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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红二、六军团（一九三六年七月以后两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为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即从湖南桑植到贵州盘县，这一阶段是以争取在湘黔滇创建新的根据地、继续坚持和发展江南革命斗争为目的的战略转移；一九三六年三月至同年十月，即从盘县到甘肃的将台堡，这一阶段是奉命渡江，北上抗日，与中央红军会师陕北，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斗争。

转战湘、黔、滇，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

重要的决策

在红一、四方面军已经转移到四川的西北地区之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就成了长江以南——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最重要的柱石。从地理位置看，由于它处于长江中游，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红一、四方面军的配合作用和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威胁都很大。因此，蒋介石决心在“追剿”中央红军的同时，调集大批军队，组织新的“围剿”，企图打击、消灭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认为前次“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只使用了湘、鄂两省的地方军，而且指挥不够统一。因此，这次“围剿”军的组成则以曾和中央红军多次作战的中央军嫡系、半嫡系军队为主。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开始，他一方面以原有湘、鄂两省参加“围剿”的兵力，共约八十六个团，巩固和增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封锁线；另一方面由鄂、赣增调孙连仲纵队三个师及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共约四十二个团，到五峰、澧州、石门、慈利之线准备进击。同时，还调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三个团）到长沙、岳阳防守，调第一○二师、第一○三师配置在利川、宜昌作预备队。为协调“围剿”的部署，在湖北宜昌设立了行营，由陈诚代蒋介石统一指挥。此外，在经济上则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行了更加严密的封锁，以造成红二、六军团补给上的更大困难。敌人的计划是：以原来的“围剿”军在以大庸、永顺、龙山、来凤、鹤峰、走马坪为前沿的袋形阵地上筑碉固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南、西、北三面实行防堵，限制红军机动；以新调来的孙连仲纵队和樊嵩甫纵队为进攻部队，从津市、澧州及其以北地区由东向西推进。妄图将红二、六军团逐步压缩、聚歼于龙山、永顺和桑植之间。

九月初，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反“围剿”的作战方针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认为面临的敌情是空前严重的，同时也认为：“日本正在企图（占领）华北，白区反帝斗争高涨，宁粤冲突呈现紧张”①；“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并开始突破敌之封锁，进入成都、雅安附近活动”①；红二、六军团已有很大发展，并积累了粉碎敌人“围剿”的经验，增强了粉碎“围剿”的信心；东征的胜利，开辟了新游击区，筹集了资财，发动了群众，壮大了自己，整训了部队，这都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一致确认，反“围剿”的困难虽然增多了，但在原有苏区还是具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的。当时，拟定的作战方针是：“在一、四方面军东进川陕地区配合下，依据原有苏区及东部游击区，抓住有利时机击破东面急进之敌，破坏其向西逼退我军包围于龙山、桑植、永顺狭小地区之计划，再寻求机动，在运动中击灭其他方向之敌。”①

在国民党军新的大规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候，红二、六军团为了争取主动，九月上旬，自动撤离津市、澧州，集结在石门西北的维新、仙阳、大兴、磨岗隘一带，寻机破敌。

但是，国民党军新的“围剿”战略有了很大改变，他们不再是长驱直人，急进猛追，而是逐段筑碉，交替前进，采取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自红二、六军团撤离津市、澧州地区之后，国民党军一直是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紧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最后再寻找有利时机，与其主力决战，以达到彻底消灭之目的。这期间，红二、六军团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曾在苏区东部的白沙渡、分水岭地区寻找战机，但未能如愿。相反，国民党军对红二、六军团的堡垒封锁却越来越紧，红军能够活动的地域在一天天缩小，情势日益危急。而这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通信早在七、八月间即已中断，根本无法取得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处在一个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进行决策的紧要关头。就在这个时候，九月二十九日，红二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当时，任弼时及其他领导人非常高兴也非常警惕，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即收到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共同签署之回电，电称：“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一九三五年七、八月间，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以后，中央曾对电台的配备进行了调整。原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调整到红军总部，后来被坚持分裂活动的张国焘所把持，因此，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以及所用密码也被张国焘控制。九月三十日，以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虽讲“一、四方面军六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但实际上，此时张国焘已经指挥红四方面军南下，中共中央已经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电台调整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对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也一无所知，还以为与中革军委的电信联络已经恢复。

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于十月上旬，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说明：因红一、四方面军未有东出计划和湘鄂川黔苏区东部地形不利，以及其他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当前敌情下继续活动在不宽广地区来打破敌人新“围剿”是困难的；建议主力转移到黔东石阡、镇远、黄平地区活动，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和敌人进行运动战，积极创造条件，转入反攻，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复电，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指示：“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以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接着，十月十九日又指示：“取守势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此电还说明两电是一些建议，如何行动为宜，由红二、六军团按实际情况决定。

接到朱德、张国焘的上述指示后，红二、六军团于十月十七日和十月二十二日，先后在石门的渡水坪和热水溪召开军委分会会议，进一步对行动方针进行了讨论，但未能作出最后决定。

