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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庙集战斗

在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加紧了贯彻错误路线的步伐。一九三二年二、三月间，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通过了几个决议和决定①，以布置和指导反第四次“围剿”②。在这些文件中，“左”倾领导硬把红三军在襄北取得的巨大胜利拉来证明“左”倾路线的“绝对正确”。同时又指责红三军，说他们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没有在占领潜江之后马上去进攻沙洋，说他们“等待防御，以主力作牵制行动”等“错误”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斥贡主张红军主力在必要时进行灵活的游击战的同志们“因循守旧”、“保守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批评“企图以乡村包围城市”的宜昌特委“右倾”。要求继续采取进攻的战略，动员红军和群众的一切力量乘胜展开进攻，争取“不断的新胜利”，强调“转变到大规模平地战、城市战，为夺取中心城市而斗争”。他们认为，扩大红军、扩大襄北七县苏区的土地革命，与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对击破敌人“围剿”，巩固原有苏区有决定胜负的作用。并且根据这个精神为湘鄂西苏区的整个工作规定了三项主要任务，即：（1）用二分之一的力量扩大襄北七县的土地革命；（2）消灭苏区内部和周围的反革命军队，扩大红军；（3）组织武昌、汉口、宜昌、沙市；长沙、岳阳等市工人和应城盐矿工人的罢工斗争。

不难看出，这些决定乃是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的具体化，其内容除对个别工作提出的原则要求外，大都是不正确的。从此，红三军就被迫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在战略上一步一步地深深陷入了被动局面。

国民党军在文家墩遭到红三军的严重打击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徐源泉重新修订了进攻计划：以第四十四师两个旅及一个补充团为“进剿”部队第一支队，第四十一师和第四十八师各一个旅为“进剿”部队第二支队，以重新组编之第一四四旅、独立三十七旅和新三旅主力为总预备队，集中不下十五个团的兵力逐次“清剿”皂市、天门之线以西的襄北地区。

三月二十九日，“进剿”部队两个支队共八个团由皂市沿汉宜公路及其南侧并列西进。同日，驻岳口的独立三十七旅主力进至天门，准备协同驻天门之新三旅一个团相机出动；驻沙洋之第四十一师一个团进至多宝湾，威胁红三军侧背。

在这个期间，红三军根据中央分局“乘胜争取不断的胜利”，“打下京山，扩大新苏区”的指示，以一部强攻京山城，伤亡很重，没有成功。以后，红七师到襄南寻机打击川军，肃清苏区内部白点；红八、红九师在京山、天门境内，汉宜公路两侧地区活动。红七师尚未在襄南开始战斗，军部发现敌人将要大举进攻，即命令留一个团在张截港保障襄河两岸交通，主力向红八、红九师靠拢，准备在灰埠头、焚进寺一带集结全军主要力量共七个团迎击敌人。然而，红七师尚未到达集中地点，迎击敌人的战斗就开始了。

三月三十日上午，敌军先头部队在瓦庙集以东和梅家湾、卫家场附近与红军侦察警戒分队接触后，抢占了瓦庙集、梅家湾一带村庄。红八、红九师随即进入战斗，红八师在左，红九师在右，背靠猴迹山、佛祖山、西龙尾山，从瓦庙集西北、西面和西南各高地和梅家湾、卫家场以西地区全线向敌猛烈进攻，并以一部插入敌军两个支队的中间地区。敌人发现红军主力，立即转入防御，在所占村庄和丘陵地上拆屋砍树，紧张地构筑工事，设置鹿砦和壕沟障碍，顽强抵抗。敌机也不断轰炸、扫射，战斗十分激烈。三十一日下午，红七师主力进入战斗，从阮家沟向东攻占了何家湾、张家湾、戴家河，同时，红九师一部也进至敌军左侧后，基本上形成了对敌第二支队的合围。但因敌人兵力大，且利用工事固守，红军虽然将敌分割为以瓦庙集和梅家湾为中心的两个集团，不断发起集团冲锋，仍不能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敌人看到红三军全力投入战斗，打如此之硬战，与历来情况迥然不同，因而认为这次战斗不但对第十军，即对整个湖北都“关系弥巨”。因此，从三十一日起就一面要被围的敌军坚守待援，并尽力设法“系留”红军，一面积极调动军队增援。四月一日，徐源泉亲率第一四四旅一个团及第十军特务团由应城赶到皂市。同日，新三旅一个团经石河市增援敌第二支队，阻止了红三军在戴家河附近的发展。被围之敌乘势向红军反击，妄图恢复两个支队的地面联系，但未能得逞。二日，敌第四十四师师长肖之楚率领师补充第一、第二两团携给养、弹药由皂市西进。红军得知敌人援军将至，即以一部绕至汉宜公路北侧

