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军事频道

苏区和洞庭特区的丧失

一九三二年，国民党军在大举进攻洪湖苏区的同时，对湘鄂边、巴兴归、襄枣宜苏区和洞庭特区也频频发起攻势。这些规模较小的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工作严重脱离群众，打击了干部，丧失了战斗力，在洪湖苏区丧失前后，也相继失败了。

但是，这些地区的党、政、军、民，在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苏区虽然失败了，但武装力量有的转移了，有的潜伏起来了，革命的火种是永远扑灭不了的。

湘鄂边

一九三二年六月，国民党军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一面配合徐源泉部“围剿”洪湖苏区，一面派第二十一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团长赵鹤率所部及宣恩、建始、恩施等县团防共三千余人，从恩施等地出发，分两路进犯湘鄂边苏区，次第进占鹤峰之麻水、中营、北佳坪及鹤峰城等地。在敌人进攻前夕，湘鄂边独立团第三营曾袭击官店口，焚烧了敌人的给养，但未能达到阻敌进攻之目的。敌军进攻开始后，独立团为执行湘鄂西省委“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①的指示，即由第三营配合第二游击梯队第五大队共四百余人和少数赤卫队进攻水池子，因敌众我寡失利。此后，湘鄂边特委及独立团后方机关转移至桑植境内。

在敌人进攻的严重时刻，六月二十五日，原湘鄂边独立团团长贺炳南等因与特委有矛盾，策动第一游击梯队袭击特委，特委常委、桑植县委书记兼第一游击梯队政委杨英及特委干部十余人被害，桑植县苏维埃及游击队武器被缴，仅特委书记周小康率少数人脱险。这一事件不仅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使特委不能继续依托桑鹤边界之四门岩、五道水一带山区坚持游击活动，给湘鄂边的革命斗争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七月十七日，独立团全部及第五游击大队共千余人袭击天星寨之敌。在向敌军接近时，因一营过早暴露，全团未能同时展开投入战斗，激战六小时，该团主动撤离，到燕子坪整顿。之后，独立团在留驾司附近的龙潭阻击向燕子坪进犯的敌人，再次失利。后又转到石灰窑击敌，虽歼敌两个连，但未牵动敌军主力，乃被迫转至堰垭一带。八月初，独立团掩护特委、联县政府等地方机关，转移至五峰、长阳一带活动。在五峰境内，独立团与罗效之部、赵鹤部先后作战多次，在百年关击溃川军赵鹤部一个营并攻占了渔洋关，但始终未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扭转被动局面。同时，由于频繁战斗，部队实力日渐减弱，加之敌人烧杀抢掠，以及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不良后果，对继续坚持斗争都极为不利。因此，九月六日，湘鄂边特委在五峰湾潭白果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湘鄂边。九月中旬，在特委领导下，独立团与特委、联县政府等地方机关共千余人，经石门之大小金洲，松滋西斋、磨盘洲、公安马家嘴等地，北渡长江，退向洪湖苏区，在江陵沙岗附近与夏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和洪湖苏区的部分地方武装会合。

独立团转移后，留在湘鄂边苏区内坚持斗争的地方干部和党员，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先后失败。只有贺英等率领的小股有组织的游击队，仍在坚持斗争。

游击第一梯队在袭击湘鄂边特委后据守在云头山，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被敌朱际凯团攻破，贺炳南被俘后自杀，梯队领导人贺佩卿、王湘泉突围后，收集少许人进入深山隐蔽。一九三三年一月，贺佩卿、王湘泉被贺龙召回，不久被处决。

巴兴归

一九三二年四月，以鄂西北独立二团三百余人与红二十五师、鄂西北苏区地方武装合编的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共千余人，在柳克明率领下，由兴山新六区东下，进入洪湖苏区。留在巴兴归苏区的县委书记胡荣本及宋文明、高云景等，集中留下的鄂西北独立二团人员及各区、乡武装共一百二十余人，枪二十余支，编成两个游击队，坚持斗争。后因环境更为险恶，乃决定向洪湖苏区转移。为迷惑敌人，将部队改名为川东游击队。从沿渡溪出发，途中，在茅狐岭与敌兴山保卫团及在叱溪与敌白带会两次作战，虽将敌击退，但游击队伤亡与被打散者亦很多，胡荣本、高云景均负伤，部队只剩五六十人。后敌兴山保卫团又发动进攻，川东游击队被迫折转，于八月回到了小龙。这时，根据地已全部被敌人占领，游击队弹尽粮绝，难以为继，胡荣本、宋文明等同志遂决定转至甘坪，再图发展。转移途中又遭敌人袭击，部队冲散，高云景牺牲。八月二十七日，胡荣本、宋文明被叛徒出卖，先后遇害，巴兴归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