这时，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突围后转移到石、镇、黄地区；二是突围后在现在苏区附近活动；三是继续在现有狭小地区内防守。十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从磨岗隘陆续回到桑植中心地区后，于十一月四日，在桑植县刘家坪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是，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决定了战略转移的方针，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转移的转变。这次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认为：敌人从九月开始组织的第三次“围剿”，规模比前两次更大，兵力由第二次“围剿”的八十多个团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多个团，并且已经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线；湘鄂川黔根据地虽然经过一年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还没有完全消灭，群众也未得到充分发动，后方还不够巩固；苏区面积不大，且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沉江、澧水，西面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由于经济落后加之国民党军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兵员、物资，特别是粮食的补充和供应极为困难；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到西康和四川边界，红一方面军也已渡江北上，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已陷于比较孤立的地位。会议认为，在上述情况下，继续坚持在根据地内进行反“围剿”斗争，确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而突围之后若不远去，敌人进入根据地，依托现有之碉堡阵地对我军作战，我军虽可能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难以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样也就不可能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恢复原来的根据地；若长期没有根据地作依靠，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转来转去，势必日益困难，力量被削弱，甚至可能招致最终失败。根据上述分析和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的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的精神，会议决定，坚决突围远征至湘黔边，争取在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① 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从刘家坪一带出发，向石阡、江口转移

刘家坪会议后，红二、六军团即根据会议决定，部署转移行动。为了加强主力部队，新组建了红五师、红十六师两个师部又五个团：即红五师的十二团（由鄂川边独立团编成）、十五团（由龙桑独立团和龙山独立团合编成），红十六师的四十六团、四十七团（由红十八师的五十二团、五十四团改编）、四十八团（由龙永独立团和永顺独立团合编）。同时，还由机关裁减部分人员补充了主力部队。上述部队均随主力行动。留下红十八师（辖五十三团和新组建的五十二团）在龙山、桑植、永顺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行动及地方组织的秘密工作；如斗争条件确实不利或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西进，则可向黔东转移，与主力会合。当时估计，在红军突围后，敌重新部署追堵，我有短时间间隙可利用，决定逐步向湘黔边转移（不直接走到），尽量避免部队减员。拟先进至湘中沅、资两水地区，进行补充、筹款、扩大抗日反蒋宣传，发动群众斗争。当敌尾追部队接近时，争取在广大堡垒稀少地区集中力量击敌于运动中。先打击尾追之蒋系主力樊嵩甫纵队，尽可能避免进入桂粤边境。

根据上述部署，十一月上、中旬，红二、六军团所属部队集中在桑植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前的各种准备。首先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说明当前形势，提出以运动战打破敌人“围剿”的战斗任务；并进行革命战争特点的教育，坚定部队的胜利信心和决心，为实施广泛机动作政治上、思想上的准备。其次，对部队中的老弱妇女儿童、重伤员、重病员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和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吸取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以往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坚决精简了行装，每人只带三天口粮、两三双草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贺龙代表军委分会下达突围命令。当晚，红二、六军团即告别湘鄂川黔根据地，从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为了迅速突破敌人的澧水和沉江防线，红军日夜兼程疾进。先头部队红十七师四十九团于二十日夜到达大庸和溪口之间澧水北岸的张家湾，第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亲率一营，乘着木排、竹筏，奋勇抢渡，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对岸敌人的工事，控制了渡口，搭起了浮桥。后续部队有的通过浮桥，多数从张家湾上、下游不远处找到的徒涉点，强渡了澧水，从而，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在战斗中，团长王烈、湘鄂川黔少共省委书记周玉珠不幸牺牲。强渡澧水之后，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侦察队及红十六师即兵分两路向沅江进发。两支部队不顾疲劳，兼程前进，连续行军一百五十余里，于二十一日晚分别抢占了沅江北岸的洞庭溪和大宴溪，迅速消灭了渡口两岸的敌人，控制了沅江江面。随后，红六军团侦察队和第十六师又俘虏了乘三条船到大宴溪布防的敌军一个营，共三百余人。至此，红军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江以后，立即按预定计划展开。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红二军团四师占领了辰溪，五师占领了浦市，六师占领了溆浦。红六军团东渡资水，十六、十七师分别占领了新化、兰田（今涟源）和锡矿山，军团部进入了新化城内。这样红二、六军团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

红二、六军团占领这些地区后，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泛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并积极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早在八月间，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就接到了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八月二十六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曾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为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号召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团体、军队联合起来，组织统一的革命战线。宣言的发表，是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策略路线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指明红军的任务是：作为中坚力量去组织和团结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斗争目标进军。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等主张深得人心，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地区后，动员群众的工作很快便产生了效果。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直接主持统一战线工作。他在新化，不仅注意工农的工作，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妇女中的工作，都很有成效。他还起草了一个抗日反蒋的六言韵文布告，用红六军团政治部名义发出。布告说：“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憝......大家起来救国，胜利终归我们。”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有着极大的义愤，一经红军宣传和发动，许多学生和青年，踊跃地参加了各种救亡活动和抗日团体。在这期间，共建立了三十八支“抗日游击队”，有队员一千七百多人；还建立了“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组织。有着革命传统的锡矿山工人组织了一支名为“抗日救国先遣队”的武装，其中许多人后来都参加了红军，同时，部队也得到发展，红六军团在新化一带扩大了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在辰溪、溆浦扩大了二千多人。

