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总结
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红二方面军在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在贺龙、任弼时为首的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英勇地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们经过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由湘鄂川黔边到陕北的伟大长征；长征结束后，他们及时地、积极地进行抗日准备，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一时期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是红二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克服巨大困难和逐步摆脱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进而接受和执行正确路线的历史，是胜利发展的历史。
（一）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的过程，是逐渐克服第三次“左”倾军事路线和逐步深入贯彻执行正确军事路线的过程。
湘西攻势是一次胜利的攻势，这一胜利开创了湘鄂川黔边斗争的新局面。当时，两军会师之后，对于部队的出击方向认识很不一致，但红二、六军团领导坚持认为，集中兵力向湘西展开攻势，避实就虚，避强击弱是最为有利的，并且从这一认识出发，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战斗行动。湘西攻势的胜利，是红二、六军团领导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果断决策的结果。
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开始的时候，遵义会议刚刚开过。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及时地电示红二、六军团，明确提出反“围剿”的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接着，又发来了遵义会议的决议摘要。红二、六军团在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中，总体上是依据遵义会议新的作战方针来指导作战行动的，但是，在反“围剿”的第一阶段，怕中心根据地丢掉，思想上还有单纯防御的残余，对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指示还缺乏深刻的了解”，①不敢诱敌深入，总想在根据地边上打，几次重要战斗，都是被动地远出正面迎击敌人，因此，屡战不利，日益被动，以至被迫准备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但是，当着放弃塔卧，丢掉包袱，行动自如了，陈家河——桃子溪一役就扭转了被动的形势。这种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使红二、六军团领导进一步认识到遵义会议军事思想的英明正确，从而在作战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红二、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就自觉地运用遵义会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根据利用敌人矛盾，拣弱敌打，各个击破的指示，适时地把主要矛头转向较弱的湖北敌人；把外线作战作为经常的作战手段，集中兵力突人敌人的后方、翼侧，广泛机动，迷惑、引诱和欺骗敌人，迫使敌人离开碉堡；采取围城打援，预期遭遇、伏击和侧击等战术，在运动中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围剿”。
（二）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珍视和不断加强党和红军的团结，是红二方面军这一时期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红二、六军团黔东会师是一次团结的会师，胜利的会师，模范的会师。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时候，既共同面临着策应中央红军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重大任务，也都各自存在着需要互相帮助解决的问题，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战斗。两军团所以能够迅速地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除了红军在政治上的一致性这个根本条件，主要是两军团的领导者都具有高度的党性，对形势任务的一致认识和对组织领导的正确解决。两军团的领导和全体指战员都深刻认识到，两支部队只有密切的团结起来，才能巩固发展，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因此都以团结为重，把自己的部队看成是党的军队，没有私心和地区之分。在政治思想和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会师后很快就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统一了组织，统一了军事指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两军团领导人都注重在部队中进行团结教育，指战员高度地发扬了阶级友爱、团结互助的精神。从会师之日起，红二、六军团就一直是亲密团结、同心同德，结合得如同一个军团一样，所以，才取得了以后一系列的重大胜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批判和纠正夏曦的错误有些提法和“斗争方法也有错误”②，但总的说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团结了夏曦，从而对红二军团的建设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二方面军十分重视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方面军领导对张国焘的反党活动与分裂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注意把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和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煮区别开来，积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起了良好的作用。红二方面军这一时期的斗争经验，充分揭示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伟大真理。
