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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家寨战斗后，红军第四十九团即分散在永顺、保靖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龙家寨建立了县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从此，开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湘西攻势的胜利，红军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和龙山、保靖、慈利县各一部分地区。这里是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的边界地区，国民党的统治较弱。桑植在一九二八年就建立过工农兵民主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进行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群众基础比较好。这里有崇山峻岭，便于开展游击战争。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利于红军取得物资和人员补充。在战略上，这里是进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的侧背，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威胁湘鄂国民党军阀统治的中心长沙和武汉，有效地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基于上述情况，中央同意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创建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发出第一号《通知》：“（一）根据党中央电示，在湘鄂川黔边成立新的临时省委，为这个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以任弼时同志为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王震、肖克及张子意、刘士杰（后叛变）等同志及少共省委一人为省委委员。（二）根据中央（革）军委电示，在湘鄂川黔边区成立军区，以贺龙同志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同志为军区政治委员。”当时红六军团司令部就是湘鄂川黔军区司令部，贺龙在前方期间，王震兼任军区代司令员。此外，还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

从此，原中共湘鄂西分局、军委分会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都自行结束。省的领导机关先设在大庸，后于十二月十日迁至永顺县塔卧。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今天中国苏维埃革命最有基础的地区是在江西和四川，把这两个基本区域联成为整个的一片，是争取一省几省革命首先胜利不可分离的当前的战斗任务。我红二、六军团是负着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最重大的责任。为着江西和四川两个基本苏区迅速的连成为一片，迅速夺取反动统治的中心城市；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的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行他所负担的历史任务，省委决定在湘鄂川黔边区创造巩固的新根据地。”

这时，湘鄂两省国民党军陆续地调到了根据地的周围，严峻的反“围剿”即将开始。省委鉴于这种情况，明确地提出：于建设根据地的同时，加紧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反“围剿”的斗争，将迅速准备粉碎敌人“围剿”的条件作为党和红军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建立各级临时政权，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组织地方武装，广泛地进行战争动员等等。但当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情况是：自红二军团退出湘鄂边苏区以后，原根据地的革命组织已被敌人破坏；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活动非常猖獗，加上国民党军“围剿”的威胁，群众顾虑很多，情绪也不稳定。而且临时省委和红军部队干部缺乏，一时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六军团连续几个月行军作战，减员很大，相当疲劳，需要休整和补充。在红二军团内部，由于夏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也需进一步清除。所有这些，再加上建设根据地的摊子刚刚铺开即面临敌人“围剿”的威胁，这就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格外紧迫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号召党和红军：面向群众，深入群众，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了解群众每一细小的要求与意见，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以最大的决心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政权建设

到一九三五年春，根据地的县、区、乡各级临时政权都陆续建立了起来。建立了临时政权的地区是：永保县（原永顺县、保靖县各一部）革命委员会，下设塔卧、颗沙、勺哈、盐井、对山寨、大坝、猛岗、城市等九个区，三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郭亮县（原永顺县东北部地区，为纪念遭到国民党杀害的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郭亮而命名）革命委员会，下设龙家寨、毛坝、官坝等三个区、九个乡苏维埃政府。大庸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大溶溪、西溪坪、新桥、轿子垭、茅岗、大坪、沅石坪、东北市、西市、南市、教市、溪口等十三个区、六十八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植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县城、朱家台、上河溪、利福塔，珠矶塔、瑞塔铺、何家坪、洪家关、新街、岩垭、陈家河、张家坡、两河口、双溪桥十六个区，五十一个乡苏维埃政府。龙山县革命委员会，下设兴隆、石牌、茨岩、水田、农东、红岩、招市、茅坪等八个区，五十二个乡苏维埃政府。桑慈联县革命委员会。宣恩县苏维埃政府，下设沙道沟、高罗两个区，辖十四个乡苏维埃政府。鄂川边区的咸丰等地也建立了三个乡苏维埃政府。

