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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决策

在红三军和红六军团黔东会师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一道碉堡封锁线，撤离江西苏区，开始向西实行战略转移。鉴于上述情况，任弼时和两军领导人对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立即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作战，夺路向西转移，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在会师前两天，即十月二十二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电令红六军团：“向印（江）、松（桃）间前进，会合我十七师之一部，在该地与二军团确（取）联络，并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苏区，发展游击战争。”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部队的现状，两军团领导人决定红二、六军团集中去军委指定的地区。二十五日，两军团领导给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贵州苏区在印江、沿河间，......以枫香溪、惟（谯家）铺、云（铅）厂坝为中心，南北一百里，东西六七十里，人口[不足二十]万，西靠乌江，东、南、北均系徒涉场很小的小河。粮食很缺乏。地方武装有独立师约千余人，两个独立团[各约二]百余人，五游击队三百余人。数日前，黔敌三个团进至[印江苏区]中心，现未退。”.....“湘西之敌：除陈渠珍师外，另有杨其昌、廖怀中、雷鸣九共计四团，保安三四团，分驻凤凰、乾城、桑植、龙山、麻阳、永顺、辰溪等县”。“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乾、松、凤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此后，两军团领导人曾在南腰界再次开会，进一步研究当面的情况和今后行动方针。贺龙说，乾城、凤凰“那里是陈渠珍的老窝子，活动很困难。陈渠珍是很恶的”。①他提出去湘西北。任弼时问：“去打得赢么？”贺龙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此次会议一致决定不去乾城、风凰地区，两个军团集中去湘西北创建根据地。

十月二十七日，两军团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周恩来，报告新的决定。电报说：“1.我二（两）军团明日（二十八日）向龙潭前进，到西阳、龙山、永顺、保靖、永绥间，用秀山附近民众根据地，且向风凰、乾城发展。2.我们不直接向乾城、凤凰，有于（下）原因：A.凤凰、乾城、松桃......（土著）武装多，且极强，经常可动员万人，系受陈渠珍节制。”B.敌人一部“十一和二十七日即进到乌罗司，......如向凤凰、乾城，有被敌侧击之虑”。

根据两军团集中进军湘西的方针，经中央代表任弼时和两军团领导决定，整顿了组织：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第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方理明，参谋长韩克西，师辖：第十团、第十二团。原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师长钟炳然，政治委员袁任远，副政治委员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民，师辖：第十六团、第十八团。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暂时编成三个团：第四十九团，第五十一团和第五十三团。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的代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关向应是党中央委员，他们在党内、军内威信高，所以，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在实际上，以贺、任、关等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已经形成了。红二、六军团从此即由贺、任、关统一领导与指挥。

为了迅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红二、六军团抓紧进行了两天的休整与准备，对黔东根据地的工作作了安排。将原黔东独立师撤销，兵员分别充实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另以地方武装和两个军团留下的伤病员组建新的黔东独立师，在黔东坚持游击战争，策应主力向湘西发展。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发动了攻势。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关于集中两个军团向湘西北行动的意见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湘鄂川黔边的地理、社会情况和敌我形势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之后决定的。当时，黔东苏区对于红三军的整顿和两军团会师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两军团集中在那里，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给、人员补充都很困难，地理情况对于大兵团回旋作战也不理想。所以，两军团不宜继续久留。而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保靖诸县，为湘西军阀陈渠珍统治的中心地区，不仅驻有重兵，而且土著武装极多，枪支不下数万，受“湘西王”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节制。这一地区，早在清代就实行屯防制，在凤（凰）、永（绥）、乾（城）、松（桃）、古（丈），修筑了一千一百多座碉堡和一道长达一百多里的边墙。国民党政府又新筑了许多碉堡。同时，这里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以苗族、土家族居多。长期以来，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和反动宣传，苗、汉两族间的隔阂颇深。红六军团如果单独进入这一地区，必将遇到很大困难，不能立足。两军团领导人把四周的地形、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统一作了研究后认为：湘西澧水上游区域，最宜建立革命根据地。永顺、桑植、龙山、大庸一带，属湘鄂川黔边界地区，经济虽然落后，但共产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龙领导的部队活动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个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这里各派势力复杂，除国民党外，还有“神兵”、土匪，他们之间矛盾很深。陈渠珍三个旅和四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川黔军阀赶出来而投靠陈渠珍的杂牌军，如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九、廖怀中等四个旅（实际四个团）约四千余人，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红军向这个地区展开战略进攻。同时，也只有向湘西进军的胜利，才能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才有利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的局面。

