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杨秀山
1934年5月至11月，红三军创造了黔东苏区。黔东苏区虽然只存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但它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有着特殊的意义。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并在湘鄂西全面推行，以及其它种种客观原因，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终于失败了。红三军自1932年8、9月间撤出洪湖根据地，到1934年4月创造黔东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根据地丢失了，部队转战到湘鄂边，进行无目的游荡，过着流浪的生活。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红军频繁行军打仗，减员不断，却无补充，队伍在一天天缩小。伤病员没有地方治疗，只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没医没药，物资也十分困难。再加上肃反扩大化仍在继续，干部继续惨遭杀戮。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解散了，政治工作没有了，一切都是行政命令。部队中的政治情绪很不好，许多同志谈论起洪湖苏区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形势，群众热情支援红军的鱼水深情和洪湖鱼米之乡，都留恋不已。“左”倾错误不仅使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就连军事工作也不能幸免。红军各级司令部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如红三军七师只有师长、参谋长和两个文书，参谋人员没有了，管理科只有几名副官和差遣以及两个写标语的同志。凡此种种，无不说明红三军此时已经濒临绝境。后来贺龙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红三军的情况是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党组织解散了，象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
严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感到，再这样游荡下去，就会断送革命，就会葬送红军。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毫无目的的游荡生活，尽快建立新的根据地。因此，1934年4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县十字路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了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定，计划红军首先进攻川东的彭水县，然后向酉阳、秀山、黔江等县发展，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彭、酉、秀、黔诸县位于湘、鄂、．黔三省毗邻之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而且人口较多，物产比较丰富，部队物资问题易于解决，还有不少贺龙同志所熟悉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地理条件上，山大壑多，便于隐蔽部队，具备创造苏区的较好条件。5月9日，红三军冒着大雨，从百里以外出敌不意地奔袭彭水县城，歼灭川军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红军如果按照十字路会议的计划，乘胜向前发展，很可能会打开一个很好的局面，创造新的苏区。但当部队准备进攻酉阳，开辟酉、秀、彭、黔苏区时，夏曦却说：“彭水前面临江，后面是大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好应付。”他令部队撤出彭水，西渡乌江，进入贵州东部地区。这样，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的决议便被轻率地抛弃了。创造新苏区的计划未能实现。
5月中旬，红三军到达贵州东部的石坪、婺川、水坝、德江县之口泉司，指向沿河县境。5月31日，红三军与驻守在这里的贵州军阀蒋丕绪部彭镇璞团的一个营接触于乌江西岸，敌人稍作抵抗后即退至江东。6月1日，红军东渡乌江，占领了沿河县城。
当时所指的黔东是乌江两岸、梵净山以北，即贵州的婺川、德江、沿河、松桃和四川的秀山、酉阳地区。贵州历来就有“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这里也不例外。山岳连绵，人口稀少，约二十万人。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极为严重，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苦。该地主要是产稻谷和苞谷，不产棉花，人民穿衣困难。交通不便，没有公路，也没有别的车道，只有崎岖不平的人行小道。运输全靠人挑肩背，大批牲口驮运的也很少。食盐、针线和布匹都靠外面很远的地方运来，农产品外运也十分困难。小商小贩不多，经济很不发达。唯一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是乌江，据说彭水经沿河可通思南，可是我们在沿河几次渡江乘坐的都是小船，没有大船，最大的船也只能渡五六十人。尽管如此，这些船只来往仍然给黔东地区的交通带来了很多好处。这里虽然没有共产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但人民勤劳勇敢，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有强烈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革命斗争精神。如沿河小井等地有个“神兵”团，六七百人，成员都是本地农民，其领袖人物冉少波是知识分子，正在进行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不能完全统治贵州，黔东虽然是他的势力范围，但他军队数量有限，战斗力不强，还要对付贵州其他军阀和湘西军阀陈渠珍，所以除反动政府、地主武装和团防外，当地没有重兵把守。在秀山县的南腰界有个地主武装，头子是冉瑞廷，有枪数十支，死守在冉家寨，算是最顽固的，后来也被我军消灭了。当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时，王家烈曾到黔西南与军阀犹国才协商共同“防共”，并令其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二、三、九等三个团进驻思南江口一线，以防止红军夺取铜仁，深入贵州腹地。但为了保存实力，怕被其他军阀消灭，对红军主要是防守。敌人的这些矛盾正好我们可以利用，对黔东苏区的创造和发展是有利条件。
