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岩塘阻击战－－－－范忠祥
1932年9月，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被迫撤离洪湖苏区的红三军，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到达地处湘西的桑植、龙山、永顺、大庸、慈利一带活动。
当时，我在红三军七师十九团三连一排当排长。这个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洪湖地区的贫苦农民，在贺龙、周逸群同志的领导下曾经参加过保卫洪湖苏区，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的大小战斗。这支部队的党团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但自从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以来，在红军关，致使大批干部被诬害，党政工作陷于停顿状态，部队几乎濒临绝境。
由于当时敌强我弱，红三军又丧失了洪湖根据地，部队遭遇到种种不堪想象的困难。转战一年多，远征七千里，战士们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行军，天天要打上几场硬仗。弹药消耗殆尽，每支枪只剩下两三发子弹，伤员增加，士气低落，部队大量减员。当时，一个团实际上已缩小到只有三四个连队。部队于1934年2月初到达龙山县龙家寨时，时值严冬，全军仍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草鞋。尽管这样，困难和挫折也没有动摇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念，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把革命坚持到底。
2月上旬，我们在龙家寨过完年后，部队转移到了龙家寨附近的小镇茨岩塘。还没有进行很好休整，湘西军阀国民党新三十四师陈渠珍部几个旅就从桑植方向向我压来。不久，我们接到布防的命令，二十团担负茨岩塘两侧的防守任务，我们十九团在正面茨岩塘山谷阻击敌人。团长覃耀楚亲自把最艰巨的任务，坚守茨岩塘山谷的制高点教子崖口交给了我们三连。
天将拂晓，连长顿星云在阵地上临时召集我们几个排长、班长开会。他说：“这次任务很艰巨，敌人很快就到，要马上修筑工事，子弹不够就多准备些石头，砸也要把敌人砸下去!”会后，全连同志马上就干开了。因为工具少，时间紧迫，大家只好挑大石头垒在阵地前面，这样既可以隐蔽，又能在没有子弹时即时用上。刚刚干了半个多小时，天才蒙蒙亮，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到了。由于教子崖口地势险峻，又是敌人进攻茨岩塘的必经之地，因此战斗一开始，敌人就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向我连阵地冲来。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一面冲，一面乱喊乱叫：“杀!捉活的!”只见满山坡灰朴朴的一大片，象蚂蚁一样。而我连阵地上却一片沉寂。那时候，我们弹药非常缺乏，每支步枪只有几发子弹，手榴弹也很少，只好等敌人走近点再打。敌人很快向我前沿逼近，越走越近，于是全连的步枪响了。在猛烈射击下，敌人嚣张的冲杀声立时变成了凄厉的哭叫声，片刻就丢下四十多具尸体，从山坡上滚跌下去。战斗间隙，战士们纷纷跳出掩体，把敌人死尸上的枪和子弹捡了回来，准备迎击敌人的再次进犯。
一会儿，敌人又开始打炮。这次敌人又调上来一个营，分三个梯队，拉开距离缓慢地向我连阵地前推进。这时，覃团长带着通信员从侧面的二连赶来了。他大声喊着：“同志们!一定要顶住!”正喊着，敌人的先头连已爬到阵地前面，顷刻间我们又开火了。敌人象发了疯似的，先头连被打下去了，另外两个连又拥了上来。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十点，我们的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了。一排、二排立即跳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肉搏。刹那间，兵器的撞击声、战士们的喊杀声和敌人的嚎叫声响成一团。战士们用石头砸，枪托劈，砍得敌人血花四溅，抱头鼠窜。我们排有个大个子战士，是湖北石首人，平时很爱开玩笑，他一人就用枪托砍倒了十几个敌人，最后自己也英勇牺牲了。还有个战士被敌人围住，他就拉响自己身上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场血战中，覃团长腿部负重伤，我们连的人员伤亡了一多半，但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敌人两次进攻没有得逞，又组织了第三次进攻。上午十一时许，敌人的后续部队在督战队的催逼下，又鼓噪着逼近我连阵地。当时全连只剩下四十多位同志，大家抱着一个共同的决心：“人在阵地在!”战斗开始不久，一部分敌人蜂拥着冲上了阵地，我们和敌人混战在一起，又展开了第二次肉搏战。肉搏中，我用枪托砍倒三个敌人后，正想帮助其他战友，突然左肩中了敌人的冷枪，一下子就昏死过去。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左肩骨被打断了，是战友把我救下来的。’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又被英勇的红军战士击退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斗中，全连只剩下连长一个干部和十二三个战士。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次战斗本来不应该跟敌人硬拚的。但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反对，在红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同意部队休息整顿，而一味地强迫红军不问断地进攻，与敌人拚消耗，致使红军的力量一天天缩小，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掉，这完全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而广大的红军战士们，为了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是问心无愧的!
