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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看过了你们政治局底报告、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以及关于地方党部工作情形的各种材料之后，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与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根据中国底新环境决定的）、并为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的策略方针，在基本上已为新的中央所领会清楚，但是，整个党实行这个方针的程度，还是很薄弱。从你们的报告和你们的通告中，显然可以看出，在党底队伍里，还有相当的惊惶失措和秩序紊乱的现象，这些现象，大大妨碍党的工作底发展。因此必须很清楚地解释党的路线，来克服这些现象，并极其彻底地和坚决地号召党员群众来解决 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

首先必须用深刻的布尔塞维克的解释工作，来反对以下一种危险，即是，有一部分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曾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同情工人，也许会灰心失望和看不见革命前途。在现时对工人革命运动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这种危险是十分实在的。革命失败以后的惊惶失措现象和意志颓唐思想，在高压的白色恐怖环境里，只能很缓慢地消灭下去。因为共产党组织、赤色工会和革命农民团体受到狂暴反革命势力底严重打击，于是有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们，便很容易夸大革命运动失败底实在程度，甚至于认为革命运动已经毫无希望地被扑灭了。在另一方面，自国内战争停止以后，国内经济生活底局部复兴，便造成一些散布这样一种幻想的根据：以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新的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发生，至少是要在遥遥无期的将来才能发生。

这些人完全不肯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现时的状况，而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现时的状况，就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产生上次中国革命浪潮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用统治的剥削者阶级底方法是不能 解决这些基本矛盾的。

这个结论，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关于这个结论，你们党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共产国际底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已经坚决指出；这个结论，不仅是从理论的见解中得出来的，而且已在许多关系上，被过去一年的事件和目前的情况所具体证实了；只要更加细心研究过去一年的事件和仔细分析目前的情况，就可相信这一点。

一、现在政治状况中的基本矛盾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里面造成幻想，以为中国可以和平地渐渐地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底压迫。可是，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在表面上承认给中国以几种形式上的权利（如关税自主），而在实际上，却不但不从中国滚开，反而加紧其对中国的束缚。尤其在最近，英国在中国南部，日本在中国北部，大加扩充其“势力范围”，巩固其统治地位。根据这些事实，只能说帝国主义正在瓜分中国，而且会要因此而发生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军阀的内战，而决不能幻想中国可以“用外交手腕”来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

自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不稳固的，而且也不能是稳固的。美国与英日联盟中之竞争即是证明。假若没有这种竞争，那末日本在中国北部的军事行动就不会半途动摇，而英国（其他的几个国家亦然）也永远不会允诺给中国关税自主与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也用不着夸大这件事实底意义。

在你们中央的第六十五号（即第三号——译者）通告里，说美国底“基本政策”是与英日底政策“恰巧相反”；——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与英日政策一样，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彼此的分别是，实行政策的方法不同。美国口头上所宣布的“门户开放”并不是非殖民地化的政策的趋势，乃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用以蒙蔽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的。因为现在的客观条件要求美国采用与英日不同的侵略方法。美国握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可是，它在中国还没有领土的势力范围，而不像英日一样，所以它现在把占取中国经济命脉，屈服中央政府的财政与外交，作为政策底重心，以便弥补领土的势力范围之缺乏，以便在将来采用强力时，能以此为后盾。

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来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它只是希望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竞争，尤其希望依靠美国的帮助，来获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底成效。但是这是幻想。在实际上，它除了得到那些能够附合某强国——如美国——的现有目的的“权利”以外，是连什么也得不到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发生效力的南京政府的新税则可以表示，承认关税自主，实际上不过是承认表面上的一种权利而已。就实质讲来，这乃是以提高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税则，而并不如保适应民族工业发展之需要。在这个税则内也就可以看出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面前的懦弱无能了。在现在这个时候，使中国政府稍微一致和稍微巩固，这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底利益，并没有什么矛盾。反之，这对于保障新旧债务方面，还是有利益的。但每一次关于这些债务的担保条约，更是加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