6月19日，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开创黔东苏区，恢复红三军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会议还对夏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些都是当时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央分局作出了这些正确的决议，并将它们付诸行动，才使红三军结束了长达一年零六个月的游荡生活，重新走上发展道路。无疑，枫香溪会议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
会后，红三军恢复了政治部，选调了一部分政治干部来工作，由黄新远任主任，逐步配备了师、团的政治委员和连的指导员。开始恢复了党、团组织，将原来的党、团员进行调查登记。由于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原来是党、团员的同志产生恐惧和抵触经过许多艰苦细致的耐心劝导和说服教育，党、团员登记才得以完成，同时还发展了一部分新的党、团员。到9月间，红三军已经有二百六十七名党员和一百九十六名团员。在红军党、团组织的带领下，地方的党、团组织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此时，开创苏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贺龙、关向应强调了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还说，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吃够了，不能再吃下去了。于是，发动群众的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军政治部设有地方工作部，开办工作训练班。各师组织了宣传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苏维埃，平分土地等。各连有流动宣传队，分散到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秀山等地的各区乡去发动群众。还抽调了一百人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红三军到达贵州之前，于湖北宣恩县小河就开始筹备举办干部大队，先后挑选数十名骨干进行训练。枫香溪会议以后，为了适应开创新苏区的形势，干部大队的学员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学习两个月后毕业，学员被派到部队当干部，参加开辟和建立苏维埃工作。接着，第二期于部大队扩大到四百余人。
红三到达黔东以后，军、师、团都加强了军事训练，部队经常搞紧急集合，练战术。干部大队也抓得很紧，贺龙同志亲自讲射击学原理，讲技术和战术，学员在战术上从单兵学到班、排。作风培养也很严格，集合出操和队列训练等，一切行动都要求快，如出操，要求吹出操号音的过程中就站队，号音一完就报数。每天晚上借门板临时搭铺，就寝前十分钟开始搁铺，熄灯号一响就躺下睡觉。早上吹起床号就赶快起来，把门板还回原处，地打扫干净，简单的行李象战备一样捆好放好。在枫香溪、白蛇溪期间，开一顿饭五分钟，饭前要站一次队，饭后还要站一次队，相当紧张。因为一顿饭要站两次队，自然有的同志来不及吃饱饭，但也没有谁提什么意见。在枫香溪时，有一次集合干部大队稍迟一点，还受到贺龙同志的批评。当时虽然要求很严格，很紧张，但都觉得非常愉快，因为这样受到很大锻炼。
红军发动群众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部队每到一地就向群众进行宣传。有的群众开始对红军不了解，跑到山沟里去了，于是就派人上山找，动员他们回家。开始，一些胆子大的试着回来，其他看到先回来的人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便逐渐回来了。红军以口头宣传、出布告、写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的罪行，介绍湘鄂西根据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租，不还债等斗争情况。还打开土豪的粮仓让群众去背。开始有些地方的群众不敢背，红军就等天黑派人悄悄将粮送到群众家里。后来少数积极分子敢来背粮了，逐渐动员群众主动向地主斗争。红军还依靠严明的纪律赢得群众的信赖和称赞。红三军本来纪律就好，刚到贵州婺川地区时，夏曦同志起草了八条纪律，更加系统化了。记得其中内容有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骂群众，损坏东西要赔，不调戏妇女等。红军每到一地，秋毫无犯。住到群众家里，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主人不在，吃了他们的菜，就留个条子，给一些粮食或豆子作赔偿，借稻草打铺给捆好，借门板给上好，请房东同部队一起吃饭。此外还帮助群众种田、修补房屋、挑水、喂猪。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为他们干这么多好事，觉得这个军队确实与川、黔军阀不同，因此消除了对红军的戒备和疑虑，逐渐和红军亲近起来，对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也乐于接受了。
由于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接着开始组织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权，待各级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革命委员会就自动不存在了)，组织农民协会、雇农工会，还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妇女会等。在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豪绅的财产，实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如在白蛇溪乡分配土地时，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本乡地主、富农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等公共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盟，中农的土地不动(即不进不出)。看全乡土地共有多少，按肥瘠情况分成上、中、下三等，以土地和劳动力(青、壮年为全为半劳动力)统计，平均每人多少亩实行分配。记得白蛇溪乡是按全劳动力每人平均四亩半，半劳动力按四亩半的一半分配的。每人不足四亩半地的贫农，差肥补肥，差瘠补瘠。雇农工人也分得土地。凡分得土地的人都有上、中、下三种土地。在分配前还留出很少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用田，由全乡群众耕种，收获的粮食作为红军军粮。在分配土地时，全乡群众非常高兴，非常关心，自动参加丈田，讲公道话，评议哪些土地属于上、中、下，谁家应分到什么样的田，这样分配群众比较满意。谁分得土地，马上在田头插块牌子，上面写着“中田或上田几亩，分给X X X所有”。分配完之后，乡革命委员会发了土地证书。富农分的坏田(即下田)，地主没有分田。地主的房子也分配给没有房子的贫农和雇农所有，地主的农具、耕牛、家具等都按需要者公平地分配了。各地农民得到了土地等实际利益，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等各种革命组织异常积极。在不长的时问里，沿河、德江、印江、秀山等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
