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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开始

敌军进攻襄北苏区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不顾“九.一八”、“一.二八”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淤沪停战协定”之后，随即召开了“庐山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总司令，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

为了解除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军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攻。六月底，将向湘鄂西苏区进攻的军队划为左路军，以何成浚兼任司令官，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划入左路军序列的有洪湖地区及其周围的全部鄂军、湘军和长江上游“剿匪”代总指挥王陵基所指挥的川军，包括第十三师、第十九师、第三十三师、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第五十一师、第八十二师、新三旅、新七旅、独立三十四旅、独立三十七旅、独立三十八旅、第二十一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师、第四师、教导师第三旅、独立一、二团等部队，总共约有十余万之众。

除了军事部署，蒋介石还特别强调政治进攻和经济封锁，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政治上重新划分了“清乡”区域，以大地主、大豪绅担任各区正副“清乡委员长”和各县“清乡委员”；设立行政督察专员“综理辖区内各县、市行政及剿匪清乡事宜”，直隶蒋的总部。那些专员又都兼任各区保安司令，指挥区内所有反动地方武装。国民党通过这些人积极组织、整顿民团、保安队，构筑土寨、碉堡、望楼，推行“十家联保”、“连坐法”、“通行证”制度和各县联防等。在经济上，他们严禁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可供军用的物资，特别是食盐、布匹、煤油、医药等物输入苏区，违者以“资匪通敌”论罪，也不准从苏区购买或运出物资，违者以“通匪利敌”论罪。同时，他们还加强了对军队的法西斯控制，除普遍设立政工机构，颁行“通匪治罪条例”、“连坐法”而外，还以蒋介石名义直接向各军、师派出联络参谋和巡察参谋，加强内部监视。

七月初，徐源泉拟订了“左路军第一期剿匪计划”，强调“步步为营、稳打稳进”，企图首先集中主力“肃清”襄北，并占领襄南之潜江、荆门一部分地区，将红三军主力歼灭或压迫至长江、襄河之间。据此，他们以第十三师六个团，第四十四师六个团，第四十八师五个团和第四十一师一个团，独立三十七旅三个团共二十一个团编为四个纵队，另以六个团编为总预备队，向襄北苏区进攻，令川军第一纵队（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和第九旅主力共五个团的兵力）、第二纵队（第四师四个团和第九旅一个团共五个团的兵力）向襄南苏区进攻。其余部队，担任游击、堵截、佯攻、牵制任务。

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要求，“必须向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消灭敌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各苏区的红军必须更有计划的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坚决执行中央最近军事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并提出了“一寸苏区的土地不被国民党军队蹂躏”的口号。

在国民党军“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三军主力再次进至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地区。七月二日，以红八师围攻京山城，红三军主力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七月十五日，襄北敌第一、二、三纵队由景家墩、皂市、白马庙之线出动，自东南向西北齐头并进，寻找红三军主力决战。次日，敌第四纵队由岳口向张截港、泗港推进，企图控制渡口，敌机轰炸灰埠头、张截港的浮桥，协助地面部队。为避敌锋芒，红三军撤离京山，向西转移。敌跟踪西进。红三军掉头向东，一部撤至襄南，一部转至敌侧，一部进至京山、应城、皂市、安陆之间地区，以牵动敌人。

同时，襄北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积极配合红三军作战，有力地发挥了侦察、牵制、扰乱、迷惑敌人的作用，加上广大群众的坚壁清野，给敌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威胁。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在给何成浚的报告中承认：“军队经过时，几至人烟绝迹，问留少数妇弱，凡有询问均盲无所知。军队过去，赤卫队复出而滋扰，避难良民（按：指外逃地主、豪绅等）纵欲回乡组织铲共团体又恐军队他调无所保障，亦多畏缩不前。”面对这种情况，敌军以一部继续进攻，于二十四日占领潜江。主力则一面追寻红军，一面在团防和土豪、劣绅的配合下，分区“清乡”——挨家挨户清查户口，搜捕、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诱骗胁迫党、团员秘密自首，建立保甲，组织“铲共义勇队”、“民团”、“保安团”，以期建立反革命的血腥统治。

到七月底，留在襄北的红三军部队鉴于敌人兵力强大、密集且注重构筑工事掩护，很难寻得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决定转到襄南打击川军。他们由马良附近渡河，突破了敌第十三师一部和均州南漳保康“剿匪”司令张连三部的阻扰，进到了荆门东南地区。三十一日，在军委警卫师配合下，在曾家集、范家集、沈家集、半边街一带与川军郭勋部接触，激战到八月三日，因敌援军赶到，未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遂撤退到熊口、莲花寺之线，与在该地的红三军其余部队会合。红军撤退时，川军跟踪追击进占浩子口、周家矶一带，控制了西荆河，切断了洪湖中心区与荆南苏区的联系，形势极为不利。