山地。三日上午十时，当肖之楚部到达钱家场附近时，红军突然出击，将其团团包围，敌军龟缩到钱家场，利用村庄及其附近有利地形，筑工事顽强抵抗，红军猛攻不下，双方成相持之势。同日，驻钟祥和沙洋的敌军第四十一师一个旅进至永隆河，驻天门之敌独立三十七旅主力占领渔新河和灰埠头。五日，敌第一、第二支队又乘红军一部东调打援之机，各以三团之众发起反击，危及红军打援部队翼侧。战斗旷日持久，形势日趋于红军不利，红三军遂主动撤出战斗，敌军也向东退去。

此役，敌人先后投入十一个步兵团及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红三军以劣势兵力连续战斗，前仆后继，英勇冲锋，即使在战斗进行中补充的新战士，也打得十分出色，表现了高度的坚定性和牺牲精神。襄北群众在给养和战勤方面全力支援红军，给了红军以很大支持，因而使敌人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被全歼的建制部队为一个营，伤亡约二千人，飞机一架被击落。

但红三军本身的消耗更重，伤亡不下二千人。由于当时根据地人力缺乏，“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基本上不许补充俘虏，因此兵员十分困难，弹药则更难补充。敌人深知这次消耗战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徐源泉在评价这次战斗时说，红三军“历年所得之于国军之兵器及弹药，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③。可以看出：瓦庙集战斗使红三军受到了很大削弱，增强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可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反而夸耀这次战斗的成就，说“象这样七天七夜持久的剧烈的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的二军团所绝没有的事”，“是执行国际路线在中央分局领导下的红三军大转变的成功”④。

① 指1932 年2 月《湘鄂西中央分局为拥护红军胜利继续击破敌人第四次“围剿”发起广大群众运动的通告》，1932 年2 月2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目前时局估计及湘鄂西党与红军紧急任务决议案》，1932 年3 月5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扩大襄北及荆南新苏区决议案》，1932 年3 月14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中央苏维埃对日宣战和红三军胜利后，湘鄂西党与红军、苏维埃的紧急任务决议》，1932 年3 月15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为执行扩大战争扩大苏区告地方及红军中全体同志书》。

② 从1931 年反第三次“围剿”之后，湘鄂西苏区领导机关对于敌人可能进行的新围攻就有相当警觉，并不断进行准备打破第四次“围剿”的宣传。当国民党军在1932 年1 月下旬对洪湖苏区发动进攻时，湘鄂西中央分局便以为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开始，并且根据这个估计，在1932 年2月发出“通告”，号召“继续冲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因此，在历史上，湘鄂西的党政军民就把1932年1 月下旬到当年9 月这一段时间统称为反第四次“围剿”时期。其实敌人对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全面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到当年7 月才开始，7 月以前的军事行动不包括在第四次“围剿，战役的范围之内。

