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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二年初，中共中央曾数次给湘鄂西党组织发出指示。这些指示，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的贯彻执行，起了鼓励和推动的作用。湘鄂西中央分局坚决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就是要通过这次大会，在“反立三路线”的旗帜下，进一步在湘鄂西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

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由于夏曦坚决执行“左”倾路线，使湘鄂西的革命工作受到了严重损失，许多同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改变这种状况。大会在听取了夏曦的政治报告后，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七十多人对夏曦进行了严肃批评。特别是万涛等同志，就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争论，指出夏曦的错误，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但是，因夏曦有中共中央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的支持，代表大会未能达到大家希望的结果。

这次代表大会的过程，按湘鄂西省委一九三二年三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记述，大致是：大会开幕的当天“下午由夏曦同志作政治报告（共六小时）。......讨论时......政治问题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张‘退却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点上......讨论的三天中完全在闹这些问题。......第四天上午准备做结论，恰好关（向应）同志及魏士筠（尉士均）同志已到会场，当由魏士筠同志对主席团将到中央经过情形做一简单通知，并向大会做通知，及关同志作一补充政治报告，即宣布停止会议。当晚由夏、关同志召集万涛、（杨）光华、崔奇（琪）分头个别谈话，指出反中央分局及派别分子潘家询（潘家辰）企图从中活动，提醒了光华、崔奇二同志，并指出了一些材料，万涛同志完全未表示态度。次日上午，由中央分局......四同志召集主席团及（省委）旧常委......各同志开会，揭发了万涛及潘家询的错误，省委部分同志的错误及（省委）扩大会内容的个别错误，......这次开了一天，次晨召集全体旧省委及全体主席团及各地总代表开一会议，关于同志中进行反中央分局的斗争问题及同志中的错误，由夏曦向志在会议中作一通知，到会同志大部分了（理）解这一内容，而万涛同志在这次会议中的报告，承认错误的态度很不够，在这次会议中又重新指出万涛同志的态度的错误，继续进行大会，先由光华......士骛等同志......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内容及揭发反中央分局的错误，万涛同志在大会报告他自己的错误......当时有一部分同志声明自己的错误，而潘家询同志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还）企图在大会上反攻......”。大会的第六天做了有关“政治问题”的结论。尔后，“国民经济问题报告讨论一天。组织问题、职工问题及选举、闭幕共二天”。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被派到上海再次反映湘鄂西党内争论问题的尉士均，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湘鄂西党内斗争的情况。中央认为需要给夏成以更有力的支持，即派关向应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并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

尉、关的到来，对代表大会起了扭转方向的作用。尉士均因在中央受了批评，返回湘鄂西途中，关向应又向他做了说服工作。于是转而支持夏曦的错误，在红九师北上、江南失败、红三军南下后的行动等问题上，极力为夏曦的错误辩解。关向应向代表大会传达的中央指示，把万涛等对夏曦一系列错误进行的抵制和批评，说成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斗争，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再向夏曦作斗争，一些人并且跟着反对万涛等同志，随后又接受了夏喷所作的政治结论，通过了他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

夏曦对于持续了数月之久的党内斗争作了结论。首先，他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开始的“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和工作成绩，特别是纠正“立三路线”的成就，其次，他按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支持夏曦的指示信的精神，认定与他作斗争的同志，一部分是“阶级敌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他们“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另一部分是因为工作遭受部分失败就到党内寻找失败的负责者的人，他们对整个领导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实际上是失败情绪的表现；还有一部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他们与“立三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没有分开。第三，他专门给万涛重新作了结论，说万涛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红九师行动的决定，助长了军事冒险行动；不仅不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红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反而团结一部分人和反党分子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企图使临时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是反党行动”，“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第四，他把潘家辰定为反党分子，指责潘家辰主张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进行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对于与会代表对他的批评，在他所作的结论中，唯一接受的是，“在潜江失败以后，在潜城谈话会中，发生了红军主力移到另外一个苏区的主张，这是绝对错误的，这是完全在困难面前发抖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与没有征服困难的坚决性的表示。当时前方同志（特别是夏曦同志）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这种抛弃洪湖根据地的右倾的提议而给以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在客观上帮助（了）右倾提议的影响”。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万涛等对夏曦的批评不够准确。事实是，将红九师置于襄北依托鄂北山区支持洪湖的建议是段德昌提出的。在当时江陵、石首、潜江、监利、污阳、汉川水灾严重，襄河两岸多成泽国，百分之七十的群众外出逃难，给养无着、交通困难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项切合实际的措施。当时红军也只适于施行小后方和无后方作战，在襄北建立一定的后方工作，以便从洪湖地区难以得到支援时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有什么不好呢？联系后来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三军退出洪湖地区过程中夏曦的决策，可以看到他的这条结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很大的。

