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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秋，红三军被迫撤离洪湖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难的远征。部队长途跋涉于鄂豫陕川地区，行程七千里，绕了一个大圈子，粉碎了敌火的追堵拦截，于当年底到达湘鄂边的鹤峰、桑植地区。

其时，红三军损失很大，由原来的一万四千余人锐减为九千人左右，因连续征战，长途跋涉，军旅十分疲惫，弹药消耗殆尽，部队极需休整和补充给养弹药。当时正值四川军阀内讧，川军驻湘鄂边部队已全部西调，兵力空虚，湘西土著军阀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为保存实力，愿让出部分地盘与我“和平共处”。贺龙等红三军多数领导提出利用此时机，休整部队，再图发展。这个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夏曦不顾客观实际，认为这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坚决反对，强令红三军向陈渠珍部进攻。我军立足未稳，向陈部进攻失利，被迫一再转移。从此，开始了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区艰苦的游击战。

一

1933年春至1934年春，是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建军  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当时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崇山峻岭中的鹤峰、桑植、宣恩、恩施一带。在这偏僻山区，地少土瘠，人稀民贫，军队的给养、兵员的补充都极为困难。当地不仅有国民党部队、反动的保安团，还有土匪和封建武装。疲惫的我军时时可能与敌遭遇，经常处于行军作战的状态中。

几乎天天东方未晓部队就出发了，直到天黑才宿营。中午，在行军途中做饭吃，总是规定一个小时开饭完毕。行军所到之处，经常是人地生疏，老百姓对我军不了解。做饭要借锅灶、找柴火，这些都离不开老百姓的帮助。所以，行军一停下来，首先就是要做好群众工作。这样连做饭到吃饭完毕，一个小时是极为紧张的。就这样一点时问，往往还得不到保证。有时部队停下来，刚刚准备好锅灶要做饭了，敌人从后面追上来，我们只好马上转移。有时刚做好饭正要开饭，发现敌人，部队又要立刻出发。有时正赶上吃饭，还没有扒上几口，警戒哨上的枪响了，只好用布兜上饭赶快撤离。

部队在宣恩地区活动时，在一次行军途中，连部通信员给我们一排送来一个新战士。我看他衣衫褴褛，面有菜色，长得瘦弱矮小，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还是个孩子，就问他：“你还小嘛，为什么参加红军?”

“红军待人和气，大家有得饭吃。”

“家里还有什么人?”

“么子都没得了，我是逃荒要饭的。”

“有多大了?”

“十六岁。”

他瞪大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说，别看我矮小，我能行。

我把他分配到三班，发给一支俄国造步枪。他拿着枪看看，背上肩，快步跟上队伍。走了一段路，他渐渐有些跟不上了。这种俄式步枪比较重，不止七斤半。三班长看他十分吃力，就换了支轻些的套筒枪给他。又走了一段，他在行军行列中又拉出了距离。三班长叫他：“跟上，快跟上!”他不懂，还是拖着脚走。我赶过去告诉他，要紧跟前面的同志走。他点点头，赶了上去。过了会儿他才说，从昨晚起就没吃过饭，心里急着要跟上，就是腿没劲。我安慰他，再坚持一下，等部队停下来，就可以做饭吃了。

我们沿山路行进了大约二十多里，前面尖兵突然发现敌人，山路崎岖曲折，视线望不远，尖兵一发现敌人，双方距离已经很近了，部队来不及展开就打了起来。那时部队处于游击环境，在对敌作战中，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敌情不明，没有把握的仗是不打的。但在行军途中突然与敌人遭遇，前卫部队要掩护后续部队转移，就得阻击敌人。

在这次遭遇战中，我们前卫排首当其冲。山路狭窄，双方短兵相接，打得十分激烈。那个新战士还没有学会放枪，就遇上战斗，紧张得一时不知怎么是好，紧握着枪惊呆了。身旁的老战士一跃而起，把他按倒在地。敌人组织了一次又一次冲锋，火力很猛，向我们压来。我们坚守原地，顽强抵抗，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当接到撤出战斗的命令时，发现这个参加红军不到半天的新战士已经牺牲了。他连红军的一顿饭都没吃上，我们还来不及搞清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地区山多地少，寸土如金，所有好地都被地主霸占。当地人民生活异常贫困，终年辛劳，依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有的姑娘十多岁了还没有裤子穿，只好用块破布遮羞。青黄不接时，老百姓就到山上挖野菜，掘树根，剥树皮，充饥度日。有时常年在山上掘树根为生。可地主却用土豆、苞米喂猪。