7月21日、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一百三十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依照土地法的原则在会上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苗家问题决议》，以及《肃反条例》等重要决议。大会还选举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朱绍田等八十人组成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其中三十二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政府。这样，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压榨的黔东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之前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黔东特委。
7月下旬，党中央的交通员到达黔东苏区，带来了党中央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央指示信着重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8月初，分局开会讨论了中央来信的指示和六届五中全会决议，通过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1932年1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检讨，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但事实上由临时中央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顶点，因此，中央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是不可能纠正湘鄂西中央分局长期以来执行的“左”倾错误的。但是却可以证明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同志在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方面，走得更远，“左”得更厉害，危害也更大。分局8月4日会议对“肃反”和“清党”问题开始有了初步认识。例如决议写道：“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和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还写道：“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们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 人人自危的现象。”正因为有了这一初步认识，进行长达三年之久 的错误肃反，才开始停止下来。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着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才开始减弱，党的威信才又重新高涨起来。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分配土地的开展，地方武装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了。红军刚到达黔东，立即抽调三百余人去组织地方武装。到6、7月间，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共一千五百余人。此外，还成立了十多个游击队，共四百余人。各村的赤卫队、少先队也普遍建立起来了，他们拿起梭镖、短刀、土枪、土炮，放哨守卡，盘查行人，自动捉拿反动分子。
红军还吸收了部分“神兵”。红三军的策略首先是接近他们，然后主要是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争取下层群众转变到革命这方面来。对冉少波的“神兵”团，红军联络他们，并派干部到“神兵”团去作争取工作，终于将他们吸收了，先是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后又将这个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这样，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黔东时期敌人军事行动比较少，这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又要保存实力，提防其他军阀的进攻，始终没有积极地进攻红三军。所以，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以后，只打过几次小仗，并且都取得了胜利。如8月l5日，与沿河敌傅恒中部之战；8月14日，与敌黔军廖师黎团之战；8月30日，与秀山敌杨卓保安团之战，还有印江县的木黄之战、沿河县淇滩之战等。
我们在军事上相对强大，．敌人军事力量薄弱，这种比较稳定的军事形势，保证了黔东苏区的创造和发展。到l934年9月，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秀山、酉阳各县地域，纵横二百里，人口约二十万，建立起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黔东大地一派生机勃勃。
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在黔东苏区这块新根据地迎接了从湘赣根据地作战略转移来的红六军团，两支部队会师于印江县木黄，接着又在秀山县的南腰界举行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这时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并进行整编，部队扩大，战斗力提高了。不久，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的统一指挥下，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从黔东出发去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大块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至此，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使命告终(经中央批准，夏曦被撤销原领导职务，调到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3月2日在长征途中牺牲)。二、六军团离开黔东苏区时，留下一个独立师巩固苏区，一部分伤病员也留在这里。不久敌人乘红军主力离开，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并占领了苏区各地。黔东独立师退到了梵净山。