但是，中革军委对于红二、六军团的现状和湘西的情况缺乏了解，不同意红二、六军团的建议。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在行军途中收到了中革军委十月二十六日给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电报，指示：“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屡次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迟。”

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慎重考虑后，二十八日即由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联名复电中革军委，着重陈述两军分合的利害关系，并再次建议集中行动。电报说：“1、根据总司令部及我们所得谍报，敌五、一两支队在松桃、秀山间，三十四师龚仁杰旅在茶洞防。松桃之木岩河船只少，不能徒涉，且敌必有防备。2、六军团除五十二团外，计三千三百余；除留伤病员三百余外，只存三千。二军团、独立师三千九百余，卫戍及伤病员二百余，枪三千七百余。二军团每支枪子弹不过十发。3、在敌我及地方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以便消灭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4、今天两军进至......马黄井才接到军委二十六日指令，因敌情地形关系，明日仍继进到......板溪洼、分水岭一带。”

十月三十日，红二、六军团到达川东的西阳，守城之川军旅长田冠五率部弃城逃跑，部队顺利地通过了酉阳。此时，陈渠珍害怕红军返回湘西，急派龚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红军进入湘西。红军先经湖北省咸丰的百户司渡西水向湖南省龙山县招头寨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陈渠珍部进到招头寨南的贾家寨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于十一月七日占领了湘西北咽喉要地永顺城。

红二、六军团在永顺进行了七天休整。在这期间，部队加强了战斗动员，抓紧了各项战备工作，准备迎击陈渠珍部。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给红二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政治工作的报告，介绍中央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张子意召开了总支书记和组织科长会议，讲了夏曦的错误。红二军团普遍进行了党员登记，建立和健全了基层党支部。

在永顺，两军团领导人召开会议，着手解决夏曦的问题。会后，肖克、任弼时、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作了报告。电报说：“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所以离开湘鄂西苏区，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遭到先后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当时夏成领导部队逃出，对后方武装和地方工作毫无布置），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最近三军到白区配合和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曦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新苏区缩小”。“分局关向应、贺龙......对夏的领导早已不满。......经过会议，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的主席，肖、任副之”。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十一月十六日复电任、肖、王、贺、夏、关，提出：

“（一）依据你们的来电及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中央认为，二军团的政治领导在离开湘鄂西后，曾有如下之主要严重错误：（1）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2）肃反方面的，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走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3）对于党与群众组织缺乏信心，并走到了取消党与群众组织的道路。

中央指出这些严重错误，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况下的艰苦斗争，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川黔边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的苏区。因此，在对过去的错误的斗争中，二、六军团的领导者必须在中央的路线周围团结一致，努力为创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

（二）为集中与加强对于湘川黔苏区的领导，中央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政委）为肖、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为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任兼任。当贺、任随二军团行动时，应指定军事及政治的代理（人），以保证对于地方党、苏维埃之领导。”

龙家寨战斗

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使湘鄂统治者十分震惊。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兼湖北省主席徐源泉急令驻湖北藕池的第三十四师开赴湖南津市、澧州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也严令陈渠珍派兵“堵剿”。根据何键的指令，陈渠珍在凤凰召开“剿匪”会议，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委派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指挥龚仁杰旅、周燮卿旅、杨其昌旅和皮德沛部共十个团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进攻，企图乘红二、六军团立足未稳之际消灭之。

红二、六军团如何对付当面之敌，打好进入湘西的第一仗，是能否立足湘西，进而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关键。两军团领导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湖南何键的部队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湘南，湖北徐源泉部大部分散在鄂西施南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一带。当面敌人只有陈渠珍这一股。该敌在数量上虽然占有一定优势，但内部派系复杂，指挥不够统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且深为群众痛恨。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八千人，但士气高，而且两个军团指挥统一，团结一致，力量集中。同时，对这一带地形比较熟悉，有利于机动作战，且可得到群众支援。因此，红二、六军团领导认为，有条件在这里消灭这没敌人，而且也必须消灭这股敌人，才能在湘西打开局面，站住脚跟，并乘胜发展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遂定下了歼灭陈渠珍十个团的决心。

