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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后的党内斗争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红九师攻克沙洋，从缴获的远安县长告急文书中，得知红三军在南漳地区活动。为迎接红三军主力返回洪湖苏区，万涛决定暂缓东渡，改向荆门发展以联系红三军。但部队进至荆门时，未能得到红三军的消息，遂又北上至仙居，并派人赴南漳与红三军主力联络。在仙居逗留一周，因联络人未回，部队病员不断增多，乃东渡襄河进入襄枣宜苏区，进行短期休整。

此时，红三军正在房县、谷城、保康地区活动，得悉红九师已沿襄河北上，即在青峰镇召开会议，决定主力返回洪湖苏区，留分散各地领导地方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人员坚持地方工作；以教导团为基础，吸收地方游击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以汤慕禹任师长，朱勉之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二、七十四两个团共千余人；柳克明留在房县，统一领导鄂西北根据地的斗争。九月中旬，红三军主力自青峰镇出发，在保康附近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后，经南漳、荆门等地向洪湖转移。

红九师得悉红三军主力到达荆门地区，乃西渡襄河，于九月二十八日与红三军主力在刘猴集会师。会师后，万涛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及省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吸收红三军团以上干部参加，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信中要求红二军团：一、“立即撤销邓中夏同志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中夏同志必须立即离开二军团”。二、“二军团必须立即回（向）湘鄂西原有苏区根据地的方向发展......，巩固与扩大湘鄂西苏维埃区域”。①红三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批评了邓中夏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随即撤销了他的职务，由万涛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

此时，红三军实力为：红七师辖第十九、二十两个团，每团有五个连，并各附先锋队（即“神兵”）一队；师部直辖特务营，有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三门）各一。红八师辖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团，第二十二团有十个连，第二十二团有九个连；师直辖特务营，有手枪连、步兵连、机枪连（重机枪两挺、炮两门）各一。红九师除第二十五团（约有枪一千一百支）外，第二十六团有十三个连，第二十七团有三个连；师直辖手枪连、骑兵连、机炮连各一个。军直辖手枪队，经理部监护大队，政治部政治保卫队一个分队。除第二十五团外，总计红三军共有枪五千支左右。此外军部教导团约有枪千支，留房县②。

邓中夏被撤销职务后，在潜江总结了他在湘鄂西地区的工作。邓中夏在红二军团一年多时间里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主要表现在军事上。邓中夏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说：“虽然我们在冒进中曾有几次的警觉和动摇，终归不能并且不敢冲出立三路线的‘中心城市，论的圈圈以外。”他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说：“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第二军团削弱，都应由我负责。”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地方工作和部队建设中，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较好地解决了根据地部分群众的反水问题，十分重视红二、红六两军的团结，参与指挥部队作战，打了许多胜仗，领导部队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根据地。邓中夏从青年时代起就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曾领导了长辛店八月罢工，京汉路“二.七”大罢工，开滦煤矿罢工，上海二十二个日本纱厂罢工和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一九三一年底，邓中夏离开洪湖苏区调上海工作，受到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不公正对待。后被捕，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就义于雨花台。

红三军在前委会后，为继续完成开展潜江、京山、天门地区工作的任务，从丰乐河东渡襄河经洋样镇南下，十月二日攻克钟祥，歼守敌一部，留枪一百五十支，组成钟祥游击大队，三日到达京山的永隆河地区。

当时，襄北的钟祥、京山、天门一带仅有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一师及新三旅残部，共约六七个团，配置分散，兵力较弱。红三军根据这种情况，一面积极着手开辟新区工作，以红七、红八师攻岳口，红九师攻张截港；一面建议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迅速派地方工作干部协同部队建立新区政权，并组织运输队，将缴获的粮食物资运回苏区，解决人民群众因水灾带来的困难。五日，红九师全歼张截港之敌约一个营，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联系，达到了预定的目的。