襄枣宜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中共中央派沈宗源到鄂豫边区推行四中全会路线。一九三二年一月，鄂豫边特委由南阳移至襄枣宜苏区，并在此召开中共鄂豫边地区代表大会。一月二十五日大会开幕。当日，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三○一团进占耿集，会议所在地受到威胁。沈宗源当即解散了大会，并集中苏区内的红军和七百余名赤卫队员进攻耿集之敌。由于未从当时当地红军的情况出发，死打硬拼，结果两仗均失利，损失很大。沈宗源发生动摇，遂召集特委会议决定“总退却”，拟“向北游击，造成唐桐泌新赤区和与鄂豫皖直接取得联系”②。这一决定作出后数日，苏区周围敌军并无大的动作，进至耿集的敌人且向东北之熊集、梁集开去。据此，二月二日特委又开会，决定停止“总退却”，并将鄂豫边特委改组为鄂豫边临时省委，沈宗源为书记。二月二十一日，敌第五十一师和独立三十四旅各一部进攻苏区，红二十六师在杏山作战失利。二十二日，鄂豫边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临时省委主要力量移至白区。会后，沈宗源把大批干部分配去白区工作，他本人不辞而别，转回中央。留下来的干部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先后歼灭敌第五十一师两个连、独立三十四旅一个连，攻占了敌人后方补给点——东津湾，开辟了唐河、枣阳边境的马武山和钟祥以北的新区。为了统一作战指挥，红二十六师改编为第一路游击军，五个地方游击队合编为第三路游击军，共有枪八百余支，一千三百余人，另有几支小游击队共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支，统属边区总指挥部③。四月，成立了山南、山北赤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山南（枣阳三区、襄阳二区、宜东、钟北）、山北（襄阳一、三、四区及枣阳其他各区）县、区游击队和赤卫军坚持斗争。经过这些努力，局面得以初步稳定。但由于苏区内部的重要市镇，如枣西的璩家湾、黄龙裆，钟北的丰乐河、长寿店等均被敌人占领，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四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到了襄枣宜苏区，带来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鄂北（襄枣宜钟）苏区及九军二十六师工作的决议》，并改组了临时省委，王君恩为书记。四月八日，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彻底执行国际路线”，“检阅平分土地，向隐藏富农作斗争”以及“加紧肃反工作”等问题。会议要求第一、第三路游击军“争取大小的、继续不断的胜利”，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主要危险”，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在讨论发展方向时，长期在当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主张向毗连苏区的大洪山地区发展，以便向南可与钟样北部新区连成一片，向北可以作为坚持老区斗争的依托。但尉士均认为这是丢弃原有苏区向山区退却，指责主张向大洪山区发展的同志是“邓中夏式的退却逃跑主义者”，坚持中央分局决议所指出的“二十六师的任务，目前是巩固苏区打击敌人，而不是向外发展”，“绝对不容许脱离根据地和分散游击”的错误方针。

为了贯彻“左”倾路线的方针政策，尉士均还坚决主张“改造党、改造苏维埃、改造红军”。他对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不力的或非劳动人民出身的党、政、军各级主要干部，都看作是阶级异己分子，加以撤换。他指挥红军去硬攻强固白点峪山、王家集等地，白点未克，反使红军遭到很大伤亡。但尉士均不仅未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吹嘘这是所谓“进步”，是“战斗力提高”，是执行不断进攻路线的“胜利”。事实上，这时第一、第三路游击军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与强攻硬打的战法根本不相适应，先后作战二三十次均无所获，部队伤亡达五六百人之多。

