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 百折不回--------杨秀山
1932年夏天到l934年l0月，是红三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左”倾错误在湘鄂西苏区(洪湖苏区为中心)和红三军的推行，我们未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于l932年8、9月间退出了洪湖苏区。接着被迫越过桐柏山，经豫、陕、川边界，转战七千里，到达地处湘鄂边的湖北鹤峰县。
在两三个月的长途转移中，我们粉碎了沿途敌人的追堵拦截，部队减员很大；湘鄂西红军在兴盛时期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近四万人，只剩下了九千来人。到达湘鄂边以后，由于错误路线继续为害，错误地继续进行所谓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撤销政治机关，使部队又过了一年多极其艰苦的流荡生活，继续减员到三千来人。这种困难局面直到l934年4月建立黔东根据地、特别是与六军团会合以后，才得以改变。但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被困难吓倒和征服，相反地，红三军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以贺龙等同志为首的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坚定，以革命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冲破了重重困难。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战斗生活的许多片断，仍时常在我脑际中涌现，给我以鞭策和激励。
战 士的 心 愿
当年，在我们面临的无数困难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极端缺乏子弹。
很多连队一个班只有十来发子弹。我们班有一个时候甚至只有三发子弹，放哨换岗时还得把这三发子弹往下交。因此子弹成了宝贝。在这困难的时刻里，我常常反复回想起1930年的5月。我参加红军时，枪支子弹很少，我们一班人只有一支枪，几排子弹，行军时轮流背，放哨时轮流交下去，打仗时由身强体壮、年龄较大的人使用。我们年小体弱，使用的都是梭镖和大刀。那时候，多么想背到一支枪啊!这些枪往往要靠自己的勇敢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武装自己。可是此刻由于部队不断减员，枪多了，缴了枪也没人背。1934年春，我们打下了四川彭水县(在乌江边上)，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缴获了几百条枪，但是没人背，只好全扔到江里。这时，我们身上背上了好枪，但是最渴望的还是子弹，如果有条子弹袋．里面装满了子弹，身上扎的是皮带，腿上打的是绑带，脚上穿的是草鞋，雄赳赳地，叫人们看着多么威武啊!领导上也会夸奖你不错。因为背好枪，背的子弹多，这是一个同志勇敢、有本事的标志。谁不想做一个勇敢的人呢?
流 血 牺 牲 志 不 移
当年，伤病员的治疗是我们遇到的又一个困难问题。师部倒是有一名中医和几个西医、看护(即护士)，但药品奇缺，连普通治肚子痛的救急水都没有，只好用没收的土豪的鸦片熬水代替，一时起点麻醉作用。有的同志负伤了，没有止血药，医生就用棉花蘸碘酒，在子弹的进口和出口塞进去止血。曾多次这样给我用过，真是痛得要命。可是，就是这种碘酒，也不能经常得到保证。
对于重伤员、重病号的安置，更是一件为难事。一般的做法是把我们寄养在穷苦老百姓家。在这种情况下，老乡们会想方设法采集草药为我们的伤病员治疗。有的实在弄不到药，他也要想个土办法为我们的伤病员减轻痛苦，例如切开一个新鲜的老南瓜，取出瓜瓤敷在伤员的伤口上。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感染，一方面会给你带来凉丝丝的感觉。
但是，要说服伤病员留在老乡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都知道，离开了红军，就有可能离开革命，因此谁也不愿意“寄”，爬也要跟着部队。有些寄在老乡家的，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办法赶回部队。l933年春，我们曾有三名伤员寄在湖北咸丰县境内的老乡家，他们伤好之后，一时找不到部队，就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夺得了地主豪绅的枪支，扩大了八九名红军。当我们后来路过那里时，他们就又归队了。还有一个营长，名叫张德，腿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后来医院所在地被敌人占领了，他穿上缴获的白军军服，装扮成白军伤兵，终于爬了出来。那时是8、9月份，天气还很热，他的伤口腐烂生了蛆，路过有水的地方，他就把蛆洗掉继续爬。他边爬边要饭，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冬天，回到了老家湖南慈利，又在亲友帮助下到达武汉治 好了伤。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他从报上看到红军到达西安附近的消息，终于不远千里跑到陕西，在富平县庄里镇找到了部队。在红军战士面前，一切困难、挫折都动摇不了他们革命的信念。他们不管离开革命队伍时间有多久，路程有多远，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排除万难，回到革命队伍的怀抱中来。
