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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到洪湖，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苏联人，一九三○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华）的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四中全会认为，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的方法遮盖了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全盘否定了一九三○年九月党为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而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全会认为李立三是“一贯的富农路线”，应坚决地无情地展开反富农斗争。会议还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认为“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因而“要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四中全会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为保障国际路线的执行，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反对三中全会、反对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和“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决定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和新的领导干部。在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夏曦等到了湘鄂西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夏曦到达洪湖。二十七日，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央代表机关——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此时，洪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正处在胜利反攻阶段，根据地人民在特委及联县政府的领导下，正在恢复和整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夏曦利用这一时机，开始贯彻和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四月十五日，在周逸群缺席的情况下，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批评湘鄂西党执行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错误，作出了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决定自下而上地改造湘鄂西的党组织。六月二十四日，又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为书记，杨光华、万涛、彭之玉为常委。不久，崔琪因病离职，杨光华代理书记。为坚持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按照新的“左”倾路线进行工作，中央分局还先后作出了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关于湘鄂西苏维埃政仅及群众组织问题、关于农民土地及反富农斗争问题、关于职工运动及关于兵运工作等决议。

通过上述会议，夏曦等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下，全盘否定了湘鄂西党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认为：“在政权工作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苏维埃工作”，“没有真正的苏维埃”①。把湘鄂西的土地革命说成是“富农路线”的，提出坚决与富农斗争是目前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任务，要求“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加紧反富农斗争”；而在反富农斗争的政策上，又混淆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确定把一切税收落在富农、资本家身上，完全免除贫雇农及城市贫民的负担。这些政策贯彻执行的结果，严重地侵犯了中农利益，破坏了同中农的联盟，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团结面，孤立了自己，并且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对苏区的各项工作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湘鄂西的红军和革命群众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同时，还为“左”倾路线的贯彻付出了重大代价。

① 见1931 年5 月10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之综合报告》。

洪湖军民为战胜水灾而斗争  红九师出击襄北

正当洪湖根据地进行各项恢复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一九三一年六、七月间，由于大雨连绵，江河湖泊水势猛涨，长江、汉水等河道的堤防相继溃决。国民党军乘此机会决堤水淹苏区，并枪击抢修堤防的群众，企图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洪湖根据地除华容东山等少数地区外，监利、沔阳、汉川、江陵等地深受水害，一片汪洋。在水灾和敌人围攻破坏的双重摧残下，根据地困难重重。灾区群众一部移往堤上，靠鱼、虾、野菜勉强维持生活；一部外出逃荒，至七月份，全区外出逃荒人口达七十余万，监、沔等县个别地区外逃人口多达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许多党员亦随群众一起逃荒，全区党员人数由三万余降到一万三千余人。不少工会、贫农团、赤色教导军、少先队等组织陷于涣散状态。因湖水不断上涨，芦林柴山被淹，敌人乘机“清湖”。洞庭特区游击武装连续在武岗洲、杨家荡等地遭受损失，难以坚持斗争，不得不撤回江北。

面对严峻的形势，久经锻炼的湘鄂西党组织、军队和广大人民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为战胜水灾和反对敌人水淹苏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党组织红军和游击队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武装掩护群众抢修堤垸，保护秋收的顺利进行，防止了敌人对苏区的骚扰。同时，还组织水上游击队，积极拦截敌人的粮食和物资。因江北到处是水，敌人不便行动，红九师即不断出击，筹措给养，以解燃眉之急。六月十二日，在普济观歼川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第三旅郭勋部二百余人，缴枪五十余支；二十九日在郝穴复歼该旅一个营，缴枪一百余支。七月在普济观重创郭旅第九团，缴枪三百余支；不久又歼灭了进入苏区扰乱的土匪四百余人。党组织还发动群众积极寻找蒿根、螺蚌、鱼虾等，以弥补食品之不足；同时组织群众造船捕鱼、抢种杂粮，开展生产自救，并号召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极力节约各项开支，与群众同甘共苦，渡过困难。

严重水灾，不仅给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也使红军和地方政府的供给十分匮乏。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困难和打破敌人的围困，八月二日，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规定“九师目前唯一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下，（在）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决定以红九师主力向襄北出击，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系在一起，并尽可能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同时，考虑红九师向北行动，有可能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湘鄂西临时省委又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派万涛同志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充三军政治委员。”①红九师主力，实际只是师直属连队和第二十六团，却要执行几项重大任务，足见任务是很艰巨的。该师的第二十五团则奉命留在苏区，应付突然情况。

