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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阳夏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武阳夏

武阳夏三镇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惟对于农村支部未有密切关系，当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除汉阳尚能勉强与农村支部接头外，武昌简直不能接头，市委不知乡村究竟有无组织，及何人负责，汉口各区更不知汉口有农运工作，（汉口农委与江岸区委接头时，江岸区委竟说汉口无农运工作，何得有农委？）兼以农协闭门，武汉三镇之农运工作，遂陷于完全停顿之状态。

二、各县工作之经过

（一）武昌武昌农委书记，初由吴秉均担任，工作的二旬毫无头绪，仅找得在徐家棚、山坡、青山，三四处找得一二个同志接头。农民部派去工作的人，他则叫其暂行等候，或竟不与之接头。后经省委一再督促，并划武昌为徐家棚、洪山、南湖、油坊岭、纸坊及五里界、土地堂、山坡、青山、京口、豹子滔等十个工作区域，并又令其立即组织暗杀队，开始骚动工作，加紧沿铁路工作，但亦无效果。后在武胜门外，召集该区工作同志开会，决定：

1.分区骚动杀土豪劣绅大地主。

（1）在第一二区组织两个暗杀队。

（2）在山坡豹子滔于是日组织两个暗杀队。

（3）第一队负土地堂以上至青山骚动责任，第二队负土地堂以下至金口骚动责任。

（4）每一会员设置武器一件。

（5）组织侦探队。

2.发展党的组织。

3.加紧宣传口号（——）见第一次决定之策略中。

4.准备大暴动。

5.武昌市委应注意农运。但散会以后，依旧没有行动。省委改派邓稚声负该县农委书记责任，但稚声因须兼顾省农部之工作。负责旬余，仍无起色。后乃由农民部派其赴山坡，专负指挥沿铁道工作之责；农委书记，则交吴秉钧暂行代理。稚声于九日赴山坡，九月四日来报告，谓“此方工作尚无头绪，??现在计划，特委已组好，即可举行。毁铁道正在进行，并准备组织农军及全区动员。省农部因鄂南暴动之期已近，乃即复函令其立即聚集农民数百人，掘毁山坡之铁道，并焚其枕木，同时砍断电杆电线，破坏程度愈大愈好！黄又于九月八日亲赴山坡保福祠，决定九号晚上破坏山坡以下之铁道，砍断电杆电线，并须继续不断地作破坏工作。同时并用农协名义，召集农民大会，（因当时有此可能）杀戮土豪劣绅，并尽量作破坏铁道之工作。保福祠方面有驳壳三支，步枪十八支即可作骚动工作时之武器。次日省委又派有能作破坏铁道工作之工友数人前往，是夜即将山坡下三里之铁道掘毁，并号召农民帮同搬运枪[铁]轨，破坏程度尚不少，惟对电杆电线之破坏程度尚甚小。大全返武时，并与吴秉钧决定：一、开始屠杀土劣之工作；二、炸毁土地堂以上的铁道；三、在京口方面射击上下船只，妨害长江交通。但秉钧迄未执行，大全后赴鄂中巡视，更无人督促其工作了。稚声自九号晚破坏山坡铁道后，即返汉口，大全当与之决定：一、继续破坏铁道及电线；二、开始杀戮土豪劣绅；三、缴山坡驻军之枪械；四、号召农民暴动，并令其取得炸药后，即速回山坡指挥。但大全巡视鄂中归来时，闻稚声在汉区留五六日，山坡方面的铁道，也被敌人修复，并由铁道运兵二团，以解咸宁之围。

武昌农运之现状，据稚声九月二十八日之报告，一、武胜门外有一支部，同志三十三人，内勇敢者九人，忠实者十七，可靠者七人，负责同志不勇敢，过去仅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有一次暗杀未成功，武汉政府遂开军一营前往镇压。农民均已种菜为业，常乏之。地主系菜园地主拥地甚多。我们尚有枪二支。二、小东门外有一特支，分三组，同志共十九人，均为农民，颇忠实，能听指挥。派去工作同志不得力，两次暗杀均未成。运动土匪，又被土匪利用。农民以佃农占最大多数，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均甚少。土劣势力不大，枪支已被敌人骗去。三、保福祠有一特支，分三小组，同志共二十六人，干事会为知识分子所把持，持排外主义，派去工作同志，多甚至不与接头，近且反动。过去杀了一个流氓，毁了一点铁道，砍了一次电线，又暗杀一次未成。农民完全是自耕农，佃农很少。武器有长枪十五支，短枪三支。据此则武昌方面，依旧有充分的做骚动工作之能力，惟目前农委书记是吴秉钩，殊恐不能领导此种工作。

（二）汉口汉口农委书记万家佛负责约月余，用款四百余元，大都为从前县协之特派员骗去。因找各区区委不得，找得时，各区委又不愿与之发生关系，不要他参加区委的会议，不告诉他接头的地址，江岸区委更谓汉口本无农运，何得有农委，因之该区工作之进行，增加不少的阻碍，经省农部一再督促，据其报告，第一区江岸，第二区桥口，第四区卢家墩，及第六区尚已组织暗杀队；并可立即行动起来；但迟之又迟，未见实行，黄大全乃于九月二号亲至卢家墩，召集该处同志十人开会，决定汉口农村目前行动大纲（十日内之工作纲）如下：