红二、六军团每到一地，都抓紧时间发动贫苦农民，搜捕土豪劣绅，没收和分配地主的谷子和财物。群众看到土豪劣绅受到了应有的惩办，又分到了粮食财物，都非常高兴，革命精神随之奋发起来，很快形成了一股投奔红军闹革命的热潮，纷纷参加红军。两个军团在城市中严格执行了“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们初到时，因为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市面上的商业活动停顿了；后来经过红军宣传，又看见红军只没收“盐运局”的财产，对一般私营企业一个也没有动，商人纷纷开市，照常营业。在筹款和收集物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共筹得数万银元。红二军团还在辰溪截获了敌人的运输船只，仅布料就缴获了两万多匹。

红二、六军团长驱直入湖南中西部，宣告了国民党军企图聚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彻底破产。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迅速改变了战略部署，很快组成了对红二、六军团的“追剿”军，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追剿”部署是：以樊嵩甫纵队四个师和李觉纵队三个师为“追剿”主力，樊嵩甫部经慈利渡沅江向新化、溆浦追击，李觉部由沅陵、泸溪向辰溪、溆浦追击，以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进至沅江西岸，为堵截部队，以汤恩伯纵队两个师（十个团）防守长沙，并作预备兵力。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留下孙连仲和徐源泉的部队对付红十八师和防止红二、六军团主力返回。

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十九、六十三师先头部队，从西北方向赶到了浦市、辰溪附近。此时，这三个师突出、分散，有利于红军攻击。但是，由于红军指挥机构“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不能迅速追进，未估计到敌新‘围剿’部署已成，兵力集结易于转为‘追剿’部署”①，因此，红二、六军团进到湖南中西部后，主力散布过宽，一时收拢不及，错失了这个消灭敌人的有利机会。及至部队收拢时，樊嵩甫纵队四个师也从柳林汉和桃源过了沅江，分两路向溆浦、新化间前进。十二月六日，红二、六军团主力四师、六师和十七师转到湘军侧后，准备在湖南坡、大水田地区侧击樊嵩甫纵队的右翼，不意该敌已先一天通过，进到了马辔市、东坪一带。而李觉纵队却利用红二、六军团主力向东北伸出的机会，乘虚袭击溆浦。这时，溆浦城内驻有红二、六军团后方机关，情况危急，王震当即率领红十六师驰援，指挥部队抗击李觉纵队，相持一夜，于七日撤出战斗。至此，国民党军主要“追剿”部队七个师都已经接近了红二、六军团。在西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正沿沉江向南伸展，东面汤恩怕纵队两个师也正由岳阳、长沙向宝庆急进，企图通过正面追击和两翼迂回的布势将红二、六军团限制和消灭在沅江和资水之间。

面对这种情况，红二、六军团遂按预定计划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依据朱德、张国焘关于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之电报指示，为了尽量调动和疲惫敌人，使敌主力远离红二、六军团预定到达的地区，转移行动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手段。十二月十一日，两军团由溆浦潭家湾、底庄、桥江等地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把追击的国民党军全部吸引了过去。二十一日，红二、六军团进到湘南之高沙市、洞口地区，桂军也开始北调，这时红二、六军团遂转向西迸。二十二日，在瓦屋塘攻击陶广纵队的第六十二师，想从这里打开西进的道路。但因国民党军已做好防守准备，没有成功，部队伤亡三百多人，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负重伤（后截肢）。于是，红军改道南取武阳，绕过陶广纵队，经遂宁、洪江间的竹舟渡过巫水，转向北进。时值严冬大雪，地处高山峻岭，部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沿着山里的崎岖小径兼程急进，在江西街和托口再次抢渡沅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进到芷江以西的冷水铺地区，把追击和迂回的敌人全部甩到了后面。红二、六军团在驻地过了新年，总结了突围一个多月来的工作。

此时，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才过榆树湾，而郭汝栋纵队主力尚远在麻阳附近，距离红二、六军团都在四天路程之外。汤恩伯纵队在金屋塘即停止前进，准备开回宝庆防范广西军阀。尾追红二、六军团较紧的只有李觉纵队和陶广纵队，其中以章亮基之第十六师最为积极，正从芷江向晃县前进。红二、六军团根据在湘黔边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总任务，于一月三、四两日，以一部分兵力西取晃县和玉屏，作为临时后方，并以少数部队向北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集中在晃县、龙溪地区待机反击尾追之敌。

四日，李觉派保安第十二团一个营首先渡过沅水，占领新店坪、便水地区，担任警戒，架设浮桥，以保障主力渡河。五日六时半，李觉纵队第十六师从岩田铺、裴家店地区沿芷晃公路西进，拟经便水、波州向晃县追击，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各欠一个旅）同时由竹坪铺、芷江地区出发，在第十六师后跟进，相距约一天路程。