军委警卫师是新沟嘴战斗后，七月间由鄂西北独立团和军委警卫团编成的，下属两个团，共五个营兵力。该师曾在马良、沙洋附近活动，后转至周家矾、熊口一带继续对川军作战。

红三军向南转移后，在襄北活动的红军只剩下了天汉、天潜、京山、钟祥等县的几支游击队，国民党军基本上控制了钟祥、京山、皂市、天门、沙洋之间地区，并且在襄南占领了一个新的进攻出发点。

在鄂军大举进攻期间，川军除配合襄北敌军行动外，还纠合当地团防对处于其后方地区的荆门、当阳、松滋、枝江、宜都、公安等县进行了残酷的“清乡”，当阳、荆当、公安、松枝、枝宜等县①的革命斗争，除荆门北山地区外，均于七月份先后失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达五六百人。八月以后，在宜昌特委领导下，各地才遂步恢复工作，建立秘密组织。

① 这些县是湘鄂西党组织为了当时工作和领导的便利而区划的。除公安外，都不同于各县历来管辖范围。

敌进犯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反“围剿”失败

由于红军没有打破敌人对襄北的围攻，敌人的重兵从北面和西面逼近了洪湖苏区中心区域。红三军在辗转作战中伤亡很大，又在“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干部，实力大为减弱。洪湖苏区内部粮食十分缺乏，不利大军作战。这些都给湘鄂西的军事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即使如此，局势也还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只要坚决抛弃“左，倾的军事路线，停止错误的肃反，也还能把洪湖根据地的基本革命力量保存下来。可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此时在战略指导上，又由冒险进攻走上了单纯防御的道路，号召“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命令红军构筑碉堡准备固守，并打击怀疑这种作法的高级指挥员，要求地方党委带领地方武装在强敌进攻时固守市镇，处罚没有执行这种错误指示的地方党委。

敌人在攻占襄北、荆南和潜江后，便积极准备大举进犯洪湖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第二期进剿”。八月十日，徐源泉将“进剿”军区分为左翼军和右翼军。左翼军包括由第三十四师、第四十八师、独立三十八旅、第十军特务团编成的第三纵队和由第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新三旅主力编成的第四纵队，由徐亲自指挥。右翼军为由川军组织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由王陵基指挥。第十三、第四十四两师在襄北“清乡”，并作为总预备队。此外，所有驻襄南的敌军及在华容一带的湘军第十九师等部均担任堵截任务。在长江，则有国民党海军军舰往返梭巡，防止红军南渡。

徐源泉的企图是，以左翼军集中于杨树峰、沔阳、唐家场地区，由东北向西南进攻，逼近洪湖；以右翼军首先推进到莲花寺、上车湾一带堵截，等左翼军三面控制了洪湖附近地区之后，再从西面配合，合力围攻洪湖，将红三军和湘鄂西领导机关消灭在洪湖、长江之间。

八月十一日，敌人开始调整部署，向进攻出发地区集结。在敌尚未部署就绪时，夏成为取得粮食、物资，以便在洪湖根据地中心区内部作战，命红三军七、八两师向沙市、草市进攻，警卫师和红九师在熊口地区防止敌人进攻。据此，红七、八师于夜间绕道穿过郝穴、资福寺之间地区，八月十三日猛扑沙市、草市。王陵基一面要江陵、沙市地区的两个团和当地保安团固守，一面急令驻岑河口、资福寺、丫角庙、后港、拾回桥等处的三个团火速增援。红八师顺利袭入草市，毙伤敌五百余，缴枪数百支，后留少数部队在草市打扫战场，主力进至市区南部并向江陵派出警戒。红七师进攻沙市，因敌工事坚固，火力强大并有电网掩护而没有成功。下午，敌人援军赶到，配合守敌在军舰和飞机的支援下猛烈反扑，隐蔽在草市市内的一部分残敌也同时出击，红军再战不利，当日夜间退出战斗，撤回龙湾、熊口地区。

此次向敌人设防城市的进攻本没有什么胜利的把握，尽管消灭了一些敌人，牵动了部分川军，但于大局毫无补益，相反，红三军遭受了相当的损失，搞粮食的目的也未达到。战后，川军很快加强了对沙市、江陵的防护，也加强了对红军的封锁。

敌左翼军八月十八日开始动作，至二十日，控制了白庙以西的整个东荆河北岸地区。同时，由鄂东调至蔡甸一带的敌第三十三师也进入了汉川、汉阳境内，控制了侏儒山及其西南地区。这时红军在东荆河以南的部队只有监利、沔阳两县的警卫营和军委警卫营，湘鄂西根据地首脑机关所在地受到了直接的威胁。