我军每到一个地方，地主们常常早已席卷财物逃跑，把粮食、家畜等一切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已是困难重重。由于敌人的反共宣传，严密的保甲制控制着村村户户。我军初到时，群众不了解我们，常常跑兵上山，我们筹粮更是难上加难。时常断粮的红军，靠采集野菜、挖掘树根充饥。即使如此，我们每到一地，从不动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到地主家看看，希望能找到吃的。偶尔在地主家的猪食缸里找到一些准备喂猪的熟土豆。当时，能搞到这种土豆就很不错了，大家视为上品。但是不管是谁发现的，都自觉地不擅自拿来食用，而把土豆一个一个地分配给大家。那时，往往好些天也见不到一点粮食星子，分到一个熟土豆，觉得特别香，特别珍贵，用手捧着吃，连一点沫子都舍不得丢掉。有的同志实在饿极了，还没嚼出味儿，土豆就下肚了。见别人慢慢地吃，很是后悔。有时土豆少人多，每人连一个土豆也摊不到，就干脆用木棒把土豆捣烂，然后放锅里加些野菜一起煮，熬成土豆野菜糊糊，一勺勺地分给大家吃。同志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高兴地谈笑着：“今天打牙祭!”“这样做真好吃，比光吃野菜味道鲜多啦。”

尽管红军自己的生活如此艰苦，仍然时刻不忘群众，尽一切努力帮助穷苦百姓。有时，红军白天打了土豪，没收来的东西，乘夜晚悄悄送给群众。因为是游击环境，红军今天在这里，明天到那里，后天可能又再回来，推磨似的与白军兜圈子。白军在红军后面跟，红军在白军前面走。老百姓弄不清究竟是白军追红军，还是红军在赶白军。倘若红军白天送东西给群众，被地主知道了，红军走后，不仅东西被地主抢走，而且那些贫苦百姓全家都要受害。因此白天送东西，老百姓有顾虑，有些害怕，不敢收。为了使穷苦百姓既能得到利益，又免遭地主迫害，红军借夜幕掩护把东西送到老百姓家门口。只要一开门，东西就倒在他屋里了。我们还千方百计想办法帮穷人种地、挑水、修屋，什么活都干。

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反而处处为群众着想，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敌人也惊呼，红军“命令贯彻，士卒强悍，官兵享受一律平等，纪律之佳，出人意外”。“专擒军政税收人员及区团豪富教士，而于贫苦工农，失业游民，则给资增产，备极笼络，买卖公平，一般小商莫不大获其利。”“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贺老总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群众都知道红军是贺龙的部队，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劣绅闹翻身的，十分拥护红军。那时红军没有医院，伤病员寄放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甘冒风险，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伤病员，无微不至地照顾伤病员。等红军部队回来了，再送痊愈的伤病员归队。

二

战斗的艰险，生活中难以设想的困苦，都没有能难倒红军；但是，自从离开洪湖革命根据地之后，部队一直在动荡的环境中奔波，没有立足之地，人马越打越少，这一切，使大家十分怀念在洪湖苏区时火红的斗争生活。大家迫切希望建立革命根据地，养精蓄锐，有一天能够打回洪湖去，恢复洪湖苏区，为死难烈士、为父老乡亲们报仇。经过我军的努力，当时在这一地区已具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可是，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的夏曦同志，不顾现实斗争的残酷，不顾部队在艰难中更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反而在1933年3月中央分局的金果坪会议上，决定解散红三军和地方的各级党团组织，撤销红三军各级政治机关，使红三军成为一支没有党领导的部队。更有甚者，他继续坚持在洪湖就开始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以反“改组派”为名，错杀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随时有可能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有一次部队正在行军，路边上站着几个板着面孔的人，向我们排指指点点，我心里有不祥之感，但仍随部队向他们那边前进，将走近时，其中一个指着我说：“他就是排长!”