十一月十三日，红二、六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电示：“现我西方军（即中央红军——编者）己进入宜、郴之线，湘敌全部被调来抗击我西方军，二、六军团应乘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去扩大行动地域。”同日，陈渠珍部逼近永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永顺，向敌示弱，诱敌尾追，寻机歼灭之。陈渠珍部误认为红军怯战，立即跟追。红二、六军团一面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且战且退，时而丢弃几支枪和一些物资，骄纵敌人，一面边走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拟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但因敌军主力没有离开城市，追来的只是一部分，容易收缩固守，乃决定继续北撤。第二次准备在吊井岩打，但因战场容量小，最多只能消灭敌军两个营，也没有急于打。后又在颗沙和塔卧等处设伏，均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敌军因为连日追击均未遇到坚强的抵抗，越发骄怠，一直紧跟到永顺城北九十里的龙家寨。最后红二、六军团看中了以龙家寨为中心的十万坪谷地。此地南北长约十五里，东西最宽处约四里，谷底平坦，村庄较多，可容纳大量敌军。村中多是木板房子，没有坚固的建筑物，利于攻击，不利防守。谷地两侧，林木茂密，山势较缓，既便于隐蔽，又便于多路同时出击，是一个理想的伏击战场。

十六日凌晨三时，红二、六军团伪装继续北撤，撤至十万坪谷地东北隘口时即摆开了伏击阵势。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军团团部和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红六师部署在杉木村后山，堵住谷口。红六军团十七师（两个团）和十八师（一个团）埋伏在毛坝以南谷地东侧的山林里。下午四时左右，龚仁杰、周曼卿两个旅进入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红六军团突然从翼侧向周燮卿旅发起猛烈攻击，红二军团则从正面猛攻敌前卫龚仁杰旅。周旅和龚旅在运动中突然遭到红军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防御体系，红军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把这两个旅大部消灭。接着即向其余敌人追击，追了十多里后发现杨其昌旅在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和红二军团十八团，当即迅速展开夜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第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即把杨旅大部消灭。红军留下一个团打扫战场，主力星夜向南继续追击。但因红六师师长钟炳然指挥追击不力，残敌逃脱。十八日红军重占永顺。

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多支，给了陈渠珍部以歼灭性打击。之所以如此，从战略上讲，是时机抓得好，作战方向选择得好；从敌情上看，是陈渠珍部战斗力不强，打击的是薄弱之敌；从战术上说，采取了诱敌上钩的办法，红军连日撤退，示之以弱，敌则步步前进，将骄兵怠，越来越麻痹。此外，就是地形选得好，攻击时机也抓得好，敌刚进入伏击圈，立即出其不意地猛打猛冲，使敌军措手不及。再就是两个军团第一次在一起打仗，都能自觉地服从指挥，协同一致。夜间攻击杨其昌旅，是红二军团的十八团和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联合进行的，他们在肖克的指挥下并肩攻击，都打得很好。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改善了红军的装备，争取了战略展开和发动群众的时间。这一仗，是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及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难局面的一个转折点，是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苏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

龙家寨战斗后，红二、六军团为了执行中革军委十月二十六日关于去乾城、凤凰地区的指示，留下红四十九团的三个连于永顺、保靖展开游击活动，保护伤病负，钳制敌人，主力乘胜南下，准备渡过西水，给陈渠珍部以更大的打击，争取在永绥、乾城、松桃和风凰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进到西水北岸王村时，因敌人已有防备，遂放弃渡过西水之计划，转而折向东北，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歼敌朱华生旅一部。接着又占领了桑植城。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来电指示：“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我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沅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沅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队积极活动”。“为巩固新的苏区，留下二军团一部分及随六军团行动的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任务。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

红二、六军团根据这个指示，由任弼时、王震、张子意带领红六军团的四十九团、五十三团和红二军团的十六团及随红六军团行动的原湘赣苏区的地方干部留在新区，恢复和建设革命根据地。贺龙、关向应、肖克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红六军团的五十一团继续发展攻势。

十二月初，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大庸南下，七日进袭沅陵。原计划夺取这个城市，然后进入湘中，直接威胁在湘南防阻中央红军的湘军的侧背。但由于沅陵国民党守军四个团已有准备，袭击没有成功。

