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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四中全会之后，“左”倾的临时中央连续向各苏区派遣中央代表，去改造党的各地方组织。一时，“钦差大臣”满天飞。很多地区所搞的肃反扩大化，就是这次“左”倾错误的产物。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l932年5月至l934年夏，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肃反扩大化，比其他地区、其他红军更为惨重。我亲身经历了这场浩劫，留下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1931年3月间，夏曦带着反右倾的使命由临时中央派到洪湖苏区，并于l931年3月27日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6月，将原特委改为湘鄂西临时省委。此时正值洪湖苏区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反攻时期，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正在恢复和整顿。夏曦同志下车伊始，就利用这个时机积极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夏曦来湘鄂西苏区之后，对情况了解并不多，就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下，根本否定了湘鄂西党组织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他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地方党、军队及各种群众组织的许多负责同志的反对。但是夏曦同志的错误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本来就以正确地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自居的夏曦同志，更加有恃无恐。他把万涛等批评过他的同志指责为“地方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主义者”、“阶级敌人”，然后就搞了一阵子反“地方主义”运动，这实际是为肃反埋下了祸根。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正在酝酿着。

在此前后，中央政治局“关于江西富田事变的决议”已传到了湘鄂西苏区。决议指出，这次暴动是“AB团”组织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决定：“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严厉地消灭AB团与反革命组织，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与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1932年春天，湘鄂西省委相继印发了<<关于鄂豫皖又获一伟大胜利告工农士兵书>>，提出“大家起来肃清改组派与反革命派别!”“争取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打倒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及罗章龙派等一切反革命派!”“肃清赤区内部暗藏的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组织!”等口号，在湘鄂西苏区大造声势。与此同时，党中央给湘鄂西分局发来肃反的指示，要求进行肃反。指示中，把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机会主义派别、两面’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并说在湘鄂西苏区内还隐藏着不少反革命派别，湘鄂西的党组织“还未开始有系统的大的破获”，“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肃反工作”。

这时，蒋介石正在部署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向湘鄂西苏区进攻的军队，共约有十余万之众，战局异常紧张。大敌当前，本应立即组织动员一切力量，英勇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苏区。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夏曦等同志并没有把反“围剿”作为中心任务，反而认为内部肃反是消灭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把肃反当作了“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任务。这就铸成了对敌斗争的方向性错误。

这时，夏曦等同志已经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迫不及待地要搞肃反，就剩下从哪里下手了。1932年5月问，红三军军部住在湖北省潜江县吴堰岭时，红八师的特务队长违犯群众纪律，杀老百姓的鸡和牛吃。中央代表把他捉来，经过拷问，他被迫承认了自己是改组派。几天后，又在襄北天汉县抓到一个国民党的侦探，叫张锡侯，他供出自己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并且与我军天汉县军事部和游击队的某些人有联系，准备5月18日在苏区暴动。中央代表轻信了这个口供，第二天就无辜逮捕了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红三军补充团团长罗汉等同志。经过严刑逼供，又捉了一批所谓改组派。此后，牵连面越来越大，由此而牵连到监利和沔阳两县的“反革命首领与组织”同时牵连到省苏维埃机关中之“反革命分子”，由红军中牵连到军校、列宁学校，继而又牵连到江陵、江南以至各县。于是，肃反运动便越发不可收拾，无休止地搞起来了。

二

从1932年5月起到l934年夏，肃反先后进行了四次，清党进行了一次，最后解散了党、团组织。

第一次，从1932年5月至8月，是在反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残酷战斗中进行的。在火线上，每个连队都要作报告，揭发改组派的活动以及破获的情形。战斗结束后，又召开“战士大会”、“党员大会”、“积极分子会议”，号召群众肃反，检举嫌疑人，号召自首。在苏区各机关也同样如此。这次肃反，规模最大，逮捕的人也最多，被害的不计其数。万涛、周小康、孙德清、柳克明、段玉林、胡慎己、罗汉等同志先后被害。由于在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加之夏曦执行“左”倾军事路线，我军没有打破敌人对襄北苏区的进攻，自己反而受了损失，战后由原来的四个师整编为三个师。