建立党组织

在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深入乡、县的工作队积极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龙家寨大捷后，就成立了龙家寨乡党支部。这是湘鄂川黔边区的第一个党支部。不久，周围的杉木、新寨、碑立等乡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后又建立了中共龙家寨、塔卧、颗沙等区委。接着成立了中共永顺县委。十二月二十四日，永顺县划为永保、郭亮两县。中共永保县委，下有九个区委。中共郭亮县委，下有三个区委。中共大庸县委，下有六个区委。中共桑植县委，下有十五个支部，中共龙山县委，下有八个区委。

省委很注意本地干部的培养，在建政过程中，积极选拔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县、区、乡党政领导工作。为了培养干部，当时在塔卧办了红军学校，由省委委员张子意负责，王恩茂任教务处长。数百名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在这里学习后回去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在红校还办了一个上于队（高级干部队），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

土地革命

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保靖、郭亮、大庸、桑植、永顺等县的土地，也绝大部分为地主豪绅所有。如大庸的地主、富衣不到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十，却占有全县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山林，大庸的“八大家”，桑植的“八大诸侯”，永顺的“六大家”，都是当地著名的拥有大量土地的土豪劣绅。塔卧约有田地九千亩，为瞿，田、丁几家豪绅所有。广大劳苦农民只有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备受佃四主六、佃三主七、甚至佃二主八、佃一主九的高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也极为残酷，“滚滚”息、“跟斗”息在这一带极为普遍。如桑植县洪家关大土豪谷得志，专以放高利贷掠夺钱财，他放的债谷，一石要还两石，甚至三石。如债户不能如期偿还，他们便使用“三年不打网，鱼在潭里长”的恶毒手段，最后以“八斗九年三十石”的所谓“利息”，将债户的全部家财掠为己有。地方当局更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保靖县政府和财政局档案统计，各种税捐竟达二百四十九种之多。大小军阀和各派恶霸势力，对农民的剥削压榨更为残酷，或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纳款买枪；或以保家、保寨为名，制造械斗；或抓丁派工，修筑寨堡。农民稍有反抗，即遭残害，被割头挖眼者有之，被截肢断脚者有之。广大劳苦群众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的压榨下生活极端痛苦，迫切要求民主，要求土地，他们在红军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鼓舞下，经过教育和发动，积极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人民政府和红军首先领导群众捉拿土豪劣绅，把他们的粮食财物没收，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分配他们的土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主要内容是：豪绅、地主、军阀、官僚、大私有者的土地、房屋、财产、用具须一律没收（但地主兼商人的，其商业和与商业相关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应该没收（但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不没收）。凡是雇农、贫农及农村工人、苦力一律平均分得土地。中农土地是否拿出来与雇衣、贫农平分，以中农群众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富农按劳动力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豪绅、地主及其家属全家不得分配土地。土地分配方法：以乡或村为分配土地的单位，雇农、贫农、中农、农村工人、失业独立生产者，应按照人口，将田地好坏、多少均匀进行分配，但中农须按照自愿的原则。《条例》对红军干部、战士怎样分配土地作了具体规定：红军干部、战士本人及其家属分配土地与贫农、中农一样，但须分在附近或离红军家属住地不太远的地方。长期在红军中服务的红军干部、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其家属均有分配上地之权。但被开除军籍者，则应收回其土地。

十二月十六日，省委又制定了《分田工作大纲》。《大纲》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阶级觉悟，动员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的主要条件。......摆在全党面前的紧迫任务是继续开展和深入农村的阶级斗争。求得这一广大区域迅速赤化与巩固发展，迅速动员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快要到来的新的决战，是目前工作中心一环。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求得在最短期间（十二月份），将基本区域内的土地完全分配好。”《大纲》重申“中农的土地是否平分，必须特别集合中农，征求大多数中农的意见，由中农表决”。要求“巩固工人、雇农、贫农与中农的亲密联盟”，“同时要防止把富农当地主，中农当富农，而进行消灭富农、动摇中衣的倾向”。