带头的那个脸露杀气，向我高喝一声：“你过来。”我心里一惊，走了过去，立刻有两人站在我背后，手里提着绳子，只等一声令下就绑人。看到这个架势，从他身边走过的战士都紧张地看着我。那带头的人问我：“你是排长吗?”

我说：“是。”

他“嗯”了一声，点点头，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魏天禄。”

他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又摸出张纸条看了看，转身与其他几个嘀咕：“恐怕不是这个排长吧?”这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指着后面行进过来的队伍，对带头的人说：“那个人也是排长。”于是，他们又立刻把那个排长叫过去，盘问一番后，把我放了，可后来那位排长却被他们当“改组派”捉了起来。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排长，不知他遭了怎样的厄运!

不仅如此，有时竟采用站队点名的方法任意捉所谓“改组派”。突然集合队伍，他们首先问：“谁是改组派?自己站出来!”队伍里鸦雀无声，更没有人站出来，于是拍拍衣袋，叫道：“我这里有名单，你不站出来，我也知道，快站出来!”这时，人们更紧张了，不知谁又要被当作“改组派”被捕了。共产党员比别人更提心吊胆，每次抓人，党员干部总是首当其冲。他们见还是没有动静，就开始点名抓人。被捕的人根本不知“改组派”是什么，就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一点到名，不容分说，下了枪就绑。眼看着终日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一个个被捕了，实在叫人无法理解，心里很难过，但谁也不敢讲话，倘若谁帮着说话，谁也就立刻成了“改组派”。

他们不但随便捕人，还随便杀人，不少优秀革命指挥员蒙冤被杀。贺龙曾义愤填膺地当面斥责夏曦“杀红了眼”。

有一天黑夜，关向应政委起来解手。他走出门，黑暗里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仔细一看，门口台阶下跪着一个人，边上站着两个拿大刀的。关政委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那两人回答：“杀改组派。”关政委俯下身一看，地上跪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关政委说：“这是个年轻娃娃呀，怎么会是改组派!我看不要杀了吧!”这样才救了那位年轻的战士。

在夏曦的错误领导下，第三次肃反、第四次肃反接连进行，他们刑讯逼供，随意株连，搞得人人自危，内部不安。因此，虽然我军经过数月的艰苦斗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以鹤峰为中心的根据地，但是红三军的处境并没有因此好转。l933年7月，湘鄂边“剿共”总司令徐源泉集中了十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初建的根据地进攻。由于敌强我弱，我军内部又极不安定，红三军迎战失利，被迫转移至宣恩、鹤峰边境。从此，红三军再次失去依托，开始游荡于湘鄂川黔边境。

三

处于游荡中的红三军，其艰难困苦更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那时，红三军已经没有红军服了，贺老总穿的也是便衣。这些便衣各式各样，颜色纷杂，有的同志穿的还是从洪湖根据地撤退时的衣服，补丁加补丁，成了百纳衣。因为仅有身上这一套衣服，没有替换的，也就无法洗衣服。下雨一身水，行军浑身泥。天晴，汗渍混着尘土粘在身上，久而久之，衣服失去了本色，身上虱蚤丛生，当时又没有条件洗澡，真正成了泥衣服、泥身子的泥人，一拍身上就会冒出一股股泥烟。晚上宿营时，我们总要设法燃起篝火。山里夜冷，我们围着火堆，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脱下衣服洗旱澡——搓搓胸，抓抓背，擦擦腿。尽管没有水，这样浑身上下搓擦一遍也觉得好过些。

我们的衣服很容易破损。连里每个班都备有个小针线包。衣服破了烂了，有布就打块补丁，没有布就用线缝缝继续穿。肩膀那一块与枪带摩擦，最容易破损，同志们就用子弹袋和米袋垫在肩膀那儿，以减轻对衣服的损坏。有时搞到一块布，那可成了宝贝，既想补衣服又想打草鞋。偶尔得到一块大一些的布，既舍不得补衣服、打草鞋，做衣服又不够，左比右划，可以缝两条裤筒。于是，拼拼凑凑地给短裤续上两个筒子，算是改作了长裤。别看这种长裤不好看，冬天能穿上，实在是很高兴的了，足以使穿短裤的同志羡慕。短裤接长说来容易，可是既要珍惜每寸布，又要接得合适，当时还真费了不少脑筋。因为我能缝缝补补，也帮助同志们改过一些衣裤，故战友们有时叫我“魏裁缝”。我那条接上裤筒的裤子后来又穿破了，补补纳纳一直穿到1934年。打 下了永顺城，部队的物资供给有了改善，才穿上了一条稍为象样些的裤子。