但是，以夏曦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于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不仅未予以表扬和支持，反于此时制造矛盾，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师的领导同志，以便进一步贯彻第三次“左”倾路线。当时，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员为夏曦、贺龙、万涛三人。在后方的夏曦不征求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贺龙、万涛的意见，窃用主席团名义，于十月八日发出了由夏曦和唐赤英（代贺龙）、彭之玉（代万涛）三人签署的给红三军的训令，训令武断指责说，“第九师出潜江后改变军事计划而冒进脱离苏区，以致江右（左）军不能抽调，而使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七区外全体被摧残”，公然推翻了八月初中央分局、省委关于红九师向北行动开辟襄北新区和迎接红三军的决定。还指责红三军在襄北的行动是“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巩固的向前发展”，是“表现了第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训令指责“第三军此次南下竟将各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留在后方（房县）”是无意返回供湖。接着又说，“第三军出发没有留下必需的部队来巩固和发展房县的苏区”是不要后方。他们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把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排斥于新的前委之外，同时迫令红三军立即返回苏区。十月十日红三军回到潜江，并于十二日再克沙洋。

红三军回来后，夏曦即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撤销了万涛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给红九师领导人段德昌、陈培阴以警告处分。以加强红三军为名，重新指定了红三军前委，调彭之玉任书记，贺龙、唐赤英为委员。十月十五日，杨光华以湘鄂西省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说：“省委为要实际转变三军中的政治路线，加强三军的政治领导，要求湘鄂西中央分局派夏（曦）同志暂时去担任政治委员的工作。”夏曦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也说：“以现在的必要”，必须由我去红三军任政治委员。随后夏曦即亲赴前方接任红三军政治委员。这样，夏曦就先派万涛取代邓中夏，又派彭之玉代替万涛，然后自己委任自己当上了红三军政治委员，实现了其直接控制红三军的目的。接着又以红三军实力不足为借口，把各师师部撤销，将部队编为五个团。为了取消军部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还特别决定，军部要受省军委会指挥。这样就实际上撤销了红三军军部。这次改编，造成了指挥上的混乱，使相当多的干部降级使用，引起了红三军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

夏曦对红三军的错误指责，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推卸东山反“围剿”斗争失败的领导责任。由于国民党吹嘘“围剿”东山的胜利，中共中央来电查询失败原因，他便倭过于万涛、段德昌等红九师领导人。二是挑起党内斗争，打击军队领导同志，便于其直接控制红三军。按当时实际情况，红九师不走，也不可能避免江右地区的损失。何况红九师出击襄北和迎接红三军主力乃是分局、省委的决定。夏曦上述错误做法，加上他对湘鄂西党的工作的错误批评以及推行“左”倾路线所产生的恶果，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贺龙、万涛、段德昌及潘家辰等同志曾反复据理力争，当面驳斥夏曦等人的无理非难，万涛曾先后两次向中共中央进行申诉。但夏曦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为解决争论，湘鄂西省委于十一月初召开座谈会，十一月二十日又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这些会议，虽对夏曦进行了批评，但没能纠正夏曦的错误，而夏曦仗着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和组织声势，继续坚持错误观点。为了解决问题，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分局委员宋盘铭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十二月下旬，宋盘铭带着中共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返回苏区。中共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回红三军的行动，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并且不同意取消红三军所属各师师部，指示把红三军整编为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使红三军恢复了七、九两个师，但是在总的路线上，中共中央却支持夏曦，说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夏曦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执行了国际和中央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反富农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为了贯彻和维护“左”倾路线，指示强调指出：“在苏区阶级斗争更趋紧张的形势下，一部分敌人以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作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至攻击国际与中央。”③要中央分局对那些怀疑、不同意、不满和不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予以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对于根据地发展方向，指示指出，由于全国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全国灾民斗争的发展，已使全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要求湘鄂西党用最大的努力，向武汉近郊发展，以争取和鄂豫皖打成一片，会师武汉。这些指示，虽然解决了湘鄂党内争论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但却从更“左”的方面支持了夏曦，进一步肯定了夏曦在路线上的正确，同时把万涛、段德昌等人对夏曦的批评，提高到了反中央分局、攻击国际和中央的高度。由于万涛等同志不服，分歧仍然存在，分局和省委遂又根据万涛建议，派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到上海冉次向中共中央汇报，请求裁决。

① 见1931 年6 月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路线问题给二军团全体同志的信》。

