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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夏，红六军团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的错误作战方针，在金华山、松山地域实施消极防御作战连连失利，湘赣苏区的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敌军主力已深入苏区腹地，原有的整片苏区，已被八个师的敌人包围并分割成若干小块。敌人一面在苏区周围和中心区域以及交通要道加紧赶筑封锁碉线，一面积极调整部署，集结兵力，准备与红军决战。这时，红六军团已被迫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津洞狭小地区，在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处境十分不利。

湘赣省委和军区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虽然也曾决定，乘敌人决战准备尚未完成之际，以红六军团主力迅速恢复以大小五井为中心的井冈山原有根据地，然后，依托井冈山向南发展，在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遂（川）、万（安）、泰（和）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聚集力量，为最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准备条件。并依上述决定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但这些行动，只能是暂时地缓和湘赣苏区和红六军团的处境，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斗争局面。在整个苏区被敌包围、分割，交通要地被敌占领，而且各路敌军都已打通联系取得协同的严重情况下，红六军团期求在湘赣苏区内部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也由于错误作战方针的指导，屡战受挫，各路敌军已逼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根据地日益缩小，形势日益严重，中央红军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已没有可能。

在这种严重形势下，红军本应及时地转变战略方针，尽可能保持红军的有生力量，以便到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歼灭敌人。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战略转变和实施突围的问题上，采取矛盾态度：一方面开始了退出苏区的准备，一方面又要“用一切力量捍卫苏区”，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继续同敌人拼消耗。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七月二十三日训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

训令中说：“中央书记处及中革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说，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考虑是：“......红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在苏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应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是使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地区作战，“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进行战场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训令中，对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的路线、行动步骤以及到达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六军团由黄坳、上下七地域敌工事守备的薄弱部分突围，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第三步向新化、淑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二军团①切取联系”。

在这个训令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红六军团实施战略转移的目的并未全部透露。实际上，不仅是要红六军团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和联络红三军，更重要的，是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在尔后向贺龙、夏曦、关向应领导的湘西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训令还明确规定：“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团（营）和游击队，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同时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以任弼时为主席，肖克、王震为委员组成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训令要求一切准备工作统限八月中旬进行完毕。

湘赣省委和军区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训令进行了慎密的研究，认识到，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挺进湘中创立新的根据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红六军团在这个战略行动中，先是要打破敌人的重兵包围，接着要在盛暑时节进行长达几千里路的远征，远征中必将遭到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自然界的无数险阻，且孤军深入敌区，脱离根据地作战，只有经过血战，击败敌人，以坚强的毅力冲破重重困难，才能完成任务。根据这些行动特点，省委和军区领导红六军团进行了周密的行动准备。

为了鼓舞士气，作好思想准备，红六军团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任弼时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立新的根据地”动员报告，从政治上、战略上解释新任务的重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发扬红军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他根据部队可能出现的思想动向，特别提出要防止在战略转变关头可能出现的惊慌失措和消极动摇情绪。

在思想动员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组织上加强了政治机关。并根据新任务的特点，在全军团开办短期训练班，集训了政工干部；又从地方抽调二百五十名干部，组成随军工作团，作为创建新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工作团在西征途中，在政治机关的统一领导下负责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维护纪律，处理战俘和筹粮筹款等工作。

湘赣省委和军区尽最大的努力为红六军团补充兵员，充实武器装备。通过调整机关缩减与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医院伤病员，动员战士归队等，挑选出青壮精干人员近三千人和枪五百余支补充红六军团，对不能随军行动的老弱病残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红六军团经过补充与整顿，由六千八百多人增加到九千七百多人，枪三千七百多支，红十八师增编了第五十四团，并从红军学校调出大批受训学员，将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全部配齐。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部队进行了紧张的行动准备工作，打草鞋，做干粮，补充弹药，进行着装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训练等。

湘赣省委经过详细研究，确定了湘赣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总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以陈洪时、旷光明、谭余保、姚原德、旷逸爱、王用济、张云逸等七人为常委，以陈洪时为书记。按照当时苏区被分割的情况，调整了县委组织。同时，组成了湘赣军区新的领导机构。由于原定来湘赣苏区任军区司令员的张云逸途中生病未能到职，改以彭辉明任湘赣军区司令员。对留下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团的活动范围和作战任务，作了调整。

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对突围行动进行了认真周密的研究。认为，黄坳、上下七地段山大路险，敌人的堡垒线已经构成，不便大部队运动，由此向西突围，容易遭受宁冈之敌的堵截和永新之敌的追击，且易过早暴露我军的行动企图；遂川以北的衙前、五斗江一线，敌兵力比较薄弱，间隙较大，封锁碉线也未全部构成，从五斗江到桂东长达二百多里的纵深内，虽然尚有数道封锁碉线，但防守部队多是反动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地形也便于我军迅速运动，又不致过早暴露我军西征的企图。因此，确定红六军团首先在衙前到五斗江地段上突破敌人内层封锁线，然后，沿湘、粤两敌结合部的间隙地带穿越，不分昼夜地向西急进，从行进间一鼓作气地突破五斗江到桂东之间的其他封锁碉线，冲出敌人包围圈，进到桂东以南地区，尔后行动根据情况再作决定。为保障红六军团顺利突围，决定以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等四个团担任掩护任务，分别在永新、安福、莲花以及万安、泰和等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北线和东线敌人；调在桂东活动的独立第四团北上，查明南线敌情并接应红六军团。

