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 (二)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
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本草案为立夫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
绪 言
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之革命的变革，竭全力以抗御。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①，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收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甚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
（一）
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以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灾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阀阅专有土地的制度（如贵族阀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便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的威权。诸侯采邑阀阅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从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
（二）
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簇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 的文化程度。
（三）
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与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情，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然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
中国阀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除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智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生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生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反动势力在乡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饲田族田庙田等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
（四）
中国的租田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祖大半是用谷物，并且大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祖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名目，还需消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侧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苏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检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
（五）
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诳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的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佃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
（六）
水利的使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工人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
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盘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的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糜费的礼节（婚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盘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盘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货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盘剥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
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年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输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祖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加。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
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生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手工场厂及家庭工业的发展，都使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农民旧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的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
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叶生产的组织也比较的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 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凌，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的植棉种桑的地亩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福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
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在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不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次收获以前， 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最贫苦的分子受着 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 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
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
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频数的经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
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出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
中国农村中绝无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昂格思所称谓“前无产阶级”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
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象半奴隶的农奴，却不象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
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缫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澌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缏，制帽，制扇，制伞，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庭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
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撄[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阀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
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更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速起来。
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澌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全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加增。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撄[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
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祖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一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要措筹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运动。
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业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艺产品，贩买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买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除。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职工运动决议案（扩大会议决议）②
在初期北伐的过程中，仅只两湖的工人斗争得到短期的进展。但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终于中途受了阻碍。至于河南的工人，在帮助北伐军得到胜利后，不但没有得着丝毫解放，反而更加遭受压迫和剥削（铁路工人欠饱多至十二个月少六七月，卫辉纱厂工人在经济斗争中被冯玉祥惨杀三百余人）。从蒋介石四月十二在上海向工人阶级开刀始，继而四月十五李济琛在广东的屠杀及长沙的马夜事变，江西朱培德河南冯玉祥的反叛一直到七月十五汪精卫公开反动，照理，在这些省份的工人阶级应当对反动派严重的反攻。可是因为党的机会主义的政策影响已深，不但没有反攻，反而在职工运动中表现两种极坏的事实：一是根本屈服于敌人放弃职工运动如河南湖南江西等，一是进一步投降加入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如上海安徽等。至于北方各省如直隶山东山西则自五卅高潮低落以后即无形放弃职工运动，北伐军兴而后更专一等待北伐解放，停止了一切活动。如此种种，全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经过一度国民革命的斗争，并且他们曾经参加此一斗争而受了莫大的牺牲，然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并没有得着丝毫解放，我们③的阶级意识反而一时陷在模糊的状态，他们的革命情绪，反而表现一时的消沉，“二七”“五卅”的悲壮的斗争不能复起于国民党背叛的过程中，这是什么原故？主要的是我党的机会主义整个的运用于职工运动中的结果。