② 见1931 年10 月16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致中央信》。

③ 见1931 年12 月24 日《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

红三军向襄北出击  洪湖苏区的新发展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东北，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拱手让出了东北三省，并继续“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西地区国民党军积极调整部署和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向苏区进攻。第四十一师、独立三十七旅进占张截港、潜江等地，荆沙方面的川军郭勋等部也积极配合向苏区进犯，根据地形势又趋紧张起来。针对这种情况，红三军决定首先打击川军，尔后对付襄北之敌。十一月上旬，红军在后港、十回桥歼灭了川军第九旅张邦本部和郭勋部各一个营，击退了川军的进攻。随后，折人襄北地区，于十一月十二日攻下皂市，歼灭鄂军曹振武团及武汉保安团各一部，俘获人枪八百余。接着又在天门、京山一带游击，牵制了天门、岳口等处的敌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形势。红三军在襄北活动四十余日，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因夏曦极力纠缠于党内斗争，未能发动群众支前参战，以致红三军与后方联系困难，不少伤病人员无法安置，遂于十二月下旬撤回襄南。

此时，活动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地区取得了重大胜利，湖北国民党军将主力调往平汉路以东地区。红三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主力再向襄北发动进攻。在红三军返回襄南时，敌第四十八师重占皂市，以工兵营驻守，并以特务团近两个营的兵力驻在龙王集，一个营驻在陈家河，掩护应城至皂市间的交通运输。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红九师从周家矶出发，由泗港渡襄河，二十日，冒雨袭占皂市，守敌逃往应城。红九师紧追不舍，于二十一日以主力包围了龙王集的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六个多连和一百多名矿警，以第二十七团包围了陈家河之敌，侦察部队逼近应城。敌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团长兼应城县长蒋作钧派工兵营解龙王集、陈家河之围，行至距龙王集不远的地方，大部被红军歼灭。

被包围于龙王集和陈家河的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红军一面利用周围高地和房舍逼近敌人，一面向敌喊话，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并着被俘之敌工兵营长写信劝敌投降。龙王集的敌人坚持了三天三夜后，因粮食、饮水缺乏，向田店方向突围，在突围时大部被歼。陈家河的敌人，在红三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不得不派人与红军谈判，在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的条件下，全部投降。

因为遭到红三军的不断打击，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忙调蒋介石嫡系第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从孝感经应城赶往龙王集和陈家河增援。一月二十四日张联华部赶到应城，红九师得悉后，确定用伏击手段歼灭该敌。为了集中力量打好这一仗，红九师除以少数兵力监视陈家河之敌外，集中主力并急调汉川独立团在龙王集至应城之间的周家湾、下毛家贩一带的公路两侧设伏。

一月二十五日拂晓前，第二十六、二十五、二十七团（留第三营继续监视陈家河之敌）同时进入伏击阵地；汉川独立团除一部配置在路南外，其余作为预备队。拂晓时，陈家河之敌全部投降，围困陈家河的第二十七团三营也赶往伏击地参加战斗。

张联华部从应城刚出发，就与红九师骑兵连接触。骑兵连且战且走，敌人则沿汉宜公路不断西进。当其前卫进至下毛家贩时，遭红军猛烈阻击，公路两侧伏兵齐出，敌人被打得乱作一团，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还未及卸载，进入伏击圈的两个团和旅直属部队即全部被歼，另一个团经黄家滩东逃，下午五时战斗胜利结束。

是役，红军先后歼灭第四十八师特务团、工兵营和龙王集、陈家河的矿警、民团全部，以及第四师十二旅大部，俘敌旅长以下官兵近四千人，缴获迫击炮二十门，轻、重机枪六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子弹数万发。红军伤亡三百余人。这是一次以小的代价换取重大胜利的战斗，是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与此同时，在汉川活动的红七师也先后打下了黄陵矶和侏儒山，歼灭武汉要塞司令钱大钧部一个营，逼近了武汉。