万涛、段德昌根据分局和临时省委决定，八月十三日率红九师主力北上。途中，首先歼灭了周家矾、黄家场一线敌军；继又于十七日攻克沙洋，歼敌新三旅旅部及其第二团全部，共二千余人，击毙敌旅长徐德佐，缴获甚多。沙洋战斗后，以缴获的武器组成了第二十七团（实有三个连）。

留守苏区的第二十五团为掩护主力行动，八月十四日歼灭了直路河守敌，继又乘胜攻占了莲花寺进逼潜江城；八月十五日在杨家场歼灭新三旅一个营，据守潜江之敌弃城北逃。第二十五团于十八日占领潜江县城。二十四日，新三旅残部会合第三十四师一部进行反扑，第二十五团诱敌深入，并设伏于潜江城下，又歼灭其一部，从而巩固了胜利，恢复了潜江苏维埃政权。

由于湘鄂西党、军队和人民的一致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特别是红九师连续出击得胜，因而部分地解决了根据地的困难，为苏区人民最后战胜水灾、坚持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中央分局由于夏曦的错误领导，在救灾问题上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没收了富农的一切生产工具和粮食，又以惜贷为名平分了中农的粮食，严重地损害了中农利益。在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到灾民所到之处，不分贫富抢吃一空，致使许多基本群众的利益也受到了严重损害，还加剧了赤白对立，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① 见1931 年12 月1 日《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

反第三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九月初，湘、鄂两省国民党军为配合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利用江北根据地水灾严重，红军无暇南顾的机会，集中驻岳阳的第十九师，驻华容、安乡的新十一师，驻石首、调弦口的新七旅及反动团防、流窜于各地的反动分子组成铲共义勇队、割谷队等向华容东山根据地进行“围剿”（即洪湖根据地军民所指的第三次“围剿”）。当时在东山地区只有三百余人枪的游击队，在广大群众武装配合下，对敌人的“围剿”进行了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十分悬殊，敌人步步深入，游击队即掩护政府机关及部队群众突围转至江北。敌人全部控制东山各要点后，即开始大肆抢割稻谷、掠夺粮食财物，到处挖地拆屋、砍树伐木。群众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唐伯寅（敌第十九师团长）铲共，草木遭劫，马昆山（敌新十一师副师长）清乡，掘地三尺。”被抢掠运往岳阳、华容等地的稻谷有十余万石之多。敌人在大肆抢劫的同时，还一方面组织反动政权，采取“四家连坐”、“家族连坐”等方法强迫群众“反水”；一方面组织铲共义勇军、保卫团等反复搜山、清乡，大肆捕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仅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就在明碧乡屠杀五百八十人，不少人全家被杀绝。特别是对革命干部及红军家属，手段更为残忍毒辣。如塔市区矾湾乡工会主席刘曙堂被捕后，先被割去耳、鼻，然后挖眼、剐心，最后抛尸江中，并将其未满四岁的女儿用禾叉刺人肚中，挑起沿街示众。在这次“围剿”中，干部及群众被害者达一万余人。

为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争取恢复江南根据地，十月上旬，第二十五团根据省军委指示，会同原江南游击武装渡江进入东山，二十一日拂晓以突然动作歼灭了九佛岗之敌，接着又乘胜击溃了石华堰、毛家巷之敌，并跟踪追击至华容城东的状元街，共毙俘敌二百余人，缴枪百余支。二十三日，第二十五团又在烟墩、大王厂、三郎堰等地，向正在抢谷及残杀群众之第十九师及新十一师各一部进攻。因敌占据高地，拼命抵抗，激战二日未能将其歼灭。此次战斗红军伤亡较大，遂撤回江北，恢复江南苏区的意图未能实现。为了继续领导江南斗争，临时省委确定将石首、华容等县合并组成江南县，并划江北的监利县属尺八口、陶家市两个区作为江南县的后方基地，划洞庭特区归江南县领导；将东山游击队组成江南游击大队，由朱祖光任大队长，并以原监利县姜炳炎领导的游击队与之配合。到一九三一年底，群众又重新发动起来，江南苏区开始恢复，洞庭特区武装也发展到了三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