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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移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国民党军对红军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为了确实保障其追击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阻止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抓住红二、六军团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的弱点，以强大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消灭于湘鄂西部边境地区。

国民党军的“围剿”，在军事上采取了分进合击、严密防堵、攻堵结合的手段。在政治上，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反革命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收买、接济和利用土匪、地主武装，在红军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在经济上，则实行封锁政策，企图断绝红军与外界的贸易关系，严禁药材、食盐、布匹和粮食等物资输入红军根据地。

湘、鄂国民党军根据他们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达成的作战协定，将进攻部队编组成六个纵队：陈耀汉纵队（第五十八师、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第二十六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李觉纵队（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这三个纵队是主要进攻部队。南面的陶广纵队（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新编第三十四师），以第六十二师主力经过军大坪、四都坪进攻大庸；第十六师的三个团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一部进攻永顺。徐源泉纵队（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由来凤、龙山地区向塔卧推进。国民党军合击的第一步目标是大庸。他们打算首先把主力迅速推进到江垭、溪口、断架山、四都坪、大坝、茨岩塘这个环形线上，建立堡垒，完成封锁线，然后逐步压缩包围，寻求红军主力作战。在防堵方面：湘军以陶广纵队的一部及几个保安团把守沉江沿岸及沅陵，防红军南下湘中；鄂军以第三十四师分布在渔洋关、五里坪、鹤峰、太平镇之线，封锁通向长江的各主要道路；在西南，将李云杰、李韫珩两个纵队和第九十二师、新编第八师共六个师兵力放在铜仁、秀山、西阳地区和乌江沿岸，防堵红二、六军团向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国民党军用来直接进攻和封锁红二、六军团的兵力，共有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此外，还有一个保安旅又四个保安团和每个纵队配有的两队作战飞机。

此时，红二军团已发展到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已发展到五个团约有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共约一万一千七百人。此外，新组织的地方武装有三千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和兵工厂共约一千一百五十人。

双方主力部队的兵力相比，国民党军占有十倍的优势，且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而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刚刚展开，基础尚不巩固。所以，整个形势是很严重的。但也存在一些有利于红军而不利于国民党军的条件。在国民党军方面，他们内部有矛盾，指挥不统一，何键蓄意消灭陈渠珍的势力，兼并湘西。而陈渠珍则极力拥兵自保，害怕自身再受损失，对与红军作战态度消极。何键和徐源泉之间，也是勾心斗角，各图保全私人势力，争向蒋介石要求“主剿”红二、六军团的职权，并争夺对郭汝栋第二十六师和罗启疆独立三十四旅的指挥仅。国民党军这种明争暗斗，势必影响他们的统一指挥和作战计划的实施，造成许多可为红军利用的间隙和机会。此外，湖南国民党军，大部分经过追击中央红军的长途行军作战，士气低落；湖北国民党军不善于山地作战，客观环境也给他们带来很大困难。在红军方面，中央红军在贵州和四川广大地区积极活动，吸引了蒋介石的主要兵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国民党军不可能把新的部队增调到“围剿”红二、六军团这方面来。红二、六军团本身比会师时有了很大发展，兵员增加了，装备也有所改善，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加强，两军团之间和部队中官兵之间的团结更加牢固，斗志也很旺盛。此外，从领导方面看，两军团已建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指挥更统一了，行动也更一致了。这都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后，曾专门讨论了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贺龙认为：主力“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①，可以先到“张家湾、丫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石门、澧水也可以。我们像一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他们的部队一定要往回调。我们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围剿’。①”然而，贺龙“伸出去”的主张没有得到通过，最后仍决定在根据地里头打，并制定了反“围剿”的具体方针：

“第一，利用广阔游击区域，最大限度地集结主力，依据决战防御战略战术原则，抓住敌人的弱点，在敌分进移动当中，选择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突击，以达到各个击破，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有生力量，破坏其合击计划，一直到完全冲破敌人的‘围剿’。

第二，以主力部队之一小部配合新创立的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肃清新区内部的一切地主武装，掩护地方党及政府深入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分配土地，并在敌人翼侧活动，迷惑敌人，分散敌人，以配合主力进行决战。

第三，争取在胜利中来保卫新区的巩固发展，但不是去死守一个城市或地区而限制主力行动，消耗自己有生力量。在不利条件下，采取主动的退却，避免战斗，移动主力寻找新的机动。

这一策略方针的目的是在于钳制和吸引住周围大量敌人，使其不能抽调去进攻正在艰苦奋斗中的（向）四川转移的中央野战军，同时依靠中央野战军和四方面军胜利的配合，以及白区群众斗争的配合，争取在有利的革命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来击破敌人对我们的‘围剿’”②。

根据这个方针，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致电朱德，报告了战役部署并请示了可能转移的地区。主要内容是：“我们认为要在击溃敌两路和消灭敌主力六团至八团有生力量条件下，才能击破敌人现有力量之围困。利用现在广阔新区寻求在运动中突击封锁，应首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求得迅速转移地区，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现集中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以五二团位置溪口向慈利游击，钳制李部，以四九团在龙（山）、永（顺）、保（靖）地区钳制陈渠珍及龙山之敌，以十六团一营位置桑植”③。“我们若能在永（顺）、大（庸）、沅（陵）地区迅速顺利地击灭敌人陶（广）、章（亮基）部队，则转移地区，争取侧击西进（之）敌是最有利的局势。否则，大（庸）、桑（植）、永（顺）城市均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主力将被迫转移至永（顺）、桑（植）、龙（山）较小地区进行战斗。二、六军团后方广大地域以龙（山）、来（凤）、酉（阳）、秀（山）为适当。但敌追剿第一路李、王两师将进驻于酉、秀封锁线，为割裂二、六军团与野战军联络，将来封锁线有延伸至彭水或龙、来之可能。其次是龙（山）、来（凤）、恩（施）、宣（恩）地区，唯靠近长江。究在何地区为适宜，请决定电示”③。