（三）
红二方面军从斗争实践中深刻体会到根据地的重要性。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立即恢复、发展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来在长征中，也曾先后在湘黔边、黔大毕、黔滇边、陕甘边为建立临时根据地而斗争。
经验证明，根据地的开辟，必须首先在军事上多打胜仗，大量消灭敌人。湘鄂川黔根据地能够迅速的开辟，主要是由于两个军团集中了力量，向敌人薄弱部分进行突击，抓住有利战机，在龙家寨战斗中一举歼灭了陈渠珍部的主力，从而打开了局面，控制了广大地区，争取到战略展开与发动群众的时间。长征途中几次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斗争，虽然对红军的休整、补充和发动群众起了积极作用，但始终未能巩固，主要是因为没能更多地消灭敌人。
在局面打开以后，建设根据地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指导，才能争取群众、发动群众。红二、六军团在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领导下，在湘鄂川黔边区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党、建政、建立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筹粮筹款、剿灭土匪，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为根据地建设初步打下了基础，使红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但是，由于当时在土地政策和阶级关系等方面存在一些过“左”的错误倾向，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内部不很巩固，因而，在强敌包围下难以打破敌人“围剿”，这也是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的原因之一。
（四）
红二方面军遵循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始终把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为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人民军队而斗争。
在加强党的领导方面，红二、六两军团会师后，坚决纠正了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中恢复健全了政治机关，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增强了内部团结，使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反“围剿”和长征的最紧张、复杂、艰苦与变化不定的战斗行动中，经常注意利用各种时机，发展与健全党的组织，进行短暂的会议汇报，使党员了解到在某一环境中的政治情况，从而在群众中起骨干作用。同时，根据当时的敌情、任务、居民等具体环境，动员党员及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失时机地进行深入的、有效的政治解释与动员，积极发挥英勇坚定的模范作用等，这样来保障作战、行军计划之完成。到达陕北以后，在新的民族革命形势下，提出了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模范党军的口号，大力整顿了党的组织，把党对部队的领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抗日战争做好了准备。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政治工作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善于把握大局，极为重视中共中央确定的重大战略行动方针的宣传和贯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及时发布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把民族革命斗争提到了重要位置。这个宣言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符合全国人民和红军指战员的意愿。在抗日救国思想指导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不论在湘中、黔东、黔大毕还是通过康藏、甘南地区，都十分重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组织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救国团体。把长征同抗日救国行动紧密联系起来，这是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伟大长征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经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红二方面军适应当时极为残酷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不良倾向。注意根据各个时期斗争的不同情况，及时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指明斗争的前途。如在黔大毕时，提出“创造黔大毕游击区”的口号，渡金沙江时，提出“与四方面军会合”的口号，充分运用具体的政治口号动员全体指战员为完成某一阶段、某项任务而奋斗。同时，在战斗异常频繁、行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在部队中不间断地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和宣传鼓动。因而，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和高度的战斗性，显示了革命的政治工作真正的优势。
在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方面，根据当时作战紧张、频繁的情况，政治工作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经过政治机关的政治组织与管理、卫生、供给（部门）密切的配合起来，加强收容，解决物质上可能解决的困难，减少病员逃亡，巩固部队”；二是在注意实战锻炼的同时，抓紧战斗的间隙，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和政治、文化教育，努力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和思想、文化水平。部队到达陕北以后，为了迎接抗日战争，在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训练，对巩固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红二方面军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教育，在紧张的战斗行动中，坚持办红军学校和教导团，始终把培养干部作为提高部队素质的中心一环，因而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能力不断得到了提高。