八月初，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封锁碉线，除南部黄坳、五斗江、衙前一线尚未完成外，其余封锁碉线均已基本完成②，敌人的机动作战兵团开始秘密调动：第十五师向五斗江及其以东地区集中，第十六师向黄坳、息锣一线机动，第六十二师向永新以南的龙源口、峨岭仙地区调动。位于南康地域的粤军余汉谋部，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北进。湘、粤两敌企图一俟部署调整完毕，即向红军发动全面进攻，首先歼灭红六军团，摧毁湘赣苏区，尔后再向东配合主力进攻中央红军。红六军团发现这个新的情况后，向中革军委建议，乘敌南线部队正在调整部署，封锁碉线尚未构成，尤其是敌第十五师尚未到达衙前、五斗江地域的有利时机，提前于八月上旬突围，并将部队隐蔽推进到遂川以北的横石和新江口一带便于机动的地域。

红六军团的建议得到中革军委的批准后，遂即派独立第五团渗入赣江沿岸万安县的下东和沙塘一带活动，伪装红六军团，侦察赣江水势，并扬言红军主力将分三路东渡赣江，以迷惑敌人；又于八月五日派出一部兵力，以突袭手段，攻占了敌内层封锁碉线上的重要支撑点衙前，建立了突围的翼侧掩护阵地。接应部队独立第四团赶到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红六军团在军政委员会领导下，告别了长期哺育它的湘赣苏区人民，离开了红军以鲜血建立起来的湘赣苏区，开始了英勇的西征。

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红六军团由横石、新江口地域出发，以突然行动，首先在遂川以北五斗江以东的溪口，突破敌人正在抢修的衙前至五斗江的封锁碉线，再经下长隆、枫树坳、官坑连续突破敌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碉线，八日袭占藻林，全歼守敌地方民团，九日攻占左安。红六军团不顾盛暑酷热，昼夜兼程，一鼓作气在猴子岭又突破敌寒口至广东桥的封锁碉线，于八月十一日进到桂东以南的寨前圩，当晚派出前卫第五十三团占领沙田，并将寨前圩到沙田之间二十余座碉堡全部摧毁。至此，红六军团胜利地突破重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次突围是很成功的。红六军团这支只有九千多人的部队竟然能在八个多师且装备精良的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撕开它的防线，冲出重围，而又保持了自己部队完整无损，充分显示了这支部队的英勇善战；也充分证明，军团在战役指挥上，从突围前对敌情的掌握和分析判断，到突围方向的决定，突围时机的选择，各项保障措施的组织，以及突围行动的指挥，都是正确的。红六军团的突围，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迫使它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

红六军团的胜利突围，在敌人的战略西线打开缺口，湘赣两省敌军大震。蒋介石急令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及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派出主力部队联合出击，追歼红六军团。何键急派刘建绪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十五师、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等三个师及补充第一总队，昼夜兼程实施追击。当时，刘建绪采取的紧急对策是，尽一切力量，首先巩固湖南省防，确保其后方安全，然后再组织“围剿”。因此，他急令第十五师和第十六师轻装前进，日夜兼程对红六军团实施侧击和堵击，力图把红军堵在湘境之外；并令段珩旅并指挥胡风璋部以及湘南地方武装，全力火速布置桂东汝城等湘边防务，以阻止红军深入湘南。还令第七十七师指挥第二十八师一个团及鲍刚旅在遂川以东沿赣江西岸统筹配备沿江防务，严防红六军团东渡赣江会合中央红军。

红六军团到达寨前圩后，利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有利时机，进行了短暂休整，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突围胜利，并作了进一步的战斗动员。在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的任命。肖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红十七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兼红十七师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部队再次进行了轻装。

红六军团考虑到：突围后，敌军必将派重兵组织“追剿”，而桂东地区虽是游击区，但距湘赣敌军主力很近，便于敌人对我实施包围，且便于与封锁包围湘赣苏区的敌人取得密切协同，对红军极为不利。因此，决定放弃在湘南地区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计划，迅速行动甩开敌人，直奔第二步目标。于是以急电报告中革军委，并对独立第四团的行动予以部署后，于十二日夜由寨前圩出发，取捷径向郴州方向急进，十二日进到桂东以南的田庄地区。

这时，刘建绪判断红军“有继续西窜扰乱湘边之势”，紧急布置了对红六军团的“会剿”：以第十五和第十六两个师，并列摆在桂东及其东西一线地区，由北向南压迫红军；着段珩旅并率湘东南五个保安团，在汝城、资兴、郴县之间，以彭公庙、青要圩、渡头司、滁口、文明司一线大山为主阵地，凭借险要地形，构筑工事，堵击红军。电请南路粤军派部队北上配合，企图将红六军团困歼于桂东、资兴以南，汝城以北山区。刘建绪为了完善这个作战部署，还派出得力部队坚守汝城，迫使红六军团由汝城以北向西行动，进入他预设的战场；并在作战区域大量派出侦察、密探和实行坚壁清野，封锁桥梁要道，给红军行动制造困难。但是，刘建绪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脱离实际的，他根本没有搞清当时红军的准确位置，误认为红军还远在桂东以东的高坪圩地区，实际上红军早已进到汝城附近，当他于十六日还在紧急频繁地调动“会剿”部队时，红六军团早已越过他预定布设的防堵阵地进抵郴县城下，把“会剿”部队远远甩在了后边。刘建绪的“会剿”计划，从出台到收场，前后只有三天，就不战自破了。

① 红二军团，即红三军。

② 到1934 年7 月止，敌在湘赣苏区周围和根据地中心区域，共构筑封锁碉线十五条（其中纵线十条，横线五条），碉堡、土寨共两千多座。在这些封锁碉线中，除南线的黄坳、五斗江、衙前一线尚未构成外，其余封锁碉线均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