③ 见徐源泉《收复鄂中鄂西匪区暨兵工筑路建设沙市市政纪略》。

④ 见1932 年5 月28 日《湘鄂西省委军事报告》。

张家场战斗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在瓦庙集战斗的前后，红四方面军在皖西发动攻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自然要吸引国民党军以更大兵力去对付鄂豫皖苏区。因此，当时东面的敌人很难马上向洪湖增兵，支援第十军恢复攻势，而第十军在恶战之后，也需要整顿。在西线，川军配合鄂军再次夹击洪湖苏区的计划还只是在酝酿中。一方面，川军的基本方针是保持地盘，保存实力，因而行动不甚积极；另一方面，川军不得不以相当兵力驻在宜昌、沙市及监利以上的鄂西沿江各县对付地方革命武装。当时，中共湘鄂边特委、湘鄂边独立团加强了五峰、长阳和巴东江南地区的斗争，连续进击该地区内的团防，恢复和建立了县、区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当地游击队；中共宜昌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在荆门、当阳、远安、松滋、枝江、宜都、公安地区也比较活跃，那里的局面在四、五月间也有了新的发展，在上述地区活动的两个游击大队扩大了一倍以上，达到三百数十人，公安、松滋两县也组成了游击队。这些革命力量加上在荆门、当阳地区活动的鄂西北独立团（由红三军第四路游击队改编而成），对川军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瓦庙集战斗之后，敌人的攻势可能有一个停顿，但这只能是短暂的间隙。然而“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不能正确地估量形势，确定斗争方针。他们继续发展中共湘鄂西区四大决议的观点，说整个红军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已日益接近各个苏区联成一片的形势；襄北地区在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已日益巩固；在军事上，襄北之争将马上转变到以云梦、孝感、应城、应山、安陆为中心的京汉路之争，因此，“要用布尔什维克的速度”①进攻。他们不顾部队的疲劳和减员，一味要求继续进攻。部队如果休整三天，便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瓦庙集战斗没有能够歼灭敌人的原因：一是红三军存在着弱点；二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和游击队没有起到直接牵制和配合的作用。因此，他们以省军委主席团名义，发布“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②，令红三军按照正规战和阵地战的要求加以改造，要它“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的平地战”，反对“游击主义”，“准备到攻打大城市及可以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必要限度”。同时又向中共中央和鄂豫皖中央分局申述“马上使两个苏区打成一片是十二万分的必要”③，要求两区在打通前就尽可能取得一致的行动，要求鄂豫皖中央分局把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方向选在安陆、云梦、孝感一带，并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到京汉路西活动，与红三军协同消灭鄂军主力，使两区红军主力会合，造成大江以北整片苏区的局面，然后再与长江南岸的“湘鄂赣”打成一片，包围武汉，以利于中央苏区夺取赣州、吉安和南昌，开始“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主张不久即为中央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④所肯定。鄂豫皖中央分局也发来电报通知：四方面军先以一个师过京汉路西配合湘鄂西红军行动，其余四个师以上兵力在五月二十九日集中商城，六月十日可到京汉路西。这都对湘鄂西“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坚持其错误方针起了鼓励作用。事实上，鄂豫皖红军也未能实行这个计划。

在国民党军从瓦庙集一带退回天门、皂市、应城一线不久，红三军便按中央分局的既定方针进逼敌占城镇，红九师深入应城、云梦、孝感地区活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配合，连续进行了许多战斗，如袭击应城、隔浦潭，围攻京山等等，都没有获得显著战果。

在根据地的建设和扩大方面，自一九三二年一月中共湘鄂西区“四大”以后到当年四月这段时间，大致还保持着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在襄北新区。但因各项工作执行的是“左”的政策，苏区是不稳定的。这个时期，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把外出灾民作为扩大根据地的“一支伟大力量”，而灾民中侵犯中农甚至贫雇农利益，加剧赤白对立的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克服，早已实行的“左”的土地政策及开展反富农的斗争，发展到驱逐反动家属出苏区、消灭富农以至损害基本群众的利益，打击了正当的商业活动，这些都为以后的斗争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而客观上为敌人的“围剿”、封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月，国民党军转取主动，对襄北苏区展开攻势。当时襄北苏区以刁汊湖区工作基础最好，游击队、赤卫队不断出现在汉宜公路东段和襄河沿岸，破坏敌人交通，袭扰敌人据点，配合红三军行动，迫使敌第十军不得不将补给线向北移往云梦——隔浦潭——应城之线。敌人为了保持运输通畅，摆脱刁汊湖区红色政权的牵制，解除游击队对其侧后的威胁，发动了对该区的“清剿”。敌人正规军二十个团在滨湖各县保安团和清乡会配合下，一部进湖，大部沿湖封锁，四方“兜堵”和防止主力红军增援。从五月二日开始到月底结束，先进攻湖区东部，再转向西部，先进行“清剿”，再大肆“清乡”。湖区各游击队在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后安全转移，但人民群众受害甚大，湖中散洲尽成焦土，沿湖农村大批被烧，居民被杀死、溺死者达五千余人。

