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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变和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湘鄂西工农群众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但是革命斗争并未因此而终止，农村中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城市里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步转到了农村。他们密切结合起来，顽强地领导着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且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为了准备暴动，湘鄂西地区的特委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大力恢复、整理了当地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员和革命群众中传达了省委的暴动计划，进行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组织精干人员成立暴动队或游击队，收集和添购枪支弹药；同时，加强了瓦解敌军的工作。

由于敌人疯狂实行白色恐怖，有些县的党组织遭受敌人破坏，难以及时恢复，因而湘鄂西各特区的暴动没有按预定计划同时发动而是陆续举行的。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有近二十个县先后暴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中间经历了秋收起义和旧历年关暴动两个高潮。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组织少数秘密武装配合农民，在沔阳南部的戴家场，捕杀了罪大恶极的土豪。接着沔阳东部、沔阳西部和沔阳、监利交界地区也掀起了暴动。暴动群众成批地处决豪绅、恶霸和反动官吏，分配他们的财产，焚毁田契，群众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党的秘密武装也迅速扩大，建立了游击队。在沔西的段家湾、新沟坝、拖船埠一带形成了一个斗争比较深入、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十一月下旬，游击队以一部潜入沔阳县城，一部在城外发动手持刀矛的农民，里应外合，攻克了县城，消灭了团防，镇压了反动县长和一些土豪劣绅，并从监狱中救出了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等数十人。随后，游击队撤离县城转到沔西地区，在当地起义农民和敌军工作者的配合下，袭击了监利县的新沟嘴，全歼当地团防，缴枪六十余支。此时，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余人，有枪八十余支，成为鄂中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九月，公安县委杨永祥、樊学赐领导的农民武装及部分团防武装，以及由澧州来到公安的邹资生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同县属六、七两区的三百余名农协会员发动了武装暴动。九月下旬袭击了江陵商业要镇弥陀寺，消灭团防一部，将缴获的大量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县城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展开了抗租、抗粮和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驻守沙市的国民党军第二军鲁涤平部不敢贸然行动，直至李、唐军阀战争结束，桂系军阀控制了局势后，才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进攻。面对强敌进犯，暴动武装退出了县城，在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六、七两区，依靠有利的群众和地形条件继续坚持斗争。这支武装以后编成了鄂西特委领导的游击队。

除沔阳和公安暴动外，秋收起义期间，相继举行暴动的还有华容、石首、当阳、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几支人数较少的游击队，如李兆龙、吴仙洲领导的石首中心县委的游击队，程克纯领导的枣阳游击队等等。

在秋收起义快要结束的时候，两湖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了年关暴动。咸丰、宣恩、慈利、石门、长阳、松滋、江陵、石首、南县、华容、监利等县，都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群众斗争，其中监利、华容、石首一带的暴动，由于有周逸群、贺龙参加领导，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南昌暴动失败后，周逸群、贺龙转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去湘西北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周、贺等路过监利县境首先找到了由贺龙的堂弟、原南昌起义时第二十军的师长、共产党员贺锦斋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随后又与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取得了联系，决定参加他们正在组织的年关暴动，集中几支游击队，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一月底，吴仙洲领导的石首游击队和肖仁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先后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在监利的下车湾会合。这三支游击队共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编成三个大队，打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连续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百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以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和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二月中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进攻监利县城，因为守军在革命军进攻前夕突然增加了兵力，未能攻克。

攻打监利县城失利后，周逸群、贺龙召集有关领导人在石首县焦山河举行会议，研究继续暴动的问题。会上，对于行动方针是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周逸群、贺龙等宜留在鄂西坚持斗争。各路游击武装多系本县农民组成，一些人不愿远离乡土，加之集中起来攻打监利没有得手，一些游击队领导也主张分散回本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周、贺在上海时，中央曾明确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辟工作。指出在鄂西（指洪湖地区）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有鉴于此，会议决定把所有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周、贺等十余同志前往湘西北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湘西北地区组织武装，展开暴动。

湘鄂西地区持续了半年的武装暴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有力反击，坚定了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精神，有些县的党和群众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几块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建立了几支游击队，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当时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还缺乏斗争经验，由于党员和群众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怀有急切的复仇情绪，在暴动后期又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因而，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根据各地敌我力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的斗争方法，在一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县份，也冒险发起暴动，使得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遭到敌人的摧残；在暴动中采取了一些过“左”的作法，忽视分化敌人、争取中间阶层的工作，对土豪劣绅、地主及其家属杀戮过多，对其房屋烧毁过多，波及某些农民的生命财产，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县份没有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应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使游击队难以得到广阔的回旋空间与有力的群众支持；加之革命武装还不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以致当敌人大举反扑时，往往应付不当，遭受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叛变和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湘鄂西工农群众运动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惨遭杀害，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但是革命斗争并未因此而终止，农村中保留下来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城市里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步转到了农村。他们密切结合起来，顽强地领导着革命群众，坚持斗争。

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且号召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湖南、湖北省委制定了两湖暴动计划，确定以农民起义为中心，组织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为了准备暴动，湘鄂西地区的特委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大力恢复、整理了当地的党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党员和革命群众中传达了省委的暴动计划，进行了武装起义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组织精干人员成立暴动队或游击队，收集和添购枪支弹药；同时，加强了瓦解敌军的工作。