夏口农村目前行动大纲（十日内做的）

（一）夏口农村自动的主力军以忠实勇敢的农支同学影响指挥最好的农友担任之，同村近郊工友流氓亦可联络一致行动。

（二）目前行动的对象是杀土劣，包头，反动派爪牙（侦探??）及农协的农贼，造成赤色恐怖，去促成全县农村大暴动并响应鄂南。

（三）夏口农村目前行动以第四区（罗家墩一带）为中心，由四区至五区再至六区并影响三区；

（四）目前行动采用流寇形式在夜间集合分途至四五六区同时行动——杀贼，取财物——于后出散在予定的藏身所匿避；

（五）零碎的暗杀敌人亦须斟酌客观情形随时随地继续行动；

（六）干的时候决定在十号以前不可迟延；

（七）干后须马上在受过“第一次干”的影响之二一三等区准备第二次的干，派人到湛家机姑嫂村一带联络流氓组织农友；

（八）农村宣传鼓动工作应马上紧张起来——尤其对近汉口种菜者，兵士警察，最低限度要做到——1.提起农民反对武汉政府的意识；2.兵士警察自己内部冲突或不仇视我们。

（九）对付改组农协的农贼，用一，消极不理他，二，干，（遇必要时）三，造谣威吓等方式，同时实际调查侦察伪县农协一切情形并设法破坏其机关；

（十）农村行动须绝对受夏口农委统一的指挥；夏口农委受省委及省农委指挥。 同时并决定派徐汉一、罗仪三、付得胜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负责四五六区工作之责，以徐汉一为书记，并派董雅字为特委秘书。更决定送三支手枪三支驳壳前往。但返汉时，亦农决定送二支手枪，二支驳壳枪。后实际上仅送二支驳壳一支手枪去。一二两区立即组织暗杀队，开始行动，七八两区，则因无力兼顾。暂行放弃。

不幸大全于赴武昌山坡返汉时，万家佛又弃职而去，并自行找童世字代理他的工作。汉口工作，经此打击，一二两区遂始终没有行动。省农部与童世字接头后，见其尚属勇敢，汉口农运一时又无负责同志，乃派童负汉口农运之总责。大全离汉后，童不能与一般同志共甘苦，又给钱与徐汉一较其他同志为多，他与一般同志之关系，遂趋于恶化，适省农部将董雅字胡日新二人他调，中间更无缓冲。后枪支遂集中于付得胜之手，值省农裁撤夏口农委，欲收回枪支，付因生活无着，兼以童世字说省委要收枪支，是因为怀疑他们，付遂挟枪要挟团体。赵璞不明此种情形，谓童世字与付得胜互相勾结，因之收枪问题，愈趋严重。大全回汉后，赴卢家墩接洽二次，但因误会已深，第一次没有会着付得胜，第二日付索六人之生活费共九百元，否则须恢复工作，大全乃暂行承认恢复工作，然后徐图收回枪支。此种计划后经省委同意，并派董雅宇前往负责，同时恢复特别委员会，但无生活费，只有临时斟酌情形给津贴，以董雅宇为书记，付得胜、徐汉一为委员，一切权利集中于此会，开会时要请当地区委参加，杀何人枪支交何人去杀都由此会决定。枪支给此会保管，没收财物亦交此会处置，但最后的决定还在农民部，已于十月十九日杀了三家店个小地主李裕泰家三人，没收现洋三十元，现仍鸣他继续去干。因我们于使其多干几次，不能立脚，再由我们调他们到别处工作，以便收回枪支，现在已收回枪支一支。

（三）汉阳汉阳农运负责为邓曜，他始终没有同省农部发生直接的密切关系，省农部要他的通讯都要不到，到的又不能接头。工作开始之初，即分派人到各区工作，但省农部他们组织暗杀队，开始骚动工作，他们总推说有驻军，农民胆小办不到。蔡甸区是从前农运工作比较好的地方，亦说有驻军不能行动。后来任旭巡视鄂中的报告则谓该处并无一兵，省农部因致函该县县委，促邓曜在蔡甸加紧工作，汉阳县委乃将全县划为四个区域，第一区为蔡甸，第二区为鹦鹉州，第三区为城陵矶，第四区为获障口，而以邓曜为第一区特别委员会之书记。后因机关被破获，工作遂归停顿。后带去驳壳二支，子弹二百，连同原有驳壳一支，欲有缴及杀土劣之用，又因前天张贴标语，引起土劣、公安局，×××××之注意，防备甚严，无从下手，乃至于十八日夜砍断电杆一根，又于二十二日夜砍断金牛山电杆四根。近日秋收，地主派人下乡收租，他们乃张贴暗杀收租走狗，杀尽土豪劣绅，佃农团结起来等标语，使收租惧而归家，嘱佃农送租到地主家里。汉阳工作，仅此而已。不过农民因恐受害，反见标语即撕。

汉阳共分十八区，邓曜负责的，只有三、四、五、七、八十六个区，十、六两区尚无组织。三区在大集场，最近发生关系的有五人，由王少田负责，四区在长兴集，发生关系的有四人，付英负责。五区在新集场同志二十人，肖彬文负责。七区在永安集，同志十八人，强尽英负责。八区在合贡集，有五人杨德林负责。十八区在蔡甸，有二组，王德清负责。鹦鹉州有六组，孙德清、陈登伍负责。

三、结论

（一）武昌没有杀土劣工作之最大原因，为负责人不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没有领导农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除破坏铁道工作失败之原因，则为负责同志离职不归，及大全之离汉赴鄂中，因而没有人督促该地之工作。目前情形，虽仍可进行骚动工作，但该县农委书记吴秉钧，能力薄弱，举动因循，恐难有起色。

（二）汉口工作没有什么成绩，反而发生问题之原因，第一为万家佛之擅离职守，第二为黄大全之赴鄂中，第三为童世宇之不能与一般同志共甘苦。今后若派得力同志指挥，不急于收枪，则骚动工作，仍可进行。

（三）汉阳工作之没有成绩，第一由于农委负责人不与省农部发生密切关系，使省农部不能给以适当之指导，第二为负责同志没有领导农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至技术工作之不好犹为余事。三镇党的不健全，更为三镇工作没有成绩的共同原因。