“八七”会议，适当国民党左派背叛，社会阶级激剧变化的时候。会议主要的目的是改进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新的工农斗争的策略及改造党的组织。当时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的主要点是：激剧的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发展秘密工会，反对黄色工会，提拔新的领袖。这样的决定无疑的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这些决议并未能有相当的实现。本来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就没有相当的完成，“八七”精神仅仅走到几个省委，没有到下面去，自然这些决定，还大部分只是白纸黑字的留着，我们只要看下面的事实就可以明白：在四省秋收暴动的期中，没有看见工人起来。尤其是在许多农暴区域中的城市常常不能成为农暴的中心指导者，事实上反而等待农暴，甚至乡村农暴已大大起来，城市一点也不能予以帮助。同时党在工人中关于农民暴动事实的宣传亦异常缺乏，广州武汉的工人斗争一直到两湖秋暴及叶贺失败以后才起来，湖南江西河南现在才开始有计划的工人运动。直隶山东农民暴动已经起来，工人斗争则依旧寂然无闻，上海一直在湘鄂粤失败了之后才开始反统运动，至今工人斗争尚不能有广大的有组织的发动。就全中国说一般的成为农民激进工人落后的现象。不仅没有激烈的斗争，就是秘密工会的组织亦没有进步。各地党部对于农民斗争虽做了不少的军事投机的错误，还算是有意的不断的在那里领导。而对于斗争则确不免有忽略的倾向，至少也是无意的或顾此失彼的忽略了。这是“八七”以后职工运动主要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发展下去，无疑的要使工人阶级在土地革命中失掉领导地位。此后在策略上亦表现两种极严重的坏的倾向：一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敢领导工人向前斗争，而想与政府国民党工会妥协保存一点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最显明的如浙江工运负责同志不愿坚决的退出反动工会，上海一部分下层同志留恋“统一委员会”及最近安徽省委同志决定加入西山会议派的芜湖市总工会等等。至于“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就是在很重要的城市和工人区域也很迟的才提出，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除上海广州市外也没有什么工作。另一种倾向便是军事投机，不坚决的去发动群众，而靠一种偶然的机会，强迫工人起来，工人因为不明了斗争的意义，一旦失败，则情绪消沉，不易复起，如蒋介石下野时沪西纱厂之罢工及最近沪东纱厂之罢工是，或则根本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不深入群众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而迷信暗杀万能（非群众的红色恐怖），不暗杀几个工贼和反动派，则不敢到群众中去（浙江省委山东省委中的一邵分同志以及上海的一部分同志很明显的表示这种倾向）。上面这两种倾向，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所取的手段不同，根本上则同是机会主义的余毒的爆发。不把这两种倾向肃清，则我们党终久不能深入群众而要被群众唾弃。至于工会的组织工作亦异常缺乏，在白色恐怖严重的进攻以来到处工会组织都无形消灭，而以党的支部替代了工会，或则虽有工会，亦只是一个变相的支部组织，底下并没有非党工人群众（如上海），而事实上，党员群众又每多退缩不前不能领导群众。因此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团结，一切斗争更加难得起来。
右面所述是“八七”会议后职工运动中主观方面主要的缺点，但是，虽然我们主观上做了不少的错误，全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却确在逐渐的往上发展。新旧军阀不断的战争使中国工商业愈趋衰落，中外各厂大多关厂或缩减生产，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在业工人因为工钱缩减，纸币低落，厂家欠饷，待遇苛刻，一般生活程度的增高，生活愈加陷于痛苦。南方各省屡次反革命的政变，和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不仅不能改良这些现象，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对于工人群众的屠杀较之北方军队还要凶残。无论政府国民党部或蒋记唐记冯记阎记李记所委任的黄色工会，无不是公然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人，而不能对于工人群众维持其暂时的欺骗。全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逐渐开始，武汉上海广州已经有激烈的发动，特别是广州工人十月十四以来八次大的罢工示威，已经足使反动阶级骇惧万分。“国民党”三字无论在南方北方一般工人群众对之一点没有信仰，黄色工会成了工人群众眼中的锋刺，武汉上海广州的工人群众已经公开的枪杀国民党的工会改组委员和工会特派员，广州工人己在高呼“撕毁白色恐怖的青天白日旗举起革命的红旗”。总之全国工人阶级已经逐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开始凭仗自己的力量起来与资本家豪绅军阀和一切反动势力宣战了。依这种描述，证明党的中央“八七”以来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合于实际的。
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决议更加明白指出要为争得工农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因此党的职工运动的基本任务便应转注于这一政治重心，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组织上真能负起为实现工农政权而战斗的领导者的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央扩大会议对目前职工运动的策略和方法有以下的决议：
一、要把政治决议所指出的任务实现子职工运动方面，首先便应坚决的与有意或无意忽略职工运动的倾向奋斗，事实上使职工运动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事实上使工人阶级能成为农民贫苦民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同时应坚决的肃清职工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余毒从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脑海中洗去一切妥协，退缩和军事投机对国民党幻想等反革命思想。在组织上应当从工会指导机关和党内职工运动指导机关中彻底撤换一切投机腐化退缩消极的分子代以积极勇敢的工人分子。
二、党的职工运动主要路线是从不断的领导工人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从斗争中严密工人的组织，加紧工人的政治训练，扩大工人的武装组织和训练，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说我们在工人群众中一切组织宣传工作要经过实际斗争一直为达到这一目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前进。现时应立即开始全国工人的经济罢工和反军阀战争的争斗，对于经济罢工，党的各级党部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形提出各业各种工人的经济要求，以这种要求组织号召工人群众爆发罢工争斗。现时无论矿工路工海员纺织工人以至种种苦力手工业工人店员都有极切迫的经济要求。现时经济罢工是开创新的职工运动的唯一道路，而且是如干柴着火一般极容易爆发的，我们党应当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站在工人群众前面勇敢的领导他们。党的中央应当以各地能否爆发经济罢工为考察各地改造职工运动之成绩的标准，同时党对于罢工的策略（尤其是在某种产业恐慌时）及罢工失败后如何继续发展争斗以及现在一部落后工人之畏缩心理如何救正，须特别加以注意求得适当的指导方法。
