舰不可，所以太平洋上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已一天一天的激烈化了，如果到了英日同盟复活的时候，便将是太平洋大战爆发的前夜。
帝国主义要抢夺中国的地盘，不一定开始就直接冲突起来，首先还是要操纵他各自在中国的工具混战起来，来抢夺最高的统治权。同时中国反动势力各派之间又有根本不能调协的矛盾，虽然在目前因种种的关系，不能不设法谋到暂时的调协，最后还是非战争不能解决，再加以帝国主义的操纵，战争的爆发自然更是不可避免，而且要加快爆发的时间。现在有些同志以为中国军阀战争的爆发，一定要等到世界大战的前夜，这一观点是不甚正确的，因为他第一只看帝国主义的矛盾，而没有看见中国各派间相互的矛盾，第二还没有看见帝国主义不愿意马上直接冲突，而要先操纵中国军阀的混战以抢夺中央政权。所以如果说中国军阀的战争与帝国主义有莫大的关系，当然是对的；如果便推论说中国军阀的战争一定要到世界大战的前夜，那就不正确了。
四、编遣会议以后的政治形势
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历史条件的规定，在他的发展的途程中，遇着了三个最大的阻力：第一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主要是与英日的矛盾），第二是与中国封建势力的矛盾，第三是与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矛盾。起初他参加革命，就是要想改善第一，第二两个矛盾；后来的反革命就是要克服第三个矛盾。他这几年来利用一切革命的与反革命的策略的结果，的确得到了一些成功，对于他的发展条件有些少的改善；但是这三个矛盾并未消灭，而且又是日益加紧起来。所以资产阶级极力想运用一个妥善的策略，来缓和这三个矛盾，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这个妥善的方法便是他的“改良主义”。这个改良主义的“法宝”，第一可以欺骗广大的群众，使他们不走到革命的道路，到他的改良主义影响之下，同时可以利用群众的力量来威吓帝国主义，压迫买办地主阶级；第二可以希望得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第三可以使封建势力在无可奈何中来接受他的改良政策。这一法宝开放起来，便同时把三个敌人都打退下去，这便是资产阶级现在努力的企图。
他在实行反革命的开始便进行这一企图，尤其是北伐以后，马上召集裁兵会议，经济会议，财政会议，裁厘会议，同时在野的汪陈派极力宣传，以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以骗取广大的群众，后来五中会议受了买办地主阶级势力的包围和英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暂时妥协，以保障他已在政治上得的地位，以取得帝国主义的承认。但是这一企图并未停止，而且正是他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五院成立后，又马上召集五省裁厘会议，五省民政会议，极力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关税自主等。这一企图首先得到美帝国主义帮助，使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其他各国除日本外，也都与南京政府订立条约了。同时又极力在军事上准备，联合冯阎两大军阀，勾结桂系肘腋下的湘鄂系（当然冯阎湘鄂系等与蒋系的联合，都是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影响的原因），以威吓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不敢不相当的让步，于是编遣会议就在资产阶级这样企图之下产生了。
编遣会议以前，蒋桂两系的冲突，在表面上已到极激烈的形势，如川黔战争的爆发，如蒋冯联合消灭樊钟秀，如两李在鄂粤开军事会议，一般人都以为蒋桂系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其实这样的观察只看见表面的形势，只看见几个军阀地盘财政军事等的冲突，而没有深刻去分析两个阶级的形势。资产阶级在当时固然要得到他自己发展的比较便利的条件，如裁兵，裁厘，统一等些微的实现。但是第一他还是利用“和平转变”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群众中的影响，都没有完全压倒买办地主阶级的可能，如果马上以战争来解决，不只是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就是现在表面的统一，也将要完全破坏，而成为分裂割据的局面，那么便要使交通更加阻碍，运输更加困难，市场更加缩小，这是于他没有利益的。如果用“和平转变”的方法，那就只要有一些儿的胜利，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力图发展，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与实力，准备将来胜利的条件。第二当时还有几个帝国主义没有承认南京政府，尤其是日本，正在找觅机会来设法进攻，若是马上爆发战争，各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更可以借口停止一切交涉，甚至实行武力的干涉，那就多年企求的关税改良，都要完全成为泡影，这就是资产阶级所极端不愿意的。第三工农劳苦群众的革命势力，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有重行活跃的形势，这也是资产阶级所引为莫大的威吓。因此在当时，资产阶级并不愿意爆发战争，不过一方面极力扩大宣传，以骗取一般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也加紧准备以威吓桂系，来达到会议中的胜利，这就是资产阶级进行改良主义的一贯的政策。在买办地主方面，当时政治上因资产阶级影响的扩大，已处不利的地位；军事上在北京武汉都有受包围的危险，所以当时实在不能战争，也只好采取到会议中来战争的策略，因此编遣会议并没有爆发战争，而在根本不能调协的当中，谋到一个暂时妥协方法。
中国的封建阶级，因帝国主义的侵掠，市场的发展，货币关系的扩大，资产阶级的形成，尤其是几年来革命势力的进攻，已走入一天崩溃的过程。其所以还没有被革命所摧毁的原因，第一是帝国主义的维持，第二是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帮助了封建剥削关系的延长。到现在固然一方面还要极力维持固有的封建的剥削，另一方面的确受了资产阶级影响的压迫，而企图渐次把自己蜕化到资产阶级去，使中国在自己领导之下向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以维持自己的寿命。虽然这一企图，受客观经济条件的限制，是极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历史的条件与德国日本有极大的不同（读者可以参阅本报第二期《中国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一文），但是已经不能不相当的接受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甚至也还要利用一些资产阶级改良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因此一些弱小的军阀（如湘鄂系等）便更容易跑到资产阶级影响之下去。这并不是说封建势力已经不能抵抗资产阶级了，在资产阶级改良的要求超过了他的可能的范围时，自然还是要极力起来反抗，并且正因为他自己也企图蜕化到资产阶级的过程，因此更要与资产阶级斗争，来争取自己的前途，何况再加以帝国主义在背后的操纵？所以蒋桂系的战争，无论如何是不能避免的。不过在此次编遣会议时，桂系在军事上，政治上......都不能战争，并且在他的策略也不好因反抗“裁兵”来爆发战争，使资产阶级得到更广大的群众，使自己立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在编遣会议中，谋到暂时的妥协，来准备自己最后的实力。