这时，中共中央已在贵州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委员会，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和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后，于二月十一日致电红二、六军团，作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源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急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上述指示，从根本上改变了“左”倾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明确提出了红二、六军团反对敌人“围剿”的基本原则，并且给予了红二、六军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主动权。同时，还正式确定了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军事上统一的集体领导机构。

二月初到三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按照筑堡推进的政策行动，非常谨慎、缓慢。二月八日，东面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旅进到慈利之溪口东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南面陶广纵队在军大坪、王村地区原地未动。因此，红军临时改变原来的部署，将集结在永顺、大庸和四都坪之间的主力调到东面，在溪口方向迎击郭汝栋纵队。溪口战斗是反“围剿”的第一次重要战斗，对粉碎敌人“围剿”有重要意义。但这次战斗因为部队仍然存在消极防御的思想，发现敌人就匆忙正面迎堵，战斗准备不够充分，部队组织不够严密，执行扼阻任务的部队未能按照预定时间占领有利地形，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兵力也不够集中，结果战斗没有打好，第十八团政治委员熊仲卿牺牲。此后，红二、六军团即返回大庸、永顺之间准备打击陶广纵队。但这时陶广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削弱、排挤陈渠珍势力方面，并未向红军发动攻势。而红二、六军团却一直盯住这股敌人，以四个团兵力在军大坪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第六十二师对峙，进行持久防御。直到三月十三日，陶广纵队第十六师一部和两个保安团由王村渡白河（酉水）北犯时，这四个团才转到西南方向与北犯之敌作战。十四日，红军首先在高梁坪击溃两个保安团，接着又给赶来增援的湘军第十六师两个团以重创，歼灭其中一部。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因敌人主力尚未深入即从正面迎击，同样没有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

这时，从正面进攻的郭汝栋纵队和李觉纵队，趁红二、六军团主力远在王村附近的机会，向大庸县城急进。红军为迟滞郭汝栋纵队的行动，派红四师十一团和大庸独立团与该敌保持接触，予以阻扰，后于大庸附近之子午台战斗后，放弃了大庸城。这次战斗中，郭汝栋纵队的一个排哗变，向红军投降。红军放弃大庸后，李觉纵队五个团继续西犯，企图与军大坪、王村北犯的陶广纵队夹击红军于石堤溪地区，然后再会同陈渠珍新编第三十四师进攻永顺。郭汝栋纵队也从大庸西进，企图从温塘和仙街铺渡过澄水，进袭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所在地——塔卧。此时由三官市向西进犯的陈耀汉纵队，正兵分两路，迅速向桑植推进。新由湖北襄阳调到来凤、龙山地区的张振汉纵队，已进到了茨岩塘、准备向龙家寨、塔卧前进。国民党军的战役企图是，首先将红军压缩到永顺、桑植和龙山之间的狭小地区，然后集中主力决战。

① 引自1961 年6 月5 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② 引自1935 年9 月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③ 引自1935 年1 月11 日《二、六军团关于反对敌人“围剿”的作战部署向朱德同志的请示电报》。

后坪战斗

高梁坪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主力即转移到大庸与永顺之间的龙爪关、石堤溪地区进行休整，补充兵员，准备再战。这时，中革军委湘鄂川黔边分会鉴于四面的敌人正在逐渐逼近，红军在内线活动的范围日益缩小，决定组织一个战役，扭转这种不利的趋势。“战役计划是，集中主力八个团，首先在后坪（大庸城西约二十里）地域，在运动中击灭李敌。估计李敌覆灭后，陶、章不敢急进，（我军再）以一部扼澧水以阻郭敌，主力隐蔽转移于桑植。击灭陈（耀汉第五十八师）、张（连三暂四旅）部队，进击和逼退郭敌，然后转移石堤溪、永顺之线，迎击陶（广）、陈（渠珍）两敌，这样各个击破敌人，粉碎‘围剿’。整个战役计划中，以击灭李敌为重要关键”。

后坪附近的鸡公垭在澧水渡口西岸，是大庸县城通往石堤溪、永顺县城的咽喉要道。三月二十日，红二、六军团以一个团扼守后坪东面的鸡公垭高地，主力隐蔽在附近地区，计划抓住李觉纵队主力渡过澧水立足未稳的时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将其歼灭于鸡公垭与澧水之间的河谷里。这天午后下雨，李觉纵队进到澧水东岸就停止了。当时分析敌人可能发觉了红军的企图，同时，也考虑到部队要休息，就把主力撤至阵地后面约十五里之龙爪关一带的村庄，只留第五十三团在后坪担任警戒。

二十一日拂晓，李觉纵队先头部队两个团渡过澧水，并于七时左右占领了鸡公垭高地，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进行防守。红军第五十三团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很快攻占了垭口南面的山头，但在继续向垭口以北主要山头发展时，部队受阻。

这时奉命赶到崇山山麓团子园、娘娘坪地区的红军主力，立即以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沿山脊向垭口北面的敌人进攻，但在攻下一个山头以后，也被敌人的猛烈火力所压制。接着，第四师（欠第十一团）通过第五十一团的战斗队形继续进攻，在攻下第二个山头向主峰发展时，又被敌人新投入的一个旅所阻。此时，红军调整部署，一方面以第六师（欠第十七团两个营）接替第四师，继续突击主峰上的敌人阵地；另一方面，以第五十一团和第十二团一部沿崇山山脚向大庸所之敌渡河点实行迂回。迂回部队发展顺利，很快就攻占了大庸所，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并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红军正面进攻部队虽然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也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因在山脊上展不开兵力并受到主峰东面敌人火力的猛烈侧击，一直战斗到黄昏也未能攻占主峰。而此时郭汝栋纵队的第一五三团却增援到了澧水东岸，李觉纵队的预备队第一○九团也从龙盘岗徒涉澄水，向红军翼侧运动。红军见情况不利，即于黄昏后撤出了战斗。这次战斗，仅毙伤敌约五百人，而红军却伤亡了七百余人，特别是干部损失很大，红六军团宣传部副部长刘光明、第五十三团政治委员刘志高和第五十团政治委员周志斌英勇牺牲。