这次肃反，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赞赏和支持。中央1932年 8月5日给湘鄂西分局与省委的指示信中说：“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而且正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上，所以它在肃反工作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还告诫湘鄂西党组织，对于一些可疑的“反革命分子”不得敷衍了事。此时，由于我军屡战不利，洪湖苏区沦入敌手，红军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许多地方武装也被打散了。这次军事上的失败，本来是由于夏曦的错误所造成的，但是夏曦却归结为改组派捣鬼所致，是由于内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不彻底和对反革命之党的警觉性异常不够。”因此，他得到中央的支持后，不是全力组织反“围剿”，以挽救危局，而仍然把肃反当作中心任务。本来，夏曦同志已经向中央报了功，说“在一次肃反中，改派在红军中的组织系统(军委师委团委支部)差不多粉碎了”。现在却更加全力进行“肃反”了。我军退出洪湖苏区后，经河南、陕南、四川，又经湖北的巴东过长江，12月底到达鹤峰县，行程七千多里，中间只休息了两天半。沿途敌人又追又堵，我们经常被敌人追得溃不成军，非常狼狈，有一天跑了一百六十多里路。部队干部战士绝大部分家在洪湖地区，非常怀念洪  湖苏区。他们思想很不安定，情绪受到很大影响，不免要讲些不满意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积极地做部队的思想工作，安定军心。可是夏曦不但不这样做，反而把一些指战员不满意的话，当作改组派对红军的破坏，还说什么改组派分子“又增加了”，“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组派组织领导恢复起来”。他还无中生有地诬陷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等同志“计划将红七师拖走”。于是，夏曦在lO月间决定开始第二次肃反。这一次，是在部队向湘鄂边地区转移的长途行军中进行的，一直继续到行军结束，逮捕了许多同志。其中，除少数师、团级干部外，大部分是连级干部。湘鄂西军委参谋长唐赤英、红七师师长王一鸣等同志被害。

1932年年底，夏曦提出要在红三军中进行清党并继续肃反。贺龙等同志不同意他的主张，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他头脑发胀，根本听不进去。l933年1月13日，红三军占领桑植后，他未经湘鄂西分局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清党”，即重新登记、审查党员。

1933年3月，红三军退出桑植以后，转移到鹤峰、建始、巴东和宣恩边界地区，还剩下几千人。经过长途跋涉，部队十分疲惫。鞋袜、药品、弹药十分缺乏，连粮食、油、盐供应都异常困难。部队不但不能扩大，而且每天减员。广大指战员纷纷要求．“打回洪湖去”。夏曦把这些意见又当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煽动，甚至把在桃子溪向敌人两个团进攻没有打赢，也说成是改组派搞的阴谋，把广大指战员的“立即回洪湖去”的强烈要求，当作改组派的反动口号，诬陷段德昌等同志“分裂红军”，要把红九师“拖走”。据此，夏曦又进一步提出了继续肃反、解散党团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同志立即表示反对。特别在解散党和创造新红军的问题上，他们给夏曦以有力的驳斥。贺龙说：“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段德昌接着质问夏曦：“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宋盘铭跟着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夏曦对此极为不满。他虽然不敢马上宣布解散党，但仍然一意孤行，决定搞第三次肃反。于是，反对他的主张的段德昌等大批同志被捕。根据夏曦的指示，在金果坪开了所谓的公审大会，当场枪杀了段德昌、红三军参谋长沈自强和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吴玉堂等同志。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等原独立师中的大批干部也被害。

三次肃反后，夏曦在没有经过分局讨论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他的理由是，“改组派的第一个主要阴谋，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企图把共产党的组织腐化为国民党，因之湘鄂西苏区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旧的基础之上，改造队伍是无用的”，要“为重新建设布尔什维克党而斗争”。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估计。3月24日，他颁发了《关于红三军中国共产党员及青年团员清洗条例》。“条例”第一条是这样讲的：“在肃反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干部加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从此，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完全停顿。党员只剩下了四个人，即夏曦，贺龙、关向应和卢冬生。

5月间，第三次肃反刚刚结束，第四次肃反随之而来。这一次，又逮捕了许多人。九师政委宋盘铭同志和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同志被诬害。肃反一直延续到1934年夏天，使红三军濒临绝境。

肃反肃到这种地步，夏曦还不肯善罢甘休，又着手制定第五次肃反计划。由于贺龙等同志的坚决抵制，这个计划才没有实行。以上就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肃反及清党的大体经过。

三

肃反开始，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肃反委员会”。这个肃反的最高决策机关，却把贺龙排斥在外。红军和苏区各级机关重新整顿了政治保卫局。夏曦或某几个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只要说句话，就可以捕人、杀人。就是捕杀高级干部，他们也可以擅自决定，根本不经各级党委审批。