红二、六军团察觉到李觉纵队动向后，决定抓住机会，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先头部队。计划将敌第十九、六十三两师隔绝在沅水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渡过河来的第十六师。红二、六军团五日八时由龙溪口、晃县地区出发。红六军团于十四时半，在上坪、对河铺之间与已超过新店坪的敌第十六师先头一个旅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十六时，红二军团赶到，第四师向敌先头旅右翼实施突击，第六师按原计划向便水敌渡河点迂回。这时，敌第十六师另一个旅也渡过沅水，进到了新店坪地区。红六师进到新店坪西北地区就为敌人所阻。战斗到六日三时，进展很慢，而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和第六十三师却相继增援上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六军团第十七师的五十一团从敌人左翼突入了敌人纵深，处于敌右翼的红十六师曾全力以赴，给予策应，打得非常英勇，但因为没有后续力量及时地巩固与扩大胜利，结果在敌人援兵的猛烈反击下，被迫退回原地。这次战斗打成了消耗战，红军伤亡一千多人，第四师参谋长金承忠，第十一团团长罩耀楚牺牲。便水战斗没有打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战斗计划不周，没有估计到敌人正面三个师来得这样快，也没有预料到陶广纵队会向龙溪口方向迂回，原想只打敌一个师，结果发展成为打敌人三个师。再就是两个军团动作不够协调，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都缺少配合。此外，在整个部署上，对翼侧保障没有充分给予重视，也给战斗带来了不利影响。便水战斗后，陶广纵队又从托口向红二、六军团背后的晃县发动进攻，情势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即继续向西北转移，途中在田心坪歼灭黔军一个营，击破了敌人的阻截，于一月九日和十二日先后占领了江口、石阡，胜利地完成了迸抵石阡地区的任务。

在此之前，留在根据地执行掩护任务的红十八师，在主力突围的前夜即向西南方向行动，吸引了湖南敌军。主力转移时，他们又调头北上，威逼龙山、来凤，牵制湖北敌军。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被敌十多个团围于龙山之岩塘地区。指战员浴血奋战，于二十五日杀出重围。此后，二十八日在桑植的苦竹坪、鹿耳口地区，又遭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六个多旅围攻，奋战两昼夜始突出包围圈。十二月二日，转移至龙山招头寨，又与敌鏖战十多个小时，于三日脱离战斗。在转战中，师参谋长刘风、第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先后牺牲。此时，红十八师只剩下了一千二三百人，处境十分艰难，师领导根据军委分会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坚持根据地斗争的计划，向湘黔边转移。为便于战斗，将第五十二团和省委警卫连合并为一个营，撤销了第五十二团的番号。经过湖北省西南部和四川省东部，转移到了原来的黔东根据地。此后，在南腰界休息一天，又继续前进，连续走了二十五天，战胜了敌人的多次堵截，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赶到江口，归还了红六军团建制。

在这期间，有一次红二军团电台和红军总部通报时，突然有一个不知呼号、不知所属的电台插进来呼叫，经互相询问，才知道是军委三局王净局长亲自上机呼叫红二、六军团。通报情况后，他随即发来一份明码电报，大意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码“豪”（“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留在老四处......电报说明党中央已到陕北，而原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留在了红四方面军，因为没有密码本，所以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仍不能直接联络。

① 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突破乌江

按照原定计划，红二、六军团向石阡、镇远、黄平地区转移，目的在于争取在这里创建新的根据地，以继续发展革命形势。但是，由于便水之战打成了消耗战，部队伤亡较大，没有能够创造出有利的局面；樊嵩甫纵队、郭汝栋纵队、陶广纵队、郝梦龄纵队以及广西军阀部队共十五个师的兵力，都围拢上来，红军处于不利地位；以石阡、江口为中心的地区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从地形看，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进行运动战。此时，朱德、张国焘也来电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应离敌军较远活动，但勿人大荒野地带，敌兵力虽多，亦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乌江上游障碍太多，下游障碍较少，黔南、黔北均少大山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同意西打驻黔蒋军，但须取进攻姿态......”据此，军委分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在石阡召开会议，检讨了突围以来的战斗行动，分析了当面的形势，决定放弃在石、镇、黄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继续西进，争取在贵州西部创立根据地。

从石阡到黔西，最主要的问题是能不能顺利地渡过乌江。为了顺利地抢渡乌江天险，红二、六军团利用敌人调整部署的机会，在石阡、江口地区休整了七天，进行政治动员，并扩大了八百多名新战士；同时，还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任弼时传达了不久前才收到的由朱德、张国焘转来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致二、六军团电：《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和策略路线决议案》的内容摘要。这些活动对于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胜利抢渡乌江、进军黔西起了很大作用。

抢渡乌江之前，朱德、张国焘电示：“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大毕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为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在龙溪附近突破敌人第二十二师封锁线后，立即向南挺进，连克瓮安、平越，并在马场坪击退了敌第九十九师的截击，西取洗马河和龙里，先锋直逼贵阳。这时，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在红二、六军团东面和北面，贵阳及其东南地区兵力比较薄弱。所以，当红二、六军团逼近贵阳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二师急忙向贵阳收缩，加强防守。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在贵阳以西的乌江防备相对减弱，给红二、六军团西渡乌江造成了可乘之机。但与此同时，遵义方面的国民党军约三个师兵力，却开始了行动，企图南渡乌江进行截击。红二、六军团为了把这部分敌人滞留在乌江北岸，突然来了个大转弯，从北面绕过贵阳，向西北急进，奔袭扎佐、修文，在扎佐全歼敌一个保安团，造成了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军由于害怕红二、六军团走中央红军的老路，渡江北取遵义，连忙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并命令在四川南部的第三十三师和第六十六师向遵义集中。在此情况下，红二、六军团就解除了右翼的顾虑，遂再改变方向，星夜向西秘密急进，直取贵阳以西的乌江渡口鸭池河。