京汉路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京汉路区

（一）黄陵驻军系(委)魏益三部，因强迫使用国库券，已全城罢市。魏军师长仍召集各团体代表会，逼迫各代表各团体负责之名单，以便清党；并宣布三日内市面若无货物出售，则该军将自由行动。因此，各团体均完全瓦解，惟农协组织，尚有基础，横店方面，虽大军云集，土劣纷纷回家，但农民尚能公开提出打倒土豪劣绅之口号。

（二）孝感全县共有驻军三团，二团系魏益三部，勾结土豪劣绅，流氓土匪。建国军有一团，驻花园及襄花汽车道，该团枪少，乃往各区农协收缴枪支。孝感农民武装，原有二百余枪，现仅有五六支能受农协指挥，一半为土匪流氓建国军所夺，其余为从前之团防局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农会职员均已逃走，其家属均被抄抢，土劣流氓勾结军队，四处抢劫，农民恐怖已极，自动禁米入城。国库券完全不能使用。土匪尽成军队。土劣组保安党，悬白旗，结彩，高呼土豪劣绅解放万岁。

（三）应山农民武装有长枪十八支，子弹四百二十排，应家店六支，一、二、三、四等四区，共十二支，在十八个勇敢农友手中。驳壳七支，子弹约十排、八音二支、子弹八十余发。可靠的农友一、二、三、四等四区共百余人，有作战经验，第七区约有三百人，亦勇敢可靠。二、广水工会，有长枪十二支，驳壳二支，八音八支，可靠工友四五十人。三、警备队有枪五十余支，队长为同志，有十分之七八可靠。四、司法委员为同志，县长态度尚好，五、七月十九日以后，城中无驻军。六、土匪于本年二三月问，已被农民消灭，现在与河南信阳接界处，有邹秀亭等为首领，有枪七八支，三百余人有进攻应山捣毁党部，农协之谣传到，土豪劣绅尚潜伏未动，仅宣传反共反工 农者才是真正国民党。七、农民态度，北乡仇视农协负责人及党部人员；东南西乡因受土劣宣传，对农协亦不信仰。农民的要求，减租减息，打倒土劣。

（四）云梦农协特派员均逃走，农民组织涣散，一切工作完全塌台，仅有同志五六人在县。

（五）安陆各团体负责人逃走一空，只有个工人部长谌甫卿尚在县城，李孚民黄建章二人在县公署。

二、京汉路区工作之第一时期

省委初调刘光谟调查京汉路区之情形，再未有负责同志到该区以前，该区工作，均交吴光谟指挥，并令其立刻在应山方面，建立中心机关，以便省农部所部工作人员，前往接头，不料吴光谟只奔驰于黄陂孝感二县之间，始终不到应山，使省农部无法与之接头，以致第一时期全无工作。此时该区之情形，黄陂方面由吴光谟决定之工作计划，系：

（一）调二三个生面孔的同学，到县农协支持一切，以便每月支洋三百元。

（二）决定在横店组织暗杀队，进行减租抗租工作，并组织毁路队。

（三）指派三四人到京古蔡店夏店，加紧工作，发展组织集中该地原有旧式武器，并将县协之快枪十支集中该处，作减租抗租打倒土劣之工作，并与土匪联络。

（四）由县农协与县长磋商，出示禁止米谷出境。孝感方面之工作计划，则系：

1.八月十三日到花园附近召集负责同学会议分配工作；2.指定一二同学急急将能受指挥之枪支集中入山；3.红会一面积极发展，一面改为军事的组织，我们同志也积极参加；4.派人到县农协支持并指挥减租工作；5.督促暗杀队实际行动，并扩大其组织；6.组织毁铁路队，遇必要时毁坏铁路。

并在花园方面，组织一个革命委员会，非同志作半数，尚未组织成立，即被土劣勾结驻军进攻，捕去委员五人，打死委员一人，系非同志。吴乃指定五人持器行动，但因走火，惊走土劣，遂无结果。次日土劣即带领军队，抄抢重要同志家庭九户，捕去三人，打死一人，亦系非同志。

云梦安陆二县之计划，为肖复初自阴历七月十二日与吴光谟分手以后前往所决定者，云梦方面为：1.拉拢红枪白枪各会；2.将过去组织较好的农民另组织之；3.拉拢土匪；4.保存旧有实力。但结果红白各枪会没有联络好，只有城外一千余武装农民尚有组织，可以拉住。原蒲潭人民自卫团有枪十余支，因同志计划不良，又为建国军所夺。安陆方面则决定派谌甫卿组织红绿各枪会分住山林。