黔东苏区时期虽然“左”倾错误没有根本改变，但黔东根据地创建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黔东苏区创建对克服“左”倾错误是个初步的进步。对于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红三军自1932年8、9月间退出洪湖苏区以后，基本是过着流动生活。队伍也急剧缩小，由在洪湖苏区兴盛时期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三万余人减少到三千三百多人。有了黔东苏区，便结束了这种状态，解决了不少困难。打了仗，伤病员有地方安置，还补充了一千多名新战士，队伍壮大了，政治情绪高涨，战斗力大大提高，尤其是肃反停止了，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使曾经一度陷于无党状态的人民武装又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工作的重大转变，使得红三军渡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黔东苏区，很难想象红三军是个怎样的结局，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更漫长更艰难曲折后才能发展壮大起来。无疑，黔东苏区的建立，为红三军从濒临绝境走向复苏、发展、壮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前进基础。在此期间，夏曦同志有了转变，肯于积极工作，为黔东苏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其次，黔东苏区的创造，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和川、黔军阀在黔东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对唤起群众的觉醒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有了黔东苏区，还为此后二、六军团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为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贺龙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谈到建立黔东苏区的意义时说的：“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从湘赣远征苦战途中，被敌人切成三段，损失相当严重。武器减少，人员疲惫，处境相当艰险，很需要有个地方休息一下。有了黔东苏区，才使六军团有目标，找到红三军。六军团五十团郭鹏、彭东才就是从敌人的一张报纸上知道红三军在印江县沙子坡一带活动而寻到印江的。会合以后，红六军团得到了短时的休息和整编，使两个军团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鼓舞。从此，两支红军队伍亲密团结，共同为恢复和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而斗争。
黔东时期，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开端，是红三军(二军团)和六军团历史的转折点，是新的胜利的起点。黔东地区工农兵苏维埃运动的功劳不可低估，它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杨秀山
1934年5月至11月，红三军创造了黔东苏区。黔东苏区虽然只存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但它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有着特殊的意义。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并在湘鄂西全面推行，以及其它种种客观原因，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终于失败了。红三军自1932年8、9月间撤出洪湖根据地，到1934年4月创造黔东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处于极端艰难困苦的境地。根据地丢失了，部队转战到湘鄂边，进行无目的游荡，过着流浪的生活。在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红军频繁行军打仗，减员不断，却无补充，队伍在一天天缩小。伤病员没有地方治疗，只能寄放在老百姓家里，没医没药，物资也十分困难。再加上肃反扩大化仍在继续，干部继续惨遭杀戮。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解散了，政治工作没有了，一切都是行政命令。部队中的政治情绪很不好，许多同志谈论起洪湖苏区轰轰烈烈的大好革命形势，群众热情支援红军的鱼水深情和洪湖鱼米之乡，都留恋不已。“左”倾错误不仅使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就连军事工作也不能幸免。红军各级司令部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如红三军七师只有师长、参谋长和两个文书，参谋人员没有了，管理科只有几名副官和差遣以及两个写标语的同志。凡此种种，无不说明红三军此时已经濒临绝境。后来贺龙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红三军的情况是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党组织解散了，象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