根据分田大纲，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全面展开。各县都召开了干部会议，举办了土地革命训练班，深入学习分田政策和布置分田工作。区乡先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分田政策。乡成立贫农团具体领导群众划分阶级、丈量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田。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心区域的塔卧、龙家寨、刘家寨、颗沙等区以及靠近红军驻地、工作较好的一些乡村都完成了分配土地的工作。

随着红军湘西攻势的胜利，根据地迅速扩大，土地革命需要在更大范围展开。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省委书记任弼时在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强调指出，“彻底分配土地是完成战争动员不可分离的任务”，要求“各地方党应抓紧这个基本的斗争，求得迅速解决新区的土地问题”。土地革命运动在根据地内迅速全面地展开后，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较大成果。例如，到一九三五年农历年前，大庸县的天崇、官尹、北固、北社、罗塔、西庸等区的六十余个乡、镇普遍做到了插牌到户，所种的油菜、小麦等青苗，均归分田户所有。据该县六区七十一保的统计，共分配了土地十五万一千九百余亩，约占全县田亩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六，得田人数约九万五千余人。

省委在这次分田中，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对民族工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凡地主、富衣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同时，放弃了过去驱逐地主豪绅家属出根据地的错误做法。这种改变，对活跃根据地的经济，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和孤立敌人，以及稳定社会秩序，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分田过程中，也沿用了过去那种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对中农土地倾向于打乱平分的过“左”政策。虽有少数地区的领导干部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中农采取了团结的方针，对其土地没有打乱平分，但多数地区还是按打乱平分政策办了，并且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一般定得偏高，结果在总的方面还是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后来，省委为了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又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只能削弱富农，而不应该消灭富农，必须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与消灭富农的倾向；各地要细致地正确地划分阶级；对那些介于富农和中农的疑似成分，以及没有把握判定的成分，必须报告上级批准；中农的土地不经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但由于省委没有认识当时党的政策本身的过左性质，因而在政策思想上还存在矛盾，在同一决定中又提出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并且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做法当做错误的东西而加以反对。所以，这次纠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左”政策所带来的全部问题。

扩大红军

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提出了在三个月内扩大一万二千名新战士的任务。根据省委决定，前方后方，党政军民共同努力，广泛开展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当时，红军的各级机关和连队，都分别组织了扩大红军工作队和小组，并发动红军干部、战士随时随地地深入到群众中去，采取口头、标语、戏剧等宣传方式，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时，分散在永保、郭亮、大庸、桑植各县执行任务的第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和十六团，都积极进行了扩红工作。各级政府，则坚持给红军战士家属分好田，做好对红军家属的优抚工作，并明确提出了“保卫分粮分田胜利果实”、“工农武装上前线”的口号，动员群众参军。当时群众参军相当热烈，涌现了不少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报名的动人事迹，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响起了“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都欢迎......”的歌声。大庸县的郑家坪乡，先后有九百多人参加了红军。此外，红军还对龙家寨、浯溪河等战斗中的俘虏兵进行了改造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参加红军。由于采取了地方全面动员和个别扩大、改造俘虏相结合的扩红方法，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两个军团共扩大了四千多名新战士，各部队的兵员大为充实。同时还以少数主力红军作骨干与一部分地方武装合编，组建了第十一团、五十团、五十四团，以收编、改造的李吉宇部“神兵”二千余人为基础，成立了第六师十七团。此外，军区还扩建了红军学校第四分校，由王震兼校长。建立了几所医院、被服厂和小型兵工厂。

地方武装也发展很快。永保县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组织起一个独立团，开始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一个月，就发展到五百多人。郭亮县组织起一个独立营，共有二百多人。大庸县组织起一个七百多人的独立团和一个县游击大队，各区也都有了游击队，人数一二百不等。桑植县和龙山县组织了一个龙桑独立团。另外，还组织了慈利独立团、龙山独立营和永（顺）沅（陵）独立营。各县都建立了赤卫队、模范营等群众武装组织。地方武装人员，大部分是自愿参加的农民，少数是收编的“神兵”和土匪。省委和军区很重视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多次从主力红军中抽调干部到地方武装中去建立党的组织，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并注意加强对收编的“神兵”和上匪的改造。为了统一对地方武装的领导，还在军区之下成立了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乐尚连（后叛变），政治委员先后为袁任远、刘亚球，下辖大庸、慈利两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为马赤、刘子奇，下辖永保、郭亮、龙山、桑植等县的独立团、营及游击队。地方武装的成长，大大增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

