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总结
湘鄂西根据地及红二军团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三四年秋七年的斗争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其中不少与全国其他根据地及红军大致相似，然而这个地区及其红军革命斗争的发展、挫折、成功、失败，也有其特有的经验教训。
（一）
鄂西（包括鄂中的一部分）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较好的革命工作基础。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力量虽然遭到了严重摧残，但在鄂西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在湖北、湖南举行秋收暴动时，鄂西的暴动此伏彼起，给了敌人一定的打击。然而，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当地党组织执行“盲动主义”路线，暴动武装大都失败了，只有少数小游击队坚持着艰苦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夏，周逸群来鄂西重组特委，克服“盲动主义”影响，将党的主要力量投入农村，以秘密工作方式为主，隐蔽地建立工作基点，积极积蓄力量，“水浸”式地稳步扩大割据区域，待国民党军阀混战，正规敌军减。少，反动力量相对削弱之时，猛烈展开武装斗争，拔除“白点”，连结各块较小的农村割据地区，迅速形成了一片革命根据地。同时，逐步集中各地游击队，组成了几支颇有战斗力的武装，并在斗争中，不断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解决了农村中阶级路线，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巩固、扩大了农村中的统一战线，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创造出了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恰当地制订了宽待俘虏的政策，从而连续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依据这些经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形成了一系列决议，进一步推动了鄂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紧紧依靠群众，很快把游击武装建成为一支正规红军——红六军，在紧靠敌人统治中心——武汉的水网地区建立了洪湖苏区。
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地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影响比较薄弱，但在那里贺龙有着特殊的威望和影响，有能迅速吸收一批现成武装的有利条件。那里也有不利的方面，主要是要按照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推翻反动政权的路线开展斗争，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因此，红军及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起落。然而，由于在实践中能够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经过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改造工作，提高红军的军政素质；同时，对不同背景的土著武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打击和孤立反动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教育可以合作及改造为红军的进步力量，党领导的武装就站稳了脚跟，并逐步扩大，建成了湘鄂西又一支主力红军——红四军，在省区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贫瘠山区，建立了湘鄂边苏区。
在创建洪湖、湘鄂边根据地的同时，党在巴兴归、鄂北（主要是襄枣宜）等地区创立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也各有其特殊的经验教训，但这些经验教训大体上与“洪湖”和“湘鄂边”两种类型的情况，可以说大同小异。从这几个地区这一时期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出一个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即凡能从实践中认清了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缺的阶级估量，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包括正确的作战方针、原则），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就能够因势利导，使革命斗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即使遇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也能绕过暗礁，避免最终的失败。
（二）
湘鄂西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自一九三○年秋到一九三一年春总的形势是比较好的。虽然各地区情况不同，发展不够平衡，但根据地建设大体上都是在湘鄂西特委有关决议和政策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一时期，各地区坚决执行特委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有了很大发展，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翻身农民的积极性，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并且激起了广大农民直接投身革命战争的热情。但到一九三一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错误地断定湘鄂西苏区“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明明白白是富农路线的统治”，积极实行“加紧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一切土地”的“左”倾政策，使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走上了邪路。此后的土地革命扩大打击面、到处树敌，孤立了贫雇农，破坏了根据地的建设。这是根据地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湘鄂西的地方武装，多是在农民武装暴动中建立起来、在残酷的反“清乡”、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它是组建与扩大主力红军的基础，又是夺取和保卫政权的重要力量。游击队、群众武装与正规军相结合，构成了新型的苏区武装力量体制。红二军团的成立，是湘鄂西苏区革命武装发展壮大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过渡的阶段性标志。但在红二军团南征时，为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几乎把洪湖苏区地方武装都编人了正规红军，以致反“围剿”、保卫洪湖苏区的担子全部落在了新组建的少量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身上，洪湖苏区的武装斗争一度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前一阶段的正确的政策和作战原则仍然在发挥作用，洪湖地区的地方武装还是充分利用河湖港汉和部分山区的有利地形，凭借良好的群众条件，灵活地进行游击战，有力地打击“围剿”军，并在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又建立起了一支正规红军，为恢复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写下了人民战争的光辉篇章。而在同一时期，红二军团则由于执行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和错误的作战方针，军事行动与根据地建设脱节，与群众斗争脱节，以及主力红军使用方向不当等原因，遭受了严重挫折。到一九三一年夏季以后，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在“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虽然全部否定了湘鄂西红军创造的成功经验，但在“左”倾路线还没有完全控制红军的时候，红三军尚能在襄北等地灵活机动作战，从而取得巨大胜利。到了“左”倾领导人为加快推行冒险主义的步伐，加紧控制红军，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队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要求完全肃清“游击主义”，“准备到攻打大城市及可与帝国主义作战的必要限度”的时候，湘鄂西的武装斗争便几乎完全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结束了兴盛的局面。
对这一阶段湘鄂西革命斗争的主观指导进行正误比较，是很能发人深省的。
（三）
以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为标志，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得到了全面贯彻，为时不长，根据地就全部丧失了。失败的原因，最根本的是错误的肃反摧毁了根据地和红军赖以克敌制胜、坚持斗争的基础。
湘鄂西的“肃反”错误之所以发展到极端的程度，第一，是“左”倾领导对根据地中暗藏的敌人和革命团体的不纯程度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夸大了打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力量；第二，是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证据；第三，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第四，是怀疑一切，从“肃反”发展到对党内外群众概不信任。总之，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心目中，可以信赖的人是极少的。这既是他们执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的思想基础，更是造成“肃反”错误的思想基础。此外，“肃反”又是在敌情严重、斗争残酷和深入“反富农斗争”，盛行唯成分论，以及强调把右倾作为主要危险加以反对的政治气氛中展开的，客观环境利于滋长一种以极“左”的角度看待各种矛盾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势必使错误恶性发展。
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错误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被全面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有组织地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得以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卒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遭受严重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作战失利。而作战失利则是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结果。在反第四次“围剿”以前，“左”倾路线错误估计形势，重新捡起立三路线时期已经破产了的夺取大城市的方针，急切地要与友邻区域打成一片，然后一起攻占大城市，开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一九三二年七月以前，“争夺襄北，向平汉路发展”实际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红三军必须为实现这个企图在一个固定的作战线上执行速决的进攻战略。这就限制了红军打运动战、游击战的长处的发挥，束缚了红军灵活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自由；并且逐步失去了主动权。而在这个冒险主义的进攻战略彻底失败、敌人大举围攻苏区中心区域之际，“左”倾领导又改取单纯防御战略，在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彻底失败之后，仓忙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是逃跑。“左”倾领导在战略上，对于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是歼灭战还是消耗战，是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是决战防御还是单纯防御等一系列问题，所要求或实际造成的都是后者，他们强加于红三军的战略战术，同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根本不相适应，这当然不能打破“围剿”。
红三军建立黔东根据地，同在湘鄂西创建根据地的情况大不相同，条件并不及那些地区好，但实践证明，只要认清新区的具体情况，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恰当的方针、政策，并且允许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正确对待中间力量，抓紧时间发动群众，局面是能够迅速打开的。这些，在原则上又和创建湘鄂西根据地的经验相同，所以，可以说湘鄂西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带规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