部队经常行军，鞋子极费。山区雨雪多，道路泥泞，加上冰碴与石子的磨损，有时一双草鞋穿不一天就烂了。特别是在山涧里行军，被水冲得圆圆的鹅卵石铺满涧底，淙淙细流交错其间，水湿草鞋，石磨鞋底，一双新草鞋，不上大半天就鞋烂底穿，无法再穿了。有的磨出了血，一步一片血迹；有的脚冻肿溃烂了，浓血与泥水粘在一起，走起路来疼痛钻心。即使这样，同志们仍然坚持跟上队伍。贺老总也和大家一样徒步行军，脚上也是一双草鞋。

山区的冬天来得早，数九寒天，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红三军指战员们仍旧穿着单衣，脚踏草鞋。部队在冰天雪地站队集合，大家心里都希望动作快一些，快集合，快出发。倘若集合动作慢，站队时间长了，朔风阵阵，寒气逼人，穿草鞋踏在冰雪里，冻得钻心刺骨。部队一出发，快步行军，不仅脚发热，全身也暖和了。但部队集合总得有些时间，这时指挥员就喊原地踏步，叫大家活动一下，以免冻坏了。

山中道路崎岖狭窄，有些路就开在悬崖峭壁上。道路的左右上下全是刀劈斧砍一样的崖壁，高高的两座山峰似乎就要碰撞，陡得直上直下的山路，看不见山底，只听下面流水声。就是天气晴朗的大白天，单人行走都得小心翼翼，若遇上两人交臂而过，就有失足跌下悬崖的危险。部队在这样的道路上行军，传达命令只好一个人一个人地前后传话或传递条子。这样既快又安全。大雪纷飞时，路面积雪覆盖，部队走过，积雪很快被踩成了冰砣砣，走上去一步一滑，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滚下悬崖。

行军途中，遇到这样的险处。前卫部队通过时自然走得慢了，后续部队只好逐渐停下来。部队一停，人立刻感到冷。这时大家就自动原地踏步，借以御寒。前卫部队通过险处后，行军速度正常了，可后续部队还要慢慢通过。这样，越是后面的部队，掉队越远。为了跟上队伍，通过险峻之处后，后续部队就要跑步，越是后面的，跑的路途越长。这样跑，全身都出汗了。头上的汗水、热气，和着口中呼出的团团白气，就象蒸馒头的笼屉开了盖似的。这时大家都红光满面，精神焕发。走热了口渴，同志们就随手抓把雪塞到嘴里，雪在嘴里化了，既清凉，又解渴，真比伏天里喝山涧里流出的清泉水的味道还要好。

环境艰苦，部队还经常在夜间行军。山区的夜晚有时特别黑，行军中前后看不到人。有时掉了队，自己往往还不知道。有一次晚上发现了敌人，部队连夜紧急集合立刻出发。天黑得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一脚踏进黑暗中就什么也看不清，完全凭感觉摸索着前进，一晚上不停地走，也只走了十多里路。翻了座小山，就有很多人掉队，直到天亮才赶上。为了防止夜间行军掉队，便于前后联系，保持行军间距，就用白布条、白毛巾或白纸条系在每个人背后，作为辨认的标志。那时夜间在漆黑的山路上走，只要看见前面隐约闪动着一点白，心里就踏实多了。

山区人烟稀少，有些地方相距很远才有一所茅屋，部队的宿营地因此很分散，布置的岗哨也就比较多。人少岗多，有时一晚上一人要站几班岗。站岗放哨时，天越黑，越要冷静。在漆黑的夜晚，哨兵要凭着敏锐的听觉仔细分辨各种响声，究竟是敌人来摸哨，还是自己人来换班或查哨。山区还有野兽活动的响声。因此要特别提高警惕，集中精力静听，稍有疏忽，就可能出危险。