应山方面系该县县委所决定，系：

1.武器集中起来，交县警备队保存；

2.农运专注意四郊及东乡一带；北乡派人慢慢的宣传，另行组织；

3.组织暗杀队，杀尽那些土豪劣绅和反动派；

4.党非常秘密的活动，极力淘汰不健全的分子；

5.在党部和农协的负责同志，要带很浓厚的灰色；

6.各乡有忠实勇敢的同志，都替他秘密组织起来，成农民铁血军，待机动作。

7.照中央命令减租减息，并且暗地宣传他们罢租，自行起来暗杀土豪劣绅。

三、第二期之京汉路区吴光谟在京汉路区工作约三周，毫无成绩，省委乃派郭树勋为该区特区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决定该区特委未组织成立前，该区工作，均由郭树勋完全负责。但郭树勋到应山后，对该区工作，仍无若何办法，八月半左右之来函，尚为一个光杆委员，以后虽渐能与派去工作同志接头，然而对于整个区的工作，依旧无法指挥，只不过在应山作一点军事投机而已，九月十二日，省委虽然去了一封长信，告己［以］鄂南暴动之情形，以鄂西之准备，并指示该区工作方针，略说：“京汉路区的工作，早就应该有点头绪，但吴光谟兄派人来报告，据说尚未会着兄，未知他现究在何处。昨有安陆孝感的同志来此，说及孝感两县情形，似兄方亦未同他们接到头。安陆只有几个同志，党的组织同农民的组织虽然都没有了，但该县县长近已入校，该县人民自卫团有一百二十支枪，名义上是县长作大队长，可以设法夺取过来。（用什么方法夺取，已与安陆黄建章同志谈过，你们可斟酌从事。）孝感现有同志二十余人，长枪多支，短枪七八支，三里城明店，大兴店等处，均可组织农民游击队，袭杀土豪劣绅大地主，很普遍的骚动。大公会的农民有战斗经验，亦可暴动起来，解决小河市的建国军，应山方面党的组织同农民的组织原来都比较好，并有少许武装，广水的工人同志及他们的武装，想归还能起作用。黄坡已回去多人，想能领导该县工作，大概亦有点武装。云梦情形，想亦不见得很坏，应城工作亦很可做，现将应城划入兄方指挥。京汉路方面，可按照省委前后起草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当然是骚动），准备大暴动。现开始骚动，须将各县的勇敢同志及武装有组织的集中出没无常杀土豪劣绅大地主，没收其财产，抗租抗税，尽情扰乱或破坏交通邮电等机关，没有力量时避免同军队冲突，有力量解决某地建国军或其他的军队，则须丝毫不犹豫的干去，不过一切技术方面的准备，须十分周到耳。对于安陆的武装顶好的设法抓住，即在安陆用原来的名义存在，否则须设法夺取过来，在安陆应城京山天门汉川云梦等县有计划的用太平天国的方法，大杀一场，能将京汉路及其水陆交通要道破坏，短时间能在京汉路及鄂中天门汉川北面，京山云梦应城等县出没无常的存在最好，否则可由潜江江陵方面转到公安，会合在鄂西农民革命军内，或到枣阳特委处接头，决定其存在地。各县农民游击队的工作没有头绪，即须开始组织农民革命军（秘密或公开请斟酌环境而定）发展农民的武装，顶好地做到每一农会会员都要有一武器。京汉路区全区马上即须行动起来，要在斗争过程中发展党与农会的组织，目前尤须加紧宣传工作，随时随地须用各种形式，召集同志及农民开会，党要对群众宣布土地革命，宣布用暴动的方式推翻武汉政府才能实现耕者有其田，务盼能完全照着省委的计划，勇敢的坚决的剧烈的有组织及计划地行动起来。......总括一句话，武汉政府在各方面（军事政治经济）都已陷入绝境，农民对他非常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湖北的工作是很有把握的，只要我们同志能够坚决地领导农民干起来。

此信去后，依旧没有效果。

京汉路区始终不是整个的，所以此处也只得分县叙述。

（一）应山：郭树勋抵应后之第一次报告，略谓：“......应山自弟抵此之日，农协负责同志均被看守，警备队枪支，亦完全落在反动派手中，从前农协枪支，因与平靖冈之战，全部分给各乡农友，但战事失利后，农友家属受重大损失，对农协深致不满，枪支遂不能收回。目前散在北乡枪支，约计七八十支以上，加之该地红枪会甚多，前上函兄，请派能在北乡工作的同志，卒未果。现正从县警备队着手运动。......现在决定把指挥的地点移在广水......此外则称病甚，要求再派一两得力同志去共同指挥。及省委于九月十二日回信，（原信已见前）示以工作方针后，其九月二十二日之回信，表面上虽称对“学校的指示完全接受，不久作报告，那时我们要杀许多上豪劣绅。”现又说“现正准备暴动。在应山有驻军百余人，枪三四十支，我们已与县公署联络，同时号召红会及农友解决他们，因为在驻军内完全是土豪劣绅。我们准备作一次大的赤色恐怖，即依学校所指示之办法进行。”要先缴军队枪械后，再依学校指示的办法进行。依旧还是军事机会主义。

省委乃于九月二十六日去一函指示其错误，告以下列四点：

1.应于枪杀上豪劣绅之中。解决驻军枪支，不可去等待解决驻军枪支，再杀土豪劣绅。

2.在行动中，应尽量作政治宣传，即前函之各口号须尽量张贴，或开农民大会宣传。

3.县知事已加入党，应立即要他协同解决驻军改换革命旗帜；如不能，即应连他一同解决，切不可受了他的影响，犹疑迟延，反误大事。

4.马上要广水的铁路工人同志，尽量的继续破坏铁路及砍电线断绝交通。

此信去后，该区并未遵照执行，其阴历九月四日之报告遂将机会主义之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九月初四的报告：正阳历九月二十四五以后，即准备解决县城驻军......经过了一个礼拜的准备，即可行动了，九月二十九日，忽然开到四千百余人，三十军的部队，来解决县城驻军。......我们不能在前两天发动起来，失误一个可以煽起农民热情，能够领导他们积极动作的机会，可以说是一个很利害的损失，出乎意料的损失！......以前与我们站在一块的县长，（他有七十支枪）不愿干下去了，于是我们......遵照学校的意见，开始在乡村中组织农民游击队尽量的杀土豪劣绅没收土地，向农民宣传，到处骚动起来。......我们很痛心的是失掉了一个行动的机会，使我们不能不变更方针......”投机的工作失败了，改到基本的工作，他还觉得很痛心，真可以算得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了！。

郭树勋既病重，省委乃派邓稚声前往，指挥该区工作，据其十月十四日之报告，应山目前工作为，“建设一个很健全的党的指导机关，恢复各支部，开始杀土劣，召集农民召开，纠正同志错误观念等。”“此方工作整理稍有头绪，再到黄陂、孝感、安陆、云梦、应城等地”。但骚扰工作及号召群众工作，“此二者（明明是一件事，他却把他分为二件！）大约总有把握”。