编遣会议的结果是在两派互让之下，而造成一种“暂时的妥协”与“虚伪的和平”，使目前两派相持的局面，更加延长。资产阶级在此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统一，和平，裁兵，裁厘的更多的可能，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这次会议的结果的确是得到了相当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是极微弱的。如暂时不打仗，军政比较统一（如取消集团军总司令改成编遣办事处），财政比较统一（各省财政都要受总经理处支配），交通比较统一，裁兵有多一点的办法（决定裁减到六十七师），裁厘有多一点的可能（就是两粤也承认裁撤常关，预备裁厘改特税了），固然这些在会议的结果看来，都只是表面的（不一定能执行的），但的确这一点表面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所要求的。但是这一些微的胜利，并不是屈服了买办地主阶级，而是向买办地主阶级有相当的让步换取来的，如取消总司令组织编遣会议常务委员会，集合全国各大军事巨头来指挥全国军队，支配全国的财政，甚至中央军事学校都取消校长制改成委员制；如三市指委（北平，天津，长沙）的撤换，也是排斥资产阶级的汪陈派。所以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的要求有相当的让步，同时取得了更多一点的中央军事财政等的支配权，好借此来准备自己的实力，在这样两派互让之下，而延长了两派相持的局面。
不过两派在这次会议中得到的妥协是暂时的，造成的和平仅仅是表面的虚伪的，因为会议中所解决的仅仅是一些表面上的政治的问题，两派根本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调协。如农民问题如果不能实行资产阶级二五减租......等的改良政策，那么裁兵固然无办法，统一也是空谈，但这类的问题不只是在会议中没有谈到，并且是中国地主阶级始终不能接受的。两派根本的矛盾，既没有谋到一点调协，那么“妥协”，“和平”自然都是表面的虚伪的文章。但是这次会议的结果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确得到了些微的胜利，又可以利用这一机会来力图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他的改良主义的影响，更可以在群众中极力扩大，就这一点说，的确是增加了一点革命发展的障碍。
五、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否有渐次稳定的可能？
这里已经牵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资产阶级既然是一天一天向前发展，而在编遣会议的结果，又得到了更多一点的发展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缓慢的，渐次的削弱买办地主阶级的势力，取得反革命的领导，便反动的统治走向稳定呢？我们要判断这一问题，决不能单从政治上来分析，而是要从根本的经济上来分析。如果经济上民族工业可以渐次向前发展，渐次减少他的阻力，那么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也可以渐次走向稳定。如果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自然反映到政治上也是不可能。
有些同志以为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这几年来始终是破产崩溃的，因此反动的统治无法稳定，革命高潮马上就要到来；又有些同志以为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的确是比前恢复了，因此经济状况是向前发展的，反映到政治上必然要走向稳定，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先考察一九二八年的经济到底是继续崩溃还是恢复了，只要看一看下面几个重要的统计，便可知道继续崩溃的说法是不合事实的。
（第五表）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上半期 上海纱花进口比较表
——以担为单位 （根据银行月刊编制）
类 别 棉 花 棉 纱
进 口 增减 进 口 增减
一九二八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七
国内 1,596,642 850,877 745,785 46,973 69.399 -22,426
国外 714,821 1,271,688 -556.867 4.222 18,181 -13.959
合计 2,331,463 2,128,562 209.901 51.195 87,580 -36,385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见棉花进口增加二十余万担，棉纱进口减少了三万六千余担，就可见去年上海的纱厂营业要比前年恢复了一些。再就纱花的价格来看：
（第六表）顺手十六支纱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价格的比较表
（根据银行周报及商业月报编制）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最高价 最低价 最高价 最低价
一月 127.50 —— 一月 154.50 154.00
二月 13.00 —— 二月 156.70 146.30
三月 139.75 136.50 三月 162.80 153.80
四月 140.00 137.50 四月 161.70 156.20
五月 138.25 136.75 五月 166.90 157.00
六月 142.00 139.75 六月 162.40 157.60
七月 156.50 147.50 七月 165.40 158.90
八月 —— —— 八月 160.60 146.90
九月 160.00 —— 九月 161.40 147.20
十月 155.00 149.29 十月 166.90 155.20
十一月 154.00 151.00 十一月 161.00 158.50
十二月 154.00 150.20 十二月 175.00 172.00
从上表看出去年的纱价比前年高十两至二十两，而棉花的价格又相差不远（表从略），所以去年上海纱厂获利必多。英国资本的瑞记纱厂与去年十月卖与中国的申新公司，亦可见中国纱厂去年是比较兴旺的。天津纱业在去年十月以前因战事的关系，比较疲滞，十月以后战事停止，交易又极其活跃起来。汉口的第一纱厂，原已停闭，在去年底重新开工，九江纱厂新添工人七百余，可见去年全国各地的纱业，都是恢复的形势。
再看丝业：
（第七表）丝货最近三年一月至九月上海出口
比较表——以担为单位
（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的沪海关册）
类别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白厂丝 二五·六九五 二七·七五三 三九·三一九