这次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经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①。二、“部队中游击主义的传统”①的影响，第五十三团没有按时占领鸡公垭。三、领导思想上害怕敌人继续深入，急于求战，在敌人已经占据了有利的阵地时，没有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迅速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却不顾红军火力弱和地形不利等条件，强攻硬拚。

后坪战斗后，陈耀汉纵队乘虚进占桑植城，并以一个旅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郭汝栋纵队经温塘渡澧水进占了罗塔坪。李觉纵队及陶广纵队的主力进至石堤溪，一部转到永顺城。陶广纵队之另一师推进至农车、洗车。张振汉纵队迸占茨岩塘，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被服厂所在地龙家寨逼近。国民党军五个纵队合拢上来，各路离苏区中心塔卧、龙家寨仅五十里至一百二十里的路程。这时，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更加猖獗，苏区地方工作受到很大摧残，力量较弱的地方武装也有些损失，红军主力部队在溪口、高梁坪和后坪的连续战斗中，也伤亡较大。当时两个军团只有约九千余人，处境比较困难。

根据上述情况，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军委分会认为：“在塔卧、龙家寨狭小地区内同强大敌人决战是于我们不利的”①，遂决定：

“第一，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基本地区。

“第二，集中全部主力，以地方武装之大部编人主力，充实和增强主力的战斗力量。

“第三，击破敌人封锁线，从敌人之侧翼后方坚决突击敌人，来击破敌之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以开展新的胜利的局面。”①。

三月二十二日，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报告请示：“根据目前情况，我们决心争取这一地区的巩固，以与西方军配合。正集中全力在保持有生力量条件下，首先求得侧击郭敌。必须取得两次伟大胜利，方能保持新区的巩固发展；否则，二、六军团将被迫退出新的地区。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粹、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阳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南）漳、兴（山）、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西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恩）施、鹤（峰）逼近鄂敌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②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指示：“目前你们那里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的，仍应尽力在原地区争取胜利。至于现在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我们认为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③

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实际情况，决定迅速转移到外线作战，并立即加紧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将地方武装编入两军团，以扩充红军的主力；红军学校的干部回部队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地方政府干部集中随部队行动；兵工厂的设备立即疏散隐藏；医院里的伤员，团以上干部带走，营以下的分散隐蔽在民间。四月十二日，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退出塔卧、龙家寨中心区域，开始战略转移。

传达、运用遵义会议精神  战略反攻

撤离塔卧、龙家寨之前，红二、六军团曾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的摘要。中革军委分会当即在塔卧附近的三家田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由肖克传达了决议的精神。决议中关于转移行动问题的原则，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起到了及时的指导作用。决议指出：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必须是“坚决的战斗的”，而不是“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要把战略方针“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准备于必要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对不必要的与敌人无隙可乘的战斗，则是应该避免的，而对于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不应该错误认为“一定要达到了指定的地区，放下行李，然后才能反攻消灭敌人”，而应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行动与方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经历过严峻的突围和战略转移行动，所以，对于遵义会议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总结出来的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感到非常正确和亲切，决心坚决地、自觉地用它来指导这次战略转移行动。

① 引自1935 年9 月29 日《冲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② 引自1935 年3 月22 日《二、六军团向中革军委报告敌军情况及我军部署》。

② 引自1935 年4 月5 日《中央对二、六军团是否应当北渡长江的问题给任弼时同志的指示意见》。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红军离开塔卧，拟经万民岗、陈家河、仓官峪，从香溪（秭归东南）北渡长江，到湖北西部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鄂军纵队司令兼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急令其第一七二旅由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并限于十二日进抵两河口、陈家河地区；第一七四旅开往陈家河转向万民岗地区；陈耀汉则亲率师直属队到周家峪，居中策应，企图与西面的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截击向北机动的红军。十二日下午，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四师第十团与陈家河之敌接触，消灭了敌军一个警戒分队，俘敌数名，并迅速抢占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

陈家河是个小盆地中的小集镇，位于桑植县城西六十里，在澧水东岸，周围高山环绕，有小径通往仓关峪，是红军向北转移的必经之路。红二、六军团从俘虏口中了解到敌人的具体部署。得知敌只有一旅，刚到不久，工事还没有完全做好，并且分散配置在陈家河、铜关槽、庙凸、张家湾和澧水南岸的蔡家坪等高地。第五十八师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桑植。桑植到陈家河之间只有一条悬绕山腰、下临深谷的乱石小径，敌人增援和撤退都很困难。陈家河这个旅突出孤立，而且战斗部署分散。同时，由于他们以往多在北方平原地区活动，也不善于在山岳地区作战。而红军方面十一个团都集中在一起，力量大大超过敌人，并且控制了田家坡高地，利于展开兵力和火力；特别是广大指战员有打一个大胜仗，争取反攻胜利，以保卫艰苦缔造的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斗志非常高涨。因此，军委分会主席贺龙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也要打这一仗再走。”

十三日凌晨，红二、六军团在田家坡及其西北地区展开，准备攻击陈家河西面的庙凸和陈家湾山上的敌人，使敌陈家河、铜关槽大山上的主要阵地暴露出来，然后再各个歼灭铜关槽和蔡家坪、澧水两岸的敌人。十三日八时，正当红军准备发起攻击的时候，部署在庙凸山上的国民党军约一个营，沿着山脊向红军第五十一团阵地发起了进攻，企图先声夺人，破坏红军的部署。红军立即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将攻击的敌人放到了手榴弹有效杀伤距离内，突然开火发起冲击，趁敌混乱和回窜之机，一鼓作气攻占了庙凸、张家湾和吴家湾三个山头。从这些阵地向陈家河逃窜的敌人，也被红军从两翼伸出的部队全部消灭在山下的河谷里。战斗中，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在率部冲锋时负伤。

