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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调集二三十万嫡系部队到陕甘宁边区，准备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攻，同时，亲自飞到西安，妄图驱使具有联共抗日倾向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积极“剿共”。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张学良、杨虎城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对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红二方面军迅速对部队进行了传达教育，并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从洪德城地区出发，经环县、庆阳进到了陕西的三原、云阳镇地区，勘察地形，构筑工事，进行思想动员，准备进行战斗。

后来，由于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方针，使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提出了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国民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随后，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并于五月在延安召开了党代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停止内战，争取国内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今后的策略方针是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日而奋斗。

在这一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面前，红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跟得上革命形势发展的。但也有少数干部、战士对若干具体问题，如释放蒋介石、暂时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红军准备改变名称等一时思想不通。有的甚至说：“进行了几年的斗争，换得了国民党的一顶帽子。”更有少数人，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产生了安于享乐、斗志松懈的情绪。为了使部队充分认识党的路线的正确，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而斗争，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以及红军的阶级本质和光荣传统，以便保证部队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胜利转变，完成抗日的一切准备，红二方面军移驻陕西富平地区后，即遵照红军总政治部的指示，发出了建设模范党军的号召，以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为中心，针对部队的具体思想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对那些一时思想不通的干部、战士，进行了艰苦的说服解释工作；对少数贪图享乐、斗志松懈的人，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帮助；并且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对每个党员的思想和工作，进行了检查、鉴定，表扬和奖励了许多好党员，开展了反不良倾向的斗争。同时，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基础知识编成教材，在党内进行了系统的教育，使大家认识到释放蒋介石、暂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及红军准备改变名称等，都是为了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争取抗战胜利所采取的必要步骤。明确了党是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力量，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始终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思想教育收效很大，干部、战士进一步端正了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克服了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党员的政治水平和组织观念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模范作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