对于流血牺牲，大家是无所谓的，都认为革命就是要吃苦，要流血牺牲；不吃苦，不流血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吃不了苦，怕流血牺牲，就不配称为一个革命者。如果说还有什么担心，唯一担心的是打掉腿。死是不怕的，死了是革命成了功；一般负伤也是不怕的，打掉一只手或一只眼睛，还可以革命。怕的是打掉腿和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天天要行军、要走路，失去了腿和脚就再也没法跟上队伍，再也没法干革命了。一个革命战士是为革命而活着、而战斗的，不能继续为革命战斗，这才是红军战士最大的遗憾。
自 制 “工 人 装”
自1932年夏从洪湖出来到l934年到达黔东，中间经历了两个冬天。对于没有根据地的红军，冬天确实是严峻的考验。
在湘鄂川黔山区，冬天特别寒冷。在漫长的冬季里，雨、雪、霜、雾时时袭来，四周一片晶莹洁白，树上都结了冰，风一刮来，树枝摇得嘎嘎响。要是下雨，地面很快就结一层冰，走在上面，发出阵阵碎裂的声音。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穿着单衣，打着赤脚行军作战和站岗放哨的。
身上虽然冷得发颤，心里却有一团革命的烈火，温暖着我们坚持下去。1932年过冬时，我只有从洪湖带出来的两件单衣、两条短裤，因此我的小腿没有一根纱，只好剪了一条短裤做绑腿，把小腿也照顾一下。1933年冬就更困难了。幸而有一次我们打土豪搞了一些布，每人分了一套衣服的布料。我们班的副班长耿界，原是裁缝出身，我们于是拜他做老师，剪裁、缝制、做纽扣等，都是他指点我们。弄不到扣子，就从老百姓那里找到一些缗钱，用布一包当纽扣。有的连缗钱也找不到，就做老百姓衣服上的那种布扣子。我和有些同志分到的衣料是白的，就用稻草烧成灰泡水染一染。对于这种灰不灰白不白的衣服，大家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工人装”。但是，我的这套“工人装”穿了不到两个月就脱了线缝。这当然是我不会做衣服的缘故。
穿 上 草 鞋 心 亮 堂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年四季我们穿的都是草鞋，没有穿过鞋袜。冬天，脚裂口子，行军很困难，到了宿营地，洗了脚，我们常常搞点蜡烛油滴在裂口上。有时裂口太大，就借老乡的针线把裂口缝上。可是第二天一早起来，双脚疼得简直落不了地。
1933年冬，我们正准备从鹤峰县石灰窑向宣恩洗马坪进发。天上落着雨还夹杂着雪花，一个师有三分之二的人打赤脚，实在难以上路，上级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出发，用两天时间打草鞋。出发的那天，我们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当走到八十里时，我的两双草鞋都磨烂了，最后打赤脚走了四十里。这时我边走边发愁，明天怎么办呢?穿什么呢?急中生智，想起身上还有一块两尺宽、五尺长当被子盖的布，这就是我明天的草鞋了。到了宿营地，我被派出公差，到土豪家背谷子碾米，完成任务已是后半夜了。尽管这时两眼已困得睁不开，我还是支撑着打了一双蛮不错的布草鞋。可是，这时又轮到我站出发前的最后一班岗。虽然，我一个通宵没有合过眼，然而我得到很大安慰，心里很高兴，因为草鞋问题解决了。有了草鞋，行军不会掉队，遇上情况就可以跑得动，就具备了干革命的基本条件。在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一双草鞋与革命的关系的。贺龙同志讲过，这两年，我们的根 据地就在自己的脚板上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脚板是要用草鞋来武装的。我至今仍喜欢穿草鞋，与这段经历大概也是分不开的。
1934年1月，我们攻占了湖北利川县城，缴获了白军的一批鞋袜。我们这个班分了一双鞋、一双袜子。鞋子分给我了，袜子给了另一个战士。但他因为没有鞋，没法穿，就把袜子给我了。这双鞋袜成了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轻易舍不得穿它。后来，当这双袜子底破得不能再补的时候，我把袜底剪掉，用袜筒和鞋口缝起来，又穿了一段时间。现在还有谁见过这种袜连鞋呢?可当年这是我的一个创造，穿着它觉得很满意，很高兴。那时，一个革命者是不会看重个人的物质享受的，这不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道理吗?