与此同时，红二军团主力徒涉澧水，向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进攻。红六军团主力和红四师一部向铜关槽敌人主要阵地突击，第五十一团预备队第三营则沿大路直插陈家河，捣毁了敌第一七二旅旅部，破坏了敌人的指挥，割裂了澧水两岸敌人的联系，并在澧水河边击毙了敌旅长李延龄。战斗到下午二时，全部消灭了澧水南岸蔡家坪和玛瑙台的敌人。扼守铜关槽大山的国民党军四百余人，利用山势高峻、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红军一直奋战到黄昏，才完全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七二旅。

在陈家河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陈耀汉即亲自率领第五十八师直属部队及第一七四旅（欠三四八团）由桑植增援陈家河。当进到两河口时发现第一七二旅已被歼灭，迅即掉头南逃，企图向塔卧的郭汝栋纵队靠拢。十五日下午四时，肖克率领红六军团行进至离桃子溪还有十里路时，发现河里水浑，判定一定有部队通过，于是令部队加速向桃子溪前进。路上听老乡讲，桃子溪刚才到了国民党军队，后面还在继续来。肖克立即决定投入战斗。红六军团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叉路上把三个团展开，第四师十团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敌人慌忙撤退，红军继续攻击，战斗到晚上八、九点钟胜利结束，陈耀汉的师部、一个旅（欠三四八团）和山炮营全部被消灭。红二、六军团以前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一下缴获了两门（其中一门，现在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家非常高兴。

至此，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除三四八团得以幸免外，其余全部被歼。红军乘胜收复了桑植县城和永顺、大庸县的部分地区。敌各路“围剿”军见第五十八师覆灭，纷纷后退和收缩。张振汉纵队由茨岩塘逃回龙山，再往来凤；暂四旅向郭汝栋纵队靠拢，集中固守塔卧；湘军主力则分别集中于大庸、永顺、王村和沉陵等地。敌人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入被动。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在原地区坚持斗争，发展已经胜利开始了的反攻行动。这时，红二、六军团在战略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陈家河——桃子溪战役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军事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这次胜利证明了中革军委二月十一日和四月五日的指示是英明的、正确的。这次胜利与反“围剿”第一阶段的情形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在反“围剿”第一阶段，红二、六军团为什么未能在东南方向上击破敌人的进攻？任弼时在总结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

“第一，我们在这一时期当中，虽然一般是依据中央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新的作战方针，但是对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的指示，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在大庸、溪口未失去以前一个时期内，我们集结在大庸附近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远出迎击，而没有坚决采取转移到敌人之翼侧后方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和弱点（当时情况可伸出到以黄石为中心的地区活动），寻求打击消灭敌人的机动，而这是我们当时能够阻止敌人前进，破坏敌人分进计划，一直到在东南战线上击破敌人进攻的最适宜的策略。

“第二，后坪战斗是改变当时敌我阵势的关键一仗。当时大庸失去后，李纵队向后坪、石堤溪推进，陈纵队、郭纵队、陶纵队有同时分向桑植、温塘及永顺配合推进之形势。我们如能击灭李纵队，可逼使郭纵队固守大庸，停止陈纵队及陶纵队之急进，再转移我主力于桑植地区，迎击陈纵队或陶纵队，仍然可乘胜击破东南面敌之进攻，因为当时在兵力、地形、天候上，我们处于优势地位，有大部分以至全部消灭李敌的可能。但因对敌估计上的错误，认为敌已发觉了我主力，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决心，没有将主力位置于后坪而向后撤退十余里。还有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未按时移动部队占领阵地，致使我们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敌人乃得以继续进占桑植、永顺，逼进塔卧、龙家寨基本苏区。

“第三，地方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少队等）未能完成消灭新区内之地主武装及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并且受了部分损失，而日形减弱。这就使一部分担任守卫地方和钳制敌人任务的主力不能完全使用到前方，而地主武装反日形猖獗，破坏交通联络，摧毁一部分地方党和政府的组织与工作，使我们动员的范围日益缩小。地方上参加战争的群众动员不能适应前线上的要求，主力部队在连续战斗中不能及时得到人员的补充。地方武装不能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有力配合主力行动的弱点，直到现在仍然是存在着的。”①

红二、六军团在被迫放弃塔卧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就取得陈家河——桃子溪战斗胜利呢？肖克指出：“这次战斗能取得胜利，是敢于丢掉包袱，转到敌人侧翼，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就打好了”。②“这次战斗的经验：抓住了运动中的分散的敌人；敌人没有同我们作战的经验；敌人有些轻视我们，认为我们退出塔卧是失败了，所以放大胆猛追。敌人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敌人主动向我进攻，两个团相距五、六里，不好配合。我们抓住有利机会，打运动战”②。红二、六军团认真地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领会了遵义会议精神，从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起，转变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思想，形成了新的作战方针。

四月下旬，军委分会“利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优势地位，采取了坚决反攻敌人的策略方针。在这一方针下，决定以主力远出（到）东面敌人的侧后方——伸出到江垭、慈利之线，调动敌人离开基本苏区，并求得在敌人远距离运动中，抓住敌人之过失，给以新的胜利的打击”①。计划在红军到津、澧地区后，主力即隐蔽集结于石门南乡，寻机消灭沿澧水回援的湘军，同时，在澧水以北广大地区积极发动群众、筹粮、扩大红军，开辟东部新区。

四月底，红军主力进占江垭，伸出到慈利城北，造成夺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以及北渡长江的态势，使东南方面的湘鄂军队后方交通完全处在红军的威胁之下。