鸭池河是黔西北数县通往贵阳的主要渡口。一九三六年二月一日，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向贵阳收缩、贵阳以西乌江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以红六师为先导，迅速奔袭镇西卫，抢占鸭池河渡口。同时，从各师抽调一百二十多名侦察员，组成较强的侦察队担任先锋，连夜急进，于二月二日凌晨到达茶店，歼灭了小股守敌。这里距鸭池河渡口仅十多里，侦察队得手后即迅速向鸭池河老街渡口奔去。天明，红二、六军团主力也相继赶到，当即以猛烈的火力压制对岸的敌军，并迅速夺取船只，开始渡江。当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全部胜利地渡过了乌江。至傍晚，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和九十九师才赶到了乌江东岸，而这时红军已经占领了黔西。

在黔西、大定、毕节争取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红二、六军团到达黔西地区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有利。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曾经过这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广大群众有良好的影响。红二、六军团来到这里，当地人民非常欢迎，许多人主动给红军带路、通报敌情，踊跃参加红军。而蒋介石在同一年搞掉了贵州军阀王家烈以后，即以其亲信吴忠信主持黔政，他极力排挤以至消灭地方实力派，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分裂。其部队所到之处，抓兵拉夫、封船派马、贩烟放赌、勒索钱财，搞得贵州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民怨沸腾，民变蜂起。许多民变武装和黔军残部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对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和壮大红军极为有利。这时红二、六军团收到朱德、张国焘来电：“关于你们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地区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之一部，争取（建立）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人川......与我们会合作战，一、三军（团）亦可出陕南配合，......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军委分会研究认为，黔、大、毕在地形、群众、粮食与敌我力量等条件上均为有利，在全国革命形势激烈开展条件下，红二、六军团应继续在长江以南活动，在该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红二、六军团占领黔西县城后，即实行战略展开：第十八师在黔西方向担任钳制任务；第四、六、十七师集中起来，往东北迎击急进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第五师和第十六师西取大定和毕节。二月五日，第五师从黔西出发，进军大定。当日，在行进中击溃敌宋醒保安旅一个营，夺取了重要通道西溪河桥，抵达大定县属之甘荫棠。六日凌晨，继续向大定县城推进。上午十时，红五师在欢迎群众的簇拥下列队开进大定县城。大定解放之后，当时在毕节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即派地下党员到大定与红军联系。根据当时情况，任弼时、王震、夏曦等讨论决定，立即向毕节进军。二月九日，红十六师进至毕节西北山时与敌发生战斗，全歼保安团一部，在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毕节县城。入城后，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会见了邓止戈以及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毕节反蒋武装负责人。至此，红二、六军团胜利地完成了由石、镇、黄向黔、大、毕的转移。

在贵州地下党的配合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很快展开。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于黔西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并建立了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甘泗淇等出席了成立大会。会议宣布贺龙为革命委员会主席，陈希云为代主席，朱长清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政府的中竖支柱，是川滇黔边区广大民众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时，详细阐述了红二、六军团来到黔、大、毕的宗旨，明确指出：“我红二、六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数年来与蒋介石进行不断的流血的艰辛的战争，此次转战数千里进入川滇黔边，担负着扩大抗日反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神圣的光荣的责任，在川滇黔边创造抗日的苏维埃区域与广大抗日的红军，联合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势力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之危机。”同时，还宣布了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各级革命政权；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保护、发展工商业，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又不失时机地组织工作队，深入城乡建立县、区、乡各级革命政仅组织。大定成立了拥护红军委员会，毕节建立了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并建立了一个党的区委组织。在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下，黔西北先后建立了九十五个乡和村的苏维埃政权。

在建立各级革命政权的同时，红二、六军团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首先以中共贵州省工委掌握的三支武装力量（席大明、周质夫、沅俊臣部）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席大明部编为一支队，周质夫部编为二支队，阮俊臣部编为三支队，为加强领导，红二、六军团决定派红六军团民运部长李光清、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廖明及团政治处主任欧阳崇庭分别担任一、二、三支队的政治委员，邓止戈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参谋长。此外，还广泛组织了地方游击武装。每队一般有一百多人，也有的二十几人。象这样的游击队在黔西、大定、毕节三县共有九十多个。在王震亲自关怀下，还建立了一支苗族武装——苗族独立团。

在“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民众生活”、“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和一切卖国贼、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士兵、失业者和难民”的方针指导下，各级革命政权建立后，立即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并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使许多穷苦群众第一次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衣。通过打土豪、分浮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激发了群众的觉悟。为了巩固根据地和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都“以最严厉之手段”镇压一切反动分子和企图反抗的豪绅地主以及潜入革命队伍的奸细。许多欺压群众，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的反动分子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红二、六军团还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休养生息，加强训练，扩大兵员。由红十六师开办了干部训练班，分批抽调班、排、连干部，在毕节附近的茶亭、海子街、朱昌等地，进行队列、射击等基本军事训练。通过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总共扩充新战士五千多名，组建了红五师第十四团。