关于沅陵之战，红二、六军团后来在军事总结提纲③中指出：

“一九三四年攻下大庸后，应立即进攻慈利，直抵常桃，然而放弃了这一有利的行动，以执行军委的指示为词（军委当时的指示是二、六军最好能占领沅陵），不分析战争的结果，去攻毫无胜利把握的沅陵（当时已知沅陵有周矮子④二团，戴季韬二团，城防是有相当的准备的，去打沅陵极少把握。然而有的同志觉得，不打下来去威逼一下也有作用，但没有想到如果在慈、石、常、桃方向求得胜利，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的活动，作用是要更大的），以致这次行动得不到丝毫结果，并且延迟了向常、桃活动的时间，致湘军将在一定的时间内，毫无顾虑的追击一方面军（湘军由湘南开始向中央区红军追击，一直追至新厂才折而北进）。”

“沅陵的行动是不对的，不久事实证明了，在我们由沅陵折回向常、桃时，浯溪河之捷，取下桃源，逼近常德，陶、章等师立即由新厂北调增援常德、桃源。”

攻击沉陵没有得手，红二、六军团即迅速改变计划，决定顺沅江东下，乘虚进击常德、桃源之敌。此时，中革军委不同意红二、六军团主力东出常、桃，十二月十四日电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仍应向沉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沪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向只须派一支队去活动，以钳制与迷惑湘中之敌。”但红二、六军团接到这个指示的时候，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只能按原计划继续东进。

浯溪河战斗

在红二、六军团转向常德前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独立三十四旅奉蒋介石的命令，由湖北黄肢乘轮船赶到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疆认为他的部队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极为可靠，决定以所谓“决战防御”与红军在常德外围决战。他把第七○一团放在桃源北面的悟溪河，把第七○二团放在陬市、河洑地区，让第七○○团驻守桃源，旅部直属部队协同当地保安团担任常德城防，企图以此来消耗和疲劳红军，保持常德和桃源两城不失，使红军不能威胁长沙。

罗启疆旅各团在部署上相距数十里，不利于及时支援。红二、六军团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决定首先奔袭浯溪河，消灭第七○一团，尔后再各个击破其他两团。

十二月十五日下了一天雨，夜间特别黑暗，道路泥泞难行。就在这个敌人认为“不便于军队行动”的时刻，红军以夜行百余里的速度急进到了浯溪河附近。

十六日拂晓，红军先头部队第十二团从行进间一举突入了浯溪河西山的敌人阵地。国民党军很快发现突入阵地的红军兵力不大，而且没有后续部队，当即集中兵力进行反扑，战斗非常激烈。第十二团没有立住脚，撤了下来。国民党军留下两个连防守，团的主力离开阵地，进行反冲击，企图把后撤的红军消灭在阵地之前。在这紧急关头，红四师后续部队和红六师十八团赶了上来。红四师师长卢冬生抓住敌人脱离阵地的有利时机，首先以师警卫连、侦察队和迫击炮连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敌军对第十二团追击，然后迅速组织第十二团和第十八团向敌冲击，打得国民党军迅即瓦解，拼命南逃。这时，由桃源赶来增援的敌第七○○团两个营的先头部队，刚到浯溪河南边，就被溃退下来的部队冲乱，不战自溃，和第七○一团的溃兵混在一起，狼狈向常德逃跑。红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肃清街西阵地上残存的敌军两个连后，主力猛打猛追，占领了陬市，直取河袱。河洑敌守军第七○二团一部和从常德来援的独立三十四旅教导队向红四师发起了冲击，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入夜，红军同敌反冲击部队继续战斗，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从左翼包抄，红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从正面攻击，敌军不支退人常德，红军占领了河洑。留在桃源的国民党军第七○○团的一个营，也从沉水南岸缩回常德。这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另两个营，击溃一个团。十七日，红军包围常德。十八日，红军第十八团、第五十一团占领桃源，并派出一个营渡河向益阳游击。

浯溪河战斗，是一个漂亮的由奔袭转为进攻的战斗。红军所以能用大致相等于敌军的兵力歼灭敌人，从敌军方面看，主要是指挥官骄傲狂妄，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把一个旅分散在浯溪河、桃源、河洑和常德四个点上，每点力量都不强，而且互相难以及时支援；从红军方面看，主要是高度发扬了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从百里之外奔袭，突然猛攻敌人最突出的阵地，在突破敌前沿浯溪河阵地后，主力又迅速向纵深发展，致使敌指挥官来不及反应，即一举把撤迟、增援的敌人消灭了。