去年在中国所开始的经济复兴，直到现在，主要的还只要使帝国主义者的工商业得到了恢复的利益，而在中国的企业中，只有轻工业略为恢复（丝业仍在衰落的状态中）。此外，有些地方还继续发生着中国工业外国化的过程（有些企业从中国人手里转入日本人手里去了）。当然，在最近的将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包括在内）底稍许发展，虽然是非常困难，但不是不可能的。但中国内部生产力发展到民族独立的轨道上去的趋势永远将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趋势发生冲突，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些冲突下将一步步地出卖民族独立的利益。假若说，中国资产阶级跑到反革命营垒去了以后，已经一齐“买办化了”完全接受了中国旧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那是不对的。因为现在中国本国工业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利益与帝国主义利益，是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完全抛弃其民族改良主义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本身，就是主张同帝国主义经常妥协，实际上只是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投降罢了。再加上，中国各派资产阶级底直接经济利益，日益与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底资本利益混合起来，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对帝国主义采取共同一致的政策。与其个帝国主义国家有关系的某一派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按照这个国家底利益来鼓动一部分民众去反对与这个国家竞争的国家（例如现在汉口反日运动）。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当广大民众加入反帝运动时，资产阶级就会惊惶退出。

共产党底任务是要揭破这种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底反革命性，并且要在动员广大劳动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群众起来作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使他们摆脱民族资产阶级底影响，同时在他们面前来尽量暴露国民党政府反革命作用，使他们都认识国民党政府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遮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

无论是使中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底羁轭，无论是成立真正统一的国家，不论这两个任务中之那一个，都是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所绝对不能实现，而且也是于它们没有利益的。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南京政府）名义上虽是全国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并且也不能达到中国真正的统一。不必说东三省，就是讲西部和南部各省的地方政权，也是不受南京政府底节制而完全独立的。国民党营垒里的军阀们都独立统治其所属省分，大致与已往的督军无甚差别。这些军阀之所以能够发生和维持其自己的地位，不单是因为中国至今尚存在有半封建关系与全国经济底不统一。我们还要注意到，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集团底背后，是藏着帝国主义列强，这些列强各思利用这些军阀以巩固其自己的地位，把他们作为彼此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这样就把国民党和它的政府变成各帝国主义国家手中的玩具，归根到底，就是把它们变成帝国主义者意志底奉行者。

中国统治阶层内部的这些矛盾中，不但反映出历来各派军阀及其背后的各派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并且还反映着封建地主豪绅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以参加此统治的联盟，而在此统治联盟之中，则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地位的斗争。但是如果因此而夸大中国资产阶级底斗争意志及战斗力，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中有一处就显然暴露出这种夸大的估计，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中亦有同样的估计，说，资产阶级（包涵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团集力量“以待推翻地主政权”。不，现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力量，而且也不愿意这样做。一九二七年工农运动底鼓荡与高涨，并不是没有发生影响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浪潮曾使工农与地主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紧张到最高地步，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从此转入反革命的营垒，投降在帝国主义面前，而且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了。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任务，是和土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第三个大问题，但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却只有革命高潮中涌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因为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彻底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至于说到中国底目前形势，那末，我们所看见的，就是农业危机一天天地更加剧烈，农民生活一天天更加贫困。中国许多区域都没有收成（从山东向北，从直隶到山西甘肃），根据约略的估计，饥民数目已达二千万人。这种饥荒绝不是偶然的天灾，而是与中国农业底普遍崩坏有关系。凡属农业所必需的灌溉设备与河道疏浚工程皆已荒废。地主、高利贷者、军阀等无限制地掠夺农民，使农民失去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以至于不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中国土地占有的形式是地主占主要地位（小地主因其本身性质，连减租都不能实行的）并且中国政府没有一批可以暂时挪用的空余土地，因此甚至一般的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局部的用向富农及佃农让步的方法来解决土地问题，都是不可能的。甚至于，小小的改良办法，也不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实行的减租办法，到反动势力获得胜利的时候，就取消了，并且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土地占有权发生着密切关系的，资产阶级之中的大部分，或者直接以地租形式取得进，或者间接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削的形式取得进款，单把这件事实来看一看，已可知道任何比较认真的资产阶级的地制改良都是不可能的了。至于代表军阀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府的政权之不能实行任何地制改良更是显而易见。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①式的发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中国现在的情形，丝毫不是消灭现有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日益激烈，这种情形心然要推动新的革命危机成熟底过程，这个革命危机将比以前的革命危机更加宽广，更加深入。