夏曦在分局讨论问题时，滥用所谓中央代表和中央分局书记、军委分会主席的最后决定权，独断专行，将红三军和地方党及政府各级干部几乎残害殆尽。

夏曦还把反对、怀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和肃反政策的同志，指责为“极不正确的右倾情绪”和“对肃反不坚决的机会主义观点”，并排斥出分局、军委分会、省委等组织，或者以嫌疑分子的罪名，剥夺委员们出席会议的正当权利。

这种独断专行的恶劣作风的盛行，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被封建的家长制、军阀主义所代替。后来连夏曦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肃反没有吸弓}广大群众参加，甚至干部也不敢发表意见，因之有命令代替了自下而上的自我批评与群众运动方式的倾向”，由于这种倾向的恶性发展，最后导致了解散党组织。

在肃反过程中，他们捕风捉影，怀疑一切。主观主义地认为，其他苏区有改组派，湘鄂西苏区也必定有改组派，以此作为重大行动根据，而不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

在定案时，不重证据，更没有法律程序，完全是苦打成招，凭口供捉人、打人、杀人。他们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地罗织了许多罪名，这些罪名简直是随心所欲的无稽之谈。可是，那时确有许许多多优秀干部为此含冤被害。

因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运动是从抓改组派开始的，而且有许多因这个罪名而被迫害的同志，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改组派。这里不妨谈谈改组派的由来。改组派是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于1928年成立的一个组织，全称叫做“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他们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主张恢复中华民国十三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国民党，实则是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到1930年下半年，这个组织已名存实亡。1932年1月蒋汪合作时，改组派最盛时期在全国也不过一万人，随即这个组织便烟消云散了。当年，虽然抓改组派闹得天翻地覆，我自己差一点被当作改组派而遭诬害，可是，改组派究竟是什么东西，我根本不知道。还是1960年后，我在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上看到上述的内容，才知道它的由来。而夏曦等同志在真正的改组派散伙之后，却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大批大批地制造改组派，岂不荒唐？”

除了改组派之外，夏曦还自吹在苏区和红军中“破获”了“第三党”、“托派”、“陈独秀派”、“瞿秋自主义者”、“罗章龙派”、“AB团”等“反动组织”。另外，还“破获”了一些所谓改组派的“附属组织”，“如那些人的老婆好打皮绊，即组织忘八委员会，好找爱人的就组织恋爱研究会，好吃东西的即组织斗争委员会或灾民团——(这种组织最普遍，因愿意参加吃东西者为多)，此外如荷花会、野猫会等等，利用各种各样的环境与玩笑有趣的事情，就弄出一种玩笑组织，但又没有明显的组织。”还有什么“弟兄团”、“喝茶会”、“并臂会”、“扇子会”、“麻花会”等等。凡是被说成这种或那种组织的成员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人被诬害。

这种错误的肃反政策又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纠缠在一起，致使许多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怀疑、不满意、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一概被当成阶级敌人，惨遭冤害。还有一些同志，在工作上、经济上和生活作风上有一些缺点、错误，如医疗事故，兵工厂的一些技术事故，贪污一些公款，浪费，违犯群众纪律，甚至仅仅是因为“把上级文件放在箱子里”，都被说成是改组派对党和苏维埃的破坏阴谋，罪名是“在群众中故意表现官僚腐化浪费，使群众不满意”。

从这种极其错误的肃反政策出发，扩大化愈演愈烈。对于夏曦等同志来说，已经达到了怀疑一切、草木皆兵的地步。夏曦到最后甚至怀疑起贺龙来了。贺龙回忆这一经过时气愤地说：“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秸，但夏曦同志还不断诬害人，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同志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夏曦当时下不了台。另一次是在竹林关。夏曦把我的警卫员的枪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的枪不下?’说着，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宁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夏曦说：‘胡子，不要生气嘛!’我说：‘生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夏曦连贺龙都怀疑，何况其他同志呢!

红三军中连以上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地方党、湘鄂西苏区区、县、省级干部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被打成了改组派。我还清楚地记得夏曦说过：“地方改组派最多，红军中改组派最多的是军校，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的百分之几，现在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还是要捉他!”这是夏曦大大缩小了的说法，他不但把活着的同志打成改组派，就是对在战斗中牺牲了的同志也不放过。湘鄂西党组织、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在湘鄂西地区有着崇高威望，为革命立

下丰功伟绩的周逸群同志，l931年5月已经在贾家凉亭的战斗中牺牲了。可夏曦仍不放过，把他和万涛一起诬蔑为红三军中改组派的“首领”，并说周逸群的牺牲是改组派搞的“假死阴谋”，他尚在人间为国民党策划对苏区的进攻。不难想见，肃反扩大化搞到了何等可悲的程度。

