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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草地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命令说：“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二军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治委员。”①第二军下辖：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洗恒汉；第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六军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张辉，政治委员晏福生；第十七师，师长贺庆积，政治委员汤祥丰；第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治委员余立金；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彭栋材。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政治部主任李干辉。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师，师长肖新槐，政治委员幸世修；第九十六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谭友林。红二方面军的建立，使红二、六军团又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

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任弼时在朱德的建议下，跟随红军总部行动。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的工作。同时，与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干部广泛进行交谈，了解思想情况，努力增强团结。他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在红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交流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在策略路线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和红四方面军领导的一致赞同。任弼时的上述行动，为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后来徐向前在回忆这一情况时说：“任弼时同志高度评价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气氛，积极地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而努力”，“实事求是，珍重团结之情，溢于言表”。

七月二日至十日，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向甘南进发。继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组成两个梯队，于七月十一日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拟经日庆、西倾寺、阿坝、包座等地向哈达铺地区前进。这时，刘伯承根据朱德的指示，来到红二方面军指导工作。部队行动之前，认真地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深入地进行思想动员，反复讲明通过草地的具体困难和有利条件，号召大家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克服困难，坚持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二是积极筹集粮食、衣服、草鞋和帐篷等物，尽力做好物质准备。

甘孜北上，经过的最艰苦地段是人迹罕至的大草原。举目望去，荒野一片，不见村庄，不见人烟，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部从终日行进于荒凉的原野，有时还瞒珊于深草泥坑。这里，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天气多变，忽而晴空万里，忽而阴云密布，忽而大雨淋淋，忽而风雪交加，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很大的困难。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奇缺，尽一切可能寻找可以食用的东西，力争不因饥饿致死，是面临的最严重的斗争。部队从甘孜出发时，虽经多方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原计划十天后即可到达阿坝，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条件十分恶劣，干部、战士体力异常虚弱，走了二十多天才到达目的地。开始，每人每天尚能分到三两青裸粉子，后来，连这一点最低的需要也很难保证了，只得以野菜、牛羊皮和牛羊骨来充饥，有的把草鞋上的牛皮筋烤焦或煮熟吃了。最困难时，甚至连野菜、牛羊皮也无从取得，致使不少干部、战士口含着野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尽力减少减员，领导上明确提出了“粮食就是生命，粮食就是政治”的口号，动员全体同志严格地节约粮食，互相调济，彼此帮助，优先照顾伤病人员。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六日，部队先后到达阿坝，在这里全军上下一齐动员，积极筹措粮食，但因居民稀少，粮食有限，所得无几，远远不能满足部队需要，无奈，只得忍着饥饿，继续前进。从阿坝到包座，有一大段水草地带。这里，到处是沮枷地和腐烂的野草，地面松软，污水四溢，部队行进中，一步一陷，拖泥带水，极为艰难。一旦不慎陷入泥沼，往往会愈陷愈深，以至泥水没顶，丧失生命。特别是一些低洼处，野草丛生，腐烂有毒，腿脚刺破浸水后就会浮肿溃烂。如若误饮毒水，更有致命危险。部队艰苦跋涉，历时六天才走出这段险恶的地带。在过草地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可以说，每个红军指战员，每时每刻都处在为维持生命、争取生存的斗争之中。所以，当走出草地，看到了村落，看到了群众，看到了田野，看到了牛羊，每个干部、战士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发自肺腑的喜悦心情，仿佛从死亡的世界又重新回到了人间。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保证部队顺利地通过草地，共同北上，中共中央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同时，各级党的组织在部队中不间断地开展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明确提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使部队在艰难因苦中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强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要想方设法，解决饥饿问题，战胜困难，坚持前进；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为人表率，与战士同甘共苦；动员干部、战士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争取胜利。此外，还大力加强了收容工作，尽量不使伤病的干部、战士落伍掉队，以保持部队的实力。

在通过草地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于八月三日致电西方野战军（即红一方面军）和各军团、各军领导人，部署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电报说：红二、四方面军“不日全部集中阿西、巴西、包座以北，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配合一方面军消灭甘肃敌人，求得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电报要求：迅速“向全体指战员宣布此项消息，号召全体指战员准备以热烈的同志的精神欢迎他们”。任弼时也于八月九日在救济寺发出了给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的信，对红二方面军的同志应当如何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提出了要求。信中说：

“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作）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需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性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此外，我已向总政治部提出并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的印象。须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回电，现正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军师团地方部队中进行这种动员。陕北最近有一告二、四方面军同志书，我们也准备用二、四方面军首长名义致书一方面军战士，以互相勉励，准备大会合。

“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铺时（岷州、西固之间人口稠密的地方）再面谈决定。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任弼时的这封信得到了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八月十六日，贺龙、肖克、关向应致电任弼时说：“（一）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二）赞成以二方面军的名义出一告一、四方面军的书。（三）你务必在哈达铺归还二方面军。”任弼时高瞻远瞩、顾全大局，为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一致，为开创西北的新局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近两个月的艰苦行军中，红二方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胜利地通过了广袤荒凉的草地，并且有效地保存了部队的有生力量。九月一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红六军团进至礼县并攻打礼县县城，由于攻城朱克，遂于九月三日撤至祁家窑一带休整。九月六日，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这时，任弼时即从红军总部回到了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第五师于九月七日正式改为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