在根据地建设中，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贵州省著名进步人士周素园是满清末年的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一九二五年退出军政界。当红二、六军团快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他走，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二、六军团到达后，政治部的同志在他家里发现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并且圈圈点点，阅读认真过。有关同志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王震和夏曦，他们当即登门走访。当问及他为什么看马列主义的书时，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说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王震和夏曦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完全赞成。”任弼时也亲切会见了周素园。红二、六军团还请他出来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抗日救国军很快就发展到一千多人。因为他和云南的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相识，当时为了能在这里站住脚，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曾请他给龙云、孙渡写信，他欣然接受。他在信中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向龙云、孙渡作了详细说明，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由于周素园的信，再加上肖克、王震也给孙渡写了信，并建议两军签订停战协定，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这种态势，有利于红二、六军团侧重对付东面来的敌人和在黔、大、毕地区进行休整。红二、六军团最后撤出毕节时，周素园以五十六岁高龄跟随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一九三八年返回原籍，建国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红二、六军团进入黔西和在黔、大、毕地区建设根据地，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和不安。他迅速把正在四川对红四方面军作战的万耀煌纵队调到贵州，并从南京飞抵贵阳亲自布置“围剿”，命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即万耀煌纵队、樊嵩甫纵队、郝梦龄纵队、李觉纵队和郭汝栋纵队进攻红二、六军团，以郭思演纵队、孙渡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以川军杨森、李家钰部沿长江布防。红二、六军团刚刚占领黔西时，万耀煌部已占其北面的打鼓新场（即今金沙县），先头部队进抵军事要地三重堰，郝梦龄部紧随其后，第九十九师及第二十三师逐步向鸭池河靠拢。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红二、六军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占领的区域，创建川滇黔新的根据地，二月五日黔西会议后，贺龙、肖克亲率主力红四、红六、红十七师向三重堰方向迎敌，留红十八师驻守黔西，严守鸭池河渡口和烂泥沟并继续开展地方工作。

二月六日，万耀煌纵队本队到达三重堰。此间，肖克率红十七师到牛场（今定新乡），贺龙率红六师主力到大协厂，一部到新开田，红四师在沙窝。当时估计万耀煌部可能南移，红六师和红十七师便到樱桃坪以北设伏，但万耀煌部停止于三重堰，未能打成。二月十日，红二、六军团为了调动敌人，创造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条件，以红十七师深入敌后，占领了打鼓新场，战斗中红十七师师长吴正卿阵亡。红二军团的主力绕到三重堰敌人的北面，计划在三重堰东北地区歼敌，然而万耀煌并没有因为红六军团占领打鼓新场而后顾，却乘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东北方面、正面兵力薄弱的机会，突然于二月十四日袭占了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于乌江东岸的敌第九十九师和第二十三师接应过了鸭池河。二月十七日，红二军团进到大定。十人日，敌万耀煌、郝梦龄两个纵队即向大定进攻。黄昏时，红六师于黄家坝重创郝梦龄之先头部队第五十四师，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六十余支，但未能阻住敌人，大定于十八日失守。国民党军的逼近已直接威胁到毕节。此时，红十七师在肖克率领下从打鼓新场撤到了大定的六龙场，次日转到将军山，计划在此阻滞敌人，以掩护毕节的红军休整补充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

将军山位于大定县城西面，数十个巍峨的山峰从南向北一字排开。清毕公路从这里蜿蜒穿过，是大定通往毕节的门户。二月十九日上午，红十七师进到将军山、七家田一带。前卫团刚上公路，就发现一股敌人由大定沿公路接近七家田。肖克当即命令第五十五团及第五十一团从公路东侧攻击运动之敌。前卫第四十九团十分机智，听到后面枪响就停止了前进，从公路西侧插了过去，左翼部队也有一部穿过公路，对敌形成了强大压力。经过激烈战斗，仅一个半小时就将万耀煌苦心经营的、从袭占打鼓新场、进犯黔西到攻占大定一直冲在前面的，拥有六个连的敢死队全部歼灭。红二军团的四师十一团一个营和五师的一部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这次战斗，缴获敌人步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九挺，毙敌一百余人，俘敌三百余人。战斗结束后，肖克和红十七师师长刘转连登上将军山，看到远处敌人正在大定城外集结，当即命令红十七师占领将军山，构筑工事，转入防御。敢死队被歼后，万耀煌纵队便龟缩于大定城不敢冒进。直到二十五日，郝梦龄纵队进至锅厂，威胁红十七师将军山阵地北侧，万耀煌纵队才向将军山反扑。先以轻重火器向红十七师阵地射击，然后以多路队形发起攻击。红军居高临下，隐伏战壕，待敌进至预定距离时，才一齐开火，发起冲击，一直把进攻之敌赶到山脚下。如此反复数次，终使敌人进攻企图未能得逞。红十七师控制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建设游击根据地的东面屏障。二十六日，敌人又向将军山大举进攻，此时红十七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正逐步向毕节撤退。当撤到离将军山二十里的响水河西岸时，肖克发现河对面公路上敌人正向响水开进，便命令第五十一团迅速出击，一举歼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将敌阻滞于响水河东岸。是日黄昏，红军撤出战斗向毕节转移。

