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的春天－－－－王绍南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致使湘鄂西的反 围攻斗争归于失败，根据地丢了，红军也损失很大，弄得红三军连续转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环境进行休整补充。
领导上决定到鄂川边去打开一个局面，相机建立根据地。七师的一个团在红三军的先头去攻打四川的黔江县。l933年12月20日，从距黔江城还有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打起，边打边进。沿途打了三仗，总计行程一百二十里，到傍晚的时候打下黔江城，消灭了当地团防周化成都约一个团的兵力，使部队得到了一些枪弹和其他物资的补充。那时我们还不大量补充俘虏兵，只挑了百来人补到部队，其余都发给路费打发回乡了。我们还没有摆开做群众工作的摊子，四川敌人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就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只组织了一个鄂川边游击大队在那里活动(后来发展为鄂川边独立团)，部队就撤离了黔江。
1934年5月，我们又决定去打彭水，这次城也占了，并且消灭了川军一个营，当时军的首长很高兴，认为红三军可依据彭水为中心，把邻近的酉阳、黔江、秀山等处连接起来，开辟一块极有前途的革命根据地。如果计划实现，将出现一个很好的局面。但这计划被曾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夏曦否定了。他说：“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他命令红三军撤出彭水，西渡乌江去黔东。以后贺龙回忆那次撤出彭水的行动时感慨地说：“那是很可惜的事!”部队到黔东首先占领了沿河县。这里有周化成军一个营，但事先就闻风逃跑了。于是我们决定在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当然没有以彭水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好，但这里人民同样迫切要求革命，反动统治力量也较薄弱，在敌人暂时不能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利用这个安静的环境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尽是大山，交通闭塞，且背靠天险乌江，有利于我军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新的根据地是红三军全体人员的长期愿望，是革命的需要，黔东人民的需要。l934年5月底我们到沿河之后，黔东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放下行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
黔东这地方，山岳连绵，乌江直贯其中。封建剥削很厉害，广大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有“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根本不了解，开始人们听说红军来了，很多人都跑了。不仅地主、富农向县城里跑，甚至许多穷人也向山凹里逃。
多日来，红三军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不只一次地向部队讲话或召开干部会议，特别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贺总指挥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关政委也说：“我们要想在川黔边区站住脚，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现在，我们一到，群众都跑光了，这说明群众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也说明工作是要从头做起的。”于是调了军部一个一百多人的干部大队，另外还抽调了各师警卫部队的部分人枪，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分散到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秀山等地的各区乡去发动群众。
这样，有些跑出去的老乡们试探着回来了。我们就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纳税的政策；并打开土豪的粮仓，让群众背粮。开始时群众谁也不敢背土豪粮仓的粮，后来我们送上门去，有些老乡还是拒绝接受。我们又想了个法子：晚上部队把粮送到穷苦人的家里，或在天亮以前，将粮食袋放在他们的门口，老乡一开门，粮食袋便倒了进去，他们见没有人看见，便悄悄地把粮食藏起来。有时我们也把打仗缴获的布匹、衣服送给缺衣服的人。我们还帮助老乡们种田、挑水、修补房屋、喂猪，什么活儿都干。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这支军队的确与川黔军团防不同，办事公平，说话和气，因此消除了对我们的戒备，说我们是他们干人(穷人)的队伍，逐渐和我们亲近起来。他们能和我们谈心了。我们也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分得土地，不交租，不还债，不受压迫，不准剥削等斗争情况，把 他们说得心里热乎乎的。