同功丝 一·二二三 一·五二一 二·六二三
绸 缎 一六·○五一 一四·四四七 一五·三九一
几种主要的丝的出口都比去年增多，尤其是白厂丝增加一万二千担，将近增加了二分之一，并且在去年江苏一省就加盖了二十二家丝厂，可见丝业实在是恢复的形势。虽然去年丝厂联合会借口美国抵制华纱极力诉苦，其实不过是借此来欺骗工人进攻工人（参看丝厂工会的宣言便可知道），实际上仍旧是获利的。
再看面粉业：
（第八表）一九二八与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九月上海面粉
进出口比较表——以担为单位
（根据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九月沪海关清册编制）
年月 一九二八 一九二七年 比 较
进口 63，880 24，842 增 41,038
出口 4，596，741 4，280，686 增 316,055
出超 4，530，861 4，235，844 395,015
从上表看出去年上海面粉的输出比前年增加了三十万担（比一九二六年却还减少了五十万担），也的确是恢复的形势。去年天津的面粉业是衰落的形势，但第一因为河北等省大灾荒，小麦的来源大减，各面粉公司甚至跑到上海安徽购买麦子；第二是战争的影响，都是偶然的原因，今年战争停止后，必然要比较恢复些。
其他如交通工业，铁路，轮船，都很明显的是要比前年恢复些，并且在桂粤闽浙各省都加筑了许多汽车道。
总括上面这些情形，去年中国的民族工业，的确是恢复的形势，虽然除纱业外都是很小的恢复。已足证明中国经济继续破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并不能根据去年比较前年恢复的形势，就断定中国的民族资本便是继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只考察了崩溃或者恢复的形势是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观察他的崩溃或者恢复的条件，才能断定他的趋势。
去年经济比较前年恢复的条件是甚么？先就纱业来说：
第一，是因为反日运动的复兴，各地抵制日货，以至日本纱布交易都停滞起来，而中国的纱布因之畅销。据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载：
“自济案发生后，中国对日经济绝交扩大，以去年七月到十二月之间，日商所受影响最大，虽在贸易统计上，日本对华贸易仍为人超，然较之平时，实相差倍蓰①，倘以发展之度数计之，则无形损失，更不知几许，仅就几种主要商品计之，其减退之象，已非常显著，兹分述如下：
（一）布匹 日本输入上海之布匹，共一千零十五捆，较之前年同期约减百分之十五。
（二）棉纱 日本输入上海共四千二百六十七担，比较前年减少百分之五十五。
（三）砂糖 日本输入仅一万五千九百担，不过前年总额百分之三。
（四）海产物 日本输入共八万三千二百担，竟减少百分之七十。
（五）五金品 日本输入五万八千担，仅增加百分之八，而英国货则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美国增加百分之二十八，德国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六）染料 日本输入约值一万五千海关两，较之前年减少约二分之一。
因全国抵制的结果，使日本纱价大跌，平时三品二十支纱，比十六支人标常高至三十两左右，但是到九月中竟跌至比十六支人标还廉二两，可见去年中国纱厂的获利，抵制日货是有莫大的关系的。
第二，因为战争停止的关系，各地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客帮办货者比较增多。如四川帮，汉口帮，陕西帮，进货都超过前年很多。
第三，去年本棉与美棉都算丰收，花价不贵，俪纱价却是很昂，去年年底人标一百七十五两，比之前年年初一百二十六两，已贵了五十两，而花价的比较仅是三十一两五钱与三四十两八钱，不过贵了三两几钱，自然比较要获得极厚利润。
第四，是孟买罢工，去年印度孟买罢工十一个月之久，出纱减少很多，因此印度帮进纱比较多。整个对印度的贸易是输入减少，输出增多，也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第五，罢工减少，对工人的剥削加重。去年工人的罢工事件，比之前年要减少得多，资本因之极力进攻，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也是去年工业获得利润，比较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余各项工业比较恢复，都不外上面举出来的几个条件，而“抵制日货”，“战争停止”和“对工人进攻”，是三个最主要的条件。现在详细的来分析这些条件：
第一，“战争停止”是一个消极的条件，仅能使交通比较恢复，运输比较便利，换一句话说，仅能使市场比较恢复，而不能使市场更加兴旺。因为中国市场衰疲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广大劳苦群众，因压迫阶级的种种剥削，都陷于空前的破产与贫困，困之购买力薄弱，所以要振兴市场，主要在减轻对一般劳苦群众——尤其是对农民的剥削，仅仅战争的停止是异常之不够的。
第二，“抵制日货”，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决不能有长期的作用。因为专靠一般人的“爱国心理”来不用贱价的商品，这完全不可靠的，印度甘地主义的失败，以及中国历次抵制日货的失败，便是极好的证明。
第三，“增加对工人的剥削”，这又是一个异常之消极的条件，因为在中国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如纺织工人，每日工作时间十二小时，每日工资平均不过五角，仅够一人的生活费，所以再无法继续增加对工人的剥削了。何况现在工人运动的形势，又在开始活跃，必然要给资本的进攻以莫大的打击。其余如“孟买罢工”，“棉花价廉”，更是偶然的条件。所以去年工业比较恢复的原因，完全是消极的偶然的条件，并没有一个积极的条件。因此决不能依据这一比较恢复的现象，便断定民族资本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
甚么才是可以帮助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条件？第一，民族资本发展的第一障碍，便是帝国主义商品的竞争。所以必须减少帝国主义商品的侵掠，然后才能使本国商品的销路扩大。第二，广大劳苦群众一尤其是农民群众过于贫困，购买力大弱，所以要使市场的兴旺，必须相当的改善农民的生活，就是要相当改良土地关系，渐次削弱半封建的剥削。第三，是因为厘金和一切苛捐杂税的剥削大利害，使本国商品的生产费太高，不能与外国商品竞争，因此必须废除一切厘金苛捐杂税的抽剥。必须这三个条件有些微的实现，然后民族工业才有向前发展的可能。在去年比较恢复的条件上看来，是一个积极的条件也没有，所以决不能因此断定民族工业是能继续向前发展的。
有些同志说：“去年固然没有这些积极的条件，可是今年已经相当的有了一些，不是关税已经自主吗？不是各省都在进行裁厘吗？不是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如二五减租等也在开始实行吗？那么民族工业因为这些条件有些微的改善，当然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好的！我们现在就来检查这些条件：
第一，所谓关税自主，依据中英条约附带的照会有如下的申明：
“......国民政府采用之国定海关税则中，所有按值征收，或根据于该税则之特定税率，与一九二六年关税会议所讨论暂时议定之税率，系属相同，而为对于英国货物所课之最高税率......”