清剿地主武装和土匪

湘西地主武装和土匪很多。从清朝末年农民反清运动兴起，这个地区就出现了众多的“袍哥会”、“兄弟会”、“天地会”等民间武装社团。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些武装社团相互仇杀、火并，逐渐分化，有的成为镇压农民的地主私人武装，有的成为抢劫农民钱财的土匪，还有一些社团，如一部分“神兵”坚持反对官府、豪绅的压迫。陈渠珍不仅拥有相当多的正规部队，还网罗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地许多掌握武装实力的土豪劣绅，给以资助，组织团防；同时，还以收买利用等方法，纵匪养匪，与土匪相勾结，形成了军阀、豪绅、土匪三位一体的反动统治。肃清地主武装和土匪，巩固后方，是当时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一个极其重要、艰巨的任务。龙家寨战斗胜利后，虽然消灭了一部分地主武装，收编了一部分土匪，但封建反动势力和土匪的活动仍然很猖狂，对根据地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战争动员妨害极大。一次，任弼时率领省委机关人员由大庸的丁家溶回塔卧，行至温塘附近，突然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红四师第十一团用了两个连才把土匪打跑。针对这种情况，省委指示：“首先应采取坚决的军事上的进攻，动员广大工农群众，配合红军、游击队去猛追猛打，消灭他们，绝不能采取放任与防御政策。同时应采取政治工作，号召民团与土匪士兵回家打土豪分田地，发动他们的家属、亲戚、朋友去宣传邀他们回来，派人到他们中间去工作。对于俘虏应分别清楚，其首领或阶级异已分子应公开枪决；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优待他们，从政治上去瓦解他们的组织。这里，‘杀土匪’、‘剿匪’的口号，以及不分阶级，不分首领，捉到便杀的办法，只有帮助敌人，巩固敌人阵地。特别是对于被豪（绅）地主欺骗与压迫而向我们喊‘捉’喊‘杀，或打土炮的群众，我们应该以同志的态度去争取他们，说服和领导他们与我们一起去进行武装斗争”。“在分田时，他们中间工农出身的士兵应同样分得土地”。根据省委指示，军区立即组织清剿，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打开了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所固守的寨堡和山洞，缴枪两千多支。如新寨坪的弄塔大地主王金礼和国民党塔卧区区长张奎全，欺骗部分群众，储备了可供一百多人吃一个多月的粮食，携带四挺机枪和六七十支长短枪，进入永保县颗沙、车坪交界处的趴水洞里，与人民为敌。他们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群众恨之入骨。军区组织游击队和少赤队并派出少量红军部队，经一个多月围攻，把这股反动地主武装全部消灭。但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地主武装和土匪特别多，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非一次围攻所能奏效。加之主力红军忙于对敌正规部队作战，留在地方活动的少数部队和地方武装当时又偏重于边缘区的斗争和向外扩大新区，土匪和地主武装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在土地革命中没有认真贯彻省委的政策，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过重地打击富农，侵犯了中农利益，对于一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人，也作了不恰当的处理，打击面过宽，树敌过多。所以，随着国民党军“围剿”的日益逼近，地主武装和土匪的活动越来越猖獗。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红二、六军团回到大庸以后，加紧了组织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红二军团恢复和充实了军团、师两级司令部。团司令部都委任了参谋长，增配了参谋人员。通信能力也得到加强，团以上指挥机关都装备了有线电话，师单独行动时也可携带无线电台。司号员过去是使用国民党军队的号谱，这时一律改用自己新编的号谱。同时，还加强了地面侦察和对敌军无线电电信的破译力量。在军事训练方面，抓紧了部队的战术、技术演练。印发了红六军团带来的由刘伯承等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及其他军事材料，编写和印发了《湘军的战术及其对策》，翻印了部分湘鄂川黔边的地图，组织指挥人员学习使用地图。在这些活动中，军团参谋长李达起了重要作用，他既组织领导，又当教员讲课，言传身教，堪称师表。另外，又从红六军团抽调了一些干部到红二军团任师、团领导和营、连长，并在全军上下加紧了扩红和筹粮工作。