“金丝被”与“花裤子”
我唯一的一条“被子”用来打了草鞋，那末睡觉又怎么办呢?夏天好办，有门板或者是芦席，躺下就可以睡。冬天可就没那么简单。如果是在产稻谷的地方，我们一到宿营地，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向老乡们借稻草。这就是我们通称的“金丝被”。只要把稻草堆得厚厚的，往草堆里一钻，又有盖又有垫，一夜可以睡得十分香甜。在鹤峰石灰窑，我们连的司务长周九银同志还钻到苞谷壳中睡了一晚。第二天起来，他高兴地说：“哎呀，真好!昨天晚上我钻到苞谷壳里，睡了一个好觉!”大家都很羡慕他。另一个办法就是烧火烤。一到宿营地，一个班先派两个人去砍土豪家的树，砍回来堆在一起烧。俗话说，湿柴怕猛火，虽然浓烟呛人，但看起来还是很旺的。在火堆周围铺上稻草，于是大家以火为中心，围着火堆躺下，一边烤火，一边睡觉。先是面向火睡，不一会，面前烤疼了，背后冻疼了，又翻转身来烤背，背烤疼了又翻过身去。就是这样翻来复去。到了下半夜，疲劳战胜了寒冷，也战胜了疼痛，就不再翻身了，渐渐地进入梦乡。而在这时，火星迸到身上烧坏衣服、烧伤脸和腿是常有的事。由于时常这样烤，腿上烤得红一块紫一块，大家还互相取笑，说是穿了“花裤子”呢。
冬天最难受的是放哨，因为放哨时你不能烧火烤。可是我们几乎每晚都要放哨。那时我们既没有钟，更没有表，就以点香为准，每人站一支香的时间，大约一个多钟头。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穿着单衣，抱着枪，牙关打颤，不住地在原地轻轻跺脚，但是心里却似乎有一团火，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在为革命而站岗。任何时候，只要想到革命，心里就觉得光明和温暖。在我们心里，革命就是这样具有永久的无穷的魅力。这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力量源泉。
炖 肉难 下 咽
我们在吃的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少。别的不说，单拿吃饭的碗来说，都是大问题。不要说组织上不可能给每人发一只碗，就是所在地区的老百姓也没多少碗可借。无奈何，我们只好用手抓着吃，或者用毛巾、甚至用衣襟兜着吃。吃干的还好办，吃稀的靠这些办法就不行了，只有借老乡的水瓢或者木脸盆洗一洗盛稀饭。两三个围着，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有一次在鹤峰，早晨吃稀饭，我们副班长从哨位上回来时已经开饭了，而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发，他没有碗，急得拿起筲箕就往锅里捞，当然捞的就稠了。于是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人家都吃稀的，你倒吃干的，后来居上呀。他急着说：“马上要出发了，我不吃一点，怎么走呀，又没有碗，我有什么办法。”以后在行军路上，这就成了我们开玩笑的资料。我们那时物质生活上虽然艰苦，可是大家精神上还是乐观得很。
在吃的方面还有一个困难是盐极端地缺乏。湘鄂川边交通很不方便，运输困难，盐就成了稀有的奢侈品。有次我们打了土豪，杀了土豪的猪，做了一锅炖肉，放上辣椒，肉是白的，辣椒是红的，又红又白，煞是好看，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同志们见了都很高兴，以为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谁知因为没有盐味，吃到嘴里淡然无味，很难下咽。有一次我们弄到一块四川锅巴盐(四川自贡出的一种盐，经凝固后硬如岩石，俗称锅巴盐)，每当做菜的时候，炊事员就把它在锅里浸一浸，转一圈又拿出来，以备下次再用。由于长期不吃油盐，缺乏营养，我们常常浑身乏力。尤其夜晚行军爬山时，身体左右摇晃。有些同志还害了夜盲症，晚上行军眼睛看不见，要一个牵着一个走。为了医治夜盲症，我们就设法弄点猪肝，或者打两只狗，弄点狗肝吃。
“围剿国民党”
由于行军、战斗频繁，部队长年得不到休息，我们经常一连几个月理不上发，头发实在长得不行了，就借老乡的剪刀互相剪。剪得高一块，低一块，参差不齐。长征到陕北，我们看到陕北老乡剪羊毛，就往往想起当年理发的情景。
那两年冬天我们没有洗过澡，每人身上都长了很多虱子。虱子这种东西非常可恶，咬得你心烦意乱。为了对付它们，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一是烤火的时候，把衣服敞开或者脱下来，用手把衣服缝里的虱子往火里扒，这时你可以听到一阵阵清脆的仿佛炸米泡的声音；另一个办法是烧锅开水，把衣服丢在里面煮，这个办法很彻底，连虱蛋也可以煮死。每当这样来报复它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无比的痛快，连声说：“围剿国民党”，看你往哪里跑! l933年冬，我在七师当侦察员，有一次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的南北墩打一家土豪，为了把自己身上的害虫也消灭干净，我脱下身上的衣服，丢在土豪家里，换上了土豪家里的干净衣服。我心想，让它们去以毒攻毒吧。
秋 毫无 犯