面对这种情况，红三军的领导同志提出了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贺龙指出，只要我军主力转往外线实施机动作战，就可能迫使进攻苏区之敌后撤，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夏曦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防守与钳制敌人应兼顾，决定两路分兵：以地方部队在根据地内分兵把口，并急调红七师和警卫师主力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归夏曦直接指挥；以红八、红九师和警卫师一个团，由贺龙、关向应率领到敌后去，先给川军以打击，然后转到襄北打击鄂军，以钳制敌人。

正当红七师遵照夏曦的决定向东南调动时，八月二十四日，敌人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以南的要点峰口和府场等地。红七师仓忙向府场和预备堤之敌进攻。由于敌人已经作好工事，进攻失利。同时，敌人的第四纵队先头部队也进到了西面的渔洋镇。夏曦又令该师与警卫师主力占领新沟嘴、杨林关的既设阵地，抗击敌人，以掩护翟家湾一带的分局和省委等后方机关。

红八、红九师穿过川军的封锁线进至万里镇、么口地区，威胁川军后方，致使进到周家矶、浩子口一带的川军不敢继续东进。徐源泉为保障侧后安全，乃改变原定计划，调第四纵队主力从莲花寺附近西渡东荆河进入了原划归川军作战地带内的直路河、老新口之线。八月三十日，红七师一个团夜袭老新口之敌，但没有成功。

敌第三、第四两纵队造成了对新沟嘴、杨林关的包围形势后，三十一日晨，即以第四纵队两个旅由西向东进攻新沟嘴，以第三纵队之第一四四旅由东向西进攻杨林关。红七师主力和警卫师主力在新沟嘴与敌激战，敌人在猛烈火力掩护下突破红军阵地，红七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撤退，第二十一团在杨林关撤退不及被敌合围，大部牺牲，少数分散突围。红七师主力退到周老嘴后，仍奉命协同警卫师主力作固守“决战”。部队新败，士气不高，当日下午再次被强大敌人击败，在退往分盐的途中，被敌骑兵追击，又散失了很多人。红七师在三十一日这一天的苦战中，共损失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师政治委员鲁易、三个团长和一个团政治委员英勇牺牲。这是红七师在单纯防御作战中受到的最严重的损失。警卫师也损失很大。

在夏曦单纯防御、固守决战的原则指导下，留在洪湖中心区的部队第一仗就碰了钉子，但是他丝毫不觉悟，尔后便完全陷入了应付主义。九月二日，将警卫师主力和军委警卫营大部在柳关并入红七师，重新编成三个团，仍令该师在福田寺、太平桥、柳关，沔阳警卫营在小沙口、翟家湾等处分兵把口。九月三日，敌第三、第四纵队四个多旅分三路进攻，小沙口、瞿家湾、柳关相继失陷。由新任命的红七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朱勉之率领防守柳关的红七师二十团大部损失。以夏曦为首的分局和省委领导人当天跑到了红七师主力那里。

敌人占领小襄河南岸要点后，立即进攻洪湖沿岸地区。整个洪湖中心地区，除了红七师主力所在的福田寺、太平桥和白露湖附近地区，以及朱河周围四五十里地区外，到处都是敌军。苏区后方机关和人民群众因为没有应付这种严重情况的足够准备，在敌人灭绝人性的烧杀、破坏之下，损失惨重，仅伤病员就有二三千人落人敌手，隐藏在洪湖苏区的数千支枪和数十门迫击炮均被敌军搜去，所有医院、兵工厂等全被焚毁、破坏。

怎样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呢？被敌军四面包围着的夏曦，感到在此狭小地区很难立足，于是决定：（一）令在襄北活动的红三军部队开回洪湖中心区域或在襄河边牵制敌人；（二）于最短期间发动游击战争；（三）由他自己带红七师突围到另一县扰乱敌人，留监、沔两县警卫营（都扩编为警卫团）、各区游立队和省委机关在洪湖湖区坚持。

这个决定曾报告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接到这份电报时，当即复电，指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的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上次将三军分两部行动是不利的。尤其在目前国内战争条件下，红军与敌人作不能消灭他们的持久战，更不利。现在中心区只有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两师都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困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这个指示所阐明的思想与夏曦的指导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个重要指示，两个多月以后，即到了十一月间，红三军已经转移到陕南的竹林关时，夏曦才告诉了贺龙和关向应。

夏曦在作出上述三项决定后，因情况紧张，即令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带红七师主力先行出发，向西转移，他和省委的一些领导人留在当地处理“改组派罪犯”和安排打游击。九月四日晨，红七师主力行至监利、毛家口、观音寺之间，遭到由监利到陈沱子口、鸡鸣铺的川军一个营阻击，驻习家河之监利保安团也闻讯出动参与战斗。红七师一部被迫折返，一部（约二个营兵力）转到了江陵的张金河。