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于一月四日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的指示。并于一月六日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具体地布置了战争动员工作。任弼时在会上作了报告，说明了当时战争的形势和粉碎敌人“围剿”的迫切性，以及取得胜利的条件，提出了争取反“围剿”的胜利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的口号，要求动员、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群众中造成一个一切为着战争胜利的热潮；加强对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根据地内的地主武装和土匪，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后方。这次会议，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及反“围剿”斗争准备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为了筹集粮食和财物，党、政府和红军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根据地内向商人征收累迸税，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等。同时，省、县、区各级政权也都建立了粮食委员会、粮食保管委员会以及财政机关，统一各地财政，实行预算制度，开展了反贪污浪费的斗争。

丁家溶会议

丁家溶会议是在两军团领导人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其目的是要纠正夏曦的错误。在这之前，红二、六军团会师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就曾详细地研究过夏曦的问题，任弼时积极支持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意见，并召开两军团主要领导人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批判。此后，在红军攻占永顺县城时，又开会作了进一步批判。但这两次会议都很仓促，没有解决问题。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对红二军团来说，已经成为深入战争动员的当务之急。因此，在建设根据地和准备反“围剿”的同时，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再次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在大庸的丁家溶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计划通过这次会议，使夏曦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丁家溶会议集中地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建设、“肃反”、建军和建党等方面的严重错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都发了言，省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做了总结发言。任弼时在一月二十七日的总结发言中首先指出：“红二军团过去有他的光荣的成绩，他在湘鄂西的时候，曾经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取得了很多次伟大的胜利。”①他说，夏曦的错误是：“一、最明显而基本的错误，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作用。......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共产党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竟走到公开地解散党和团的组织，取消党所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工作，公开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二、夸大反革命力量，形成错误的肃反路线，造成党和部队中的严重现象，......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夏曦同志不能正确估计反革命，夸大反革命组织力量，而采取扩大化的、简单化的错误的肃反路线，这正是帮助反革命达到破坏党、政府和红军的阴谋，上了反革命的当。......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中心的下面，没有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三、由于不信任群众，不相信红军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流荡游击生活。......在黔东算是建立了一个小的游击区域，但没有真正去巩固它。......因为没有创造新的苏区，所以我们红三军，没有后方依托，只好东奔西走。打了仗，伤兵只好沿途寄居在群众家里。人员减少，得不到适时补充，弄成枪多于人的怪现象。部队疲劳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个安全地方休息、整理训练。这样就使红军受到不应有削弱。以上一切，都是夏曦同志过去所犯错误的实质。这不是什么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条有系统的、与党中央路线完全相反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路线。”①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省委未能认识到夏曦主要是坚决执行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而犯了严重错误，而把夏曦的错误和所谓“北方落后论”，“罗明路线”相提并论，因此，在这次会议中，有些批评不够中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②

丁家溶会议精神，最后落实到了清除夏曦的错误在红二军团造成的严重恶果、加强红二军团的建设上面。任弼时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指出，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红二军团的成绩主要有：

（一）党的基础初步地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去年十一月以前，党团员只有二百一十三名，现在除十一、十七两团外，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三个月中党团员增加了四倍。现在各个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

（二）开始恢复系统的政治工作。在二、六军团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虽然还不完备。其他如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也在开始建立系统的工作。

（三）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地提高了，所以取得了龙家寨。大庸、浯溪河几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广大的新苏区。