我们的装备尽管非常低劣，物质生活尽管非常艰苦，政治上却是异常的坚定。我们每个战士都明白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中国革命必将胜利，因而能够前仆后继，一往无前。自动离开革命队伍的人是极个别的，而个别人之所以离队，又多数是不堪“左”倾错误肃反的迫害。我们那时很少发过零用钱，两年多时问里只给我们发过两次，一次一元，一次五角。尽管艰苦，工农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都不拿。
我们的纪律是十分严明的，又是自觉的。借了老乡的门板、稻草睡觉，出发前一定照原样放归原处。离开驻地，一定把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锅洗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追踪我们时得出一条经验，哪一路老百姓房屋周围打扫得干净，就说明红军在那里刚走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老百姓根本不相信。相反地，他们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1964年，军事博物馆征集到了这样一件革命文物，一张三十年前的字条，写着下面几行字：“老板：(我)们吃了你半缸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红七师机炮连一排条。”
这张条子是有来历的。l934年，我们红七师机炮连一排，行军经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宿营在黄堂珍老乡家里。当时黄家的人都不在，战士们吃了他家的东西，临走时留下六升黄豆，并把这张字条贴在门板上。那时候我们有一年多没有发伙食费，全靠打土豪得来的东西补助，吃了老百姓的菜，只好用实物赔偿，走到各地都是这样。黄堂珍回来后，看到门板上的字条和黄豆，非常感动。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要来了，他买来一张门神，贴在字条上面，把字条珍藏起来。解放后，黄堂珍撕掉了门神，并用这件事教育自己的儿孙要热爱人民解放军。在军事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的时候，黄堂珍用锯子把贴着字条的门板锯下来，送给了博物馆。
这张字条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它记录了红三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事迹。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人民群众对我们也是真诚爱护。不仅工农群众拥护我们，一些城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情我们，称赞我们是铁的红军。我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能够坚持下来，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往事时，心情仍是异常激动。我们怀念那些为革命光荣献身的战友，也为自己在祖国的解放斗争中度过了青春而自豪。我们重提过去的艰苦，不是要今天的青年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而是为了他们的未来。要知道，尽管革命的形势不断向前发展，革命的条件不断有所变化，但革命的目标和理想并没有变，革命的精神和意志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传统是宝贵的，它是我军的根本，决不能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设想什么都一帆风顺，我们仍会遇到新的艰难险阻，包括新的战争。那种认为再不需要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深信，青年一代会象当年红军那样，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取得“四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我认为，结合我们丰富的斗争实践，阐明无产阶级的苦乐观，这是革命人生观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艰难困苦百折不回
杨秀山
1932年夏天到l934年l0月，是红三军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左”倾错误在湘鄂西苏区(洪湖苏区为中心)和红三军的推行，我们未能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围剿”，于l932年8、9月间退出了洪湖苏区。接着被迫越过桐柏山，经豫、陕、川边界，转战七千里，到达地处湘鄂边的湖北鹤峰县。