对于国民党军这次进攻，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确定的对策是“全力消灭进攻之敌”，“集中力量与四方面军配合消灭四十一、四十四、四十八师及夏斗寅之一部”。红三军本此精神，以一部协同游击队连日阻击敌“清剿”部队，主力于五月二十三日向出动到张家场一带防止红军增援刁汊湖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一三二旅及一个补充团进攻。当日上午，敌由皂市进至文家墩附近，红三军一部抓住时机，从四面发起进攻，消灭其先头一部。敌急忙布置侧方掩护，边打边走，奔至张家场及其附近村庄固守起来。这时红军由各方赶到将敌包围，发起猛烈进攻。红九师仅二十五日一天就连续进行了八次顽强的冲锋。因敌依托工事和强大火力坚守，未能解决战斗。二十九日，第四十四师一三一旅和补充一团由皂市来援，在城隍庙附近遭红军打援部队一部阻击。敌分三路沿皂市、天门大道及两侧展开进攻。红军暂时西撤，待敌进至文家墩时，又以有力部队向其侧方猛攻，予敌杀伤甚重，迫敌转入防御。当日，被围在张家场的敌军，为配合援军的行动向西北反击，夺回了两个小村庄，因敌增援部队和被围部队相距不远，三十日上午，第十军特务团又由皂市来援，歼灭敌人已不可能，红军主动撤退。自二十五日起，在天门东南乾驿、斗埠头地区进行“清剿”的敌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八师、独立三十七旅的部队共五个团，陆续向天门及其以东的芦家口一带集中，准备增援被围于张家场之敌。因遭红军阻击、袭扰，至二十九日始有一部到达天门。当三十一日敌以四个团向柳河出动时，红三军主力已经撤走。这部分敌军的行动未起多大作用。

这次战斗，持续达八昼夜，国民党军伤亡八百余人，第一三一旅旅长于兆龙被击伤。红三军伤亡一千五百余人。这是瓦庙集战斗后又一次极为激烈的战斗，同样也是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对于这种不能歼灭敌军的作战，夏曦不仅不检查指导上的失误，反而错误地认为是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破坏造成了失利。他说：“张家场之战，（红七师参谋长）赵奇（赵炎）不执行命令，放弃李家场，以致被我们围困（在）张家场一星期之敌突围而逃。”还说：“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军事上阴谋是很多的。”⑤

数次伤亡重大的战斗，加上张家场战斗前开始的第一次错误肃反，大大挫伤了红三军的元气。同时，由于战斗不利，也影响了襄北新区的巩固。天汉地区的游击队、地方干部和大批群众，在张家场战斗后，迫于敌人的压力和残酷烧杀，纷纷向西撤到了灰埠头一带。

① 见1932 年5 月16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击破敌人围剿扩大革命战争决议》。

② 指1932 年4 月《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

③ 见1932 年4 月18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

④ 见1932 年6 月5 日《中央致各苏区军事训令》。其中关于湘鄂西的红三军和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有下述规定：“红三军除以一部兵力巩固洪湖根据地外，主力应积极在襄北发展配合红四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鄂中一片苏区，与鄂豫边苏区打成一片”。“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的苏区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苏区，以一师兵力过京汉路配合红三军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京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苏区，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胁武汉，调动进攻湘鄂西的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