湘军害怕红军东取津市、澧州，切断它的后方补给通道，主力被置于无用武之地；鄂军则害怕红军乘虚渡江进入湖北腹地，损害其自身利益。因此，湘鄂敌军都力图自保，各行其事。湘军第十九师及第十六师慌忙向慈利、潭口地区撤退，以防止红军东取津、澧和南攻常、桃。湖北军阀徐源泉则命令张振汉纵队和第四十八师于五月初退守长阳、渔洋关、五峰、鹤峰之线，防堵红军北渡长江。在塔卧地区的郭汝栋纵队，见湘鄂军队纷纷退守，也不敢停留，连忙跟在湘军后面向东撤退。这时在红军根据地内，只有湘军第六十二师和新三十四师各一部，以及新由西阳调来的第十五师一个旅和一些地方保安团队。

关于红二、六军团进一步行动问题，军委分会认为，当面的敌第十六师和第十九师部队集中，行动谨慎，不易下手。同时，考虑到继续东出，易被敌人切断归路和丢掉桑植，于是五月上旬就返回了永顺、桑植、龙山地区，计划寻机消灭根据地内部的敌人，并力争将敌第十六师和十九师再次向西调动，在石堤溪、大庸之间于运动中消灭。

随着红军主力西返，刚走不远的鄂军返回了原来的阵地，郭汝栋纵队也放慢了东退的速度，敌第十九师和第十六师回到大庸后就停止不动了，所以，红军原定在石堤溪、大庸之间打击敌人的计划没有实现，袭击塔卧也没有得手，只在永顺、塔卧之间的茶陵坡歼灭了湘军第六十二师解运粮食弹药的一个营。显然，如果红二、六军团东出更远些，到达津市、澧州地区，或晚一些西返，湘、鄂军队就有可能后撤得远些，郭汝栋纵队也将退出苏区。

军委分会鉴于红军主力西返未能造成有利于全局发展的形势，对主要作战方向做了重新考虑。原来为了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进入湘西后，一直是遵循着对湖南敌人采取攻势，对湖北敌人采取守势的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红军曾经取得了许多胜利。而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在五月八日渡过了金沙江，当面之敌湘军比较集中，战斗力较强；鄂军则分散薄弱，战斗力较差，陈家河、桃子溪战役证明比较好打；同时，湘、鄂军队在态势上也为红军分割，指挥不够统一，有可为红军利用的矛盾。因此，军委分会决定改变主要作战方向，实行对湖北敌军采取攻势，对湖南敌军采取守势的方针。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主力进逼龙山、来风，以诱使鄂军第四十一师出战。然而，湖北军队自从第五十八师被红军歼灭后，就将其主力分别缩守在施南、宣恩、黔江、咸丰几个城市和来凤、李家河地区，加强堡垒工事，极少主动出击，不利于红军集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灵活地采用了外线作战的手段，诱使敌人离开堡垒，与之进行运动战。

① 引自1935 年9 月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② 引自《肖克同志关于湘鄂川黔及长征中几次战斗经过谈话记录》。

 

忠堡战斗

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夜间，红军突然以一部分兵力在鄂军战役纵深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强攻可以俯瞰全城的南山铜鼓堡，同时另以一部兵力切断了宣恩、恩施间的大道，佯攻城北的重要外围据点椒园，消灭守军一个营，主力则隐蔽集结在城南二十里处，准备打击可能由来凤、李家河地区前来增援的敌军。

驻守宣恩城的敌军，只有第四十八师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徐源泉在恩施得知红军攻占铜鼓堡以后，害怕宣恩失守，恩施难保，长江交通遭受威胁，急忙命令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带领李家河、来凤地区的守军主力驰援宣恩。六月十二日，即围城第三大，张振汉以第四十八师的一四四旅（三个团）、保安第五团和新三旅的一个团为右支队，由李家河经冉大河、三叶台西迸；以第四十一师的一二三旅为中间支队，由李家河经关口、老叉口、韭菜园西进；以第四十一师直属队和第一二一旅为左支队，由来凤经甘家沟、三堡岭西进，向忠堡方向行动。张振汉非常谨慎，他认为红军主力远在宣恩附近，距忠堡百里以上，而他的部队到忠堡只有四五十里，红军即使和他们同时行动，也要到黄昏才能赶到忠堡附近。为防止红军袭击，他命令其三个支队，必须在下午四时前赶到忠堡集中，并在黄昏前做好工事，完成防御准备，六月十三日一起北进。同时，为了预防万一，他又命令他的部队，如果在途中和红军遭遇，即就地停止前进，由行军队形变成战斗队形，面向北方组成三道阵地的纵深防御。他的司令部之所以跟随左支队前进，目的就是为了防备这一着的。

然而，张振汉没有料到，红军在他们出发的前夜，就查明了张振汉给徐源泉的报告，知道了这个增援计划。贺龙、任弼时根据敌情和道路距离，立即决定留下一个团继续积极佯攻宣恩城，监视和迷惑敌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十一日前半夜秘密出动，分两路急驰忠堡。为争取适时赶到忠堡以东截击敌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行军途中分别给各师下达了任务。命令先头红四师，务必及时赶到韭菜园西面，截击敌人右支队。该师经过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于十一日下午三时赶到了忠堡东北黄牛棚附近。这时，张振汉的右支队主力已经进入忠堡。中间支队已进到韭菜园西侧，左支队先头部队也通过老鸦关，距离忠堡都只有几里路。红四师为了不让敌人完全进入忠堡或靠拢起来，主动向敌行军纵队发起攻击，消灭敌右支队后卫一部，并且在忠堡东面四里的构皮岭击溃了敌左支队的先头部队，将其大部压迫在构皮岭的山凹里。接着，即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了忠堡与构皮岭之间的高升塘的有利阵地，抓紧构筑工事，阻止忠堡敌人回援。接着，红军第六师很快赶了上来，迅速从第四师左翼投入战斗，向构皮岭之敌人侧后迂回，攻占了老鸦关东侧的高地，切断了敌左、中两支队的联系及左支队向来风的退路。