省委乃复于十月十七日去一函，指示该区工作，原函摘录于后：“......兄处工作应集全力于组织农民游击队，实行游击战争，三五人或一二十人为一队，出没无常的尽量杀土豪劣绅。兄处所有十五支可靠枪支，并杂以其他土枪，即专为此项工作之用。同时在实行游击战争中，须尽量作政治宣传，务使杀土劣和土地革命的意识，普遍和深入到一般农民群众脑中，引起广大的农民群众的作我们的基本力量。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策略，并无变更，且更加明显和坚决，......现在兄处应造成一个独立的暴动局面，从实行游击战争，引起农民群众，秘密组织农军，以占据数乡渐渐达到割据数县的目的。凡在所占领之地域，须马上号召群众开会游行，公开组织农民，杀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反革命派，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赋税，实行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下略）”

（二）黄陂省委派到黄陂工作的人，到应山总接不上头，接到头之后，回黄陂又接不上头，所以他们不仅发出：“我自己回乡去工作了，你们假使愿来指挥就来，不愿来指挥就不来”的怨声。省农部无法可以应付，适赵恰人来报告他已在黄陂南乡道土店工作起来，组织了许多灰色团体，吸收了许多活动分子，第一步计划准备吸收枪支；第二步扩大力量。现在已现诸事实的，有拳术会的四五十人；有私立群化小学校，学生百人，教员均为同学，有学术研究会三十余人，均能受我们指挥。又组织了秘密农协会员二十余人，佃农联合会，会员亦二十余人。另外还有五六个私塾教师，能受我们支配。他们准备大发展支部。省农部见京汉路区之负责人，不能指挥黄陂工作，又见赵怡人自动在县中所作之工作，策略上虽不免错误，然其人尚能工作，乃决定派他负黄城农运之总责并致函告以黄陂方面工作，须立即行动起来，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破坏水陆交通机关——尤其是京汉路，及税收机关，农民抗粮抗租抗税抗捐，秘密组织农军迅速地向着暴动的道路前进。后得赵怡人之报告，则该处因同志太少，且无组织，行动工作，无从下手。乃决定召集各地活动分子会，讨论组织问题，到会者六人，决议：1.成立临时县委，吴光谟任书记，王电生任组织，赵行健任宣传，赵抬人任农运，吴恒德刘茂娥为委员，2.全县成立二区及二特支，一还有三支部，书记赵行建；二还有四支部，书记乐全中；特支书记未定。（余略）同时又德[得]赵怡人“黄陂农运简单的报告”谓：1.全县有同志数十人能领导的群众有数百人，组织有宣传队、暗杀队、捕逮队、侦探队、毁路队，惟忠实勇敢能行动的不上三十人。2.已有的行动：①在王家河打毁当铺；②在研子岗打毁商店；③在横店暗杀土劣未成；④在南乡院子湾毒打奸商；⑤放火烧土劣住宅，没有烧壳几多。3.准备：组织“黄陂县农民铁血团”作为暴动时用的名义，（因适应农民心理）毁京汉路因近来沿路驻军甚多，且防备极严，未能着手，但仍继续找机会。4.武器：有刀五六把，驳壳六支但无子弹。五、土劣有组织的向过去负责同志进攻，城内由国家主义派组织清党委员会。同时得申世五之报告，则谓该县已集中全力准备作破坏铁路之工作，并“拟”杀土豪劣绅。此二报告，皆系交孙思墀孙因病未返，省农部遂未给以答复。后又得该县中秋日交来之报告，约谓拟召集勇敢分子，施以一月之训练，再行举行暴动，则更以陷入机会主义之深谭。其计划尤属大而无当，纯为幻想。送信人将信送到后，即行他往，省农部遂亦未给复函。此后竟未得该县报告，应山来人亦说到黄陂数日，均未会着一人。

（三）孝感：孝感方面自郭树勋负京汉路区特县责任，全无一点消息，至九月二日，省农部始得李蒙报告如下：

孝感的情形

1.孝感目前的危机：（1）土豪劣绅力图报复，捣毁农协，捉人，杀职员，抄家无所不至，以二十五区著名劣绅周新民为最凶恶，农民来县求援的很多，徒以农协无人负责，均失望而回。（2）杂色军队，散处于县之西北， 除仇视农运之外，并对于一般人绑票勒捐，抢掠。以小河市之建国军为最坏。

2.孝感的缺点： （1）农协秘密组织不健全，完全失掉了指挥的机能。本来决定有程雪门明哲等负责，他们或者不做工作，或者缺乏能力。譬如小河的建国军，本来可以鼓动大公会地方的农民（素来很勇敢，时常捉得匪军，缴获枪械）。暴动起来，将其驱逐，然而没有人去指挥。（2）学校无人负责，不惟内部组织渐形崩溃，并影响及于各团体不能活动。（附带说一句，孝感原有九十余个同志，现在不过有二十人，多系知识分子。）

省农部因该县不能与应山方面接头，乃派陈惟光前往负该县农运责任，并派张立民与之同行，且告以党的策略，而促其立即行动起来。陈本己欣然愿往，但大全自山坡返汉时，彼又忽然恋妻不走，一时遂未派出负责人前往？及九月十日得张立民报告，说该县有长枪七支，短枪七八支，还有一千七百元纸币及五百元现款，存该县同志明哲处。省农部当即派其回县工作，嘱其在三里城，二郎庙，大兴店等处组织农民游击队，袭杀土劣大地主，做普遍的骚动工作。并可鼓动有战斗经验之大公会的农民，来缴小河市建国军的机械。他们回去不但没有行动，后来派薛舍吾前去作军事工作，几乎连面都见不着了。至九月二十五日，得薛舍吾报告该县情形：