在红六军团激战将军山的同时，红二军团直属队和红六师进到了鸡公山，红四师到了沙树坪。二十日，红军估计黔西甘荫堂之敌第九十九师可能增援大定万耀煌部，即设伏于羊场、乌溪西，争取歼灭援敌之一路。后因敌原地未动，故当晚撤回六龙场。二十三日，红军判断樊嵩甫纵队本日可到飘儿井，决定以红二军团出飘儿井以东迎击，但因敌已先到飘儿井，红军即改变原定部署，转赴打鸡阆、坝子寨一带待机，二十六日到了毕节城。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地区英勇作战，虽予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红军进入黔西以后向东北方面的行动过迟，未能抢先占领三重堰等军事要地，对敌万耀煌部的急进估计不足，其他四个纵队的敌军也已逼近，致使黔西、大定在数天内得而复失，从而失去了以黔、大、毕为基础继续创建新根据地的可能。将军山之战先是对敌的歼灭战，后又进行了成功的防御战，最后在撤退中突然实施反击，也连续取得胜利，对于保住毕节，赢得时间，保证部队从容转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未能扭转不利的局面。

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共同研究认为，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未能给敌以致命打击，东面敌占黔西、大定，三路靠拢，逼近毕节城（地形上毕城不利），周围约一百二十个团的敌人包围线（圈）内之活动范围狭小，而（且）短期内地方工作基础薄弱，给养条件困难”，①决定自动退出毕城，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① 引自任弼时《红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

乌蒙山中回旋战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时，朱德、张国焘曾电示：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2.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争取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红二、六军团军委分会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本着争取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在继续于黔、大、毕活动已经不利的情况下，决定首先转移到黔南的安顺地区，争取在那里创立临时根据地，准备于时局大变动时，再东进到湘黔边境活动。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进入了乌蒙山区。当时，因敌人十个师又一个旅全在后面和左侧后，不能直接从毕节去安顺，遂沿毕节、威宁大道向西前进，计划将敌人向西调动，造成敌人的疲惫和错觉，然后再突然摆脱敌人，折向东南去安顺地区。这时，蒋介石也在多方调动兵力，其意图是：将红二、六军团压迫和消灭在金沙江右岸、毕威大道以北地区。但各派军阀矛盾很多，各有打算。云南军阀龙云不仅害怕红二、六军团西入云南，也害怕蒋介石施“假道灭虢”的故伎，以致落得同贵州王家烈同样的下场。所以，取保守云南的态度，把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威宁地区防堵，企图与追击军造成夹击之势，逼迫红二、六军团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害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图川西，杨森和李家钰等部数十个团，也取消极态度，只是在川南和沿江地区防堵。贵州蒋介石亲信顾祝同则以万耀煌、樊嵩甫和郝梦龄三个纵队沿毕威大道及其两侧的平行道路向威宁方向追击；以李觉纵队由织金方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方向向水城、威宁截击，阻止红二、六军团南出。顾祝同企图利用川、滇军队严密防堵的形势，以重兵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二、六军团压迫，以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金沙江以东之滇、黔、川边境的目的。

三月二日，红二、六军团进到野马川。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带两个警卫员到一个在毕节新编入的部队检查工作，在七星关趟水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夏曦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早年即和毛泽东等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他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由于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以及苏区建设造成了严重损失，但自丁家溶会议受到批评后，已有悔改表现，并为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对他的牺牲，任弼时曾电告朱德、张国焘，表示“殊为深痛”。

在野马川地区，红二、六军团鉴于李觉、郭汝栋、郝梦龄三个纵队都已转到东南，截断了去安顺的道路，于是改变行动计划，继续西进，准备到妈姑地区折向南行，赶到李觉、郭汝栋纵队前头，经狗店子进入滇东的南北盘江之间地区。但当红二、六军团于四日到妈姑、回水塘地区时，李觉纵队已经进到水城、威宁之间，南进道路又被截断。而追击的敌人，这时也接近了红军的后卫，其中，樊嵩甫纵队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红二、六军团左前方的朱歪地区。

红二、六军团面临的情况是，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如原地停留则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向西走，在昭通、威宁地区的孙渡纵队威胁又很大，唯有西北方向的川军主力远在金沙江沿岸，情况较为有利。因此，红二、六军团又改变路线，向西北奎香、彝良方向行动，将敌追击和截击的部队尽量向西北方向调动，使其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二、六军团向西北一动，敌人误认为红军要经彝良、盐津北渡金沙江，樊嵩甫、万耀煌、郝梦龄三个纵队急忙转向西北追击，川军也派第一二三师南出川滇边之白水江岸牛街地区堵住红二、六军团的去路。八日，贺龙、任弼时估计敌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可能向红军逼近，因此以红二军团四师和红六军团十六师、十七师从奎香回转到以则河、法冲之线以北山地伏击该敌，以五师到恒底游击，钳制敌樊纵队第七十九师。但敌第二十八师并未全部向红军逼近，到以则河的只有一个侦察连和一个步兵连。这部敌人被红军伏击全部歼灭。此战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一百余支。以则河战斗后，红二、六军团急速返回寸铁坝、奎香地区，经乌沙寨、放马坝以东向镇雄前进，至牛场又向左转入深山，循山中小径向东南绕行，拟从镇雄以南脱出敌人包围，经杨家湾穿过毕威大道去安顺。