由于敌人疯狂实行白色恐怖，有些县的党组织遭受敌人破坏，难以及时恢复，因而湘鄂西各特区的暴动没有按预定计划同时发动而是陆续举行的。从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有近二十个县先后暴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中间经历了秋收起义和旧历年关暴动两个高潮。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中共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组织少数秘密武装配合农民，在沔阳南部的戴家场，捕杀了罪大恶极的土豪。接着沔阳东部、沔阳西部和沔阳、监利交界地区也掀起了暴动。暴动群众成批地处决豪绅、恶霸和反动官吏，分配他们的财产，焚毁田契，群众组织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党的秘密武装也迅速扩大，建立了游击队。在沔西的段家湾、新沟坝、拖船埠一带形成了一个斗争比较深入、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十一月下旬，游击队以一部潜入沔阳县城，一部在城外发动手持刀矛的农民，里应外合，攻克了县城，消灭了团防，镇压了反动县长和一些土豪劣绅，并从监狱中救出了沔阳县委书记娄敏修等数十人。随后，游击队撤离县城转到沔西地区，在当地起义农民和敌军工作者的配合下，袭击了监利县的新沟嘴，全歼当地团防，缴枪六十余支。此时，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余人，有枪八十余支，成为鄂中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

九月，公安县委杨永祥、樊学赐领导的农民武装及部分团防武装，以及由澧州来到公安的邹资生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同县属六、七两区的三百余名农协会员发动了武装暴动。九月下旬袭击了江陵商业要镇弥陀寺，消灭团防一部，将缴获的大量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占领了公安县城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展开了抗租、抗粮和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的群众斗争。驻守沙市的国民党军第二军鲁涤平部不敢贸然行动，直至李、唐军阀战争结束，桂系军阀控制了局势后，才于一九二七年底开始进攻。面对强敌进犯，暴动武装退出了县城，在以陈祠桥为中心的六、七两区，依靠有利的群众和地形条件继续坚持斗争。这支武装以后编成了鄂西特委领导的游击队。

除沔阳和公安暴动外，秋收起义期间，相继举行暴动的还有华容、石首、当阳、荆门、枣阳、天门、汉川等县。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几支人数较少的游击队，如李兆龙、吴仙洲领导的石首中心县委的游击队，程克纯领导的枣阳游击队等等。

在秋收起义快要结束的时候，两湖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初组织了年关暴动。咸丰、宣恩、慈利、石门、长阳、松滋、江陵、石首、南县、华容、监利等县，都发动了不同规模的群众斗争，其中监利、华容、石首一带的暴动，由于有周逸群、贺龙参加领导，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南昌暴动失败后，周逸群、贺龙转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由他们组成湘西北特委，去湘西北地区组织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周、贺等路过监利县境首先找到了由贺龙的堂弟、原南昌起义时第二十军的师长、共产党员贺锦斋领导的一支游击队，随后又与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取得了联系，决定参加他们正在组织的年关暴动，集中几支游击队，给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一月底，吴仙洲领导的石首游击队和肖仁谷领导的鄂中游击队，先后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在监利的下车湾会合。这三支游击队共有五百余人、三百多支枪，编成三个大队，打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连续战斗，攻克了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多股团防和土匪武装，缴枪百余支，并镇压了一批土豪劣绅，有力地配合了南县、华容、石首、江陵、公安、监利、沔阳等县的暴动。在这些暴动中又组成了以陈香波领导的江陵游击队和屈阳春领导的另一支石首游击队。二月中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进攻监利县城，因为守军在革命军进攻前夕突然增加了兵力，未能攻克。

攻打监利县城失利后，周逸群、贺龙召集有关领导人在石首县焦山河举行会议，研究继续暴动的问题。会上，对于行动方针是上山（去湘鄂边）还是下湖（留在洪湖地区）有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周逸群、贺龙等宜留在鄂西坚持斗争。各路游击武装多系本县农民组成，一些人不愿远离乡土，加之集中起来攻打监利没有得手，一些游击队领导也主张分散回本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周、贺在上海时，中央曾明确指示组成湘西北特委到湘鄂边开辟工作。指出在鄂西（指洪湖地区）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有鉴于此，会议决定把所有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周、贺等十余同志前往湘西北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在湘西北地区组织武装，展开暴动。

湘鄂西地区持续了半年的武装暴动，给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有力反击，坚定了群众的革命意志，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精神，有些县的党和群众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开辟了几块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建立了几支游击队，取得了武装斗争的初步经验，为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然而，由于当时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还缺乏斗争经验，由于党员和群众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怀有急切的复仇情绪，在暴动后期又受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因而，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没有很好地根据各地敌我力量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的斗争方法，在一些党和群众工作基础比较薄弱的县份，也冒险发起暴动，使得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一点革命力量，遭到敌人的摧残；在暴动中采取了一些过“左”的作法，忽视分化敌人、争取中间阶层的工作，对土豪劣绅、地主及其家属杀戮过多，对其房屋烧毁过多，波及某些农民的生命财产，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有些县份没有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应地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使游击队难以得到广阔的回旋空间与有力的群众支持；加之革命武装还不会灵活地运用游击战术，以致当敌人大举反扑时，往往应付不当，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