在夏曦指责红九师“冒进脱离苏区”和红三军主力自房县南下行动中的所谓错误等问题上，大会之后（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只认为他“解决不当”；并把在讨论如何克服水灾困难、巩固和发展苏区时与他不同的意见一律斥为“冒险政策”或“右倾路线”。

大会的政治决议百分之百接受了中共中央在《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在对革命形势的估计方面，大会决议的基本论点是：

“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和中国革命的高潮，......反苏战争的准备与瓜分中国、直接的公开压迫中国革命运动，是目前帝国主义国际策略之中心”。“中国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作更广大武装冲突的整个历史阶段，摆在我们面前了”。“在帝国主义者加紧压迫中国和经济总危机形势之下，苏维埃和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在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宣告破产了，他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苏区，作最后的挣扎（同时准备着新的军阀战争）。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弱点依然存在着，但是已经大大的向好的方面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现在革命形势的特征是反帝潮流与土地革命的汇合，是农民运动与城市反帝斗争日益开展与配合，工人运动的向前发展，将更推动这种发展的形势，而走到武装暴动的道路，而且各个苏维埃区域走向汇合的形势，已经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主要和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造成了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优越条件，因而过去不占领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基于这种认识，决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扩大苏区，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这种对革命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和由此而产生的对革命中心任务的错误规定，在实质上与“立三路线”一样是急于要夺取中心城市，妄想革命速胜；他们要求立即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其目的也是为了迅速夺取中心城市。

大会还根据中共中央“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京汉铁路的形势”①的决定，在决议中进一步肯定了一九三一年提出的，以最大努力和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会师武汉的方针，以此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大会以后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红三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进行的；而中央分局更是不断强调向应城、云梦、孝感方向发展的“新的巨大意义”。但这一带靠近国民党统治中心武汉，交通发达，敌人重兵聚集，反动统治较强，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企图迅速夺取这样的区域，无疑是不正确的。

决议还为准备粉碎敌人“围剿”制定了一个“进攻的战略”，要求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反革命“围剿”苏区的总任务之下，集中力量向敌人展开“胜利的进攻”，使红军的行动更加“积极化”。“左”倾的领导者没有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敌人以优势兵力进攻的条件下不知道实行必要的退却，以各种手段去打击、消耗敌人，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而是一味要求红军去与敌人决战；在紧张而残酷的斗争中，不知道利用战役、战斗间隙使红军作必要的补充休整，而是要求红军不停地作战。他们认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向敌人作“坚决的进攻”，反革命就必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他们企图用这样的“进攻的战略”，既粉碎敌人的围攻，保卫、巩固苏区，又扩大苏区，以至与友邻苏区打成一片。

对于过去湘鄂西区党的工作，决议说：“错误在于执行国际路线和反立三路线没有深入”，“立三路线与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实质，还远远没有肃清”。“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从今以后，必须无情的来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保证国际路线的彻底执行”。对于攻击国际与中央，攻击中央分局路线的分子，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

关于土地问题，决议要求根据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在老苏区继续“彻底平分土地”，“在新苏区要立刻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富农土地亦在没收之列），平均分配给贫农中农（工人自愿亦分给之），同时党必须领导平分一切土地，在基本农民群众拥护之下即实行之”。决议确定“苏维埃运动中的阶级路线”是“党和工人阶级依靠贫农联合中农与富农作坚决的斗争”。显然，这种路线是不符合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的。

另外，大会还按政治决议提出的任务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和组织任务等三个决议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苏区的若干重要工作，如渡过灾荒、加强对外出灾民的领导、巩固和扩大主力红军、游击队以及瓦解敌军等等，也分别确定了方针和任务，并选出了以杨光华为书记的中共湘鄂西省委员会。这三个决议，在指导思想上当然也体现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精神，但对某些具体任务和要求的确定，是合乎当时湘鄂西的情况的，如修复堤防、恢复生产、动员群众参军、扩大游击战争、准备反“围剿”、加强群众工作，等等，都是迫切需要的，与会代表表示赞同。

这就是中共湘鄂西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