严酷的现实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感到，再这样游荡下去，就会断送革命，就会葬送红军。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毫无目的的游荡生活，尽快建立新的根据地。因此，1934年4月10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利川县十字路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了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运动的决定，计划红军首先进攻川东的彭水县，然后向酉阳、秀山、黔江等县发展，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彭、酉、秀、黔诸县位于湘、鄂、．黔三省毗邻之处，反动统治比较薄弱，而且人口较多，物产比较丰富，部队物资问题易于解决，还有不少贺龙同志所熟悉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地理条件上，山大壑多，便于隐蔽部队，具备创造苏区的较好条件。5月9日，红三军冒着大雨，从百里以外出敌不意地奔袭彭水县城，歼灭川军一个营，俘敌四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红军如果按照十字路会议的计划，乘胜向前发展，很可能会打开一个很好的局面，创造新的苏区。但当部队准备进攻酉阳，开辟酉、秀、彭、黔苏区时，夏曦却说：“彭水前面临江，后面是大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好应付。”他令部队撤出彭水，西渡乌江，进入贵州东部地区。这样，中央分局十字路会议的决议便被轻率地抛弃了。创造新苏区的计划未能实现。
5月中旬，红三军到达贵州东部的石坪、婺川、水坝、德江县之口泉司，指向沿河县境。5月31日，红三军与驻守在这里的贵州军阀蒋丕绪部彭镇璞团的一个营接触于乌江西岸，敌人稍作抵抗后即退至江东。6月1日，红军东渡乌江，占领了沿河县城。
当时所指的黔东是乌江两岸、梵净山以北，即贵州的婺川、德江、沿河、松桃和四川的秀山、酉阳地区。贵州历来就有“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这里也不例外。山岳连绵，人口稀少，约二十万人。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极为严重，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苦。该地主要是产稻谷和苞谷，不产棉花，人民穿衣困难。交通不便，没有公路，也没有别的车道，只有崎岖不平的人行小道。运输全靠人挑肩背，大批牲口驮运的也很少。食盐、针线和布匹都靠外面很远的地方运来，农产品外运也十分困难。小商小贩不多，经济很不发达。唯一的一条重要交通线是乌江，据说彭水经沿河可通思南，可是我们在沿河几次渡江乘坐的都是小船，没有大船，最大的船也只能渡五六十人。尽管如此，这些船只来往仍然给黔东地区的交通带来了很多好处。这里虽然没有共产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但人民勤劳勇敢，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有强烈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革命斗争精神。如沿河小井等地有个“神兵”团，六七百人，成员都是本地农民，其领袖人物冉少波是知识分子，正在进行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不能完全统治贵州，黔东虽然是他的势力范围，但他军队数量有限，战斗力不强，还要对付贵州其他军阀和湘西军阀陈渠珍，所以除反动政府、地主武装和团防外，当地没有重兵把守。在秀山县的南腰界有个地主武装，头子是冉瑞廷，有枪数十支，死守在冉家寨，算是最顽固的，后来也被我军消灭了。当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时，王家烈曾到黔西南与军阀犹国才协商共同“防共”，并令其第二旅旅长李成章率二、三、九等三个团进驻思南江口一线，以防止红军夺取铜仁，深入贵州腹地。但为了保存实力，怕被其他军阀消灭，对红军主要是防守。敌人的这些矛盾正好我们可以利用，对黔东苏区的创造和发展是有利条件。
6月19日，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开创黔东苏区，恢复红三军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会议还对夏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些都是当时极为重要的问题。由于中央分局作出了这些正确的决议，并将它们付诸行动，才使红三军结束了长达一年零六个月的游荡生活，重新走上发展道路。无疑，枫香溪会议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意义。
会后，红三军恢复了政治部，选调了一部分政治干部来工作，由黄新远任主任，逐步配备了师、团的政治委员和连的指导员。开始恢复了党、团组织，将原来的党、团员进行调查登记。由于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原来是党、团员的同志产生恐惧和抵触经过许多艰苦细致的耐心劝导和说服教育，党、团员登记才得以完成，同时还发展了一部分新的党、团员。到9月间，红三军已经有二百六十七名党员和一百九十六名团员。在红军党、团组织的带领下，地方的党、团组织也建立和发展起来了。
此时，开创苏区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贺龙、关向应强调了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还说，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吃够了，不能再吃下去了。于是，发动群众的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军政治部设有地方工作部，开办工作训练班。各师组织了宣传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苏维埃，平分土地等。各连有流动宣传队，分散到沿河、酉阳、印江、德江、秀山等地的各区乡去发动群众。还抽调了一百人参加地方苏维埃工作。红三军到达贵州之前，于湖北宣恩县小河就开始筹备举办干部大队，先后挑选数十名骨干进行训练。枫香溪会议以后，为了适应开创新苏区的形势，干部大队的学员一面学习，一面做群众工作，学习两个月后毕业，学员被派到部队当干部，参加开辟和建立苏维埃工作。接着，第二期于部大队扩大到四百余人。
红三到达黔东以后，军、师、团都加强了军事训练，部队经常搞紧急集合，练战术。干部大队也抓得很紧，贺龙同志亲自讲射击学原理，讲技术和战术，学员在战术上从单兵学到班、排。作风培养也很严格，集合出操和队列训练等，一切行动都要求快，如出操，要求吹出操号音的过程中就站队，号音一完就报数。每天晚上借门板临时搭铺，就寝前十分钟开始搁铺，熄灯号一响就躺下睡觉。早上吹起床号就赶快起来，把门板还回原处，地打扫干净，简单的行李象战备一样捆好放好。在枫香溪、白蛇溪期间，开一顿饭五分钟，饭前要站一次队，饭后还要站一次队，相当紧张。因为一顿饭要站两次队，自然有的同志来不及吃饱饭，但也没有谁提什么意见。在枫香溪时，有一次集合干部大队稍迟一点，还受到贺龙同志的批评。当时虽然要求很严格，很紧张，但都觉得非常愉快，因为这样受到很大锻炼。