1.工作地域在孝感附近一带，及花园、陆家山、小河市，大公会一带。孝感附近有大学同学一人，中学同学三人，可靠农民十余人，花园一带有可靠同志六人。大公会之农民，很反对小河市之驻军。

2.枪支都是散的，大概可以集中十几支。

3.计划：第一步找几个可靠的同志将限家山之土劣打倒。第二步联络大公会之农民打小河市之军队。再后该县报告，则说工作不好做，同志自由行动，骗党的钱，如要顾及该县工作则请多派几个得力同志“以便将来应用”。复因土匪运动失败，及缴军队械之工作未成而表示失望。省委因于十月六日复函指正，且告以工作之方针。原函录下：

你们以军队的缴械及土匪运动失败，即认为工作无法进行，就不杀土劣，就不去做骚扰工作，以引导农民暴动，试问鄂南如此之广大又有什么军队？苏联的十月革命又有什么军队完全是暴动成的！......希望你们不要做投机的梦，马上将忠实勇敢的同志及农民，组织暗杀队，出没无常的杀戮，焚烧土劣及大中地主的房屋，破坏水陆交通及税收机关，尤以邮电及铁路等机关，非破坏不可！杀戮一切政府及税收机关人员，没收大中地主财产，实行耕者有其田，有力量单薄的军队，马上缴械切不要迟延！但不要缴械后才杀土劣，我们先要杀了土劣，引起军队的恐慌，详细的工作计划，请问舍吾同志。（下略）

四、结论

第一时期之京汉路区不能有工作的原因，完全是吴光谟不能彻底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及其本身赴京汉路区之任务，因之他对黄陂孝感两县所决定之工作计划，虽亦知注意骚动工作，但并未集中全力于此；中心机关建立不起来，更使整个京汉路区受极严重之打击。郭树勋到应后，该区工作遂成为三个不相联络的独立县。在应山方面的工作完全是军事投机，对于省委的指示，完全置若网闻，失败以后，乃遵照党的决定，开始作土地革命之基本工作，该区同志就觉是万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机会主义之流毒，简直可以说已经弄到不可救约的地步了！最近虽派邓稚声前往负责，但他首先误认骚动及政治宣传为土地革命中的两个独立工作，并说这二件工作，“大约”总有把握，最近该县之工作，恐仍不能做起，即能做起来，也不免有成为纯碎土匪行动之危险。在黄肢方面，开始工作之时期较短，但已略有骚动之工作，不过该县负责同志，亦不能彻底明了土地革命的意义，所以对于骚动工作，仍夫积极进行。那种大而无当的，计划不先从骚动工作人手，而欲直接暴动，也是机会主义之表现，不过该县工作在京汉路区范围中，比较上希望大一些，若能切实予以指导仍可行动起来。在孝感方面工作开始，较黄陂为迟，而其机会主义之倾向，则较黄陂为深，土匪运动缴械工作失败后，竟不杀戮土豪劣绅，不知他还要作什么工作！惟现在既经省委切实指导，将来或可改变方针。

鄂北区工作的经过

一、武汉政府公开反动时之鄂北区

襄阳驻军系方振武部，连南潭一带，共有十万人左右，派饷甚多，南潭派五万，襄阳派五十万，军纪又坏，见好衣好鞋即夺取，民众对之非常痛恨。红枪会有十万，同志约六十人。枣阳随县一带之驻军系设建国军五师，共六千人左右，及李纪才，蒋世杰之一部，均属就地筹饷，毫无纪律，建国军之行为，更属纯粹土匪。枣阳同志有百人随具有六十人，红枪会自德安直到枣阳，无人不是，分红绿黄白四社，枣阳方面，我们同志当社长的很多，能抓住三四万，但有青年协进社和我们对抗，不过他的势力不及我们大。武装方面，随县有枪二三十支，襄阳有二百余支，及驳壳十余支，尚有机关枪二架，惜无门门，不能用。红枪会对于军队，人数少则刺死之。有一次刺死了一个营长，人数则多避之，随县北乡之红枪会，则正在与建国军开火，打死建国军团长一名营长一名。当时张兆丰师已有两团抵襄阳，另有一团在南阳。

二、开始工作后之鄂北区

鄂北工作，初由省委派张学武前往负责，继李宫春及廖划平亦自南阳前往，后，中央又派陆沉前往，但迟之又久，毫无报告。后派李协一归，始知该区工作，完全集中于张兆丰接洽谋解决方振武，此时接洽已成熟，候省委电令，即可发动。但不久即得学武八月二日之简单报告，谓“张师被免，策略改变”。未几得有比较详细之报告，则所谓改变策略者，不过派人改组各地党部，及定几天开一次支部会，几天开一次小组会。几天开一次干事组长联席会而已。他方面则由张兆丰向建国军方面活动，侯得一名义后，即与其旧部勾结。省委见此情形，乃又派王一飞前往指挥。但后得该区二十九日之报告，则公开说该区工作已完全没有了，兹录其报告如下：

襄枣随秋收暴动工作，因：

（一）过去党和农民的组织太坏，现在各地和民众接头的地方都很少。如随县最好的金乌店，实际上我们和当地的农民及红会，都不及土豪劣绅对我们的关系。如枣阳有万余红会中，我们号称三万人，在村土匪，我们可以领导，要作暴动，不能领导，他们都很胆小，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经过斗争的训练宣传，不能领导。他们又只有西乡的四五千有把握，其他的很没有把握，尤其是南乡乌金店兴隆一带。襄阳则又不及枣阳。比较是随县好，暴动亦多希望。特委曾根据他们的报告，具体下两次动员令（在此是枣阳工作好的地方），后皆因自己实际关系，毫不行动。