① 二军、六军即红二军团、红六军团。

甘南战役

红二、四方面军通过草地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非常有利。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占领了腊子口、大草滩、哈达铺、临潭、漳县、渭源和通渭等地；西进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已经占领了定边、盐池、洪德、同心等十多个城镇，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形势已经形成，全国的抗日高潮也正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战略任务的首位，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积极同蒋介石政府及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基本方针是：（一）逼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九月八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又说：“从三月起中央已开始同南京政府秘密谈判。”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确定的方针，并且指出：“为着不放弃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深切感到党内的团结一致与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敌各个击破。”再次表示了红二方面军坚持党的团结，坚决反对分裂，拥护中共中央领导，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的决心。

在全国抗日形势日益发展，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合的情况下，蒋介石置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正确方针于不顾，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命令位于定西、陇西和武山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阻止红军会合；同时，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红一、二、四方面军。为了阻止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后增调嫡系胡宗南部进入甘肃，九月初，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要求：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源、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红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继续向东向北，会同红一方面军向定西、陇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与消灭敌毛炳文所部，红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风县和宝鸡，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以这一行动，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并准备打击与消灭胡宗南部，以巩固与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而迫使蒋介石与红军谈判，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战争。

根据中央军委的计划，红二方面军总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在哈达铺研究制定了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战役计划，八日发布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命令提出：“我方面军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而袭取之，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为了达成上述任务，红二方面军不顾部队刚出草地，减员很大，体力虚弱，未及休整等困难，于九月十一日和十二日，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由于广大指战员士气高昂，行动迅速，进攻方向又恰是国民党第三军王钧部与川军孙震部的中间地带，敌人守备相当薄弱，因此，进展顺利。左路纵队红六军团沿礼县崖城、红河、罗家堡、天水县娘娘坝、徽县高板一线，向两当前进，十四日，红十七师途经礼县罗家堡时，发现王钧部护送电台的第二十一旅一个连，当即发起攻击，将敌全部歼灭，俘敌四十多人，缴获十五瓦电台一部，各种枪四十多支。十六日，红六军团十六师在娘娘坝又歼敌一个连。后敌人进行疯狂反扑，十六师师长张辉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十七日，红六军团进至徽县马家庄后即分兵两路：红十八师南下徽县之永宁，红十六师、十七师直捣两当。十八日凌晨，红十六师、十七师先头部队五十多人进抵两当城下，在预先打入两当县保安队内部的党的兵运工作者的配合下，一枪未发，即生俘保安队员和警察九十七人，缴获步枪二百余支，子弹四十箱，服装三百多套。清晨，红十六师、十七师主力进驻县城。入城后，各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张贴标语，走访群众，出示布告，稳定人心。同日，红十八师从永宁出发，攻克了徽县县城。

中路纵队红二军团四师和红三十二军，十一日从理川出发后，经礼县之上坪、洮坪、江口，两和县之姜席、十里，成县之纸坊镇等地，长驱直入，奔袭成县。十七日发起攻取成县县城的战斗，歼敌王钧部一个营，缴获各种枪三百余支，胜利占领县城。接着，红六军团十八师将徽县县城移交红二军团四师后，回师永宁。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于二十日东攻陕西风县，但因敌众我寡，久攻未下，遂返回两当县开展群众工作。红三十二军在成县一带活动。

右路纵队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二日从岩昌镇出发后，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沿礼县之白河、桥头、肖良、三峪、西河、大桥一线，进击康县，十九日顺利攻克县城。接着，迅速东进，威逼陕西略阳县城。尔后，该师第十六团和第十八团由略阳进至徽县，十七团则留在康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从九月十一日到二十日，红二方面军以十天时间，长途奔袭，英勇作战，胜利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占领了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圆满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王钧部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由武都向成县反扑。二十六日，红三十二军及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在成县西之大船坝、小川镇一带迎敌。二十七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二军团开往成县，与红三十二军密切配合，伏击敌人，给敌王钧部第三十五旅以严重打击，共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俘虏三百余人。在战斗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周成宏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红三十二军和红二军团均移师徽县之红川一带。

成徽两康战役结束后，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红二方面军一方面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凤县、略阳，一方面抽出大批力量开展群众工作。当时正值秋收季节，红军战士热情地帮助群众抢收庄稼。每逢集日，还敲锣打鼓走上街头，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表演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节目，给青少年教唱《我们红军打土豪》等革命歌曲。经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许多人主动为部队腾出住房，给部队送水送饭，传递消息，不少青年踊跃参军，革命热情极为高涨。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积极帮助建立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九月十九日，方面军总部在成县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了成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陇南抗日游击队。二十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在两当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两当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两当县农会和“两当县义勇军”。二十一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在徽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并组织了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为了开展游击战争，红二方面军总部还帮助建立了一支拥有一千多人的徽县工农游击大队。在康县，红二军团六师也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康县苏维埃政府。地方革命政权建立后，领导当地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分发胜利果实，为红军筹粮筹款，发动青年参加红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仅半月时间，红二方面军就吸收新战士两千多名，并筹集了大批抗日资财。