红军发动群众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部队每到一地就向群众进行宣传。有的群众开始对红军不了解，跑到山沟里去了，于是就派人上山找，动员他们回家。开始，一些胆子大的试着回来，其他看到先回来的人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便逐渐回来了。红军以口头宣传、出布告、写标语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的罪行，介绍湘鄂西根据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租，不还债等斗争情况。还打开土豪的粮仓让群众去背。开始有些地方的群众不敢背，红军就等天黑派人悄悄将粮送到群众家里。后来少数积极分子敢来背粮了，逐渐动员群众主动向地主斗争。红军还依靠严明的纪律赢得群众的信赖和称赞。红三军本来纪律就好，刚到贵州婺川地区时，夏曦同志起草了八条纪律，更加系统化了。记得其中内容有不拿群众的一点东西，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骂群众，损坏东西要赔，不调戏妇女等。红军每到一地，秋毫无犯。住到群众家里，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主人不在，吃了他们的菜，就留个条子，给一些粮食或豆子作赔偿，借稻草打铺给捆好，借门板给上好，请房东同部队一起吃饭。此外还帮助群众种田、修补房屋、挑水、喂猪。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态度和蔼，为他们干这么多好事，觉得这个军队确实与川、黔军阀不同，因此消除了对红军的戒备和疑虑，逐渐和红军亲近起来，对红军宣传的革命道理也乐于接受了。
由于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群众迅速发动起来了。接着开始组织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权，待各级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革命委员会就自动不存在了)，组织农民协会、雇农工会，还建立了少年先锋队和妇女会等。在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上，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豪绅的财产，实行土地分配。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如在白蛇溪乡分配土地时，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本乡地主、富农的土地和祠堂、庙宇等公共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盟，中农的土地不动(即不进不出)。看全乡土地共有多少，按肥瘠情况分成上、中、下三等，以土地和劳动力(青、壮年为全为半劳动力)统计，平均每人多少亩实行分配。记得白蛇溪乡是按全劳动力每人平均四亩半，半劳动力按四亩半的一半分配的。每人不足四亩半地的贫农，差肥补肥，差瘠补瘠。雇农工人也分得土地。凡分得土地的人都有上、中、下三种土地。在分配前还留出很少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用田，由全乡群众耕种，收获的粮食作为红军军粮。在分配土地时，全乡群众非常高兴，非常关心，自动参加丈田，讲公道话，评议哪些土地属于上、中、下，谁家应分到什么样的田，这样分配群众比较满意。谁分得土地，马上在田头插块牌子，上面写着“中田或上田几亩，分给X X X所有”。分配完之后，乡革命委员会发了土地证书。富农分的坏田(即下田)，地主没有分田。地主的房子也分配给没有房子的贫农和雇农所有，地主的农具、耕牛、家具等都按需要者公平地分配了。各地农民得到了土地等实际利益，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等各种革命组织异常积极。在不长的时问里，沿河、德江、印江、秀山等县的各级苏维埃政权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
7月21日、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召开，一百三十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依照土地法的原则在会上通过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扩大红军及地方武装问题决议》、《优待红军家属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草案》、《关于苗家问题决议》，以及《肃反条例》等重要决议。大会还选举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朱绍田等八十人组成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其中三十二人为常务委员，正式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政府。这样，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地方军阀和土豪劣绅压榨的黔东人民，开天辟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之前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黔东特委。
7月下旬，党中央的交通员到达黔东苏区，带来了党中央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央指示信着重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8月初，分局开会讨论了中央来信的指示和六届五中全会决议，通过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1932年1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检讨，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但事实上由临时中央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本来是“左”倾冒险主义发展的顶点，因此，中央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是不可能纠正湘鄂西中央分局长期以来执行的“左”倾错误的。但是却可以证明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同志在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方面，走得更远，“左”得更厉害，危害也更大。分局8月4日会议对“肃反”和“清党”问题开始有了初步认识。例如决议写道：“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和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还写道：“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们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 人人自危的现象。”正因为有了这一初步认识，进行长达三年之久 的错误肃反，才开始停止下来。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着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才开始减弱，党的威信才又重新高涨起来。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分配土地的开展，地方武装组织也蓬勃发展起来了。红军刚到达黔东，立即抽调三百余人去组织地方武装。到6、7月间，先后成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黔东、川黔边五个独立团，共一千五百余人。此外，还成立了十多个游击队，共四百余人。各村的赤卫队、少先队也普遍建立起来了，他们拿起梭镖、短刀、土枪、土炮，放哨守卡，盘查行人，自动捉拿反动分子。