根据对每时每刻的实际情形的精确分析，来经常把这种过程与这种前途向党员群众和一切革命工人宣传解释，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当时时根据具体的观察来清醒地和仔细地估量新革命高潮成熟底速度。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给了很详细的指示；现在，关于这个问题，除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指示以外，我们所能补充的新的指示，是很少很少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断定说中国已有“最早的，还非常薄弱的”新高潮的征象，然同时立刻警戒同志们，叫同志们不要夸大这些征象，因为，这些征象，“即使都凑在一起也是不能使运动真正高涨起来”。这个估计至今还是适用的，虽然最近各区中所发生的自发的群众罢工证明工人群众的情绪方面已经稍稍消除了消沉的现象。

有一部分中国同志认为立刻就会有革命高潮（这是由于没有革命忍耐心的缘故）。这种倾向，就是中国中央政治局亦所不免。因此就有人夸大反革命营垒腐化底程度及其矛盾底深度。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里面，肯定地说，资产阶级想准备反广西派的战争，所以“反动政权已很快走上完全分散与崩溃的道路了”。这种结论，未免做得太早了。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底情形在过去半年中“动摇多了”。新高潮底成熟，至今还是进行很慢的。

同样，另外有一些同志，却表现另外一种倾向，以为中国将来新的革命高潮要延搁得很久，这亦是不对的。一般地讲来，在理论上不能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延缓多年的可能（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即可以实行武装起义的形势）。然而就在此种情形之下，若以为有长期“安静的”、“和平的”发展的可能，而不至有全国经济机体的最深刻的振动（农村危机底加剧、饥荒、民族工业部门底危机），而不至有帝国主义者相互矛盾底加紧，不至有军阀相互武装冲突底爆发，而不至有无产阶级底伟大斗争，而不至有乡村农民底日新月异的武装起义等等，那真是大错而特错了。在中国现时实际条件之下，资产阶级封建政权内部的许多此类的危机，也许会由他们相互斗争着的势力，用可耻的妥协方法，暂时拖延下去，然而因为每次妥协的结果，都会加重劳动群众底担负，于是就不能不引起劳动群众底反抗，而为新的革命高潮造成客观的条件。

共产党在其政治的实际行动中，不能以此种或那种极端的“可能性”为标准，而应当时时刻刻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正确明白地估计具体的情形。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认定中国现时为“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的时期。这是中共现时所最应注意的一点。必须要准备共产党本身，准备广大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群众，去作最近将来的斗争，以推翻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政权，如果共产党不能及时团结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群众里的影响，提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斗争的领导，那末，在中国革命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就会不能尽量利用客观革命形势而保证革命底胜利。

二、党底策略路线和最近的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这一年来，没有能够充分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应于已经变化的客观条件；而这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中国共产党底最大的弱点。

中国共产党是在群众实行革命进攻的条件之下产生和长大的，它的斗争经验，是在群众革命运动大大高涨和公开工作底环境里得到的。对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制度之下进行秘密工作，它还没有准备就绪。因此，反革命势力底打击，就把它弄得张惶失措，秩序紊乱；现在，它要克服极大的困难，才能消灭这些现象。知识分子在党底活动分子干部间占非常大的比重，这并不有利于克服这些困难，有些同志，甚至于是很不坏的同志，因为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会干日常的革命工作，就几乎完全成为消极分子，正好像中央委员会底一个通告里所说的“他们像等待什么似的”；有些同志是等待军阀战争（例如蒋桂战争），以为这个战争会成为全部工作高涨底出发点；另外有些同志则等待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主制度合法机会等等。以前右派和“左”派倾向与情绪底残余，是与这种现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往往企图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党应该明白认识由此而生的危险。