所以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后，所采取的还是段政府时代，关税会议时所议定的七级等差税率。再依据国民政府颁布税率之内容：
“附加税系采等差税率，即于现在输入正税百分之五外，凡输入货物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种，其课税率如下：
甲、百分之二二·五。乙、百分之一七·五。丙、百分之一二·五。丁、百分之十。戊、百分之七·五。己、百分之五。庚、百分之二·五。”
棉织工业居中国工业的第一位，而棉纱棉布等竟因容纳日本之要求，列在庚类，享受百分之二·五的附加轻税。再按国民政府公布之实在税率，十六支纱每担仅抽三两，二十支每担抽三两三钱，但十六支纱每担价已超过一百五十两，而二十支纱价将近一百八十两，可见实际的税率，还不过百分之四，等于全未加税，其他棉布等从量抽税的差不多都是如此，面粉为中国的第二大工业，在新税率上竟完全免税。其他如洋灰，火柴，肥皂等轻工业品，中国可以自制的工业品，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品，税率都要极轻微。可见现在的税则，完全谈不上保护税率，对于削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掠，帮助中国工业的发展的意义上，实在是异常之轻微。
第二，所谓裁厘，在五省裁厘会议中决定裁厘后，举办消费特捐。银行周刊第十三卷第四号《裁厘后举办消费特捐之商榷》一文中有如下之论断：“就所发表之厘税年额约计表而观，以所定之特税品目相比较，即厘税中课税物品之有大宗收入者，无不包罗之特税之中，仅将厘金简化而已，世人疑特税为厘金之变相者非无故也”。“五省裁厘会议所定之特种消费税查验细则，列查验办法三种：（一）派员查验，（二）置查验所，（三）设巡船，其中所谓查验所者，虽与厘卡迥然不同，而流弊所届，或有甚于厘卡。目前之特税查验局，已为商民所垢病，盖查验所仍有碍于商货之通行。且以我国厘卡积弊之深，由来已久，查验所或为变相之厘卡耳。”可见特种消费税完全是厘金之变相。
再就特种消费税的税率来看：“（一）奢侈品自值百抽十二·五至值百抽十七·五，（二）半奢侈品自值百抽七·五到值百抽十，（三）日用品自值百抽二·五至值百抽五。”而以前厘金税率普通多半一律值百抽三，固然厘金要过卡还税，而现定的消费税是销产并征，但是税率增高很多，结果亦相差不远。再就五省裁厘会议预定的厘定及特税收入的比较来看：
（第九表）五省厘税年额约计比较表
省份 厘金旧额 特税总额 特税比厘金短少数
江苏 9，000，000 3，357，159 5，624，000
浙江 7，000，000 4，966，000 2，034，000
安徽 3，160，000 1，160，000 2，000，000
福建 5，130，000 3，302，640 1，827，400
江西 3，600，000 3，200，000 400，000
合计 27，890，000 15，980，000 11，900，000
五省共计特税每年收入仅比厘金短少一千一百九十万，可见对于厘额的减轻，仍是极少。何况各省并不切实执行，如江西福建，举行特种消费税，任意扩充项目，增加税率，比以前厘金还要烦重苛细，同时又举行甚么营业税，内地货捐等，引起商人罢市反抗（九江，厦门，福州都罢市几日）；如湖南取消厘金改征统税，但是税率有加重至百分之三十者，引起商人激烈反抗游行示威，并且要求恢复旧日厘金制度，最后税率还是减低极少。如两广至今没有取消厘金的办法，北方各省更毫无所闻。可见各省对裁厘很少切实执行，有些执行的还是“借裁厘之名，行加税之实”（总商会反对特税的通电）。又如面粉，洋货人口既完全免税，而本国工厂出品，每包征收出厂税一角。棉纱在出厂时要征收出厂税，到各省时还要征收统税或消费税。这样与厘金制度一点区别也没有了。所以这样裁厘的结果，实际上对于本国工业的发展，一点帮助也没有的。
第三，改善农民生活问题，在南方是佃农占极大多数，所以主要在实行二五减租和减轻田赋及一切苛捐杂税。但是现在各省所谓二五减租，除开浙东几县的确实行了之外，其余各省是一点没有实行的。如在桂系统治下的两湖两粤，已经由武汉政治分会和广州政治分会公开的宣布废除二五减租及佃农保护条例。同时对于农民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加增不已，如江西各县甚至抽收墙壁捐桌子捐（按每家墙壁桌子的数目抽捐），广东有些县份实行抽收人头捐，牛捐，猪捐，甚而旧报纸捐；四川田赋已预征到民国三十一年；山西田赋在民国十四年还是每亩抽银一两，到民国十六年每亩改征四元，十七年又加至每亩征收六元。至于军阀勒种鸦片如云贵川闽陕甘等省都是极普遍之事，如四川种鸦片抽鸦片捐，不种者加倍征收懒惰捐。南方各省农村中经过激烈斗争的地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榨，更是加倍的利害，加租，加归，勒索欠租，欠债，赔屋，赔物等，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有些地方还勒逼加倍的还租，加倍的赔偿，甚至农民暴动时捣毁了一个神象要赔十元至五百元者。其办民团，挨户团，勒收民团捐，门牌捐，烟灶捐，枪枝捐（买枪枝用），修公路，勒缴公路捐（闽南每人要缴公路捐五元），尤其是非常普遍，这样农民的生活，有一点改良的余地吗？再加以各种日用品捐税间接对农民的剥削，如去年国民政府整理盐务，加增盐税，各省也照例举行，今年举行验票，抽收验票费，又括去约一千五百万元，这不是取之于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的吗？何况还有军阀“加工制造”出来的灾荒，已普及千西北九省，三千五百余万人口，快要饿死，这些事实都只看见农民的日趋流离贫困，看不出些少的改良。
从上面事实的分析，证明今年的几个积极的条件，表面上似乎做了一些，实际上的确是极少改善。就令这些条件有些微的改善，但是因为还有下面几个严重的困难，中国民族资本并不因此就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就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第一，各国帝国主义可以自由在中国开设工厂，而在新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上，都是“最惠国”的待遇，都载明“这一订约国，对于彼一订约国，不得有何借口抽收异于或重于他国或本国人民所纳的税捐”，那么就是关税相当的提高了，可以相当的抵制外货的输入，各帝国主义马上可以用大批的资本到中国来，利用中国贱价的劳力和丰富的原料来开设工厂，民族资本还是无法可以抵制（以前美国对付加拿大的保护关税就是采用这样的政策）。
第二，中国资本太弱小，抵不住帝国主义资本的雄厚，帝国主义很可以用“屯并主义”（中国商人用的名词，就是一方面在国内市场极力提高价格取得利润，另一方面在国外市场极力降低价格，以打倒外国的工业），来打倒中国的工业。现在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组织的东方织物公司，就是准备用这样的策略来打击日本和中国的纺织业。
第三，中国生产技术非常之低劣，机器都极陈旧，生产费很高；各帝国主义的工业，生产技术都很高，最近生产合理化的实施，更加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生产费，这也是中国民族工业无法抵御的。