九月七日，敌军第四十一师占领了朱河。夏曦率军委警卫部队、红七师的其余部队和一批地方干部也转到了江陵的张金河。在转移途中，由于车湾及监利之敌出击，又受损失。渡河时有不少人落水，到达江陵地区时，总共只剩下了一个多团兵力，枪不满千支，而且由于将无线电台丢掉，从此就与中央和友邻根据地失去了电讯联系，以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及时向中央报告、请示工作，也得不到中央指示。幸好这时江陵苏区尚属安定，使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体整的机会。

到敌后去牵动敌人的红三军主力，八月二十二日夜从浩子口、高家场之间沿小路穿过西荆河到达万里镇，进攻么口未得手，即深入荆门境内。这时，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周家矶、么口、后港、荆门及江陵、沙市，集中八个团追击红军，鄂军第十三师和第四十四师亦配合堵击。红三军为了设法分散川军力量，击其侧背，以达到调动进攻洪湖中心区敌军之目的，在荆门地区活动了十多天，并在黄金殿歼灭了归川军指挥的土匪崔二旦部七百余人，但未能给川军以有力的打击，遂决定以本军四个连和当地地方武装编成荆当远独立团，继续坚持该地区的斗争，主力渡过襄河到鄂军的侧后活动。九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转到京山地区时，襄北的革命力量已经被敌人摧毁殆尽，鄂军主力已经进入了洪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其第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则占据了襄北的主要城镇，打击鄂军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

夏曦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精疲力竭、消耗殆尽，另一个拳头也没能牵动敌军主力。

红七师在江陵地区集结后，根据夏曦的指示，由浩子口、长湖之间的小路穿过敌人的封锁区转到了荆门地区，以后又与在襄北活动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敌人控制洪湖沿岸地区后，便大羊进行“清剿”。留在监、沔两县的地方武装和地方干部，因敌情日益严重，不得不分头突围。其中监利警卫团及地方干部共约二千人，在突围战斗中损失了一部，余部由省苏维埃主席崔琪率领突围至黄歇口一带。沔阳警卫团在突围中损失更大，由千余人减至百余人。该团向西转移途中，先会合了潜江警卫营的一个连，后又与监利警卫团会合于黄歇口附近，随即一起转到了江陵沙岗。此时，先后退到江陵地区的还有荆门警卫营、潜江警卫营、沔阳游击队、省军委警卫部队和江陵地方武装——江陵警卫营与各区游击队。在红七师转到外线之后不久，由湘鄂边退出之湘鄂边独立团及党政机关也于九月中旬到达江陵地区。这些革命武装的会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岑河口、资福寺等地的川军增加了，鄂军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和独立三十八旅也陆续向白露湖附近移动，准备进行围攻。看到这种情况，夏曦遂将江陵警卫营、沔阳警卫团、军委警卫部队等编为一个团，与湘鄂边独立团合编为下属两个团的独立师，并令其进攻郝穴和汪家桥等地。但这些战斗只是打了一些消耗战，都没有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十月上旬，各方敌军同时向红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龙湾等地。夏曦乃率独立师及潜江、荆门两警卫营沿着红七师走过的小路向西北突围，途中在三汉河附近与川军第四师十二旅三十六团遭遇，独立师歼敌先头营并乘胜追至浩子口附近，后因敌援军赶到，被迫退出战斗。在摆脱敌援军追击时，夏曦、王炳南（独立师师长）率领的独立师一团和二团一部（约一个营兵力），与卢冬生（独立师政委）率领的其余部队失去联系。以后王炳南部转到大洪山，在六房嘴与红三军会合，编入了红七师，卢冬生部在丫角庙附近安排了伤员后，组织随军撤退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一同转往荆当远地区，其中一部分被吸收参加了红军。

在独立师突围时，曾有大批群众和地方基层干部扶老携幼跟随红军。他们指望与红军一起行动，以免遭受敌人的蹂躏。但是夏曦对随军行动的群众和地方干部却采取了不负责的“卸包袱”的态度，既不把具备条件者吸收进部队，也不作任何安置，而是设法甩脱，使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

独立师走后，其余部队在敌人的进攻下，也相继突围转移。一批地方干部和由沔阳、监利、江陵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的独立营共七百多人，由崔琪率领转往华容东山。省委书记杨光华将省委警卫分队交给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指定李代理省委书记，自己去了中央。其余部队，或分别转往公安、长阳、枝江地区，或留当地坚持斗争，后来均失败。

此时，由宋盘铭、贺炳炎率领的襄北独立团（八月中旬以后由襄北的几支游击队编成）一部到潜江、江陵、监利地区活动，因敌人正在“清乡”，红军一日数战难以立足，遂折返襄北。后大部编入红三军。

至此，洪湖苏区的革命武装除了少量分散的游击队外，均被迫退出了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