鉴于敌人兵力较强，红军是处在敌人中间分割包围歼敌的复杂情况，贺龙、任弼时决定先集中兵力遏止敌人右、中两支队的增援并完成对敌左支队的包围，然后再相机调集力量歼灭被围的敌人。当天夜里，贺龙一方面命令红四、六两师加强阵地，坚决阻止敌人突围和增援，另一方面调十七师参加战斗。该师五十一团及时占领了忠堡北山，严密监视忠堡敌人的行动并向咸丰方向警戒。第四十九团则在十三日天明时，从忠堡和构皮岭之间向南穿插，攻占了构皮岭南山，并和红四、六两师取得了火力联系，完全包围了构皮岭地区的敌人。

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开始了解围行动。忠堡的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红军第五十五团的阵地攻击，企图攻占忠堡北山，威胁红军第四师的侧背，掩护构皮岭的敌人突围。韭菜园地区的第一二三旅，也向红军第六师老鸦关阵地猛烈攻击，企图恢复与师部的联系。东、西两处国民党军多次攻击都被红军打退，伤亡很大。忠堡的国民党军在几次攻击失利后停了下来。韭菜园地区的第一二三旅，为免遭被歼的厄运，也在天黑前跑回了李家河。至此，红军就基本解除了敌人增援的顾虑，为集中兵力彻底围歼敌第四十一师直属部队和第一二一旅创造了条件。

十四日晨，红军集中了第十团、十六团、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和第十八团一营共四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在迫击炮和山炮（即四月间陈家河战斗缴获的陈耀汉纵队的山炮）人力支援下，从四面同时向构皮岭的敌人进行向心突击。国民党军由张振汉亲自督战，两千多人密集在一个不大的山凹里，利用巨石、田埂、房屋和工事拚命顽抗，争夺非常激烈。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才把被围的敌人全部消灭，击毙了敌师参谋长，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张振汉（张振汉被俘后，表示愿为红军服务，受到了红军的宽待，被任命为红军学校高级班战术教员。长征至延安后，中央送他回了湖南）。

经过两昼夜的奋战，红军共歼灭敌人一个旅、一个师部和一个特务营，并给了其他六个团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次战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作战指导上，敢于大胆地突入敌人的战役纵深围城打援，迫使敌人离开堡垒阵地，与红军打运动战。在战术动作上，侦察周密，运动迅速，坚持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原则；正确地划分了作战阶段，灵活而适时地变换主要作战方向和使用主力。特别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疾行一百三十余里，连续艰苦奋战两个昼夜，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这种无比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取得胜利的最基本的原因。

 

围困龙山

忠堡战斗后，红二、六军团又开始了龙山围困战。围困龙山的依据是：

“第一，敌人在半个月至二十天内增援部队没有到达的可能（鄂敌在忠堡惨败后，一时不能增援；湘敌因粮食困难，亦不易远道进援）。

“第二，守城部队（一团白军及一个保安团，只一千四五百人）及城内居民共约万人，没有存粮（居民依靠逢场买米），至多只够维持十天到半月的供养。

“第三，守城部队炸弹极少，工事不甚坚固，在地形上我们容易接近城垣地带，可以施行坑道破城。

“第四，龙山城攻下后，来风孤立，可能逼退驻守来凤之敌。我们若能取得龙山、来风（两城只距十五里），在地理及其他条件上最适宜作我们基本根据地地区。”①

围城战斗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持续了三十五天。在这期间，省委根据根据地已经向北推移的情况，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将红军所控制的桑植、慈利各一部地区合并，以空壳树为中心成立了慈桑县；在新占领的地区，以茨岩塘为中心成立了龙山县，以沙道沟为中心成立了宣恩县，并在该地区初步发动了群众，吸收了一批新战士，休息整顿了部队。

在作战方面，红军起初曾用坑道作业配合袭城行动，但没有成功，以后即着重进行了打援战斗。七月三日，红六军团在永顺洗车线上之小井击败增援龙山之陶广纵队一部。战斗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李朴阵亡。七月十日，红二军团在来凤、龙山间的象鼻岭击退增援的鄂军独立第三十八旅。七月十五日，红六军团在咸丰、来凤线上的胡家沟，打击了增援龙山的黄新纵队（五个团），红军第十八师参谋长马赤、第十七师四十九团政治委员段培钦阵亡。这三次打援，或阻止了敌人前进，或仅给敌人以杀伤，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最后对龙山城又进行了一次袭击，也没有成功。故后，任弼时政委在总结时说：

“经过三十天围困，城内居民饿死的日多，敌守兵已把菜叶、草根食尽。但最后我们未能困开龙山城而撤退，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第一，是敌飞机最后能每日供运少数粮食，将毙之敌得以苟延。我们对这一点事前没有能估计到，而对空射击技术又太差，未能阻止敌机降低到三百米以内的投掷粮食的动作。

“第二，我们坑道作业技术太差。我们挖掘的地道已经超过了城角还不知道，被敌人从城内掘毁。

“第三，我们未能及时利用最好时机袭城（有一晚通夜大雨，城墙周围敌之照明灯均熄灭）。最后袭城时，我们动作与技术上差。

“第四，在困城时，对城内守兵及居民的宣传号召，未能达到发动白军士兵及居民暴动哗变的要求。”①

贺龙后来指出：“围龙山，主要是想消灭陶广、陈渠珍的。那仗未打好，围城也未围好。......原来围城、打援、休整，后来改为围城、休整、打援，是个被动的，分散了。”②

由于几次打援都没有大量歼灭敌人，致使敌来凤守军得到了加强，陶广纵队又集中十个团继续增援龙山。这时夺取龙山、来凤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红军遂于七月二十七日主动撤围。在围困龙山战役中，红军第六师参谋长向国登阵亡。

撤围的第二天，红军连夜南下，打击增援龙山的陶广纵队。次日九时，红十七师和红四、六师在招头寨以北地区与陶广纵队遭遇。激战一天，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部队伤亡较大，红十七师师长苏杰、五十团政治委员方振声、五十一团团长黄林阵亡。

① 引自1935 年9 月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② 引自1961 年6 月5 日《贺龙元帅谈红二方面军情况记录》。