第四，日本帝国主义在他势力范围内的满洲山东，甚至河北等处，可以用商业垄断的政策来排斥中国货。第五，就是中国民族工业能得到相当的资本的积累，但因为政府财政困难，强迫购买内国公债或借款等，也就很难有余款来扩大营业。国民政府成立到现在仅一年多，而发行的内国公债，已有二万三千余万了，统计如下：
（第十表）国民政府发行之公债统计表
（根据财政部的财政报告及最近国府公布的命令编制）
种 类 发行日期 数 目 用 途
江海关二五 1927.5.1. 30，000，000 军政费
库券
继发江海关 1927.10.1. 40，000，000 ——
二五库券
卷烟库券 1928.4.1. 16,000,000 军 费
军需公债 1928.5.1. 第一次 6,000,000 军 费
军需公债 1928.6.1. 第二次 4,000,000 军 费
善后短期公债 1928.6.1. 40,000,000 善后事宜
二五库券 1928.7.1. 9,000,000 弥补国府短款
金融公债 1928.10.25. 30,000.000 整理金融
赈灾公债 1929.1.1. 10,000.000 赈 灾
裁兵公债 1929.1.30. 50,000,000 裁 兵
共 计 235,000,000
这样大的巨款，落叶归根还是取之于一般劳苦群众，但是起先出款的还是所谓工商业家，一债未缴，一债又来，各工厂就是赚钱，也只能供给这些债款了。至于内地的工厂更是要遇受无穷的强迫借款，据说河南郑州豫丰纱厂在去年一年，就被冯玉祥借去八十万，那么，还有甚么余资来扩大营业？日本帝国主义力争关税增收必须拿来整理无担保的外债，就是要借此来穷窘中国的财政，间接就是压迫中国的资产阶级。
上面这些情形若是不能改变，就是几个积极的条件有些微的改善，民族工业还是无法向前进展的。所以要使中国工业继续向前发展，除了要继续改善几个积极的条件外，对于上面几个困难，也要有解决的方法。但是这几个困难，如“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工厂”，“强大本国资本的力量”，“提高生产技术??”等，都是极困难做到的。因此可以断定中国民族工业极少向前发展的可能。
今年因为去年这些消极条件的帮助，又因为历年市场久经衰歇，必然有一时的畅销的原因，或许还可以继续些微恢复的现象，但是如果这些积极的条件，不能继续改善，那就要很快的遇到严重的恐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考查这几个积极的条件，是否有继续改善的可能。
第一、帝国主义是否有继续向中国资产阶级让步的可能？现在表面上似乎与各国协定七级过渡税，仅通用一年，从一九三○年起，便可完全关税自主，但是在客观上是绝不可能。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承认，此次日本国会通过的都叫做“关税协定条约”，毫无自主的字样，并且说“协定的内容，依中国政府之嘱托，除税则外暂不宣布”，可见这一协定中包含了不能公开的秘密。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差不多依赖剥削中国而生存，不是经过“革命”“战争”，帝国主义的倒台等，决不轻易放弃这一衣食来源的中国。就是英国也正在极力进行恢复中国的市场，甚至因此不惜与日本发生龃龉，那么他会愿意轻易的对中国资产阶级施与恩惠吗？照现在颁布的关税税率，对于英国的商业还没有甚么妨碍，如果进一步的自主，自然要触犯英国的利益了，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得到美国的后援而大胆的干去，那么，不只是英日要帮助他在中国的工具——桂系和奉系来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努力，并且要因此加紧英日对美的冲突，加紧太平洋战争的危机。既然进一步的关税自主是不可能，那么，要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工厂，更是绝对的不可能了。
第二、封建地主阶级是否可以进一步的接受资产阶级的土地改良政策？那就是说在佃农占优势的地方，是否可以实行二五减租等的政策，在自耕农占优势的地方是否可以减轻田赋的剥削？第一，因为中国地主阶级中，中小地主占优势，已经无法可以对农民让步，再加以近年来，帝国主义的侵掠，货币关系的发展，物价日益昂贵，自己已陷于破产崩溃的境域，更只有加紧对农民的剥削，才能相当延长自己的命运。所以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民暴动，将要消灭封建剥削的时候，决不能接受些微的改良政策的。第二，在自耕农比较占优势的地方，多半是工商业不甚发展，没有别的税收，因此军阀剥削的来源大部分都靠对土地上的剥削，因此造成了国家封建制度残余的复活。只要看各省每年收支的统计便可知道：
（第十一表）几个重要省份十七年岁收统计比较表
（根据各省财政报告编制）
省 别 国家收入 地方收入总计 田 赋
（多半是工商业的捐税）
江苏 9,238,583 9,258,996 7,721,875
安徽 2,808,969 7,454,272 5,727,134
福建 11,047,597 8.974,351 约 4,000,000
（包括鸦片税）
从上面的比较表看来，江苏从田赋的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四十，福建田赋的收入仅占百分之二十五，而安徽田赋的收入差不多占百分之六十。这就是由于江苏福建是工商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可以多从工商业上来取得收入，无须加重土地上的抽剥；而安徽工商业比较落后，因此不得不加重对土地的剥削了。安徽在全国看来，还是工业比较发展的地方，如果拿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等省来与江苏，广东比较，更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别。所以在工商业比较落后的地方（大半即是自耕农比较多的地方），军阀没有办法，不得不加重对土地的剥削，而自然造成国家封建的残余形势。所以，要减轻这些地方对农民剥削，非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而军阀制度已有相当的削弱不可，这实在是客观的条件上很困难办到的。所以资产阶级企图的土地改良政策，也是极少实现的可能。
第三、裁厘是不是有进一步实现的可能？我们要问裁厘有没有进一步的实现的可能，必须先看军阀制度是不是能有削弱或消灭的可能。如果军阀制度依然存在，那么，厘金是各省军费主要的来源，决没有办法可以裁减的。就是表面上裁撤了，必然是要用一种别的捐税来代替它，如现在各省以特税来代替厘金一样。我们要问军阀制度是否有消灭或削弱的可能，必须先看中国的土地关系是否可以改革或改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是否可以削弱。因为军阀制度的存在，根本是由于封建阶级要维持对农民剥削，要镇压农民的反抗；同时帝国主义要维持在中国的特权，要保障对中国的侵掠，都需要这一工具。所以半封建的土地关系若不消灭或改良，帝国主义的势力若不推翻或减轻，那么，军阀制度是不会削弱或消灭的。从第一，第二两项的分析，要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接受资产阶级更多一点的改良政策，都是极少可能的事，所以要削弱军阀制度也是极少可能的事，所以要实现裁厘也是极少可能的事。