（二）随襄同志非常幼稚，又加之是本地人，顾虑身家。工作方面有许多顾虑。外来同志和民众不能接头，亦是工作妨碍大原因之一。但这不是主观。

（三）各地红会，除少数的分散在我们手中外，最大多数在反动的土豪劣绅手里，和中地主的小绅地主知识阶级手中，而这中地主又接近于我们，相牵制着。我们更不能行动。因上三种原因，鄂北之秋收暴动，是无法作起。又加之今年丰收，而租亦较轻。（据我们切实调查，随枣附近之租率，只纳十分之一。）故在主佃秋收关系上，想推起暴动，较他的更难。不过此地政治方面，较直在唐下反动好些，工作还大可作。（下略）

再据陆沉十月十二号，省委常委会上之报告，则该区情形，略如下述：

1.随县方面，同志分两派，原有百余人，政变后现在只有六十人书记亦转入派别漩涡中，红枪会有五六万，过去对于农运工作太坏，最好的乌金店地方，我们对农民及红枪会的关系，还不及土劣对他们的关系。

2.枣阳方面，同志约百人，红会有一二十万，我们能领导的有三万，但仅能领导其打土匪，而不能领导其作暴动。因该地地租，仅纳十分之一，并不感觉地主之剥削，且此三万人中，又只有西乡的四五千人较有把握，其余仅足以资号召而已。

3.襄阳同志约六十人，红会有十余万。

三、结论

鄂北区在工作开始之初，有群众有武装，并且群众已与驻军正式冲突，如果我们能够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工作，本来是很好暴动的局面，不意该区负责同志竟以全部精力作军事投机主义，对于农民的斗争，完全置之不理，无怪乎一点工作都做不起来！及张师免职，遂觉靠山已去，便呈失望，不但没有实行斗争，并且不敢保存斗争之观念！与省委发生关系亦很少，更使省委不能给以指导，总括说起来，鄂北正毫无工作之主要原因，为负责同志完全不了解省委的策略，不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只以全部精力从事于军事投机，军事投机失败以后，仍不知改变方针，二十九日之报告，虽列举秋收暴动不能做起之三大理由，农民虽不感地主之剥削，农民决不会不感土豪劣绅之压迫，以此号召，何至做不起一点工作来？陆沉在常委员会议之报告者，内容不为没有一点工作可言，反而事事多经过，并且充分沉现出失败主义之倾向！今后若不派得力同志前往，将机会主义之毒焰铲除罄净尽，该区工作，决难起来。

第四章 总 结

一、这一次湖北的斗争，开始于七月底，到现在——十月底，已有三个月的长时间了，从原定计划说来，这一次的斗争，可说已经失败了。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各区工作的表现，均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完全不晓得党的策略，毫无一点行动。

第二期——又可分为上半期下半期两个段落。此期已渐渐了解党的策略，在准备开始工作或正进行工作。

第三期——亦可分为上半期及下半期。此期已能了解党的策略，而造成农民暴动，惟在上半期中尚未注意分配土地，下半期则已注意分配土地。

鄂南区未经第一期而直至第三期，鄂北区始终未出现第一期，太阳区之暴动，仅为一幕滑稽剧，不在此例。其余，鄂西区已至第三期初；黄陂正将至第三期；鄂中经过第一期第二期之时间均甚长；武阳夏区亦然，惟成绩则逊于鄂中区；京汉路区则初人第二期；麻黄区之农民系自动起来的，亦不在此例。

各区的表现如此：但除鄂西之曹壮父外，各区负责同志，在赴各区之前，省委已将策略原文交其阅读，又为之详细解释，事后，更将策略全文，各抄一部为各区寄去，不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各区同志均各行其事，完全不执行省委所决定的策略，甚至与此策略背道而驰！因此，这次湖北的斗争，遂不得不陷于失败。

二、我们详细检查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首先发现的就是机会主义，负责的同志们，因为过去受了“充分利用政治及社会力量，用种种的和平的办法来达到要求的目的”政策之影响，在此次斗争中依旧要想利用军事政治或土匪的力量，来达到土地革命的目的，所以都集中精力于军事运动，及土匪运动，不然便是空谈暴动，坐待农民自己起来，其次本党的组织为土豪劣绅所侵入所盘据。如公安县之四十一个同志中，仅有三十九人为上豪劣绅及同土豪劣绅利害一致的成分。又应城同志，多为盐膏峒主等，在城内秘密开会，反对本党的策略及行动，说：“如果他们（指省委派出工作同志）行动起来，便是扰乱治安，扰乱治安便是反革命，我们便要打倒。”此种反动分子，叫他们起来杀土豪洛绅领导土地革命，当然无异于骆驼去针眼。再加过去湖北农运，只是白纸写黑字的农运，基础非常薄弱，党的组织又不健全，反动势力尚未到来，早已闻风逃走。一般同志，又均胆小如鼠，或顾虑家室；皆不敢动，工作遂愈感困难。再次则为负责同志动摇没有土地革命的决心，工作不能起来，则借词推诿，即勉强工作，亦有只为怕省委之骂，而非领导革命的决心（如符向一在省委会上之报告）。他如同志之派别，互相倾轧，及地主主义之恶习等，亦为暴动工作不能起来的根本原因。在技术上农民群众不起来的原因，第一、不注意政治的宣传；第二、为负责人无法接近群众，第三、为军事人才之不得力；第四、为交通之不灵通。