党在工人阶级中应作的政治工作应不仅限于宣传工作，应当利用机会实行政治的集会示威游行，以至于政治罢工，特别是当现在新旧大小军阀的混战时期，在战争的区域中应当发动反军阀战争的争斗，至少应当做到开会游行示威并在紧急的当中夺取武装的工作。在一般政治要求中应当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和反对白色恐怖，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者等等。同时应当知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虽然由于其斗争的目标不同，但在事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斗争必然进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在未能最后夺取政权时每人归结于经济的斗争，在一切经济斗争中必须提出政治要求，在一切政治中必须提出经济条件。如此才能使工人明白经济争斗与政治争斗相互的关系而继续不断的奋斗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一切争斗中须扩大而深入的宣传“苏维埃政权”宣传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罪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的口号，提出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及土地革命的口号，举出镰刀斧头的红色旗。
三、在宣传上必须特别注意向工人群众解释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意义及其重要，尤其要利用每一个农民暴动的事实详细向工人群众宣传，党必须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缔结亲密的联盟而成为农民领导者，为达到此目的，不独应当在工人群众中作口头上与纸上的宣传，并应当从组织上和斗争中求其实现，各城市乡村的联合暴动，如矿工铁路工人与附近农民的结合，如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指挥暴动等等是。
四、最近重要城市所发生的罢工运动，实为“八七”会议以来新政策之下无产阶级继续不断的壮举，但是其中大部分终为资产阶级获得胜利，其原因不独在于黄色工会与官厅之掣肘及彼等与厂主联合一致向无产阶级反攻，同时更因为我们的工会组织薄弱，党的指导不力，运动之散漫无组织及罢工工人相互间缺少联系等等。因此各级党部应当坚决的做发展与巩固秘密工会的工作，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吸收广大的非党的积极工人群众加入工会，并且使他们参加秘密工会的工作，坚决的改正“党即工会”或整个的包办工会机关的积习和错误。在最短期间内，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必须完成所有最重要的工会委员会的组织，并须在保存党的势力之下，使新的非党积极工人干部人才参加其工作。
尤其要紧的是在大产业中进行从下而上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产生必须经过群众的选举。工厂委员会的存在在原则上是公开的（在保持秘密工会正确的指导之下尽量使广大的非党工人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为扩大工作范围起见必须做到组织公开的工厂委员会。因此，现在已经应当造成为将来争工会公开有所保证的一切必要条件。平时对于工人大会，工人代表大会须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的举行，要尽可能经过工人代表大会或工厂委员大会解决关于工会及日常斗争的重要问题，使工人群众自觉其组织上的责任并加重对于工会的责任，一方正所以改正几个领袖包办工会的积习。
在工人运动高涨或白色恐怖稍微缓和之时，党必开始作公开选举工会机关的运动，并将国民党政府所委任的工会指导员一概驱逐撤去。中央对于全总海总铁总的工作须加以整顿使之起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矿工，邮务，纺织亦须促成其全国组织之产生。秘密工会与党的支部必须尽量的利用公开之可能性组织一切工人团体，如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公共寄宿舍，公共饭堂等等以团聚于工会之周围。
五、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与政府国民党委派的黄色工会，眼见共产党在工人群众势力很大，他们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对于罢工运动的政策而图谋于罢工工作之中把工人阶级夺为己有。他们有时也给罢工工人一点小利，如提出秘密工会所提出的要求再加上他们自己提出的欺骗工人及罢工救济等等。自然，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们的工会是唯一的公开工会，因此他们有把一部分工人从我们领导之下夺取之可能，但是他们的企图始终不过是暂时的，终究要归于失败，因为他们——反革命的政府绝对不能向工人稍事让步，更不愿抑制厂主们贪求无厌的欲望。党必须研究他们的政策之改变，与目前政府工人政纲之内容。党与秘密工会必须在日常斗争的事实中不断的向工人群众指出他们所以予工人以经济帮助或其他种种欺骗，其用意不过在于使工人放弃自己的要求和斗争，转而向资产阶级摇尾乞怜。
对于反对政府国民党或冯记阎记??等所委派的黄色工会，除开右面所述我们勇敢的站在工人前线领导他们作经济政治斗争，从不断的日常斗争中宣传揭破黄色工会之罪恶使工人阶级脱离开他们的影响而外，在组织上我们应当提出“工人自己选举工会，反对任何机关委派工会”的口号，并实行工人选举工厂委员会和工会，使各工厂工人共同议决实行反对政府国民党以工人部之职权改组工会并指派工会指导员，抵制他们的机关，拒绝缴纳会费。同时厉行红色恐怖去对付右派工会的委员也是可以的，在能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参加如此种斗争的时候，更有必要（如广州工人之反工总会运动）。
六、为帮助罢工工人，必须筹备罢工救济费，我们应当提出“不要给右派工会一个铜板，大家共同筹备罢工救济费”的口号，并指导工人实现这一个口号，那怕每个工人每月只能蓄储三五个铜板，也是有异常重要意义的，同时全国总工会必须向国际无产阶级不独要求政治上的帮助，并当要求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
七、因为关厂缩减生产，休业及开除工人等所引起的失业与饥饿使一部分工人起工团主义的妄想，以为夺取工厂自行生产或毁坏机器可以挽救工人失业与饥饿的危机。党与秘密工会的任务在于指出这种倾向对于工人阶级之不利，同时应当提出“工人管理生产”的要求。说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际冲突起来，资本家便使成千累万的工人失业之事实，只有进攻资产阶级是政治斗争最有力的武器。
八、党对于失业工人，须使之团结于下列口号之下：
（一）向商人与工厂主征税救济失业工人。
（二）政府开发社会工作给失业工人做。
（三）开办公共饭堂与公共寄宿舍。
（四）发给失业工人经常的津贴。
（五）失业工人津贴费由失业工人自己管理。 为使失业工人为这些口号而奋斗，必须组织示威游行，向政府商会要求上列条件或以捣毁政府国民党工会，捣毁政府管理发给津贴费之机关相威吓。