总括上面的分析，资产阶级发展的三个积极条件，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都是极少可能；所以民族工业走向发展的前途，也是极少可能。虽然今年或许还要表现一点恢复的形势，但是很快的就要遇到严重的恐慌。如果资产阶级要继续进行改良自己发展的条件，那么，不可避免的要爆发与买办地主阶级的矛盾，与英日帝国主义的矛盾，同时就要加紧英日和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最后便是战争——国内战争甚至世界战争的不可免。所以资产阶级要使反动的统治走向稳定，要稳定自己在反动统治中的领导都是极少可能。
但是有一点要使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力量，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确是比以前增进了。而且资产阶级是极力企图以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善自己发展的条件，所以必然要在群众中极力扩大改良主义的宣传，美帝国主义也是极力企图使中国成为他的经济的殖民地，所以必然要继续帮助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同时大革命失败之后，新的革命高涨尚未到来的时期，一般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很易为接受改良主义的欺骗，这的确是革命发展前途莫大的障碍。重复一句，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尤其是他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的扩大，必须与以严重的注意！
六、群众斗争开始复兴的形势
资产阶级不能解决他自己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帝国主义无法调协自己相互间的矛盾，仅是证明反动统治稳定的不可能，并不就是反动统治的必然崩溃，更不就是革命的必然胜利。因为反动统治的崩溃和革命的胜利，更主要的动力还是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一切反动的势力，都在极力斗争，企图以自己斗争的力量，来战胜自己发展前途中的矛盾，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如果不是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已经比敌人强大，已经能克服敌人，那么统治阶级还可以运用自己的主观力量来渡过重重的难关，或者这一派倾覆，那一派上台，这一军阀倒，那一军阀起而代之，而形成一种长期动摇，既不稳定，也不崩溃的局面。过去十余年来的历史就是这样，欧战恐慌时代，资产阶级统治并未完全倾覆，也就是这一原因。因此我们在分析反动统治极难稳定以后，还要特别注意去分析革命的主观力量——群众革命斗争的形势。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势力，所以我们要首先分析工人斗争的情形。工人运动自“五三”事变以后，尤其是自上海邮务罢工以后，的确是开始活跃的形势。先看上海这几个月工人斗争的统计：
月份 斗争次数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
本月发生 上月未解决 总计
八月 7 17 24 9 8159
九月 25 7 32 9 7742
十月 18 25 43 15 9423
十一月 29 28 57 22 7561
十二月 55 48 103 16 8919
总计 124 125 259 71 41804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斗争的次数是逐月增加的，在八月仅有二十四次，而十二月已经有一百○三次。第二，罢工的次数也是逐渐增加的，八月仅有九次而十二月已经有十六次。可见工人运动是逐渐向前发展，虽然是很缓慢的发展。第三，在斗争原因起初是资本进攻的次数多，十一和十二两月是工人进攻的次数多，可见工人运动已从防御的形势渐次转向进攻的形势。第四，四个月参加罢工的人数仅四万一千多人，以上海八十万工人计算，二十个工人才有一人参加过罢工，所以只能说仅仅是开始活跃的形势，并不能过分的估量以为群众斗争已经高涨起来。
全国的形势都是与上海的形势同样的开始活跃的状态。如北方，自上海邮务罢工，引起了天津北京的邮务斗争。从天津北京的邮务工人斗争的胜利又引起了京奉铁路工人的斗争，唐山矿工反对包工的运动，北京电车工人的加薪运动，天津英美烟厂的罢工，地毯工厂，北洋纱厂的斗争，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兴起的形势。如香港，这几个月中各重要产业工人如邮务，铁路，造船厂，码头工人都经过斗争，虽然每一个斗争是极小的问题，但已经不是以前不敢斗争的形势。其余如武汉，及各铁路，海员等工人群众，斗争的情绪都是相当的增高。甚至如产业落后的江西，最近九江的纱厂，码头工人，景德镇的磁器工人，都发生罢工或斗争。所以全国工人阶级的情形，的确是在大失败之后相当恢复了他的疲劳，又开始站起来向敌人反攻的形势。
这几个月农民斗争的情形，的确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如海陆丰区域之失败，闽南苏维埃区域的消灭，朱毛的失败，影响到湘赣边境各县都遇到了严重的摧残，琼崖几县的苏维埃区域，也是同样的被消灭，所以农民斗争是比以前低落的形势。但是这些失败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敌人已将城市的革命斗争给了莫大的打击，同时内部冲突又得到了暂时的妥协，所以能比较集中力量来镇压农民的斗争。第二，这样的广大的农民斗争完全得不到城市的领导，最后自然要遇到严重的失败。所以这些失败大部分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并不是农民群众不要斗争，不愿斗争。而且适得其反，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是一样的极热烈的要求斗争，极力斗争。如湖南平江，济阳苏维埃区经过一年之久，与敌人残酷的斗争不下百余次，遭受若干次的失败，直到现在，还是继续艰苦奋斗，苏维埃区域还存十余处，群众的组织还有十万人以上，其他各县如华容，常德，湘西各县虽然在极困难的环境当中，仍是在不断的斗争。湘南一带，农民常常自己树立红旗，反抗军队民团的压迫。如广东海陆丰三次失败以后，已经备受摧残，但是农民并不因此而消沉，到现在又恢复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苏维埃区域。琼崖亦有很小的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其他在中路南路各县，农民群众的组织，又是发展的形势，斗争也在继续。如江西赣西一带苏维埃区域虽因朱毛之失败而受打击，但赣东北一带的苏维埃区域，仍然继续存在，并且近来受景德镇工人斗争的影响，农民的情绪更加勇敢起来，如江苏、浙江，虽然资产阶级一方面用武力镇压，另一方面又极尽改良的欺骗，但是农民斗争（如大刀会，红枪会反军阀苛捐杂税等），继续不断的起来，虽然冯玉样，阎锡山等在农村中改变新的策略，实行村庄制度，扶植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势力，但并未能因此停止农民的斗争。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影响，共产党政治的影响，的确是更普遍的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总之，现在农民斗争比较低落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白色恐怖的镇压，并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已有相当的改良而不要斗争，所以这一形势很明显的，只要工人斗争是向前发展的，（只）要军阀镇压的力量减弱，农民斗争必易为继续扩大。重新在广大的范围内爆发起来。尤其在今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斗争将又有一时的兴起，因为在北方历年军阀的战争和榨取，制造出空前的灾荒，到现在没有饭吃的将近三千万人；在南方因为去年广大农民斗争的失败，地主阶级加倍的剥削摧残，许多地方的农民牛粮种子，空粒无余，这样广大群众没有饭吃的情形，能安宁下去，不发生许多的变乱吗？
