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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基础上，一九三七年三月八日，红二方面军于陈炉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任弼时作了政治报告，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等讲了话。与会代表对报告和讲话进行了认真讨论，并通过了《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认为：“党中央的基本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要“坚决地为实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决议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红二方面军的建设方针和任务，指出：“在巩固国内和平与对日抗战的时期中，红军的巩固与军事、政治的强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要求继续不倦地巩固红军（即或改变了名称），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保障党在红军中绝对的领导与红军的独立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更顺利地进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红军同时要继续保卫苏维埃区域（即或改变了名称），因为苏维埃区域，在现时是中国唯一的民主政权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可靠的支柱。红军应以极大的力量担负组织人民和友军对日作战的任务，学习新的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与创造新的经验和新的工作方式与方法。”决议要求红二方面军必须进一步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使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红色战士都能了解党的政策、路线和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认清红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不断地提高军事素质，健全各种制度和军事生活，保持部队艰苦奋斗的作风；加强干部的无产阶级党性的锻炼，提高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久经锻炼的领导骨干的水平；加强部队党的建设，进一步健全党的组织与各级党的领导，搞好党的教育，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一方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放弃党的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断地扩大红军部队，开展争取友军的工作。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红二方面军委员会。这次党代表大会，对于保证部队忠诚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及保证部队胜利地由国内革命战争转 向抗日战争，完成抗战的一切准备，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次党代表大会把部队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大会后，各部队在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上，相继开展了竞赛，部队工作更加活跃。各连队都恢复了列宁室，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连队还建立了“战斗剧社小组”和“奋斗剧社小组”，抽调活泼的青年战士到剧团学习歌舞、戏剧，做到了每个连队都能自己组织晚会。同时，还以团为单位，组织了“战斗”或“奋斗”体育社，发动指战员参加球类、田径和拳术等体育活动。方面军政治部要求部队都要学会《誓死不做亡国奴》、《抗日先锋》、《武装上前线》、《保卫西北》等四首歌曲。为了更进一步地推动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五月三十日，方面军于庄里镇举行了首届运动大会，进行了军事（刺杀、投弹、射击）、政治（政治演讲、政治测验）、文化（墙报、识字、日记奖评）和体育娱乐的（球类、田径、唱歌）各项测验、比赛，检阅了部队训练的成绩。

整训期间，红二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于五月间，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另外，还奉命开展了一场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当时，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方面军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反游击主义的主要目标是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为了消除这场错误斗争的影响，后来，任弼时曾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专门发表文章，号召全党全军《向贺龙同志学习》。文章说：“贺龙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军事领袖，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军创造者之一”，“有指挥战争与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他对革命对党一贯忠诚”，“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的，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当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的反抗中央的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这说明了他是对党忠诚的，是反对军阀主义的......他还时常说，率领军队的党员，绝对不能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自己如果调动工作时，就希望代替自己工作的人，能够很快地把军队带得顺手，很就绪，否则自己心中是不安的。这说明了贺龙同志对党对革命的忠诚，说明了他是立场坚定，有原则性，有组织能力，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性格直率，富有魄力，大公无私的一个同志”。①任弼时对红六军团和王震也有着深刻的了解。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红六军团“是从当地群众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再发展到地方游击队，由游击队集合而成红军的”。这样产生的红军，特点是“与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对地方党政一般他说服从习惯要好一些”，“干部的机动性和独立活动的能力强一些，士兵的觉悟程度、政治条件、政治基础也比较好一些”。“我们应该估计它的政治素质是好的，对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也应该估计是相当强的”。“那么湘赣这个部队有没有弱点呢？它是游击集合而成的队伍，民主性比较大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它的长处，但是另一方面部队的散漫习气是大一些，我过去也是这样看法，它的战斗力相当强，但游击习气大一些”。他还说：“对于创造这个队伍，哪些人员是有功绩的，哪些同志是这个队伍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人物呢？我们说从本队伍里面产生出来的重要人物应该是谭思聪、王震、谭家述等同志，这些人都应该作为这个部队的创造者”②。任弼时的文章和谈话，对历史上这场斗争做了公正的评说。

为着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整训期间，红二方面军还大力进行了群众工作，运用各种方法，在驻地建立抗日团体，帮助地方党发展秘密组织，对友军和当地的上层人物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积极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并与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开展球类比赛、文艺演出等联欢活动，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仅仅几个月，就有二千一百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各项工作突飞猛进，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充分准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表了抗日宣言。八月二十五日，红二方面军遵照红军总部的命令，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师，东渡黄河，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始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历程。

① 引自《任弼时选集》第275—76 页。

② 引自《任弼时选集》第3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