常德市有近十万人，是湘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非常重要。此时，城内国民党军只有一个保安团和独立三十四旅的残部，因此，对红军的胜利极为震惊。何键害怕红军攻下常德，南渡沉江，进取益阳、安化，逼近长沙，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⑤他还向徐源泉求援，要求“迅令在澧之部队，向临澧、鳌山夹击”⑤；同时，急令在湘南同中央红军作战的湘军第十九师、第六十二师和第十六师兼程北进，回援常、桃。“令陈渠珍部迅出大庸”。蒋介石也命令在江西省的第二十六师乘火车、汽车驰援常德。徐源泉则害怕红军向湖北发展，威胁长江交通，自行改变蒋介石命令他率部入川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决定，把他的第四十八师、三十四师、五十八师、新三旅和暂四旅等部，摆到湘鄂边境和湘西。在中央红军进到贵州省的时候，国民党军李云杰和李韫珩两个纵队共四个师也转到了湘黔边境，防堵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合。

实践证明，红二、六军团不避违背中革军委指示之嫌，乘虚迸击常、桃之敌，是一项正确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它更及时、更有力地达到了中革军委指定的“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目的”。

在红二、六军团进到常、桃地区时，中央红军已经进入贵州省东南部。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作出决定，改变了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计划，“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根据这一决定，朱德在二十日给贺、任、关、肖、王发出新的指示：“A.因我二、六军团积极行动，何敌正调动约四个师的兵力向你们前进。但十六师、六十二师一时尚赶不到。B.我西方军现由黔边前进，拟先消灭黔敌，钳制湘敌，然后北进配合你们行动并发展苏区。C.二、六军团目前应留在常德、桃源及其西北地域积极活动，并派出两个别动队分向益阳、辰州两方向活动，以迟滞湘军向我前进。如郭敌先经常德或桃源向我出击，则我二、六军团应消灭其单个部队。当湘敌十九师主力及十六、六十二两师已到达常德、桃源附近时，我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芷江、铜仁之薛敌部及在印江、思南之黔军。”

根据红军总部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在常、桃地区活动了十天，广泛宣传抗日反蒋主张，没收分配土豪劣绅的财产，积极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吸收了数千名工农分子加入红军，并筹得大批物资、钱款。二十六日占领了慈利县城。

二十七日，朱德电示贺、任、王、肖：“A.湘敌俟其十六、六十二两师及徐源泉部到达地域之后，即实行向我进攻。B.关于二、六军团行动，......军委有以下指示：（一）二、六军团不应在慈利久停，应乘敌人分进合攻之先，转向永顺行动，在慈利只应留下游击部队以吸引敌人。（二）对辰州方面仍应派出游击队以迟滞敌进，并（以）便于二、六军团主力在永顺、大庸、沉陵地域寻求翼侧机动。”遵照这一指示，红二、六军团主力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初返回大庸、永顺地区休整，并寻求有利战机打击敌人。至此，湘西攻势胜利结束。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任弼时对红二、六军团会师后这一时期的斗争作了总结。他说：“自从我红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和军委指挥之下，进到湘西北一带地区之后，党即决定在这一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不到两个月时间，的确我们在湘西北创立了一个新的形势，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上是有极大意义的。

我们英勇善战的二、六军团，坚决地执行了党的进攻路线，在短短的两个月当中，给了陈渠珍以致命的打击，打败了朱疤子⑥和刚由江西⑦调来进攻我们的罗启疆部，总共击溃了敌人十五个团，消灭了四五个团的有生力量，接连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城市。特别是我们进攻辰州，包围常德，给了湖南敌人和进攻我中央野战军的敌人的总后方以很大的威胁，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野战军的行动。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普遍建立了工农的临时政权，现在从洗车河到溪口有四百多里，从桑植以北到永顺的石堤溪以南有二百四十五里，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了。

这一区域有四五十万人口，群众的斗争已经从打土豪进到分配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最高阶段。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从国民党军阀长期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得到了切身的基本的利益，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首先表现在群众热烈地参加红军，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扩大一倍以上；其次是创立了大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正在同地主武装进行残酷的武装斗争。各地群众都积极地分配土地，组织工会、贫农团，建立赤少队的组织，为保卫革命政权和已得利益而坚决斗争。”⑧