中共中央在自己的第六十九号通告里，很正确地指出在现时这种情形下特别危险的右倾；这个右倾就是偏重到目前一个本来完全正当的任务：这任务就是要利用在群众间进行革命工作的一切公开机会。骤然看起来，这种偏重，好像是没有多大害处的策略上的偏见。但是在实际上，这会使人因借口于使自己的工作适应新的客观条件，而放弃革命运动底旧有的基本任务。使革命工作适应已经变化的客观条件，这绝不应该是说放弃和缩小革命运动底旧有任务。这可以说只是按照新条件而改变工作方式，以便实现旧有的任务和口号。只应该这样来解释利用公开机会的口号。可是，公开主义者所得出的结论，却完全相反。为要不致失去工作底公开机会起见，他们就坚决主张降低党底政治口号。为要不激怒政府当局起见，他们就不用革命的态度来批评现有政体。这样一来，他们之所谓参加公开的群众团体，在实质上就是进行改良主义的工作，暗地里采取合法公开主义和完全投降合法公开主义。他们已经不相信共产党底秘密工作会有成效，在他们看来，共产党底秘密工作与这种公开工作比较起来，是没有什么意思的。而且，凡是秘密共产党给他们的原则的批评，他们都当作不符实际条件的教条；而凡是秘密共产党发给他们的训令，他们都看作是不合实际的，没有理由的干涉，对于实际工作的障碍。因此，这种合法公开主义底倾向，听其完全形成起来，就会变成取消主义的反党派别：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派别。巩固秘密共产党，加强它的组织、威信及领导作用，这是中共目前的第一个基本任务；而合法公开主义的倾向，起初是轻视这个任务，然后是阻碍这个任务底实行，而最后，竟公然否认和反抗这个任务。

右倾危险，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当权的国民党现时正在采取一切的方法，来把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工人阶级群众抓到自己的影响之下。为了这个目的，所以除继续残酷地压迫共产党员以外，还想出一些社会改良草案（局部地缩减工作时间、要工人参加分红等等），例如南京政府劳动部底法案和上海公安局社会问题部底命令。他们企图用民主的和民族改良主义的空谈，来造成一种幻想，以为有些人，好像国民党“左派”首领，是想反对反动的封建军阀势力，是想反对帝国主义而拥护民族自由底事业等等。

这种骗局，是不能在群众里面获得长久的影响的，因为言行不符，未免太明显了。但是在某个时间内，它是能够相当地影响群众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轻视这种危险。因为现时共产党的组织薄弱，又因为它的工作环境极其困难，所以国民党员利用国家机关底一切工具，并在所有剥削阶级底帮助之下，而能暂时把一部分劳动群众引上圈套。如果甚至在共产党员中间还发生出个别的呼声（无论这种呼声怎样少）主张对国民党采取投降的尾巴主义的政策（“不要捣乱国民党底口号”），那末，很明显的，在共产党队伍以外，在一部分劳动者中间，是还千万②没有消灭对国民党政策的幻想。

消灭这些幻想，揭露国民党底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反对这个政策，准备群众推翻国民党底统治——这就是中共目前的第二个重要任务，而右倾分子则轻视和抹煞这个任务，并进行直接的斗争来反对这个任务。

我们并不肯定说右倾在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成的潮流或危险的派别。它现时在党内，还表现在个别右倾错误和个别右倾动摇中，但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在过去一年内，退出党的事实不少（甚至有人自愿地向国民党当局投诚），这就是表明，党内右倾危险是多么严重。在党以外，例如在职工运动里，这个危险还要厉害些。绝对必须非常坚决地、一贯到底地反对党内和群众间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无论这种动摇是在那里和在何种形式内表现出来的。这里应该特别注意到揭露像谭平山派所谓“第三党”这类的小资产阶级政党，谭平山派，暂时还假装从左面来批评国民党，但事实上他们反共产党的斗争，就是替国民党出力。在我们所看过的中央训令里，完全没有专门说到自己反对这些反共派别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底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定地号召党纠正党内的“左派”倾向（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和纠正所谓“国民党式的”群众工作方法（“命令主义”）。最近这一年来，由于客观的条件，盲动主义的实际，和军事冒险主义，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基础。但如果认为党内“左倾”病底残余已被克服，那还是错误的。在中央去年夏天发出的第六十一号通告内，还包含有十足的盲动主义的计划：把国内分成几个军区，以准备武装起义，而首先就是（如像通告内所说的）击溃最反动的桂系。从第六十一号及第六十三号通告中，往往拿“左派”空谈来掩饰不愿做革命行动的消极态度（例如，“痛打地主豪绅吧！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吧！”）。甚至在中央最近几个月里（由十二月到正月）关于地方党部工作的第七十一号通告中，也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对农村的号召：“大家都到地主豪绅家里去过新年吧！”在目前的环境内这样的高调不过是一种空洞的牛皮，决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些高调绝对不能帮助巩固共产党领导底威信，而恰恰相反，只能在劳动群众面前破坏共产党领导底威信，使它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估计“左”倾时，曾着重指出，“左”倾“不愿意进行日常的准备性质的经济斗争和政治争”，“不承认为局部口号的斗争是适宜的”。这种“左”倾病，在党的队伍里还没有消灭。连在现在，也还有人不了解：工会工作，正确利用公开机会，正确配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伟大的革命意义。正是因为他们不会本着革命精神去采用公开的斗争方式，所以他们害怕，以为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就必然会做出右倾的丑事和加强公开主义的幻想。他们不愿意在实际工作中来研究说服不觉悟的或半觉悟的及动摇的群众并给以革命教育的困难艺术，反而轻视这种艺术底意义和必要。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要消灭自己与广大劳动群众隔离的现象，要使群众革命化和争取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而“左”倾分子却轻视这个任务，而且实际上阻碍这个任务底实行，而彻底的“左”倾，则甚至公开表示怠工。