红三军的胜利进攻，给了敌人很大震动，何成浚急令第三十四师、独立三十七旅和川军向苏区进攻。一月二十六日，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和第三师第九旅共四个团的兵力从沙市进攻江陵、荆南苏区，占领了李家市、熊口、龙湾、老新口之线；独立三十七旅一部由潜江向南进攻，占领了周家矶、莲花寺、直路河，并在总口一带焚烧村庄；第三十四师则从污阳进攻孙家场、杨林关，威胁洪湖苏区中心。此时，苏区仅独立团支持战斗，情况紧急。湘鄂西省军委急调红七师西上迎敌，红九师沿汉口、宜昌公路向西抄袭独立三十七旅侧后。待红七师赶抵峰口时，第三十四师部队已被独立团击退，情势有所缓和。二月四日，红九师二十七团乘雪夜袭击张截港，歼新三旅一个营，，继又连夜袭人潜江，残敌退守策口。此时，原红三军教导团根据湘鄂西省委指示，从房县回到了洪湖，改编为鄂西北独立团，不久又与红三军独立团合编为红八师，随即投入了包围策口的战斗。

敌人为解策口之围，从岳口和沙洋两个方向出动了援军。二月十二日，红八、红九师乘沙洋援敌尚未到达之时，在竹根滩发起攻击，击溃岳口援敌独立三十七旅两个营，策口敌人被迫投降。从沙洋出动的敌第四十八师三个多团，十四日晨向张截港进攻。红九师予以阻击，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人后，主动撤往灰埠头。张截港、北黑流渡一线的敌人，在红军的军事压力下，相继退走，其他各处敌人未敢轻举妄动。从二月四日到二月十四日的十天战斗中，红八、红九师共歼灭敌人三个营，并牵制了大量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减轻了敌军对洪湖苏区的威胁。

何成浚决定将湖北全境划为五个“清剿”区，并命国民党军第十军军长徐源泉负责“清剿”洪湖苏区，限三、四两月肃清。徐源泉受命后，确定“首先恢复应城、岳口间交通，后就应城至岳口的大道划为两区，抽十团以上兵力，同时分剿”。

根据上述计划，为打通皂市、天门间的交通，配合泗港、张截港之敌向渔薪河、灰埠头一带“进剿”，敌第四十八师一四四旅三月五日由皂市出动。因适逢大雨，即暂停于皂市以南之文家墩、李家场等处。红三军得悉后，决定歼灭该敌。遂令红九师从渔薪河，汉川独立团从蒋家场向文家墩之敌隐蔽接近，红七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以钳制敌人。经周密部署，红九师和汉川独立团于六日中午突然向敌军发起攻击，并很快突破敌人阵地，歼敌一部，占领了文家墩、杜家岭。敌旅长韩昌峻率残部退至胡家岭、坡湾一线，构筑工事，负隅顽抗。七日拂晓，皂市的敌军第一四二旅前往增援，当即被红七师及红九师一部击溃，被围之敌不敌红军攻势，战至当日下午，在飞机掩护下向东突围，溃逃中被红军全歼于方家咀、坡湖一带。此役，敌旅长韩昌峻以下两千余人被俘。泗巷、张截港等处的敌军闻风丧胆，纷纷向沙洋、岳口、天门一带撤退，敌人的“清剿”被粉碎。

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是红三军运用在长期作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抓住了敌人没有群众拥护，不了解红军情况，离开阵地不善打仗的弱点，利用雨天、黑夜隐蔽行动，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各个击破的战术，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发扬吃苦耐劳、英勇果敢、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所取得的。在出击襄北的战斗中，红三军共歼敌两个旅又一个团另六个营，缴获各种枪五千余支。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洪湖苏区的范围东西达五百余里，南北达二百余里，人口近三百万。文家墩战斗后，汉川独立团编人红七师，红七、九两师都扩充到三个团，红三军全军达一万五千余人，各种枪一万一千余支。洪湖各县均成立有警卫营或连，不少区、乡组织有三五十人的游击队，共有枪二千八百余支。洪湖根据地又建立了川阳、天汉、天潜、荆当、荆南、云孝①和钟祥、京山、应城等县的苏维埃政权。然而，这个本可继续发展的大好形势，因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各方面的影响，不久就开始向不利方向转化了。

① 这是湘鄂西党政领导机关根据当时斗争的需要分别在汉川、汉阳、天门、潜江，荆门、当阳、云梦、孝感的交界地区和荆门南部建立的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