（四）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虽然我们还说不上是铁的红军，但是正在向着铁军的道路前进。

接着他说：如果看不到这些成绩，那就是机会主义；然而仅仅讲成绩，而不看到自己的弱点，这对工作转变是无益的。据最近的考查，现在红二军团的部队中还存在着以下严重的弱点：

（一）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危险倾向。这种错误与过去取消政治机关是有连带关系的。

（二）对新战士的力量估计不足。如某团长说：“新兵带是好带，只是打仗就没有用。”有一排长说：“老战士提走了，要我带新兵我就请假不干。”这与过去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是有关系的。要晓得这些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只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加紧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又有老战士作里面的骨干，新战士同样是有战斗力的。

（三）提拔干部中非阶级路线的影响还没有肃清。不按干部的成分和政治觉悟程度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这是极错误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新干部不信任的倾向，这也是有害的。

（四）不了解我们已经是正规的红军，不是过去的游击队了。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我们检查部队中的军事技术工作，则可看到还有许多战士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枪。在慈利，某营担任游击，打了一千四百多排子弹而没有打死几个敌人，这可以看出我们军事技术上的弱点。但在我们提出要努力提高军事技术的时候，有的同志还说什么“我们已经不错了”。狭隘的经验论调还在那里阻碍我们工作的转变。

（五）在敌人新的大举进攻面前产生了新的动摇。如有个别同志以为：“打朱疤子、周矮子是有把握，但与湖南、湖北的敌人打仗就没有多大把握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力量，缺乏战争胜利信心的状况，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

（六）我们的政治机关最近一个时期是作了一些工作的，但对于展开思想斗争，克服我们部队中的一切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尽到应有责任的。这是很大的弱点。

关于红二军团当前建设上的紧急任务，任弼时说：

由于我们的胜利，敌人不得不向我们举行新的大举进攻。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这一战线上，我们是处在进攻西方军和四方面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在配合各方的作战当中，红二、六军团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大举进攻，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

我们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应当是：

（一）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作到短期内每个战士都很纯熟地使用手榴弹，会刺枪，会射击。班排长还要学会使用机关枪。干部要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这里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和狭隘经验论，还要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

（二）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发展党的组织要做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坚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三）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

（四）健全军事行政机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等军事行政机关，必须健全自己的组织，人员不齐的马上调齐，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要严格纠正过去供给部工作中的混乱状况，杜绝贪污现象。各部门和机关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干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

（五）扩大我们的部队，创造新的师、新的团。要努力在短时间内使部队扩大一倍。同时应加紧干部的培养，加强新战士的教育训练，最大限度地巩固新扩大的力量。

丁家溶会议，在红二军团的历史上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后，红二军团有了明确而又具体的建军目标。在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人的领导下，红二军团逐步地克服了会议指出的弱点，消除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发扬，革命斗争的信心大大地提高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的电报指出：“（甲）关于夏曦同志的错误，中央在你们同二军团会合后，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说这种错误已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乙）最近期内夏（曦）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新犯的错误，应该指出批评，在领导机关内部开展斗争是应该的。但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丙）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而并不是在处罚这一同志。在苏区内经常发生‘左’的极端与惩办主义必须防止，尤其在开始纠正错误的肃反路线之后，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同志们的积极性到最高度；（丁）湘鄂西（应为湘鄂川黔——编者）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戊）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任弼时和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央这个指示和中央书记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指示的精神，即“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斗争，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鄂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苏区”的精神，对夏曦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继续保留了他的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的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五月，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末的两个多月中，中共湘鄂川黔边临对省委和红军的领导者在建设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工作中，由于采取了坚决和敌人作斗争，积极实行土地革命，贯彻执行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方针，坚定地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披荆斩棘，英勇奋斗，所以，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土地革命、战争动员以及纠正夏曦的错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使湘鄂川黔苏区的党和红二、六军团得到了生息和发展，积蓄与壮大了革命力量，鼓舞了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不仅为根据地建设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也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① 引自《任政治委员在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

② 引自《任弼时选集》第35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