（五）
红二方面军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余里长征，胜利到达陕甘宁地区这一时期，斗争是艰难、曲折和复杂的，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的。对此，一九三七年七月，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在《红二方面军的北上抗日》一文中曾经做了系统、全面的总结。文中指出，红二方面军长征，“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一）“实现了战略计划”，进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二）“高度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在行军六千一百四十里后（在黔大毕），比出发时的总指数增加百分之二十；一万零八百七十一里后（渡金沙江），保持了出发的水平；一万四千六百里后（在甘孜），保持了百分之八十七；一万六千五百四十里后（出草地在哈达铺），还保持了百分之六十以上”。（三）“在没有根据地的条件下，却消灭了、击溃了许多敌人（如万纵队之遭击败，李、孙、郝纵队之遭打击）”。（四）“广泛的宣传了党及红军的政治主张，与居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五）“在两次大会师中，与各方红军交换了斗争经验”。
文中指出，取得长征胜利，有什么经验呢？
（一）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湘鄂川黔省委及军分会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领导下，正确的执行了党的策略路线，坚决的为争取苏维埃胜利，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保存壮大二、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而斗争”。
（二）“全体指战员具备了高度的政治素质，团结在党及军委分会之下，好象一个人一样，为消灭进攻之敌，完成战斗任务而奋斗。不屈不挠的意志，无上（尚）的信心，无比的英勇，血（赤）诚的牺牲心，崇高的责任心，刻苦耐劳的朴素性等等，在这一行动中，得到了高度的发扬。此外，上下级的互信、指挥机关指挥的灵敏及情况判断的正确，都是很关重要的”。
（三）“我们认定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就象鱼与水一般的关系。在长期行军及战斗环境中，任何时候不忘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这是朱、毛游击队时红军严肃的政治纪律），要使群众不怕红军，并认识红军是他们自己的军队。......愈在困难的环境中，就应更加注意到纪律的维持，这样来发动群众，使群众认识红军，拥护红军。这样与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是伟大的斗争力量。”
（四）“国内战争中大规模的转移，在不可避免的敌人严厉的追迫下，（要）使红军不能（会）象历史上一般军队那样容易（失败），在转移中，就必须坚决的战斗。如果企图避免战斗，那便会常常引起更多的战斗，结果不仅不能避免战斗，而且会遭到无代价的牺牲，消耗有生力量。这是中国内战的历史所深刻的教训我们的。我们抓紧了这一原则，不放弃一切有利的战斗，对于追堵之敌，在运动中，在一般有利情况下，进行坚决的突击。......换句话，在转移中，必须准备必要的牺牲，不可避免的牺牲，予敌以打击，制止其追击，才能得到军用品的补充，才能得到休息的可能。因为有便水（在湖南晃县）的奋斗，才能有石阡、江口的休息；有将军山、六龙场、新街的苦战的胜利，才有黔大毕一时期的立足，才有六千红军的扩大及大批资财的补充。这正是在战争中辩证法的运用。”
（五）“在转移中，一切装备，都（应）适于游击战争，轻装急进，实施迅速秘密突然大胆的战略战术机动，（要）采取逐步转移的原则（建立游击根据地及巩固根据地，补充整理），以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来完成长征。”
（六）“急速的行动，勇猛的动作，突然的机动，震撼敌人战略战术的痛苦处，造成敌人忘（危）机，（盲目）的动作，使敌人不得不处于应付的地位，不得不失去常态地调动，变成仓皇的状态，这样便易于取得运动战的机会。”
（七）“大规模的转移中，要预计到部队是有很大的流动性的，任何时机（候），都应注意到部队的补充。补充的来源，主要是靠沿途同情于我们的居民。在行军时、宿营时、警戒时、驻军时采取各种有力的方法进行扩红。此外，俘虏中的同情我们的分子（绝对是大多数同情于我们的）也应争取其加入红军。这种经常争取补充的工作，成了保存有生力量的主要手段之一。”
（八）“在长征中，常有超过一定体力限度的连续不断的运动，这是可以消耗军队的元气的。因此要善于争取必要的休息整理。”
（九）“以曲线的行动避免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同时可以疲劳敌人、迷惑敌人，并造成消灭敌人单个部队的良好条件。因为敌人的追击，每每是成为扇面（形）的前进，堵截的部队，是布置在某一地区，每每（是）固定的防御，（所以）在遭遇敌人前后的追堵中，很灵活地、适当地（当然又要看地形及左右两侧的敌情来决定）在曲线上运动（当然没有一定的轨道），（就会）避免敌人主力部队的压迫，造成消灭敌人单个部队的条件。”
（十）“我们是大兵团在广大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游击战”。“有时在某一方面，（也）进行局部的正规的防御（如在大定的将军山），可是这种防御，是为了在其他方面进行坚决的突击，而且防御的本身，也是积极的。”
（十一）“乘敌向我追击，部队疲劳，队势不整之际，坚决消灭其分进部队。有时则扼制（其）追击的部队，或在追击部队未赶到前，击其堵截部队及在我侧面的部队（如在湖南之瓦屋塘及贵州之平越）。有时侧击伏击（其）追击部队。”
（十二）“消耗的战斗，一般的（应）避免之，力求避免牺牲过巨的战斗。”
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是充分“发扬了运动战游击战的特长”的。当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康会师的时候，总司令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二、六军团在这次行动中，是集游击战、运动战的大成。”正因为善于运动战、游击战，所以在与敌人兵员武器及其他条件对比居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能顺利的活动于湘鄂川黔滇康等省，高度的保存有生力量，完成了预定的战略”。
① 引自《任弼时选集》第110 页。
② 引自《任弼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