战斗结束后，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派军卫生部长贺彪同志来我们师处理伤员及善后工作。重伤员大部分被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当时我听见战友讲，组织上也想把我寄养在老乡家中，但我坚决不干。因为那时部队到处转战，一天换一个地方，一旦离开队伍，再想赶上就很难了，就有可能离开革命。回家乡养伤则更不现实，在白色恐怖十分嚣张的情况下，回家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暗暗鼓励自己，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
第二天，部队离开茨岩塘向南转移。湘西的2月寒风刺骨，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一步一步地前进。山区人烟稀少，找不到粮食，一天也就勉强吃上一顿稀的，大家只得勒紧腰带硬顶着。吃苦，对红军来说本来是家常便饭，饿了，喝点水也就挺过去了。最使我痛苦的是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后伤口还未愈合，伤处只用碘酒擦了擦简单地包扎起来，经过风霜、雨水、汗水的腐蚀，又红又肿，痛疼难忍。但我们负伤的同志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大家互相搀扶着，鼓励着往前走。开头几天，由于伤口发炎溃烂，我和几个重伤员时常掉在后边，往往是大部队宿营很久了我们才赶到，休息不了多长时间又要出发。但我们咬紧牙关硬顶着。有一次，我发高烧实在拖不动步子了，卫生员赶上来对我说：“范排长，贺军长、关政委的马专门留在我们伤病员收容队，还特别交代，重伤员走不动的每天可以轮换着骑一二个小时。”边说边招呼一位牵马的小战士把马拉过来。我一看是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就猜到是贺军长的马。同志之间的友爱，官兵之间阶级兄弟般的情谊，顿时温暖了我的心，它象一条无形的链子，把红军战士的心连得紧紧的。我激动地对战友们说：“我可以坚持，一定能坚持到底!”
就这样，我带着重伤跟随部队每天行军一百多里，在黔鄂湘三省交界转战了半年多，直到1934年lo月间与红六军团会师于贵州印江的木黄，红三军才开始从危急的关头摆脱困境，化险为夷，重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
茨岩塘阻击战
范忠祥
1932年9月，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被迫撤离洪湖苏区的红三军，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到达地处湘西的桑植、龙山、永顺、大庸、慈利一带活动。
当时，我在红三军七师十九团三连一排当排长。这个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洪湖地区的贫苦农民，在贺龙、周逸群同志的领导下曾经参加过保卫洪湖苏区，粉碎敌人多次“围剿”的大小战斗。这支部队的党团员多，老战士多，战斗力很强。但自从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以来，在红军关，致使大批干部被诬害，党政工作陷于停顿状态，部队几乎濒临绝境。
由于当时敌强我弱，红三军又丧失了洪湖根据地，部队遭遇到种种不堪想象的困难。转战一年多，远征七千里，战士们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行军，天天要打上几场硬仗。弹药消耗殆尽，每支枪只剩下两三发子弹，伤员增加，士气低落，部队大量减员。当时，一个团实际上已缩小到只有三四个连队。部队于1934年2月初到达龙山县龙家寨时，时值严冬，全军仍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草鞋。尽管这样，困难和挫折也没有动摇红军战士的革命信念，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抱着这样的决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把革命坚持到底。
2月上旬，我们在龙家寨过完年后，部队转移到了龙家寨附近的小镇茨岩塘。还没有进行很好休整，湘西军阀国民党新三十四师陈渠珍部几个旅就从桑植方向向我压来。不久，我们接到布防的命令，二十团担负茨岩塘两侧的防守任务，我们十九团在正面茨岩塘山谷阻击敌人。团长覃耀楚亲自把最艰巨的任务，坚守茨岩塘山谷的制高点教子崖口交给了我们三连。
天将拂晓，连长顿星云在阵地上临时召集我们几个排长、班长开会。他说：“这次任务很艰巨，敌人很快就到，要马上修筑工事，子弹不够就多准备些石头，砸也要把敌人砸下去!”会后，全连同志马上就干开了。因为工具少，时间紧迫，大家只好挑大石头垒在阵地前面，这样既可以隐蔽，又能在没有子弹时即时用上。刚刚干了半个多小时，天才蒙蒙亮，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到了。由于教子崖口地势险峻，又是敌人进攻茨岩塘的必经之地，因此战斗一开始，敌人就集中一个营的兵力向我连阵地冲来。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一面冲，一面乱喊乱叫：“杀!捉活的!”只见满山坡灰朴朴的一大片，象蚂蚁一样。而我连阵地上却一片沉寂。那时候，我们弹药非常缺乏，每支步枪只有几发子弹，手榴弹也很少，只好等敌人走近点再打。敌人很快向我前沿逼近，越走越近，于是全连的步枪响了。在猛烈射击下，敌人嚣张的冲杀声立时变成了凄厉的哭叫声，片刻就丢下四十多具尸体，从山坡上滚跌下去。战斗间隙，战士们纷纷跳出掩体，把敌人死尸上的枪和子弹捡了回来，准备迎击敌人的再次进犯。