⑤ 见1932 年7 月8 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

新沟嘴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川军在鄂军迭次要求下，乘红三军全力争夺襄北的机会，分四路由后港、江陵、沙市、监利等处进犯洪湖革命根据地。六月初，第一、第二两路敌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三师第九旅共五个团占领了下蚌湖、浩子口、周家矶、潜江一带；第三路敌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范绍增部三个多团占领了张金河、龙湾、老新口一带，并有继续深入之势；第四路敌军——第二十一军独立二团团长佟毅指挥的两个团进攻陈沱子口。红军只有省军委警卫团、地方武装和军校的学生队阻击进攻之敌。

因为襄南苏区情况紧张，红三军主力即从襄北撤回。红七师从荆南方面出川军侧背，红九师（欠第二十五团）经黑流渡渡过襄河。六月九日，红九师隐蔽地进到新沟嘴，在当地群众和赤卫队的帮助下，连夜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物。在红九师未到之前，军委警卫团已从张金河、老新口一带退到新沟嘴，并在当地准备防御。此时红九师主力和该团主力即配置在新沟嘴附近，该团一部则配置在东荆河北岸的渔洋镇附近，红九师一个团和师属、团属的骑兵连作为第二梯队。由于红三军连续打了几次消耗战，部队弹药很缺，红九师还向赤卫队和群众借来了大批长矛，准备必要时进行肉搏战。次日，在部队一面继续加强防御准备，一面恢复体力的时候，夏曦由后方到达，他要红九师立即向老新口进攻。经段德昌具体分析了放弃有利阵地去进攻敌人设防村镇的不利条件和等待敌人进攻我们的既设阵地的有利条件之后，夏曦才同意了红九师的作战计划。但过了两天，敌人还不进攻。因为苏区内部严重缺粮，红九师从襄北返回时，又只带了五天给养，再等下去就要发生粮荒，段德昌乃派一小分队到老新口袭扰诱敌。六月十三日晨，范绍增部果然来了。红军警戒分队奉命不作坚决抵抗，敌人临近即向后退，以纵敌之骄。敌军先头部队居然拼命追赶，多路纵队沿东荆河南岸河堤冲至障碍物前，企图破坏障碍一拥而入。这时，红军的自动火器突然开火，步枪也进行齐射，予敌严重杀伤。紧接着发起阵地前的局部反击，将敌人赶到了原警戒阵地附近。后来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才稳住了阵势。后敌人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又发动了两次冲锋，都没有成功。红军在战斗过程中，一面由第一梯队消耗、杀伤、疲惫敌人，一面令隐蔽在新沟嘴以东、东荆河岸边的骑兵，利用河堤遮蔽，由渔洋镇附近的分队以火力掩护，插向敌人侧后。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被击退时，骑兵正好抄到了敌人的侧面，红军正面部队乘势全线出击。敌人两面挨打，混乱溃逃，红军跟踪追击至老新口以西，生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五百余支，其余三路川军不战而退。与此同时，红七师在浩子口，下蚌湖一带截击撤退之敌，歼灭了敌第九旅的一部。

六月十四日，从天门、岳口出动的鄂军六个多团到达渔薪河和黑流渡，皂市之敌亦蠢蠢欲动，妄图乘红三军主力在襄南之际，重新控制襄河北岸要点，进攻襄北部队，策应川军，但在听到川军大败的消息后，已动之敌急忙撤回，未动之敌不敢再动。

新沟嘴战斗，再次显示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和重要性。由于灰埠头一带群众，把从襄河敌人粮船上夺来的军粮分给红军一部分，红军才可能返回苏区内部作战；由于根据地群众严守秘密，敌人才中诱兵之计，这次战斗也显示了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相配合的作用。从川军大举进犯时起，红军军校的学生队和地方武装便在陈沦子口顽强抵抗敌人，在南面掩护周老嘴、新沟嘴，使敌范绍增、佟毅两路敌军不能会合，为新沟嘴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胜利不仅削弱了“围剿”军的西翼，也制止了襄北敌军的进攻；不仅保住了荆南、江陵、潜江苏区，而且使荆门、当阳一带党的组织乘势扩大了部分新区。但“左”倾机会主义者无视这个事实，依旧顽固地贯彻既定方针。红三军在新沟嘴战斗后，只得再去逼近应城、皂市，围困京山，执行没有成果的“进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