红军还吸收了部分“神兵”。红三军的策略首先是接近他们，然后主要是以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来争取下层群众转变到革命这方面来。对冉少波的“神兵”团，红军联络他们，并派干部到“神兵”团去作争取工作，终于将他们吸收了，先是编为黔东纵队，由红三军军部直接领导，后又将这个纵队和各县独立团合编为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少波任副师长。这样，红军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黔东时期敌人军事行动比较少，这是由于这一地区的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又要保存实力，提防其他军阀的进攻，始终没有积极地进攻红三军。所以，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以后，只打过几次小仗，并且都取得了胜利。如8月l5日，与沿河敌傅恒中部之战；8月14日，与敌黔军廖师黎团之战；8月30日，与秀山敌杨卓保安团之战，还有印江县的木黄之战、沿河县淇滩之战等。
我们在军事上相对强大，．敌人军事力量薄弱，这种比较稳定的军事形势，保证了黔东苏区的创造和发展。到l934年9月，黔东苏区拥有印江、德江、沿河、松桃、秀山、酉阳各县地域，纵横二百里，人口约二十万，建立起了十七个区革命委员会，一百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黔东大地一派生机勃勃。
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在黔东苏区这块新根据地迎接了从湘赣根据地作战略转移来的红六军团，两支部队会师于印江县木黄，接着又在秀山县的南腰界举行盛大的会师庆祝大会。这时红三军又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并进行整编，部队扩大，战斗力提高了。不久，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的统一指挥下，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从黔东出发去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大块革命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长征。至此，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使命告终(经中央批准，夏曦被撤销原领导职务，调到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936年3月2日在长征途中牺牲)。二、六军团离开黔东苏区时，留下一个独立师巩固苏区，一部分伤病员也留在这里。不久敌人乘红军主力离开，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并占领了苏区各地。黔东独立师退到了梵净山。
黔东苏区时期虽然“左”倾错误没有根本改变，但黔东根据地创建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黔东苏区创建对克服“左”倾错误是个初步的进步。对于红三军来说是万分必要的。红三军自1932年8、9月间退出洪湖苏区以后，基本是过着流动生活。队伍也急剧缩小，由在洪湖苏区兴盛时期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三万余人减少到三千三百多人。有了黔东苏区，便结束了这种状态，解决了不少困难。打了仗，伤病员有地方安置，还补充了一千多名新战士，队伍壮大了，政治情绪高涨，战斗力大大提高，尤其是肃反停止了，恢复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使曾经一度陷于无党状态的人民武装又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些工作的重大转变，使得红三军渡过了建军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黔东苏区，很难想象红三军是个怎样的结局，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更漫长更艰难曲折后才能发展壮大起来。无疑，黔东苏区的建立，为红三军从濒临绝境走向复苏、发展、壮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前进基础。在此期间，夏曦同志有了转变，肯于积极工作，为黔东苏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其次，黔东苏区的创造，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和川、黔军阀在黔东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对唤起群众的觉醒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有了黔东苏区，还为此后二、六军团恢复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为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如贺龙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谈到建立黔东苏区的意义时说的：“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从湘赣远征苦战途中，被敌人切成三段，损失相当严重。武器减少，人员疲惫，处境相当艰险，很需要有个地方休息一下。有了黔东苏区，才使六军团有目标，找到红三军。六军团五十团郭鹏、彭东才就是从敌人的一张报纸上知道红三军在印江县沙子坡一带活动而寻到印江的。会合以后，红六军团得到了短时的休息和整编，使两个军团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鼓舞。从此，两支红军队伍亲密团结，共同为恢复和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而斗争。
黔东时期，是红三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开端，是红三军(二军团)和六军团历史的转折点，是新的胜利的起点。黔东地区工农兵苏维埃运动的功劳不可低估，它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