沿河县有个市镇叫淇滩，我们刚去的时候，群众还不愿接近我们，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后来我们团结了一个长工，把党的政策对他讲清楚，他就联合了一些人，组织起一个贫雇农小组。有组织就有力量，他们向当地的地主、恶霸展开了斗争。不久，就以这个贫雇农小组为骨干，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在赶集的一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建立了一个乡工农民主政府。接着又组织了赤卫队。如此从点到面的发展，沿河及其他各县许多区、乡的工作普遍展开了。许多山村的贫苦农民，派代表找上门来，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成立政权和成立自卫组织，要闹革命，要闹翻身。
有了政权组织，群众觉悟提高了，我们军队打仗和行动就有了靠山，有了耳目。有一次，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两个团向我们进 攻，立刻就有人前来通风报信，相隔百多里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作好了准备，以逸待劳，敌人刚跨进黔东根据地，就被我主力军打垮了。残敌想逃跑，又被赤卫队、游击队截住，缴了枪。有了根据地，有了赤卫队、游击队，主力到边沿区去打仗就没有后顾之忧；打完仗可以回到基本区休整，伤病员分散在基本群众家里，草药土方有的是。这样士气旺，办法多，真是如鱼得水。
赤卫队的普遍建立，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斗争，我们部队成员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这些人员成份好，斗争热情高，他们来后，使部队得以补充壮大，提高质量，犹如获得新的血液一样。
为减少斗争的阻力，扩大革命力量，我们对某些开明的上层分子也进行了许多统战工作。这就使顽固的地主恶霸分子更加孤立，分化了他们的封建营垒。我们宣布：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我们，不再剥削人，都可以回来住。这样一来，许多逃到城里或外县去的地主、富农都回来了。还有一时摸不清我们政策的没有重大罪恶的地主，在城里没有收入而坐吃山空，正愁得慌，见到回根据地的地主、富农并没有什么事，便央求曾经给红军带过路或与我们有过通信关系的村里人，向我们说情，要求让他们回来住。我们觉得可以让这些人回来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就同意了。
对于无法争取、瓦解的反动势力，我们只得采取军事打击。沿河有个冉家祠堂的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廷，十分反动，造谣惑众，捕杀我们的人，还强迫群众为他守寨子。我们便以一部兵力加上游击队把他的寨子围起来，还在寨子外修了一道封锁土墙，一直围了一个多月，直围得他们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群众再也忍受不住了，就开了寨门拥出来。就这样把冉瑞廷的团防消灭了。这个打击，对瓦解、争取其他地主武装和为地主服务的“神兵”武装有很大的影响。
封建迷信的“神兵”武装，在黔东地区很多。其中有个别的“神兵”首领比较开明，红军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于是我们就派干部到“神兵”里去作下层工作，委任他们的首领(开明的首领)当司令，送驳壳枪给他们，还发钱和粮，结果把可以争取的“神兵”争取过来，改造成为红军特科大队。对始终抗拒我们的“神兵”，就用对付冉家祠堂的办法打掉。这样作，对于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有着直接的作用。群众的顾虑就是怕那些团防和“神兵”头子迫害他们，现在这些人投降的投降了，不投降的被打掉了，群众说：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顾虑。因此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为培养军队和政权干部，红三军领导机关还开办了地方工作干部训练班，这对建立根据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贯彻了正确的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军队全体成员都做群众工作，使群众解放了。军队既能作战，又能休整补充，也解放了。就这样，两个多月，军队即得到很大发展。由贺炳炎任师长的黔东独立师，就是从地方工作队发展起来的。初期，贺炳炎只带领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在沿河县属的上坝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月极度艰苦的工作，就猛烈发展成一个沿河独立团，继又扩编成独立师。其他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了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四个独立团，另外还建立了十个游击队。
1934年7月22日，在沿河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分配土地及建立地方武装等重要决议。
大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已有纵横各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这天，山村里喜气洋洋，红旗到处招展。回顾两个月前，红三军连续转战，没有休养生息的立足点的景况，对照现在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发展，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一下走向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到黔东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曲折的过程说明，胜败的关键在于有无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群众与发动群众的决心。