① 见1960 年11 月22 日王震谈话记录。

② 这份电报、漏、错码甚多，而且没有注明日期。

③ 引自《二、六军团黔东会师后至渡金沙江这一斗争阶段中军事上的总结提纲》。

④ 即国民党军旅长周燮卿。

⑤引自1934 年12 月18 日何键致蒋介石巧已电。

⑥ 即朱际凯，湖南省慈利一带的国民党团防头子。

⑦ 应是湖北省黄陂。

⑧ 引自任弼时《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

黔东特区的斗争

在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的前夕，两军团领导认为，在红军主力离开后，黔东的党组织仍应“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因此，组成了黔东特委，调红六军团宣传部长段苏权担任特委书记；重新组建了黔东独立师，调红六军团五十三团团长王光泽担任师长，段苏权兼任政治委员。独立师由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川黔边独立团和红二、六军团留下的三百多名伤病员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团，约八百多人，各种枪四百余支。

黔东独立师成立后，立即由南腰界出发，向西南前进，吸引敌军，掩护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独立师返回苏区中心时，苏区大部分地区已为黔军占领，只有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领导的各区、乡游击队在瓦厂坝、铅厂、白石溪、谯家铺一带坚持斗争，处境十分困难。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发现黔东独立师返回，急令正在追击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李成章、王天锡两部迅速返回黔东，与川军配合包围独立师。十一月上旬，黔、川国民党军共十个团、一个旅从四面向黔东苏区进攻。独立师和游击队同优势的敌人苦战十余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部分敌人，保卫了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策应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进军。但自己也伤亡较大，而且弹药缺乏，给养困难。为了摆脱优势敌军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黔东特委决定，除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钳制敌人外，独立师立即向梵净山转移，依托那里的有利地形坚持游击战争。十一月十日，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张家坝至护国寺一带。

由特区革委会副主席秦育青率领的特区保卫队和特区机关人员，十五日从白石溪去梵净山，途经枫香园时，遭到敌人伏击，在转向湘西寻找红军主力途中，又多次受到敌军夹击、堵截，伤亡很大。此后在四川秀山县境的百岁、坝芒一带，再次遭到敌军阻截，最后只有少数战士脱险。

黔东独立师进入梵净山后，拟以护国寺为中心开辟游击区。以第一团驻守山脚的烂泥沟，第二团驻守苏家坡，第三团驻守大园子，师部设在护国寺。他们抓紧时间构筑简易工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斗争，想方设法收集粮食和其他物资，多次打退了敌军的进攻。十一月二十三日，黔军李成章、柏辉章两部和印江、江口两县民团向梵净山的黔东独立师发动了进攻和“清剿”。独立师激战一天，歼敌百余人，但自己也损失严重，处于粮断弹缺和被困的境地，难以在梵净山立足，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晚，越过梵净山顶峰向北突围，去湘西寻找红二、六军团。二十五日凌晨，在梅邑遭当地民团和乡丁拦截，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政治委员段苏权负重伤。二十六日，在贵州松桃近驾又遭当地民团的夹击，牺牲战士二十多人，第三团团长马吉山英勇牺牲。鉴于敌情严重，师长王光泽将负伤的政治委员安置在秀山县群众家里，然后率部复入四川秀山县境。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川湘交界的大板场时，再次受到民团的伏击。这时，独立师已经无力再战。为保存力量，王光泽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向湖南方向突围，寻找主力。在突围中，团长宁国学牺牲，王学泽被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英勇就义。最后，黔东独立师只有很少数人分散找到红二、六军团。黔东特区也只有小股游击队在坚持斗争，成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游击区域。

黔东独立师和游击队与超过自己数十倍的敌人战斗了一个月之久，完成了钳制敌人、掩护主力的任务。黔东苏区人民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北和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湖北的红军鄂川边独立团曾积极活动与之配合。这个团是由一九三三年底建立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到一九三五年春节时，发展到四百余人。二月中旬，由于川军和鄂军新三旅的“围剿”加剧，独立团决定撤往湘西。十九日，从鄂川边境的李子溪出发，经利川、恩施、咸丰、宣恩到达湖南省龙山县的石牌洞，于二十七日在永顺县龙家寨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合。后来编为红二军团第五师十二团。

鄂川边独立团独立地坚持了一年多的游击战争。他们紧紧地依靠鄂川边土家、苗、汉族人民，打破了鄂军新三旅、保安团和川军达凤岗旅、周化成保安团等部的轮番“围剿”，平息了内部叛乱，牵制了部分鄂军，配合了红军主力作战，求得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胜利地回到了红二、六军团主力的怀抱。鄂川边独立团和鄂川边人民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