一会儿，敌人又开始打炮。这次敌人又调上来一个营，分三个梯队，拉开距离缓慢地向我连阵地前推进。这时，覃团长带着通信员从侧面的二连赶来了。他大声喊着：“同志们!一定要顶住!”正喊着，敌人的先头连已爬到阵地前面，顷刻间我们又开火了。敌人象发了疯似的，先头连被打下去了，另外两个连又拥了上来。战斗一直持续到上午十点，我们的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了。一排、二排立即跳出战壕和敌人展开了肉搏。刹那间，兵器的撞击声、战士们的喊杀声和敌人的嚎叫声响成一团。战士们用石头砸，枪托劈，砍得敌人血花四溅，抱头鼠窜。我们排有个大个子战士，是湖北石首人，平时很爱开玩笑，他一人就用枪托砍倒了十几个敌人，最后自己也英勇牺牲了。还有个战士被敌人围住，他就拉响自己身上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在这场血战中，覃团长腿部负重伤，我们连的人员伤亡了一多半，但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敌人两次进攻没有得逞，又组织了第三次进攻。上午十一时许，敌人的后续部队在督战队的催逼下，又鼓噪着逼近我连阵地。当时全连只剩下四十多位同志，大家抱着一个共同的决心：“人在阵地在!”战斗开始不久，一部分敌人蜂拥着冲上了阵地，我们和敌人混战在一起，又展开了第二次肉搏战。肉搏中，我用枪托砍倒三个敌人后，正想帮助其他战友，突然左肩中了敌人的冷枪，一下子就昏死过去。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左肩骨被打断了，是战友把我救下来的。’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又被英勇的红军战士击退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斗中，全连只剩下连长一个干部和十二三个战士。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次战斗本来不应该跟敌人硬拚的。但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同志的反对，在红三军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不同意部队休息整顿，而一味地强迫红军不问断地进攻，与敌人拚消耗，致使红军的力量一天天缩小，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掉，这完全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而广大的红军战士们，为了苏维埃政权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是问心无愧的!
战斗结束后，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派军卫生部长贺彪同志来我们师处理伤员及善后工作。重伤员大部分被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当时我听见战友讲，组织上也想把我寄养在老乡家中，但我坚决不干。因为那时部队到处转战，一天换一个地方，一旦离开队伍，再想赶上就很难了，就有可能离开革命。回家乡养伤则更不现实，在白色恐怖十分嚣张的情况下，回家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暗暗鼓励自己，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
第二天，部队离开茨岩塘向南转移。湘西的2月寒风刺骨，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一步一步地前进。山区人烟稀少，找不到粮食，一天也就勉强吃上一顿稀的，大家只得勒紧腰带硬顶着。吃苦，对红军来说本来是家常便饭，饿了，喝点水也就挺过去了。最使我痛苦的是左肩及背上神经被子弹打穿后伤口还未愈合，伤处只用碘酒擦了擦简单地包扎起来，经过风霜、雨水、汗水的腐蚀，又红又肿，痛疼难忍。但我们负伤的同志没有一个人愁眉苦脸，大家互相搀扶着，鼓励着往前走。开头几天，由于伤口发炎溃烂，我和几个重伤员时常掉在后边，往往是大部队宿营很久了我们才赶到，休息不了多长时间又要出发。但我们咬紧牙关硬顶着。有一次，我发高烧实在拖不动步子了，卫生员赶上来对我说：“范排长，贺军长、关政委的马专门留在我们伤病员收容队，还特别交代，重伤员走不动的每天可以轮换着骑一二个小时。”边说边招呼一位牵马的小战士把马拉过来。我一看是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就猜到是贺军长的马。同志之间的友爱，官兵之间阶级兄弟般的情谊，顿时温暖了我的心，它象一条无形的链子，把红军战士的心连得紧紧的。我激动地对战友们说：“我可以坚持，一定能坚持到底!”
就这样，我带着重伤跟随部队每天行军一百多里，在黔鄂湘三省交界转战了半年多，直到1934年lo月间与红六军团会师于贵州印江的木黄，红三军才开始从危急的关头摆脱困境，化险为夷，重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