经过红二方面军的英勇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成徽两康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与陕甘宁根据地和红一、四方面军在西北地区几方呼应的有利局面。

将台堡会师

在红二方面军挥师东进遂行成徽两康战役任务的同时，红一方面军也从宁夏的豫旺县城一带开始西出，红四方面军则按预定计划，进入岷（州）洮（州）西（固）地区。红一、二、四方面军日益接近，形成了南北夹击敌人的有利态势。

蒋介石于九月初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就急调胡宗南部兼程北返，抢占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企图截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控制东北军，并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道路。同时，命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之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武都地区的第三军工钧部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至武都、西固一带，协同青海马步芳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二十五、四十九、五十一、一四○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南部边境之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和在甘肃固原及其以北的何柱国、马鸿宾部南北对进，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为了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中央军委根据这种情况于九月十四日下达了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以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是消灭胡宗南部，实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发展西北新局面，以至推动全国抗战的关键。在战役计划下发的同时，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号召，指出：“在这一对中国红军的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展有着决定意义的战略计划中，我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①。红二方面军领导接到战役计划后，对三个方面军战略方针上的统一感到非常高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九月二十一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林育英、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表示热烈拥护。电报说：“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②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当即决定红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整个战役计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结果非但没有消灭胡宗南部，反而使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和王钧部靠拢了。王钧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还乘机向成县发动了进攻。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南北夹击红二方面军，致使红二方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据此，红二方面军遂于十月一日致电中央军委，就部队的行动问题提出了建议。电报说：“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县后”，“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苦，人口稀少，不利于我扩大、筹资与林整。我们建议在现地一星期后，我方面军即出动，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河，至渭水、张家川、莲花镇地域”。十月二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放弃成、徽、两、康地区迅速北进。十月三日，方面军在徽县发布北进会合红一、四方面军的命令，命令指出：“我方面军具有会合第一、四两方面军协同作战之目的，由现地经天水、甘谷、与（于）麻沿河、永兴镇、武山的中间地带进到通渭地域，并相机消灭相遇的敌人单个兵团。”十月四日即以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红二军团及红三十二军为左纵队，向北转移。

红二方面军的转移行动是在缺乏必要的掩护下进行的，一直处于十分仓促被动的局面。决定转移时，部队分布于徽县、两当、康县地区，成县已被敌王钧部占领。川敌孙震部正急速由武都向康县迫近。为了抢渡渭水并且摆脱当面敌人的压迫，红二方面军主力不得不先行出发，致使分散在康县活动的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收拢不及，遭敌优势兵力之截击包围，失去了与领导机关的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方面军决定，主力经高桥镇、横河镇，在甘谷以西的乐善镇附近抢渡渭水，然后，继续挥师北上。胡宗南、毛炳文、王钧等部很快觉察并利用了红军行动中的弱点，倾其全力，无所顾忌地向红二方面军进逼，致使红二方面军在向北转移过程中，前有胡宗南、毛炳文部的堵截，后有王钩部的追击，处境极为不利。部队由成、徽、两、康向渭水前进时，曾于甘谷以南的盐关镇遭敌伏击，红六军团损失很大，红十六师政治委员晏福生负伤。十月十日抢渡渭水时，适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因情况危急不得不冒险徒涉，又有不少同志光荣牺牲。渡过渭水之后，仍不断地遭敌地面部队的堵截和飞机的袭扰，给转移造成很大困难。

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红二方面军奋勇苦战，夺路前进，于十月二十二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至此，红二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甘、青、陕八省，行程二万余里，大小战斗一百一十多次的伟大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胜利的、成功的，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尚有一万一千多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兴地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尽管如此，红二方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也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的，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

会师以后，第三团政治委员肖锋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粮食，两千多只羊，二十多头牛，三十多头猪，一千多套棉衣，数万张羊皮，五百匹布和三万块现洋送给红二方面军。当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中共中央又派邓小平等前往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后来，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带着人民剧社对红二、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在洪德城为红二方面军进行了文艺演出。在这里，周恩来和贺龙两位南昌起义的战友亲切会面。一九六一年，贺龙回忆说：“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由保安到洪德城，他和我见面后，曾问我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怎么办，我说，统一归彭指挥吧！那是我们二方面军再次表示态度拥护中央。”③在那次文艺演出中，红二方面军的同志深深地为人民剧社充满革命激情的文艺演出所感动。贺龙看了演出节目后，兴奋极了，当场就说一定要搞一个这样的剧社！与贺龙一起看演出的周恩来指着坐在一旁的人民剧社社长危拱之对贺龙说，好嘛，叫你们宣传队跟我一起走，让危拱之同志帮助你们好好训练一下。贺龙提出剧社名称就叫“战斗剧社”。将台堡会师后，任弼时奉命调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总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职务由关向应接替。

①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46 页。

② 引自肖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③ 引自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