中国同志固然在口头上接受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关于争取群众的训令，但还不是全体同志都决心认真地在事实上执行这个训令。“左”倾底危险，主要就在这里，党应该无条件地和彻底地消灭这个危险。

在劳动群众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应当注意到中国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因此，首先必须完全注意到民族斗争成分底特殊意义（特别是反帝斗争）。例如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说：“轻视反帝运动和不肯为夺取这个运动底领导作用而斗争，便是非常大的错误。”但是在这里应该明白认识，我们之参加这个运动，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赞助国民党底假冒的反对派把戏。我们之所以必须参加的，是为的要把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底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底群众反帝斗争，这个斗争同时也要反对国民党。

近来，中共中央拟了许多正确的局部要求，这些要求可以作为中共行动纲领底基础。替工农谋政治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要求，对于揭露国民党底冒牌民主政策，对于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是比从前更有意义。

可是，中共中央底训令，并不时常都是正确地配合现时迫切的局部要求，与党底基本口号。有时候，不是忽略了群众底日常要求，就是忽略了革命运动底基本目标，这都是损害党底利益的。而有时候，则机械地把党底主要宣传口号拿来与直接行动口号放在一块。例如，不加上任何解释，就把“没收地主土地”或“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这一类口号，来与各种行动口号放在一块提出来，是只能产生糊涂观念的。

在目前时期内，在进行任何一个局部斗争的时候，都必须抱定这样一个实际的目标：尽可能好好地准备共产党本身以及广大劳动群众，去执行最近将来的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从这个观点看来，这类的局部要求，如要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军队，或加紧在铁路工人和南京政府兵士中间进行工作，在目前时期内，就已经具有深刻的意义；对于这些局部要求，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在一切群众发动中，在罢工中，在农民发动中，在群众反帝运动中，共产党员都应当极努力地参加，在参加这些运动时，共产党员底目标应当是为着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展开工人阶级底革命主动性，动员城乡成千百万劳动群众到工人阶级底周围，以保证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领导权）。因此，中国同志应当特别注意到细心准备，认真组织，而在相当的革命环境内则具体举行无产阶级底这样一种革命斗争，如总同盟的革命罢工和总同盟的铁路工人罢工；因为，这种斗争形式，可以把国内一切革命分子都动员到无产阶级底周围，这样就能够而且应该在中国革命中尽极大的作用。