失业工人必须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于秘密工会指导之下。党必须注意组织失业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并设法派遣失业工人到农村中去作农民运动的工作。
九、海员铁路工人矿工为中国主要产业工人，亦即中国无产阶级的重镇，现时党在这些工人中的工作非常之微弱，党的高级指导机关应根据下列之原则规定各个的工作计划，督促各级党部执行，并尽可能直接指挥监督其工作。
（一）海员曾经有名的斗争，至今还成为广东工人斗争的重心，可是除开广东一隅外，别的地方极少工作甚至于完全没有，党应当有计划的发展海员工作，在邮船和大轮船上发展海员工会支部和党的支部，在重要的商埠成立海员工会分会，于最短期间于已有基础的工会中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从这样的斗争以加强他们的工会组织和政治觉悟。党应当分派一批人才去担任海员工作。
（二）铁路工作自“二七”失败后，即渐渐消沉和腐化。除开极少的铁路如广东株萍外，党的支部和工会机关多落在工人贵族手里，成了不战斗的机关，同时因为过去铁总党团组织系统的错误，铁路党团另改一系统，不受相当的当地党部之指挥，铁总特派员亦多离开党的指导，铁总又无法给以灵敏的监督指导，于是铁路工作愈益离开群众，许多铁路的工人群众反对工会反对C.P.，因为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原故。“八七”会议以后铁总虽努力企图改造，然因人力关系，亦仅限于京绥京津铁路有部分的改进。在此反对军阀战争和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铁路工人的作用尤其异常的重要，党应当派人在几条重要的干路如京汉津浦京绥陇海京奉粤汉沪宁沪杭正大等重新开始工作，恢复并改造工会发展下层组织，改造并发展党部，恢复党的威信，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同时改正党团组织上的关系，上级党团绝对不直接指挥下级党团，各级党团完全受相当党部的指挥管理。铁总特派员同时受相当党部之指导监督。
（三）五卅前后全国矿工中，我们党有相当工作的将近二十万人，五卅高潮低落后，至今一方因为产业恐慌而致部分的或全部停业，如汉冶萍三公司及枣庄之煤矿，一方则因党的自动的停止工作，如鲁晋豫各矿省，因此，此二十万的矿工工人中仍旧留有基础而尚在继续不断奋斗百折不挫的仅只有安源之数千工人（湖南秋收暴动安源二千余工人为先锋攻萍乡醴陵浏阳）北方各省不仅工作停顿，连党的组织亦形瓦解（唐山只剩二十几个同志，工人根本不信任C.P.，下级同志要杀区委负责人）。这是何等可耻可痛的事情！现在党应当重新建立矿工运动的基础，尤其是对于直隶之开滦五矿（五万人）门头沟（二千人）山西之阳泉（三万人）井陉（数千）山东之淄博（五万人）枣庄（一万余尚余一部分未歇业）河南之六河沟，焦作，江西之安源（尚有五千人），湖南之锡矿山（约二万）水口山（三千）炭塘子，湖北之大冶，奉天三本溪湖须派专人去进行秘密工会发动斗争，发展党的组织。
十、同时党的中央对于大的工人区域，上海武汉广州天津青岛香港等处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职工运动工作，须特别注意加以指导和监督，目前尤须注意工作上和组织上的改造，尤其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市政工人运动须特别加以努力。这些工人的厂家不是帝国主义者便是当地的军阀政府，斗争一起来即是直接的与当地统治阶级的冲突，特别在工农暴动的当中，足以制统治阶级的死命。各地党部须战胜一切困难，开始并发展这种工作。
为要使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指导者，那么各级党部对于各县城市工人运动便应当加紧工作，不仅要发展工人的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而且要充分给以政治的训练（如反对国民党夺取政权，武装联合农民，土地革命等等），使之不断的为夺取政权追求根本解放而奋斗。
一切城市的工人运动中，党须坚决的领导店员手工业者对于店东手工业主的经济斗争，必须如此我们才能取得广大的下层无产阶级的拥护，才能在各县城市造成暴动的主要力量（当然还不是中心力量）。
十一、工人秘密的武装训练已成为中国工人斗争中迫切的工作。重要的工人区域须派专人担任训练工作，同时党应当尽可能帮助先进的工人得到武装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应当有组织的领导工人夺取武装。关于工人武装训练和工军的组织，武装暴动的技术，中央须另制详细的计划和规定。
十二、根据党一般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在工人群众中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运动，要更加积极的做起来。特别是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之下和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中更应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融成一气，利用每一个机会激烈的发动起来。
十三、女工工作与童工工作必须较前加紧，必须吸收女工及青年工人到工会中工作。尤其是在纺织业工厂中，资本家每每利用童工女工以抵制成年男工，在一切斗争中辄大抵开除成年男工代以女工童工，以逐渐消灭工人队伍中中心的力量，党的策略就是要使成年男工了解提高女工童工特别的经济要求之必要，如帮助童工女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运动，提出童工女工工资与成年男工平等等以激发动女工童工的斗争，使之与成年男工结成亲密的战线，以抵制资本家挑拨离间的阴谋。
十四、训练工作在目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需要，在训练工作中，必须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罢工争斗胜利之条件及反对黄色工会等工作详为解释，使工人都能了解才算尽事，在各重要工人区域中，必须出版象《上海工人》一样的印刷品。
党必须在纸上或口头宣传上猛烈的批驳右派工会领袖高谈阔论之阶级调和政策，并尽量的批评他们在“劳工日报”及其他反动报纸上发表之文章及他们工人会议席上之演说报告等。
十五、为使本决议案能切实的实现，党的中央须注意以下几点工作：（一）派遣积极的能干的同志到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产业工人中去工作。（二）改换旧的工人领袖和工运指导者中的机会主义分子代以新的积极的分子。（三）党的职工运动经费须直接指定分配于各重要产业工人，重要工人区域和重要城市，不交由各省党部自由支配。帮助各种总工会党团及各省党部制定所属范围内工人运动总计划。
各级党部对于所属范围内各种各业的职工运动，须随时制定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作计划，以尽领导或创造的责任，不可限于零碎的应付的状态。各省委必须每月对中央作职工运动报告，尤其是单独受补助费的区域，或产业，每月必须有一专门报告。如一个半月不作报告，中央应停止其补助费，两个月不做报告，便撤换工作人员。
注释
①原文如此。
②此决议案无成文时间，亦未与十一月扩大会会议文件同时发表。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上说，扩大会特别组织一委员会通过专门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似应指此文。
③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