面对这种情况，不少同志理所当然地向夏曦提出疑问。如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谢觉哉就质问过他：“为什么许多出生入死创造红军、创造苏维埃的人忽然成了反革命呢?”夏曦以一种莫三名其妙的逻辑回答说：他们正是为了破坏红军才创造红军，为了破坏苏维埃才创造苏维埃!如果事实果真是这样，那么湘鄂西苏区用不着国民党调动许多兵力来进攻，老早就变成了白区，红军也早已成为白军了。正如贺龙所说：“这时部队草木皆兵，内部肃反，弄得人心惶惶，战斗力空前削弱。其实哪有那么多反革命?如果有，难道还不打夏曦、关向应和我么!”

四

从1927年起，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31年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曾经发展到三万余人，洪湖地区建立了十五个县苏维埃政权，革命形势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经过“左”倾错误路线搞的这场空前的浩劫，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以及“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军事路线，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了巨大的、无可弥补的损失，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红三军过了两年流浪生活，指战员在肃反中被杀的、被赶走的，再加上作战时牺牲的，受重伤、患重病后寄留在群众家里养伤的，人员剧减。师级干部在战斗中牺牲的只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人却被冤害在肃反运动中。由于各级干部被害，使我军失去了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骨干。l934年夏到达黔东时，只剩下了三千多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多。夏曦等同志搞垮了党组织、红军和苏区，实际上，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这里，引用一段在夏曦主持中央分局时期被提拔为湘鄂西省委书记的杨光华给中央的报告，引文虽然长些，而报告中也仅仅是第一次肃反时的情况，但可以看出肃反扩大化搞到了何种程度。报告中说：“地方和红军中所占的反革命分子，省委常委中有两个。执委中除了三个人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和其他省级机关中从组织部长到干事是清一色，宣传部过去几个部长都是的，发行部清一色，交通站除刘敖系嫌疑外，其余都是的。团省委、省总(工会)除书记外，其余大部分是的，省反(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省互(互济会)党团书记都是。红旗报馆编辑毛简青及大部分印刷工人都是的。省苏(苏维埃主席团)除一人外，其余都是的。宜昌特委、襄北特委全部都是。沔阳、江陵、汉阳、天汉、天潜县县委，潜江、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都是。江南(石首、华容、公安)监利县委除书记外，其余大部分是的。区委书记大部分是的。差不多每个支部都有了反革命组织。各县保卫局都是的。省保卫局过去的保卫局长及各科都是的。省军委参谋部七个科长都是的，政治部××嫌疑，军委分会医院三个院长、三个政治委员，医生占过半数，看护、伤兵有少数受影响，兵工厂厂长、政治委员，各县军事部长、游击队长大部分是的。”“我们在肃反过程中，解决了一个县委，他们又重新组织了一个县委。解决了一个区委，他们又重新成立一个区委。也有一个县破坏几个县委组织(此为多线式的方式)。从肃反开始，反革命分子也参加肃反，他们的办法是不断的以新分子来代替被捕的，保持他们的组织的最后存在。因此在这次肃反的过程当中，反革命的主要和次要首领，除少数几个人而外，其余都没有漏网。”夏曦还说过：“由于敌人进攻太快，洪湖苏区还有许多改组派来不及肃清，太可惜了!”在他们看来，真是改组派如麻。其实，这完全是逼供信和捕风捉影的结果。应当说，在当时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异常尖锐，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有可能混入或打人我党我军及地方政权内部从事破坏活动的。但是，这种反革命分子为数极少，因为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在国民党正居于绝对优势的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敌人大量打入是不必要的。而根据地的初创，却一定要有坚强、勇敢，不怕牺牲，并能深入、广泛联系群众的大批共产党员才能够取得发展，因而广大干部和群众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十分可靠的。夏曦等同志认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几乎百分之九十九都十分不可靠，这真是荒谬绝伦了。

这次肃反，损失是极为惨痛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一)主观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盛行，不搞调查研究，不讲实事求是。上级的指示，不管是否适合本地情况，不折不扣地照办，其他苏区的经验，不管本地区的情况如何，照搬照抄。其他地区抓了“反革命”，本地区就一定有更多“反革命”。具体的问题不做具体的分析，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对党和革命的利益危害很大。更严重的是，唯我正确，从个人恩怨出发，不同意自己的主张的，反对过自己的，一律当改组派诬害。这实际上就是进行极其残酷的肉体消灭的彻底打击报复，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恶劣作风。