三、工会问题

全体的党员应该觉悟，假若在工人阶级群众中没有坚固深刻的根基，在各企业中的和职工运动中缺乏广大的有组织的基础，党在中国革命中是不能够起领导作用的。他们应该知道，党在各企业中、职工运动中以及罢工运动中所占的地位愈是坚固，将来在阶级战争中就愈能拥有坚实的力量。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要开幕的时候，中央曾经指出，所有在中共领导之下的革命职工会底数量，从武汉时期以后已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少到八十一个了，同时根据中央底计算，有群众的黄色职工会共有十四个，没有群众的共有六十四个。自此以后，革命的职工运动底情形，因为受到变本加厉的摧残，更加变坏了，而国民党的职工会却继续向前发展。这是一件最危险的事实。固然中国的条件，绝不会替一般改良主义的职工运动造成广大坚固的基础，可是，轻视许多黄色职工会（如上海的七大工会）在中国工人中有阻碍革命运动发展的作用，就是大错而特错了。统治的反革命的党，企图用这些职工会来在工人阶级队伍里替自己的政权和政策造成坚固而有组织的基础，使自己御用的走狗垄断一切职工会的领导，对于所有带阶级性的职工运动加以恐怖和破坏。所有共产党员应该用尽力量随时随地在黄色职工会内外，在工人阶级中，实行有系统而坚强的斗争，反对这种国民党的工会法西（斯）主义。

在环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必须竭力恢复和巩固有阶级性的革命职工会。自然秘密的状况使工会很难挂出自己的招牌，所以必须或是替秘密的职工会找一个公开的护身符，或是这样来发展职工会底组织及活动，使他们在事实上不至于失去半公开的性质。在一切企业中应该举行反对摧残职工会和限制职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职工会的坚固的基础应该建筑在各企业上，直接受共产党支部底领导。不过共产党的党团（甚至于在红色职工会中），如若不愿意帮助国民党走狗底“工作”，就不应该公开以党团名义出来活动。凡是在大的企业中，革命职工会已经种下深根的地方，在几种顺利的条件之下，可以不客气地获得实际的公开机会。例如受革命分子领导的胜利的罢工运动，就是达到此种目的的良好机会，至于现有的各种接近工人的兄弟会、同乡会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为赤色工会公开的幌子（或用其他名称建立此种类似的团体亦可）。其次，更重要的公开机会，可以发展革命的职工工作的，便是工厂作坊委员会和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

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员的职工工作仅仅就是在于巩固秘密的和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又大错了。不要忘记，在这些革命工会以外，还有许多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打进一切有群众的国民党工会，把群众从黄色工会领袖下夺过来。共产党员及其他觉悟的革命工人应该毫不迟缓地走进一切黄色工会的队伍中，实行反对国民党走狗的斗争。必须竭力在这些组织中取得大多数的工人，把他们团结到秘密的共产党党团底周围。在一切工人冲突和罢工的时候，应该揭破黄色领袖底妥协叛卖的作用。必须动员工人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指定的工会办事员，反对他的一切命令和干涉。必须要求工会底民主化，要求由大多数人来选举自己的全权代表、办事人和指导机关的自由选举权。要坚决地反对被群众团体选出的办事人必须属于国民党的条件。要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国民党的统治是压迫者的统治。

只有用这些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工会法西（斯）主义制度，甚至于在黄色工会里建立革命职工运动底坚固基础。同时应该宣传反对国际联盟下面的劳动委员会，反对亚姆斯丹黄色职工国际，反对日本改良派铃木文治等在加尔各答所召集的亚细亚职工代表大会。

在为着工人群众底本身利益和巩固革命职工运动而反对工会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在这个时期里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便是罢工斗争。在准备罢工和选择罢工日期时，应该尽量地正确地估计到罢工胜利底客观条件。与黄色工会毫无关系的指导斗争的罢工委员会，一开始便须由本企业底工人群众选出，同时必须预先在本企业里作充分的鼓动工作，以便保证选出的罢工委员会委员，是可靠的。应该与本地（或附近的）党的指导机关发生经常的秘密的联系。在每次罢工工人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以前，共产党员应该与尽量多数的可靠的同情者发生关系，与他们商议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和提议。必须在罢工工人中，努力进行鼓动工作，以破坏仲裁法底信仰以及国民党底妥协调和政策，揭破黄色工会底领袖，使大家知道，他们是厂主和政府底走狗。必须设法说服罢工工人，使他们在经济要求以外，更提出许多局部的政治要求，这些要求要带有这样一种性质，使得罢工工人认为这是他们本身的直接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要用全力斗争，使得不但是罢工委员会，就是由工人选出的经常的代表机关也由厂主和政府承认是同工人商议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如果某个工厂里的工厂委员会是受国民党所指挥的，那末就应当鼓动改选。一般说来，应该采取所有的方法，使得罢工委员会不致于在罢工一完结的时候便立刻解散了，应该尽可能地（在必要时，也可以稍微改变成分）把它变成实际的工厂委员会。