山上有各种野兽，尤其是野猪很多，成群结队地活动，毁坏庄稼，伤害人畜。山里的老百姓在山坡上种了苞谷，野猪常来糟踏。老百姓既要保护庄稼，又怕野猪伤人，就用四根树干为柱搭一个高台，人在高台上看守着，用木棍或金属器件在高台上敲打出响声以吓唬野猪。听当地群众说，有一次野猪到地里吃苞谷，高台上的人用石头砸它，野猪发了狂，四根柱子被它咬断了一根，险些伤人。

在山区的夜晚站岗，十分难熬。冰雪腊月，身着一件单衫，在哨位上挺着让寒风吹，那风就象刀子似的，扎进骨髓里，不一会儿，人就冻木了。站完一班岗(往往是燃完一支香的时间)，手冻得连枪的机柄都打不开。下岗后进了屋子，先要烤火取暖，等前胸后背四肢慢慢复苏后才能睡觉。那时，红军没有被盖，就钻进稻草堆、苞谷壳里睡觉。在寒冷的长夜里，能钻进这样的草窝里睡觉，不透风，不受寒，已经觉得很不错了。有的地方连稻草、苞谷壳也没有，只好上山砍柴烤火取暖。冬夜漫漫，大家围着火堆，前胸烤得热乎乎的，后背却依然冷冰冰，实在难以入睡。

部队警戒除了设单哨、双哨外，有时还要放班哨或排哨。这种班哨或排哨都设在山卡上，四处无遮无掩，夜晚风特别大。为了哨位隐蔽，严防敌人袭击，保证部队驻地的安全，即使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同志们也不能烤火取暖。我们身着单衣单衫，挤作一团，相互拥得紧紧的，用各自的体温温暖着战友，严守哨位。在那些时候，是战友们之间相互赤诚热爱之心，把大家紧紧连在一起；是对于革命的忠贞与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使大家克服了种种艰难。

四

由于撤离洪湖时，夏曦丢失了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致使红三军在这一异常困难的时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是，经过党    的培养，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并经受了严酷战争考验的红三    军的同志们，团结在贺龙同志周围，革命斗志坚定不移。在行军的行列中，同志们虽然一个个两颊消瘦，头发蓬乱，衣衫破烂，可心里却燃烧着熊熊的革命之火。无论漫漫长夜多么寒冷，无论饥肠辘辘多么难熬，我们始终相信党，相信贺龙同志一定能领导红三军冲出险境，走向胜利。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被当作“改组派”错抓起来坐牢蒙冤受屈的同志，他们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可一旦打起仗来，发给他们枪，这些同志丝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在战场上英勇冲杀起来，有的同志还壮烈牺牲在战场上。正是这种革命精神与坚定信念支持着红三军，在这样艰难的游荡环境中，顽强奋战，苦苦拚搏。

1933年12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丰大村召开会议，决定了创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根据地。会议期间得到新情报：川军周化成部运了大批军火物资到黔江县城，城内守军只有周的少数部队。据此，会议决定红三军立即进军川东，首先占领黔江。

黔江县地处湘、鄂、川三省边界，县城是湘鄂两省进入川东南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川军阀、湘鄂川黔边区“会剿”总司令刘湘害怕红军入川，已先期命令其部队在川东南各地布防。敌人还在各地大办民团，扶植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严密控制户口。周化成为确保黔江无失，又在黔江东北边界增筑碉堡，在距黔江城六十里的大路坝、中坝地区部署了两道防线，妄图阻止红军入川。

12月20日，红三军军部向红七师下达了奔袭黔江城的命令。队伍迅速集合，师长首先向我们十九团讲话：“大村距黔江城一百二十里，命令你们团一天内赶到，相机夺取县城，为我军入川打开大门!”

当时我在红七师十九团一连当排长。我们受领任务后，立刻以急行军速度出发。同志们个个大步流星，翻山越岭，涉溪渡河，急急向前赶。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在道路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跑步前进。跑了一阵，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呼出的热气在眉毛上、鬓发上以及蓬乱的胡子上结成了白霜。

我们排有个来自房县的战士，本来有病，身体虚弱，日常行军都很吃力。这一次，为了跟上队伍，打上仗，他强忍痛苦往前跑，一面跑，一面喘着粗气，汗水顺着他暗灰色的脸颊不停往下淌。待到队伍停止跑步，进入难行走的地段，他还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为了隐蔽前进，部队有时在山涧里行军。山涧里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子，不时还有枯藤树丛挡路。我们踩碎石，攀巨岩，钻藤蔓，挥刀劈开丛树枝，连走带跑，马不停蹄地直奔黔江。