五月上旬，敌第五十一师及独立三十四旅的部队共六个团另二个营围攻苏区。第五十一师从襄阳、宜城一线向东，独立三十四旅由枣阳之土桥辅、新集一线向西，两面夹击。这时苏区已缩小到只有方圆四五十里的一块，而且其中还夹有几个白点。尉士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一方面命令红军分兵把口，作消极防御，不准向外游击一步；另一方面抓紧进行“肃反”，对怀疑这些政策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六月上旬，苏区大部地区已为敌人严密控制，革命力量受到了空前削弱。第一、第三路游击军在消极防御中消耗到仅存一百七八十人枪，被迫撤到马武山一带游击。省委也丧失了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信心，一些同志逃到白区，尉士均返回洪湖苏区，在第一次“肃反”中被杀。

六月中旬，第一、第三路游击军返回原苏区，出敌不意地消灭了几个团防局，又收拢了一些敌人围攻苏区时被打散的人员，恢复到三百余人。六月十五日，由于警戒疏忽，在枣阳朝阳寺被敌第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包围，原红二十六师政委吴首青、政治部主任马三光等牺牲，部队损失很大，剩下的一部撤到了钟样，与在当地活动的一支游击队会合，编为鄂北游击队（荆钟游击队）。至十月，与红三军一部及贺炳炎、宋盘铭领导的襄北独立团一个营合编为新的襄北独立团，在钟祥、随县、京山交界地区坚持斗争。该团一九三二年底在反敌“围剿”中受到重大损失，全团只剩下五百余人。接着，一九三三年二月，又受重创，锐减至一百六七十人，游击于京山、天门、应城等县境内。四月，该团转往洪湖地区，曾克周老嘴、熊口，消灭了两个保安中队和独立三十八旅一部，扩大到四百多人。下旬，该团拟转往江南会合红三军，在监利车湾附近被敌第三十四师、第十九师、独立三十八旅各一部和当地保安团队包围，被迫退入湖中，在敌炮艇轰击下，大部牺牲。团长陈天和率十五人突围至调弦口，又遭敌第三十四师部队袭击，全部遇难。

洞庭特区

当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洪湖地区之时，洞庭特区游击大队曾多次打退了敌第十九师与团防的进攻，胜利地坚持着洞庭湖地区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六月，游击大队乘湖区水涨积极活动，岳阳受到威胁。湘阴、沅江、岳阳三处敌军进湖“清剿”，主力指向特区政府所在地五港洲一带。游击大队迅速转至苍梧台，隐蔽在墨山铺西南杨家当附近丛林中，准备沿墨山、大荆湖继续向明镜湖、碧云寺转移。这时，敌人从水陆两面夹击杨家当，游击大队英勇还击，歼敌数十名，夺船十二支，转往墨山。游击大队长李华在战斗中牺牲，胡友光继任大队长兼政委。就在反“清剿”斗争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从江北传来命令，中央分局指出特区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是“改组派”，要求区委立即逮捕处决。一些被诬陷的同志为表示对党的忠诚，在征得区委同意后，冲人敌阵与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

退出洪湖地区的湘鄂西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率独立营由石首来家铺附近渡江，击退敌人阻击，经华容东山，于十月下旬转移到了洞庭特区，特区武装增至近千人，枪六百余支。崔琪抵洞庭特区后，在华容磨盘洲召开特区区委会议，决定大力加强组织，扩大武装，发展洞庭湖区的斗争。会议刚结束，敌第十九师即由华容等地分三路来攻，激战终日，部队向东洞庭区转移，途中崔淇不幸牺牲。区委收集部队数百人，由熊同寿、胡友光领导，继续在五港洲、杨林所一带坚持斗争。

十一月，敌军一千五百余人“清湖”，围攻杨林所一带。游击大队经顽强战斗将敌击退，本身亦受重大损失，伤亡百余人，大队长熊同寿牺牲。此后，特区游击大队在与敌第十九师及地方反动武装作战中，又有两次失利，区委负责人吴文喧、孟庆友等同志先后牺牲。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区委会和游击队损失极大，胡友光负伤被俘。战斗结束后，少数突围的同志重整旗鼓，坚持斗争，至四、五月间，又发展为有长短枪三十余支的一支队伍。后于八月中旬，在南县、益阳、沅江团防的大举“清湖”中，最后失败。

① 见1932 年5 月2 日《湘鄂西省委关于湘鄂边特区及独立团工作决议》。

② 见1932 年3 月17 日《鄂豫边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③ 在许多文件中，都称红九军指挥部，但实际上红九军的指挥机构从未成立起来。后来的总指挥部，实际上是鄂豫边省军委和具体负责军事指挥的一些同志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