四、在组织上及思想上巩固中国共产党

从中央底文件中，可以看得出来，党在自前的组织情形，是完全不能满意的。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城市里的支部，大部分解体了”，“很多工人积极分子，因为找不到党的组织，于是就自动地离开我们的组织了”。“党内大多数积极分子失去工作，脱离了群众而靠党的费用生活”......。据政治局底报告，党内工人同志底“总数最多不过四○○○（其中是上海一、三○○人，香港六○○人，在其他大城市中非常之少）。在大多数城市里，甚至于如武汉、天津、广州等这样大的工人中心城市里，什么工作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其组织通告（六九号）上提出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关于首先集中注意力到工业区去，到大城市和最主要的工会小组去；关于吸引工人来积极参加党底工作，同时尽可能地使失业的与没有职业的党员到企业里去工作；关于建设生产支部及其工作方法；关于提高党员底政治程度；关于建设和巩固地方委员会及健全它们的工作；关于改善指导机关等等。现在的任务即在于使中央这些指示真正实行。

在中央所指示出的任务之中，有两个任务对于中共有根本意义；我们现在就要特别指出这两个任务底重要意义。

第一个任务——建设生产支部和使它们正确进行工作。党还没有能够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实现有领导中心作用的生产支部。现在，生产支部底数量非常之少，并且渐渐减少，而在主要的大企业中，却完全没有或差不多没有任何支部。“例如，就上海而论，手工业及店员支部占大多数，而生产支部却有名无实”（见中央通告六九号）。支部底内部生活也是非常薄弱，在大多数支部中，缺乏对于政治问题及实际任务的集体讨论，缺乏分工等等。在这些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就与群众隔离，另方面就不能向自己党员施以政治的教育（有时候，甚至于还说：“勇敢的工人一加入党后，就变坏了”）。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竭力进行坚忍的日常的工作，以恢复那生气勃勃的生产支部。否则党便不能向前进步，否则党便要衰弱和解体，因为党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组织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学习，应当正确地把它应用到中国特殊条件中去，以便到处造成广大的、生气勃勃的、积极的（秘密的、小规模的）生产支部，这样来建立起党组织底 可靠基础。

第二个任务，就是在思想上武装自己的党，为达到此目的，第一，必须认真研究马克主义底理论。必须记着，不仅党的领导干部，就是宣传员与鼓动员，如果没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党就会遇到没有必需的思想基础的危险；只有这种思想基础，共产党才能够明白认识时时变更的环境，才能够明白认识摆在共产党及革命运动前面的带有极重要意义的复杂政治问题。第二，必须向党员群众施行政治教育。必须在党员群众及革命青年中施行特别的教育工作以提高全党底政治水平线（党校、政治训练班、自习组、出版和发行通俗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等等）。现在，我们特别要你们注意的，就是一定要使全体党员都认识共产国际纲领，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以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底最重要的决议案。

现在，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也应当把忍耐的原则的解释工作与同志态度的批评，当作主要的方法；只有在非常的情形之下，在对于真正不能救药的同志，才可以开除党籍，以作为政治清洗的办法，现时，在中共党内，大规模地采用这种办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央委员会和一般工作人员应当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尽可能地在必要的严守秘密的条件之下实行党内民主制的指示，切实执行（例如选举的原则，当然不能在各级党部都完全实行）。当然不容许假借党内民主的名义来违反纪律和进行派别意志斗争。为要消灭这些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共党内，可惜还可常见）党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就是说服的办法。一切党部组织底责任是坚持党的统一、确守纪律及巩固指导机关底威信，反对个别同志底一切破坏组织的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中共党员努力巩固自己的党，切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团结强固的、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武装的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不能实现的。

附注：

（一）共产国际执委以为如把此信不仅给中央委员看，并且给各省及各地方工作人员看，是很有益处的。

（二）关于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农民问题，我们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到，因为我们预备给你们写一封专门信来说明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注释

①基玛尔——土尔其共和国第一位总统，领导民族商业资产阶级革命对外取得列强对土的基本权利的承认。

②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