现在不管是资产阶级或者是买办地主阶级，保障他的统治地位的就是靠广大的士兵群众，所以极力榨取经费来养兵，去年一年，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项下支出军费达四万万以上，若合各省总计起来还要超过若干倍。这一笔数目实在惊人。但是军费虽然用了这样多，而大兵的生活，并没有怎么改善，大部分的钱，都到了军阀的腰包里面。直到现在，除蒋桂两系认为是自己的主力军以外，差不多没有那一部分军队不是欠饷屡月，士兵群众的生活苦到万分。尤其是裁兵的结果，更引起了广大士兵群众的愤慨，因为欠饷不发，只给几元路费滚蛋，一切残废伤亡的抚恤费也都整个的被吞没，“替军阀拼命的结果，还是回到老家去挨饿”（士兵语）。因此兵变，逃走的事，时时发生，士兵运动的几个主要的省份都有进展的形势。
反帝运动更是新的活跃的形势，自“五三”③济案发生，反日运动遍于全国，都有很多的群众参加。此后如奉天的保路运动，汉口的水案，更加掀起群众斗争的情绪，汉口日租界工人已罢工数月之久，到现在尚未停止。固然这些运动，几乎都被资产阶级改良口号领导去了，或者是被买办地主阶级所利用，用以来欺骗群众，掩盖自己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甚至被帝国主义利用做打击自己敌对的帝国主义的工具。但是我们绝对不应抹煞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一回实事，因为从此可以看见广大群众的反帝情绪还是非常之热烈，还是要爆发成为各种的斗争。总之，反帝运动重新活跃的原因，广大群众对反帝斗争的要求，还是最主要的动力。
此外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极普遍的发展，如各省商人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九江厦门福州及广东几个县份的市镇都实行罢市，在上海，长沙，武汉，北方各城市，都有很激烈的反抗，甚至游行示威的运动。如学生和一般自由职业者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也不断的在各地发生。这就是表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现在统治的不满，开始离开国民党，离开资产阶级的影响。固然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运动，都易为接受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如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无法实现的时候，便要很快的转到革命的方面来。所以只要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还是可以吸引一般贫苦的小资产阶级走向革命斗争。
我们分析各种群众的情形，很明显的是广大群众的斗争又已开始复兴的形势，虽然这一复兴的形势是很缓慢的，但的确是很稳着的向前进展。有些同志以为“现在群众的斗争是革命失败的余波，而不是革命复兴的象征。”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以后群众斗争的情形，是继续的下降，而不是向前开展。”这一观点的错误，是很易证明的。第一，我们看广大群众的生活是不是向改善的路上走？帝国主义的侵掠已是渐次减轻吗？地主阶级能接受对农民的改良吗？这些我们上面都分析过了，是极少可能的。资产阶级能渐次改善工人的生活吗？他既不能减轻帝国主义的压迫，又极困难实行土地改良政策，使农民的生活比较优裕来扩大市场，那么，他自然只有更利害的剥削工人群众，才能与帝国主义的商品竞争。这样，很明显的广大群众的生活些微的改良都极困难，那么群众的斗争能够一天一天的减少吗？第二，白色恐怖的镇压，只能有短期的效用，而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的，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紧，固然对我们的进攻仍然是一致，但终是不能不比较松懈。第三，群众经过许多大失败以后，固然有一时的休息，然而决不是长期的，因为生活痛苦的压迫，除斗争外别无出路。第四，这几个月来的客观的实际情形，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错误，因为很明显的群众斗争是一天一天增多，而不是一天一天减少的。第五，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在群众中扩大，的确是可以缓和群众革命的情绪，的确是革命的严重的敌人；但是改良主义如果很少实现的可能，那么这一改良宣传的欺骗是可以揭破的，所以只要我们能有正确的策略和艰苦的工作，是可以战胜这一改良的影响。总之，现在群众斗争，不是统治阶级改良政策渐次实施而渐次缓和的形势，而是因为生活痛昔的压迫，不能不走上斗争的道路。所以很明显的群众的斗争不会渐次的减少，而是要渐次的向前开展。所以现在群众的斗争，决不是革命失败的余波，而是开始复兴的形势。
固然，认为现在群众斗争是革命失败的余波，是一种革命失败反映在过来的悲观思想；同时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的走向革命高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观点，同一样的有害我们正确的路线。因为这一无聊的乐观主义要使我们认不清敌人的策略，尤其是使我们认不清革命的主观的弱点。现在群众斗争虽然是开始复兴的形势，但是的确有不少的弱点，需要我们有极正确的策略和极艰苦耐心的工作，才能战胜这些弱点的。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的确在群众中渐次增长了，尤其是黄色工会的组织的确是普遍的发展，在上海，天津一带都是同样的形势，就是在桂系下面的区域，除开桂系所御用各种官僚工会以外，也有黄色工会的活动。并且他们不是象以前空招牌的组织，而且的确有相当的群众了。因此群众中又发生了一些对国民党的幻想，希望国民党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解除他们的痛苦的幻想。