板栗园战斗

在红二、六军团围困龙山时，蒋介石为了加强对红军的“围剿”，决定将从江西调到利川的第八十五师拨归徐源泉指挥，并另从江西湖口调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个师接替第三十四师的防务，让鄂军集中作战；同时，命令湘、鄂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这时，徐源泉的兵力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因他的部队屡遭红军打击，已经丧失了进攻的勇气，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将部队推进到湖北边界，防止红军再入鄂西。因此，他于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先后命令驻太平镇的第三十四师两个团和驻高罗的第四十八师一个旅推进到沙道沟地区，驻小关的第八十五师开到李家河。另外，命令驻高罗的暂四旅以一部兵力占领水田坝，驻来风的第一二三旅占领李家河，以掩护其第八十五、第三十四师和第四十八师的开进。

红二、六军团在徐源泉发出开进命令的当天，就明悉了他调整部署的计划。军委分会在分析了这个计划后，认为：敌第八十五师新到鄂西，对当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熟悉。他的运动道路小而崎岖，大部分处于深狭的谷底，两侧则是高山密林，侦察搜索和展开都很困难。同时，他们从纵深向前运动，戒备可能比较疏忽。鄂西其他敌军都分守在几个县城和较大的集镇上，点与点之间空隙很大，这很有利于红军的进出。因此，军委分会决定：集中主力，再一次进入鄂西敌人的战役纵深，利用第八十五师的弱点，以伏击或截击手段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

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麻痹敌人和破坏敌人整个开进部署。八月二日，鄂军由太平镇、高罗和小关等地开始行动。同一天，红军由龙山之兴隆街突然向北进到沙道沟附近。红军这一行动，造成了徐源泉的错觉。他认为红军企图打击由太平镇和高罗向沙道沟前进的第三十四师或第四十八师的一四二旅，便立即命令这两路部队停止行动，严加戒备。第八十五师认为红军是向北行动，并且沙道沟距离他们的运动道路也较远，所以，仍然按照原计划行动，于当天下午进到了宣恩以南的上洞坪。来凤的第一二三旅也占领了李家河。这样，红军就取得了进入鄂军战役纵深和前出到第八十五师翼侧的有利条件。

第二步是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八月三日晨，第八十五师贸然继续前进。这时，红二、六军团主力突然改变行动方向，从高罗和李家河之间楔入敌人纵深，沿山间捷径向西南疾进。十一时，红二军团赶到了第八十五师必经的板栗园东侧的利夫田谷地。这个谷地处在板栗园与李家河之间，长约十五里，宽不足一里，北侧山上森林茂密，利于隐蔽，南侧山上岩石裸露，陡峭难攀。红军因取得了先机之利，即以红四师和红六师成一个梯队埋伏于谷地北侧之安家坡山上，待机歼敌。

这时，敌第八十五师（欠一个团）刚进到利夫田西北约七八里路的板栗园。由于红军行动迅速，隐蔽良好，该师完全没有觉察到红军的伏兵。他们在板栗园见到赶集的人很多，并接到从李家河返回的侦察分队报告：“李家河街上很安静，李家河的友军住在碉堡里。由板栗园到李家河，沿途有钓鱼的、打柴和种地的老百姓。”敌师长谢彬据此判断：“地方很平静，红军距离尚远，前面又有友军占领坚固阵地掩护，现在第一要着，就是尽快地赶到目的地。”遂继续按第五一○团、特务营、师司令部和第五○五团的行进次序，沿谷地道路向李家河前进。

十二时左右，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完全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四师首先向敌开火，将敌前卫第五一○团紧紧地压制在谷底，接着发起多路突击，一举将第五一○团的大部歼灭于三灵沟、潭家岩地区。这时，敌第八十五师特务营和第五○五团两个营见状匆忙展开，企图抢占红军伏击阵地西面的莫家坡大山，以稳住阵脚。贺龙当即命令红六师迅速抢占莫家坡制高点，歼灭向上攀登的敌人。红军第六师先敌占领了山头，并沿山脊配置了兵力和火力。当敌人进到距离山顶三四十米处，红军突然开火，猛冲下去，一举将敌人三个营全部消灭。这时，红军后续部队第十七师也赶了上来，从第四师左翼投入了战斗，和红二军团一起攻击退守谷地南山的敌军。战斗到二十三时，红军夺取了巴里核山，歼敌第五○五团一个营，击毙了敌师长谢彬。是役，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俘虏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九百八十余支，迫击炮六门，弹药六百多箱，银元六万多块。战斗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周竟成阵亡。

这个战斗，是一个在敌军战役纵深内以伏击手段速战速决歼灭敌人的范例。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坚决执行了中革军委新的作战方针，掌握敌情准确及时，战场选择比较适当，抓住了敌人的弱点，相对集中了红军的兵力，并且在作战手段上，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造成了敌人的错觉。

自五月中旬军委分会决定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的方针，到板栗园战斗胜利结束，前后仅两个多月，红二、六军团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一、第八十五两师的主力，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实践证明，军委分会的决定是很及时、很正确的。

板栗园战斗后，红二、六军团返回了根据地，八月八日，又在芭蕉坨一举击溃了陶广纵队的十个团。

此次，红军连续作战的胜利，不仅使当面的湘、鄂敌军丧失了进攻的信心和勇气，并且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利用湘、鄂军队“围剿”红二、六军团的计划。在第八十五师被歼之后，蒋介石即命令湘、鄂军队转入防御。至此，湘鄂川黔根据地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

东进津市、澧州、临澧、石门地区

一九三五年八月，在湘、鄂军队全面转入防御的同时，蒋介石用以对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新“围剿”的军队陆续向湘西、鄂西地区调集。