1934年10月，我们就在这块新建的游击根据地迎接了从湘赣根据地作战略转移来的红六军团。这时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接着，我们红二、红六两个军团就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奉军委命令，从黔东出发去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
黔东的春天
王绍南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致使湘鄂西的反 围攻斗争归于失败，根据地丢了，红军也损失很大，弄得红三军连续转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环境进行休整补充。
领导上决定到鄂川边去打开一个局面，相机建立根据地。七师的一个团在红三军的先头去攻打四川的黔江县。l933年12月20日，从距黔江城还有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打起，边打边进。沿途打了三仗，总计行程一百二十里，到傍晚的时候打下黔江城，消灭了当地团防周化成都约一个团的兵力，使部队得到了一些枪弹和其他物资的补充。那时我们还不大量补充俘虏兵，只挑了百来人补到部队，其余都发给路费打发回乡了。我们还没有摆开做群众工作的摊子，四川敌人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就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只组织了一个鄂川边游击大队在那里活动(后来发展为鄂川边独立团)，部队就撤离了黔江。
1934年5月，我们又决定去打彭水，这次城也占了，并且消灭了川军一个营，当时军的首长很高兴，认为红三军可依据彭水为中心，把邻近的酉阳、黔江、秀山等处连接起来，开辟一块极有前途的革命根据地。如果计划实现，将出现一个很好的局面。但这计划被曾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夏曦否定了。他说：“彭水面山背水，易攻难守，敌人打来难以应付。”他命令红三军撤出彭水，西渡乌江去黔东。以后贺龙回忆那次撤出彭水的行动时感慨地说：“那是很可惜的事!”部队到黔东首先占领了沿河县。这里有周化成军一个营，但事先就闻风逃跑了。于是我们决定在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当然没有以彭水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好，但这里人民同样迫切要求革命，反动统治力量也较薄弱，在敌人暂时不能举行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利用这个安静的环境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尽是大山，交通闭塞，且背靠天险乌江，有利于我军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新的根据地是红三军全体人员的长期愿望，是革命的需要，黔东人民的需要。l934年5月底我们到沿河之后，黔东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我们放下行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
黔东这地方，山岳连绵，乌江直贯其中。封建剥削很厉害，广大人民生活十分贫苦，有“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谚语。这里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根本不了解，开始人们听说红军来了，很多人都跑了。不仅地主、富农向县城里跑，甚至许多穷人也向山凹里逃。
多日来，红三军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不只一次地向部队讲话或召开干部会议，特别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贺总指挥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关政委也说：“我们要想在川黔边区站住脚，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是不行的。现在，我们一到，群众都跑光了，这说明群众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也说明工作是要从头做起的。”于是调了军部一个一百多人的干部大队，另外还抽调了各师警卫部队的部分人枪，组成了一支游击队，分散到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秀山等地的各区乡去发动群众。
这样，有些跑出去的老乡们试探着回来了。我们就以讲演、出布告等方式宣传不交租不纳税的政策；并打开土豪的粮仓，让群众背粮。开始时群众谁也不敢背土豪粮仓的粮，后来我们送上门去，有些老乡还是拒绝接受。我们又想了个法子：晚上部队把粮送到穷苦人的家里，或在天亮以前，将粮食袋放在他们的门口，老乡一开门，粮食袋便倒了进去，他们见没有人看见，便悄悄地把粮食藏起来。有时我们也把打仗缴获的布匹、衣服送给缺衣服的人。我们还帮助老乡们种田、挑水、修补房屋、喂猪，什么活儿都干。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这支军队的确与川黔军团防不同，办事公平，说话和气，因此消除了对我们的戒备，说我们是他们干人(穷人)的队伍，逐渐和我们亲近起来。他们能和我们谈心了。我们也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介绍老根据地群众分得土地，不交租，不还债，不受压迫，不准剥削等斗争情况，把 他们说得心里热乎乎的。