还有许多经过极激烈的斗争，亲身受过国民党屠杀的群众，虽然对国民党没有幻想，但是对改良主义的宣传还是接受了不少。这些情形决不容许我们忽视！因为第一，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不仅是空口的欺骗，而是的确可能——虽然这一可能是极少的——给些极小的恩惠来麻醉群众；第二，群众在历次的大失败以后，在生活万分痛苦的当中，只要有一些的改善，都容易模糊阶级意识，而接受改良的思想。并且这种改良影响的增长，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民中也是一样，如浙东几县的农民因二五减租有些微的实现，便有很多的农民加入国民党，广东东江农民听到张发奎回粤的谣言，都很高兴起来，以为总比李济深要好些，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现在改良影响还没有极普遍的深入农村，虽然客观上土地改良的政策，极少实现的可能，但是农民接受改良的影响，根本上比工人阶级还要易为得多，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所以现在群众中改良主义影响的增长，黄色工会的发展，的确增加了革命不少的障碍，是革命主观上第一个严重的弱点。
第二，是革命失败的情绪，在群众中还是极普遍的存在。许多群众——在工人农民中都是一样——都表现一些恐惧怀疑，妥协，不敢斗争，不愿斗争的倾向。这一倾向已经造成一种极不正确的观念，如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不只是在群众中有这样的观念，而且反映到我们党里来了。这是给与改良主义发展的更多的机会。
第三，过去党的机会主义给与群众许多不好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如不愿自己斗争，希望红军来打平天下，这不仅在农民中是如是，就是在比较进步的上海工人群众中甚至还有很少的人对朱毛发生幻想。如“组织斗争现在不必做，到了暴动的时候，群众都会要来的”，这差不多在上海广东等地工人群众都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些机会主义残余的观念，不是很容易克服的，并且极妨碍群众斗争的进展。
第四，党在过去继续发生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尤其是农村中的无目的烧杀政策，的确使广大的群众离开党，不信任党，这是要更增加团聚广大群众到革命口号之下来的困难。
第五，群众的组织异常的薄弱，过去赤色工会的组织，农民协会的组差不多破碎无余，就是现在黄色工会的组织也仅在小部分的群众中发展。这样群众组织的弱小是要使群众斗争只能缓慢的进展，而且这一组织群众的任务是异常之艰苦的。
这些革命主观上的主要的弱点，的确可以妨碍群众斗争不能很快的进展。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作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高涨必然很快的到来。固然这些弱点，因为客观形势便利于革命发展的原因，而使我们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之艰苦的！
七、我们的中心任务
总合各方面的分析，帝国主义极难调协相互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极难解决自己前途的障碍，经济上极少发展的可能，政治上极少稳定的可能，目前虽在两派相持之下而造成一种暂时妥协，虚伪和平的局面，但是根本的矛盾并未减轻，战争终不可避免的爆发，群众斗争又在开始复兴，所以很明显的革命是在生长，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到来。这一总的形势现在的确是更加明显了。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的，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同时就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比重又加大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影响又扩大了一些，群众对改良主义的幻想又增长了一些，这的确是增加了一些革命的困难。并且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快慢，完全看我们能否很快的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来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有正确的策略，艰苦的工作，那么这个改良主义的影响，将会要继续的扩大，而更延长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期，所以我们目前策略上的中心任务，就是怎样与改良主义斗争，怎样来克服这个改良主义的危险，争取极广大的群众都走向革命的道路上来。
现在有两个极端的观念，客观上都足以帮助改良主义影响的增加，防害革命的进展。
第一，以为改良主义没有一毫实现的可能，或者以为经过艰苦斗争的群众，不会接受改良主义的影响。这一观念的错误，客观的事实已经充分的答复了。我们只要睁开眼睛看一下，为什么黄色工会能够普遍的发生？为什么已经能够得到部分的群众？为什么群众当中合法运动的观念这样普遍——何以有很多群众的斗争都到社会局去请求调解，或者到市党部去请愿？何以有很多群众自己组织的工会，都愿意到国民党去立案？这不是改良主义的影响生长的表现吗？如果国民党已经召集到了一部分群众的会议，我们还说国民党是没有办法的，这真是一种“盲目的夸大狂”。在上海法电斗争中，我们差不多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发展群众中的工作，将近一月的艰苦斗争，仅仅相当的揭破了国民党的欺骗，整个的罢工还是失败的，这还不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改良欺骗的利害吗？过去许多的事实已经教训我们了，将来的事实还会要教训我们，不过从现在起还不认识这个危险，将来的工作更要加倍的困难。并且这一观念是要减弱我们对改良主义的注意，减弱对改良主义斗争的力量，客观上就是帮助改良主义的发展来危害革命。
第二，以为改良主义有很大的现实的可能，这在客观的事实上——帝国主义不愿有更多的让步，二五减租的不能实行，资本的剥削更加残酷，也已经证明这一观念的错误。但是这一观念的确是有帮助改良主义宣传的嫌疑，如果这一观念在群众中发展，将使群众都渐次离开革命，而走向改良主义的路上去。同时要使党的策略走到极右倾的机会主义方面，更加增长合法运动，和平发展的观念，这无异是帮助资产阶级阻碍革命的进展。这个观念的危险，比第一种还要严重得多。第一种观念将要因客观事实的发展而渐次肃清，第二种观念或许因资产阶级更努力宣传的结果，而更要扩大。所以我们要同样的认识这两种观念的危险，但特别对于第二种要给以严厉的批评。④
注释
①此为该丈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的时间。
②倍蓰，即五倍。
③原文如此。
④此文表格中有些数字不准确，没有一一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