三、湖北的农民运动，在原定的计划虽是失败了，然而在另一方面，也颇有相当的成功。

第一、保存了党的组织，各县的党部素来很不健全，有些地方更为土豪劣绅所把持，所以号称有二三千人之县分，如黄冈等处，反动势力一到竟自完全解体，公安应城等县虽未解体然亦不能行动。如果不经此次斗争，湖北各县的组织，不免有一大部分完全解体，一部分完全腐化。

第二、使同志了解土地革命的意义。过去虽然大家同志都承认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了，实际上，就是许多负责同志尚不懂得土地革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自经此次斗争，已参加此次斗争的同志，最大多数都能了解目前土地革命的意义，在变更土地私有制度，必须农民群众暴动起来才能完成。而要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首先必须屠杀土豪劣绅大中地主，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分配给贫农，才能引起农民热烈的斗争情绪而至暴动起来。暴动之后，更须加紧没收土地，立即分配各农民，才能保证暴动的胜利和发展暴动。

第三、铲除机会主义的流毒，湖北的党，因为在半公开半政权形式之下发展起来，所以受机会主义之流毒，最为深厚。在此斗争过程中，经省委极力纠正，最初虽未发生若何效果，到了现在，却以使同志们一至少是负责的同志们，认识机会主义之面目而起来作铲除机会主义的工作了。

第四、锻炼出能够斗争的党员。湖北的党，虽然号称有一万四千多同志，能够实际参加斗争领导斗争的实在很少。自经此次斗争，凡有工作的地方，尤其是鄂南，已经锻炼出许多能够实际参加斗争的党员了。

第五、证明了省委策略的正确。在久经机会主义浸透的湖北的党，省委忽然决定了农民暴动的策略，一时自然不能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所以负责同志，总是用全力去作军事运动和上匪运动，或者想借政治的力量，解决驻军，共同负土地革命的工作，但是斗争的结果，证明：凡是一切想用偷安取巧的手段，希望依赖或利用现在军事、政治或土匪的力量，以达到土地革命之目的者，都必然无疑的失败。例如鄂南之新店事变，受人民自卫军之打击，使鄂南工作受致命的巨伤，为利用军事力量而失败的证明，应山县长，已经加入本党，而在积极行动中，即与本党脱离，为依耐政治势力而失败的证明。黄冈事件，我们己与某股匪约定共同解决驻军，后来该匪即乘机造谣，说共产军要打来了，使一般人大起恐慌，乃乘机缴驻军械而他去，为利用上匪势力而失败的证明。其余事例，尚难悉举。各区同志，经此种种打击，明悉机会主义之政策必然失败，对于省委的策略，始有坚决执行的决心。

第六、农民认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在这一次的斗争中，对于政治的宣传和分配土地的工作，虽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凡暴动的区域（如鄂南）和骚动的区域（鄂西鄂东中），农民对于土地革命，都有了相当的认识，如自己要得彻底的解放只有实行土地革命。例如鄂南，现在虽在反动势力之下，受土豪劣绅与反动军队之压迫，暂时不敢动作，但如驻军他调，或有一部驻军他调，这一部分广大的群众，依然会倾向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尝过土 豪劣绅的滋味了。

第七、引起农民革命的热情，凡是有工作的地方，农民因为认识了土地革命的意义，遂日趋于革命化，相率起来，杀戮土豪劣绅大中地主，以求土地问题之解决。鄂南区虽暂时屈服于反动势力之下，但农民群众革命的热情并未因此消灭；因对驻军压迫之反感，对于反动政府，更有“与汝偕亡”之势，黄麻人民自动起来，大杀上豪劣绅，更是对于鄂南暴动的响应。

第八、摧毁了乡村封建势力的基础。此次斗争中，各区杀土豪劣绅及土豪劣绅之爪牙走狗，虽无精确的统计，估计至少在一千人左右，对于乡村封建势力之打击，较过去长时期中的儿戏的农民运动为严重（过去将及一年的长时期中，所杀土劣至多不过一百人。）所以，汉川等县之土劣，也慑于这种声威有时不敢蚕（妄）动。

第九、促进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剧烈的发展。鄂南暴动失败后，土豪劣绅勾引反动军队，到处屠杀农民，并向反动军队说：“宁肯错杀一千，不肯误放一人。”反动阶级之阶级的意识之明显，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剧烈，可以概见。但他方面农民的阶级意识亦逐渐明显，斗争的进行，亦恐剧烈。在乡间，只要提起打倒土豪劣绅，绝对没有农民反对；农民对付土豪劣绅，也不似从前采取几戏手段，绳子政策，而直接处死，并没收其财产，焚毁其房屋杀戮其家人，即为阶级意识明显与阶级斗争剧烈之铁证。

第十、动摇了武汉的反动统治，武汉反动政府，到现在各方面都已陷入绝境，尤以财政方面的困难，为其致命的打击。国库券之由跌价而至不能行使，中央票中国票交通票之相继跌价，中央跌至不及二折，中国跌至二折，交通跌至二三折，皆为本党策略之初步的成功。（各种钞，均系农村最先拒绝使用。）鄂南暴动及各区的骚动，更于武汉的反动统治以军事的政治的打击，使其发生动摇。

四、现在湖北农运工作，更以开展一个新局面，主观方面，党的组织渐趋健全，机会主义之流毒铲除将尽，同志亦因认识土地革命之意义而生革命的决心，并由斗争过程锻炼出斗争的能力，又对于省委策略有坚决执行的决心。主观方面，农民革命的情绪，亦因认识土地革命的高涨，乡村的封建势力已遭严重的打击，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已进到极剧烈的关头，武汉工人亦正起来反攻资产阶级及反动政府，实行罢工及打杀改组委员及一切工贼，要求管理生产，拥护农民暴动，同时，宁汉军阀已正式发生军事冲突，刘兴何键败退于武穴，十六军的工军冲突于宜昌湖北的反动派，还在继续的混乱崩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