这时，顾祝同狂妄地认为，在他指挥的大量军队追堵截击之下，红二、六军团已经疲惫不堪、走投无路，企图消灭红二、六军团于镇雄西南大山之中。因此，急令追击军全部东调，命令樊嵩甫纵队尾追红二、六军团，郝梦龄、万耀煌两纵队转向镇雄截击，积极寻找红二、六军团主力决战。他还不顾李觉、郭汝栋两个纵队的大量减员和疲惫，命令他们迅速经威宁北转，向朱歪、安耳洞地区攻击红二、六军团，并指定郭汝栋纵队在万耀煌纵队左翼加入战斗。但李觉纵队取消极态度，其部队仅沿毕威大道向毕节巡弋。当红二、六军团通过镇雄西南大山的时候，郝梦龄纵队和万耀煌纵队的第九十九师已经到达镇雄城，万耀煌纵队的后梯队第十三师也正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三月十二日，红二、六军团拟经得章坝向杨家湾前进，红四师已在驻地集合。此时，第十一团从坝柳送来万耀煌部的两名逃兵。他们供称：万耀煌正亲自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任弼时看到了俘虏，了解了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令红四师第十一团在左，第十二团在右，速向得章坝方向迎敌；红六师在第十一团左侧平行前进，准备侧击来敌。出发一小时后，红四师与敌接触，并迅速发起了攻击。左面第十一团二营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消灭了敌人两个连。右面第十二团冲进了敌人的司令部，敌纵队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溃乱之时只身逃走。位于第十一团左侧之红六师也对敌进行了顽强攻击。正在行进中的敌人被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完全失去控制，乱作一团，四处溃散。此次战斗，红军俘敌二百余人，毙伤敌营、连长以下一百二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七挺，长短枪数百支，弹药三百余挑。在这次战斗中，第十八团政治委员余秋里，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该团团长成本新（后改名成钧），左臂负重伤（后来截肢）。由于敌第十三师主力逃脱，郝梦龄纵队及第九十九师又由镇雄折回增援，因而红二、六军团未能歼灭更多的敌人，经得章坝南进的道路没有打开。十二日晚，红二、六军团改向西行，第二天，在财神塘地区，又同敌郭汝栋纵队遭遇。与此同时，在红二、六军团后面的郝、万两个纵队也跟踪追到安耳洞以东地区，与红六军团接触；南面之敌李觉纵队在水塘堡和赫章地区，距红二、六军团甚近，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北面樊嵩甫纵队也在红二、六军团来路上寻找红二、六军团踪迹。敌人越聚越多，包围也越来越紧。而红二，六军团经过长时间连续行军作战，非常疲劳，机动能力受到影响。军委分会一方面充分地估计了面临的困难，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并减轻了一些驮担和重装备，以提高部队的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又看到敌人主力不仅被调到了红军的北面和东面，敞开了南面的通路，而且也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懵头转向。于是，果断地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手段，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纵队之间向西北方向突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第三次进到奎香地区。红二、六军团跳出敌人包围之后，立即兼程南迸，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纵队的防线，直趋滇东。

红二、六军团这次历时近一个月、辗转千数百里的大回旋战，是在云贵高原之乌蒙山中进行的。这里人烟稀少，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且少数民族居多的地方。他们在一年前共产党及红一方面军革命活动的影响下，对红军有一定的认识。红二、六军团到达该地时，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虽然当地群众生活贫困，红军还能在公平买卖的前提下，取得最低限度的给养，保持部队的基本生活和机动能力。但在摆脱敌人围追堵截的战斗中，有时为了调动敌人或避免不利的战斗，不得不紧急改变行动方向；有时为了创造有利条件，不得不日以继夜地强行军。因此，伤病员常常得不到最起码的休息和医疗，安置也很困难。在黔、大、毕地区吸收的大批新战士，由于缺乏锻炼和教育，加之战斗频繁，掉队落伍的很多。党组织在部队中不间断地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撤出毕节时，党委提出了继续在黔滇边争取创造新根据地的政治任务，给红二、六军团一切人员和一切行动树立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奋斗目标。行军作战中，及时地交代当前情况，解释行动性质，做到让大家心中有数，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保持坚强的斗争意志。同时，在全体指战员中，广泛地组织群众性的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特别是加强了对新战士的帮助。党员、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吃苦在先，战斗向前。这些政治思想工作及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援，使红军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旺盛的战斗意志，从而胜利地完成了这场艰难而复杂的回旋作战任务。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六军团进抵滇东宣威东北的来宾铺、徐屯一带。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考虑，按原计划去安顺地区已无可能，遂决定在滇黔边之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晚，他们得知宣威只有滇军刘正富部一个旅守城。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并取得人员和物资的必要补充，决定以红六军团为主，红二军团配合攻占宣威城。当即命令红五师到陡山坡阻击郭汝栋纵队，红六师到石丫口集结待机。夜间，敌派搜索分队到来宾铺地区活动，红六军团警戒部队迅速投入战斗，将其击溃。二十三日拂晓，刘正富旅出城，占领了虎头山阵地，并以此为依托向来宾铺推进，首先与红六军团直属部队接触。战斗打响后，红四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也都参加了战斗。红十六师一部曾突人刘正富的旅指挥所，后因孙渡纵队的鲁道源、龚顺壁两旅增援上来，红军多次攻击，未能奏效，遂于当晚撤出战斗。这次战斗计毙敌四百余人，刘正富旅受重创。红军伤亡亦重，共牺牲三百余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黄文榜、第十二团团长钟子廷、第五十团政治委员段兴寿、第十六师组织科长唐辉、第十七师组织科长罗辉英勇献身。来宾铺战斗后，红二、六军团继续向南转移，于二十八日进到了南北盘江之间的盘县、亦资孔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