在大路坝，有一个区队的敌人与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我军仍不停地向前赶，队伍在运动中展开，成钳形飞快地向敌人扑上去。敌人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一片慌乱，分不清东南西北地乱开枪。我军以凌厉的攻势，三下五除二就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全歼了这个区队。

部队到中坝时，排里的那个房县战士脸色灰白，呼吸急促，行走也有些摇摇晃晃，但他仍在跑。赶到敌人设置的第二道防线中坝时，敌人早已闻风而逃。这时，那位房县的战士再也跑不动了。他用手抓扯着衣领，向前冲出两步，猛地摔倒在地上。待我们赶过去扶起他时，只见他口里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不一会儿就牺牲了。牺牲后，他依然瞪大的双眼望着前方。眼睁睁看着战友倒在自己怀里，我们心里十分难过。但军情紧急如火，我们没有时间悲伤，只能把这一切压在心底，化作杀敌的怒火。

就这样，我们一天急行军一百二十多里，冲破了敌人两道防线，终于在傍晚时赶到黔江城外。大家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嘴里冒出的阵阵血腥味，立刻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黔江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发起进攻。

敌人做梦也没有料到红军会突然兵临城下，更没有想到他们还未看清红军，红军已经攻到了面前。其时暮色苍茫，敌人弄不清红军究竟有多少，只听得枪声四起，爆炸声隆隆，杀声震天，仿佛千军万马到了黔江。敌人仓促应战，阵脚大乱，毫无斗志，阵地很快被我军突破。我军势如破竹，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从三面冲进黔江城。我们很快扫清了溃敌，占领了黔江城。

这一仗歼灭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周化成率残部向彭水方向备，改善了给养。我军占领黔江后，发动群众打土豪，捕杀了警察局长和大恶霸地主。红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拥护，七天内就有数百人加入红军。红三军占领黔江，威镇川军。刘湘接报后，江反扑。红三军主动撤离黔江，转移至咸丰之活龙坪一带活动。

五

部队在湘鄂川黔边长期处于流动状态，至l934年4月，红三军由1932年底到达湘鄂边时的九千人锐减为三千人。

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离开洪湖革命根据地一一年多，为什么越走路越难?为什么越打人越少?为什么根据地一再建立不起来?如此无目的地游荡，究竟会将红三军引向何方?面对这种情况，贺龙同志提出：“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1934年6月，中央分局在沿河之枫香溪召开会议，多数领导坚决反对继续无目的游荡，主张在红三军中重建党团组织，恢复部队的政治机关，迅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夏曦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准备进行的第五次“肃反”停止了。会上，作出了创建黔东根据地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决议义。会后，红三军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整顿部队，重建党、团组织，恢复政治机关。终于，红三军又恢复了军政治部，配备了部分团的政治委员和连指导员，重新建立起党团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这时，党中央5月指示辗转传到了湘鄂川黔边。中央指示批评了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

由于抓“改组派”的印象实在深刻，所以，在刚刚开始重新登记党员时，有不少同志有顾虑。本来在取消党组织前是党员的，因为怕抓“改组派”，也没有搞清当时的情况，不敢去登记，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开始时我也未登记，后来张宏伦向我传达了枫香溪会议的精神，并进行解释说明，我才去登记，重新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之后，我调到红七师二十一团三连任指导员。

红三军当时所在的沿河县枫香溪一带，情况比较好。这里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横贯其中，西有乌江天险，北与四川酉阳、秀川接壤，东有梵净山为屏障，适合游击作战。这里的人民群众深受军阀、地主剥削压迫，极为贫苦，有着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又由于这一带地处两省交界，敌人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于我军尽快开展工作。贺老总与关政委多次向部队强调创建黔东根据地，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一面对敌作战，一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群众工作。

由于“肃反”错误开始纠正，党团组织得到恢复，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红三军全体同志的努力，终于在这一地区打开了局面。l934年9月，已创建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阳五县地域的黔东苏区。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很大的一个转变。红三军结束了撤出洪湖苏区以来的游荡生活状态，部队得到了一定的休整补充，并为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