沿河县有个市镇叫淇滩，我们刚去的时候，群众还不愿接近我们，工作遇到一定的困难。后来我们团结了一个长工，把党的政策对他讲清楚，他就联合了一些人，组织起一个贫雇农小组。有组织就有力量，他们向当地的地主、恶霸展开了斗争。不久，就以这个贫雇农小组为骨干，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在赶集的一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建立了一个乡工农民主政府。接着又组织了赤卫队。如此从点到面的发展，沿河及其他各县许多区、乡的工作普遍展开了。许多山村的贫苦农民，派代表找上门来，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成立政权和成立自卫组织，要闹革命，要闹翻身。
有了政权组织，群众觉悟提高了，我们军队打仗和行动就有了靠山，有了耳目。有一次，贵州军阀王家烈派两个团向我们进 攻，立刻就有人前来通风报信，相隔百多里路，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作好了准备，以逸待劳，敌人刚跨进黔东根据地，就被我主力军打垮了。残敌想逃跑，又被赤卫队、游击队截住，缴了枪。有了根据地，有了赤卫队、游击队，主力到边沿区去打仗就没有后顾之忧；打完仗可以回到基本区休整，伤病员分散在基本群众家里，草药土方有的是。这样士气旺，办法多，真是如鱼得水。
赤卫队的普遍建立，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斗争，我们部队成员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这些人员成份好，斗争热情高，他们来后，使部队得以补充壮大，提高质量，犹如获得新的血液一样。
为减少斗争的阻力，扩大革命力量，我们对某些开明的上层分子也进行了许多统战工作。这就使顽固的地主恶霸分子更加孤立，分化了他们的封建营垒。我们宣布：地主、富农只要不反对我们，不再剥削人，都可以回来住。这样一来，许多逃到城里或外县去的地主、富农都回来了。还有一时摸不清我们政策的没有重大罪恶的地主，在城里没有收入而坐吃山空，正愁得慌，见到回根据地的地主、富农并没有什么事，便央求曾经给红军带过路或与我们有过通信关系的村里人，向我们说情，要求让他们回来住。我们觉得可以让这些人回来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就同意了。
对于无法争取、瓦解的反动势力，我们只得采取军事打击。沿河有个冉家祠堂的大地主兼团防头子冉瑞廷，十分反动，造谣惑众，捕杀我们的人，还强迫群众为他守寨子。我们便以一部兵力加上游击队把他的寨子围起来，还在寨子外修了一道封锁土墙，一直围了一个多月，直围得他们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群众再也忍受不住了，就开了寨门拥出来。就这样把冉瑞廷的团防消灭了。这个打击，对瓦解、争取其他地主武装和为地主服务的“神兵”武装有很大的影响。
封建迷信的“神兵”武装，在黔东地区很多。其中有个别的“神兵”首领比较开明，红军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条件，于是我们就派干部到“神兵”里去作下层工作，委任他们的首领(开明的首领)当司令，送驳壳枪给他们，还发钱和粮，结果把可以争取的“神兵”争取过来，改造成为红军特科大队。对始终抗拒我们的“神兵”，就用对付冉家祠堂的办法打掉。这样作，对于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有着直接的作用。群众的顾虑就是怕那些团防和“神兵”头子迫害他们，现在这些人投降的投降了，不投降的被打掉了，群众说：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顾虑。因此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为培养军队和政权干部，红三军领导机关还开办了地方工作干部训练班，这对建立根据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贯彻了正确的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军队全体成员都做群众工作，使群众解放了。军队既能作战，又能休整补充，也解放了。就这样，两个多月，军队即得到很大发展。由贺炳炎任师长的黔东独立师，就是从地方工作队发展起来的。初期，贺炳炎只带领了干部大队的一个班，在沿河县属的上坝做群众工作。经过一个月极度艰苦的工作，就猛烈发展成一个沿河独立团，继又扩编成独立师。其他各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了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四个独立团，另外还建立了十个游击队。
1934年7月22日，在沿河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分配土地及建立地方武装等重要决议。
大会开幕的时候，我们已有纵横各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这天，山村里喜气洋洋，红旗到处招展。回顾两个月前，红三军连续转战，没有休养生息的立足点的景况，对照现在游击根据地的初步发展，真有从严寒而沉寂的黑夜，一下走向阳光普照的春天的感觉。从失掉了革命根据地到黔东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曲折的过程说明，胜败的关键在于有无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无依靠群众与发动群众的决心。
1934年10月，我们就在这块新建的游击根据地迎接了从湘赣根据地作战略转移来的红六军团。这时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接着，我们红二、红六两个军团就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统一指挥下，奉军委命令，从黔东出发去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