红二、六军团虽然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但根据地并没有完全恢复。新创建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在活动。在龙山、桑植之间新开辟的地区，人口稀少，物产贫乏，群众工作也不够深入。红军在补给上遇到了很大困难，部队急需的粮食、兵员和冬装都无法在现地区得到解决。同时，以现有的地区，对付国民党军更大规模的“围剿”，回旋余地较小。这些情况，迫切要求红军迅速行动，积极地去创造打破敌人新的“围剿”的有利条件。

军委分会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红二、六军团应该抓住敌人原来的“围剿”已被粉碎，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由反攻转入进攻，集中主力到敌人后方去，以发展反“围剿”的胜利，并为反对新的“围剿”创造条件。具体到哪个方向去，早在围困龙山城时省委和军委分会就讨论过，认为：北有长江天堑，鄂军封锁了各条主要通道；南有沉江、澧水，湘军主力集中在那里；西面敌军虽然薄弱，但那里是大山区，人口稀少，贫穷落后，物资缺乏，不利于红军大部队活动；东面敌人远后方虽然有洞庭湖和长江险阻，但那里是湘、鄂军队接合部，石门、津市、澧州地区敌军兵力空虚，而且人口稠密，十分富庶，对红军作战行动、物资补给和扩充兵员都比较有利。据此，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除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外，红二、六军团主力立即东出，乘胜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津市、澧州地区突击。根据这个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负责；后面一摊领导苏区地方工作和军区后方工作，由肖克和省委副书记张子意负责。主要是加强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区。肖克分管军事并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

经过计划、准备，红二、六军团主力在贺、任、关、王率领下，于八月二十日向敌人发起攻击，开始了东出战役行动。从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先后占领了石门、澧州、津市和临澧等城市，消灭了部分国民党守军，控制了津市、澧州广大地区，直接威胁到常德及长江沿岸部分县、市，迫使国民党军把新“围剿”战役展开地域从江垭附近向东收缩了二百余里。

八月底和九月上旬，红二、六军团派出得力的工作团和工作队，分头在到达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没收和分配土豪劣绅的财产和粮食，积极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扩大红军和赶制冬装。仅半月时间就扩大新战士三千多名，基本备齐了全军的被服，筹集了一些药品和其他物资，以及十四万多块银元，并在苏区东部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

在这期间，红二军团第四师根据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正向这一地区开进的情况，曾以第十一团防守津市，并掩护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率领的工作团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师部率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向湖北省公安县方向发展。当部队进至清水塘时，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部遭遇，经激烈战斗，打垮了敌军的进攻，遏止了其继续前进的企图，为红二、六军团主力继续在津市、澧州地区开展地方工作争取了时间。这次战斗中，红四师代政治委员廖汉生负伤。

红二、六军团东出津市、澧州，攻击敌人后方，是一次正确的战役行动。这一行动不仅使红二，六军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得到了很大补充，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取得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争取到了较充裕的准备时间，同时也为苏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和农村各项群众工作，打击根据地内部的反动武装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这期间，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党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清剿当地上匪取得很大成绩，红军的干部训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仅经过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培训的老战士、班长和团以上干部就有八百三十多名。所有这些，都为反对敌人新的“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石门的磨岗隘，红二、六军团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总结反“围剿”斗争，任弼时代表省委和军委分会作了总结发言。他说：

“我们的胜利：

“第一，我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北地区，在极短促的时期当中，共经过大小战斗三十次，前后与我们直接作战之敌计有八十六个团。除依城或据点困守之一部，即在沅陵、塔卧、龙山、宣恩共约十个团外，均被我军击败，前后占领过七个县城。

“第二，我军前后共计缴获敌步枪约一万支，生俘敌约八千余人，缴获敌轻重机关枪约一百五十余挺，无线电五部，山炮二门，子弹约一百二十万发，生擒敌纵队司令兼师长一、师参谋长二、团长三、营长及营以下官长二百余，击毙敌师长一、旅长二、团长五、营连排长百余，敌伤亡兵力在一万以上。

“第三，我二、六军团与十倍于我们的强大敌人半年多的艰苦战斗，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也没有减少和削弱，而且比以前扩大一倍以上。在这一过程当中，除成立十八师和十一及十七团并且成为有力的战斗部队外，我们还成立了有战斗力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

“我们胜利的意义：

“第一，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了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第二，我们从艰苦流血奋斗中保卫了新开辟的苏维埃版图，有些城市与村镇虽然因战略上的关系被放弃，现在还被敌人暂时占领着，但是开辟龙山、桑植这一块新苏区，......仍然是我们胜利进展中的根据地，我们保卫着这一基本新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中有其重要历史意义，它使江西、四川两大苏维埃基本区域的联系具备了基础巩固的桥梁。

“第三，我们这种战胜强大敌人的英勇果敢的奋斗精神和取得的成功，再一次在全中国和世界的民众面前表明红军是一种不可摧毁的力量，证明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给了那些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前途表现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的痛击，将要更加推动和兴奋起全国革命斗争的浪潮。

“我们能够获得这样伟大胜利与成功的原因：

“第一，是由于我们红色战斗员、指挥员的英勇果敢、不怕艰苦、坚决奋斗的牺牲精神和我们干部的组织创造才能。我们因为要抓住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时常在一天之内行军八十至一百二三十里，来同强大敌人作战。最后一个时期，因为遇到粮食的绝大困难，在作战中每天只能得到一两餐稀饭，个别的部队甚至两天只吃一餐饭，还是不疲倦地同敌人顽强作战。

“第二，是因为有新区和游击区域群众的拥护和热烈的参战。我们在敌人翼侧行动和作战当中，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在龙山、来凤，宣恩和咸丰地区扩大三千新战士，在江垭地区扩大一千余，最近在津市、澧县和石门扩大三千以上。群众还自动帮助我们运送伤员、侦察敌情和带路。

“第三，是由于党省委和军委分会一般的正确估计和依据全国革命形势，来灵活运用中央及军委关于粉碎敌人“围剿”新的战略战术方针，特别是退出塔卧以后。”①

① 引自1935 年9 月29 日《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纲要——任弼时政委在二、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