(二)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了严重破坏。在“肃反中心论”的统治下，苏区和红军长期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党章、党规统统被践踏，党员、团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谁要是敢讲不同意见，就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杀头。因此，党内不同意见的讨论、党内的思想斗争都没有了。最后，连队军人大会、班务会都取消了，党内、军内的民主生活已经绝迹，剩下的就是夏曦同志的独裁专制。

(三)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大为下降。由于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抓、乱打、乱杀，把正常的党的会议、团的会议和群众团体的活动都诬蔑为改组派的阴谋活动。在肃反之后许多人不愿意入党，动员重新登记党、团员时，许多人回忆自己惨遭迫害的痛苦情景，痛哭流涕，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党、团员。他们说：“打仗不怕死，工作努力干，军政纪律一点也不犯，一心革命就行，要这个党籍找麻烦。”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如蔡久被平反后，就不愿恢复党籍。每次动员他，他就把两手伸出来，指着上边被绳子捆过的深深的伤痕，哭着说：“你们看，这还不是入党的下场，领导叫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就是再也不入党了。”以后，他当了营长，还是不愿意恢复党籍。直到抗战开始后，l938年在晋西北时，贺龙同志亲自动员他，他才放下心来，恢复了党籍。

(四)混淆敌我界线。在“左”倾冒险主义横行时，不论发生什么性质的问题，如一般违犯群众纪律，工作上的缺点，战斗指挥上的缺点，行军走错了路，生活上的缺点，甚至只是发生一点小事故，如机枪没打响，丢失了一个零件，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等等，都一律以改组派捣鬼的罪名而处理。当时，不分析，不研究，不加区别，似乎只存在一种矛盾，即敌我矛盾。这样一来，大量本来应该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的问题，都被当作敌我矛盾。其结果，必然是简单化、扩大化，制造许多冤案、假案、错案，使许多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这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党的领导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幌子，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实。那些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从来不懂也不需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客观决定主观；存在决定意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从“左”或右的方面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无限夸大敌人的力量，做了敌人的俘虏，不相信党组织，不相信人民群众，不相信苏区的政权和红军。从而极严重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彻底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彻底破坏了联合战线政策，不知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是唯我纯洁，唯我正确，施酷刑于同志，加刀斧于战友，使大好革命形势遭到了破坏。这也正是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导演的悲剧。

这些历史的沉痛教训，是一定要牢牢记取的。

五

1932年至l934年，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者夏曦同志全力执行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取消了党团组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基本上损失掉了。把一个大好局面葬送掉了。特别严重的是“肃反”扩大化，几乎将党政军各级干部诬害殆尽，也几乎使湘鄂西地区的革命力量，包括红军达到完全毁灭的境地。这一沉痛的教训说明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那么，为什么后来已经陷入绝境，濒临毁灭边缘的党组织、红三军，能够生存下来，并继续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坚持无比英勇顽强的斗争呢?这是因为：

第一、他们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党中央虽然犯了严重的错    误，但是党的性质未变，它毕竟还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坚持着土地革命的总方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着英勇的武装斗争。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指战员坚信党能够克服自己的错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第二、他们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受了冤屈的同志，被当成反革命，但却担负最艰巨的工作，打最危险的仗，宁肯牺牲都不叛变，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百折不挠，任劳任怨，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精神，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是最美好的。

第三、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支持党，帮助红军，他们与共产党休戚与共。党犯错误，人民痛心，党纠正了错误，人民放心。

第四、部分党的领导者及其他党员、于部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贺龙等同志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反对肃反扩大化时，同夏曦进行了斗争，毕竟成为错误路线的阻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不少基层干部在自己的负责范围内，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抵制或者采取比较正确的措施。有更多的同志，是在屡遭挫折，屡受损失，不断失败的困境中，逐步认清了这条路线的错误，个别原来坚持或拥护“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也逐步认识了错误，逐步站到正确方面来。这些，都使红三军有了团结的核心和复兴的希望。

过去，我们总怕这些事实被暴露，怕广大群众知道而不敢讲。其实讲出来才能够很好地吸取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民更加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是坚持真理、勇于纠正错误的党。

在这次大规模的肃反中，贺龙同志是幸免者。由于贺龙多次强烈抵制和反抗这种罪恶行为，夏曦几次企图对贺龙进行迫害。但是，因为贺龙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在我军有极高的威信，更因为当时红军处境极为艰险，只有他更有条件在极端危险的形势下与敌人周旋和斗争，挽救危局，为此，贺龙才能够幸免于难。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而且几年不为世人所知，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象我们这些幸存者，“文化大革命”又受到株连，长期地受到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有的同志已经被迫害致死，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极其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