在两三个月的长途转移中，我们粉碎了沿途敌人的追堵拦截，部队减员很大；湘鄂西红军在兴盛时期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近四万人，只剩下了九千来人。到达湘鄂边以后，由于错误路线继续为害，错误地继续进行所谓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撤销政治机关，使部队又过了一年多极其艰苦的流荡生活，继续减员到三千来人。这种困难局面直到l934年4月建立黔东根据地、特别是与六军团会合以后，才得以改变。但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被困难吓倒和征服，相反地，红三军在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坚强了。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以贺龙等同志为首的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坚定，以革命英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冲破了重重困难。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战斗生活的许多片断，仍时常在我脑际中涌现，给我以鞭策和激励。
战 士的 心 愿
当年，在我们面临的无数困难中，最大的困难莫过于极端缺乏子弹。
很多连队一个班只有十来发子弹。我们班有一个时候甚至只有三发子弹，放哨换岗时还得把这三发子弹往下交。因此子弹成了宝贝。在这困难的时刻里，我常常反复回想起1930年的5月。我参加红军时，枪支子弹很少，我们一班人只有一支枪，几排子弹，行军时轮流背，放哨时轮流交下去，打仗时由身强体壮、年龄较大的人使用。我们年小体弱，使用的都是梭镖和大刀。那时候，多么想背到一支枪啊!这些枪往往要靠自己的勇敢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武装自己。可是此刻由于部队不断减员，枪多了，缴了枪也没人背。1934年春，我们打下了四川彭水县(在乌江边上)，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缴获了几百条枪，但是没人背，只好全扔到江里。这时，我们身上背上了好枪，但是最渴望的还是子弹，如果有条子弹袋．里面装满了子弹，身上扎的是皮带，腿上打的是绑带，脚上穿的是草鞋，雄赳赳地，叫人们看着多么威武啊!领导上也会夸奖你不错。因为背好枪，背的子弹多，这是一个同志勇敢、有本事的标志。谁不想做一个勇敢的人呢?
流 血 牺 牲 志 不 移
当年，伤病员的治疗是我们遇到的又一个困难问题。师部倒是有一名中医和几个西医、看护(即护士)，但药品奇缺，连普通治肚子痛的救急水都没有，只好用没收的土豪的鸦片熬水代替，一时起点麻醉作用。有的同志负伤了，没有止血药，医生就用棉花蘸碘酒，在子弹的进口和出口塞进去止血。曾多次这样给我用过，真是痛得要命。可是，就是这种碘酒，也不能经常得到保证。
对于重伤员、重病号的安置，更是一件为难事。一般的做法是把我们寄养在穷苦老百姓家。在这种情况下，老乡们会想方设法采集草药为我们的伤病员治疗。有的实在弄不到药，他也要想个土办法为我们的伤病员减轻痛苦，例如切开一个新鲜的老南瓜，取出瓜瓤敷在伤员的伤口上。这样，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感染，一方面会给你带来凉丝丝的感觉。
但是，要说服伤病员留在老乡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谁都知道，离开了红军，就有可能离开革命，因此谁也不愿意“寄”，爬也要跟着部队。有些寄在老乡家的，他们一有机会，就想办法赶回部队。l933年春，我们曾有三名伤员寄在湖北咸丰县境内的老乡家，他们伤好之后，一时找不到部队，就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夺得了地主豪绅的枪支，扩大了八九名红军。当我们后来路过那里时，他们就又归队了。还有一个营长，名叫张德，腿负重伤，被送到后方医院。后来医院所在地被敌人占领了，他穿上缴获的白军军服，装扮成白军伤兵，终于爬了出来。那时是8、9月份，天气还很热，他的伤口腐烂生了蛆，路过有水的地方，他就把蛆洗掉继续爬。他边爬边要饭，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冬天，回到了老家湖南慈利，又在亲友帮助下到达武汉治 好了伤。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他从报上看到红军到达西安附近的消息，终于不远千里跑到陕西，在富平县庄里镇找到了部队。在红军战士面前，一切困难、挫折都动摇不了他们革命的信念。他们不管离开革命队伍时间有多久，路程有多远，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排除万难，回到革命队伍的怀抱中来。
对于流血牺牲，大家是无所谓的，都认为革命就是要吃苦，要流血牺牲；不吃苦，不流血牺牲，革命就不能胜利；吃不了苦，怕流血牺牲，就不配称为一个革命者。如果说还有什么担心，唯一担心的是打掉腿。死是不怕的，死了是革命成了功；一般负伤也是不怕的，打掉一只手或一只眼睛，还可以革命。怕的是打掉腿和脚，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天天要行军、要走路，失去了腿和脚就再也没法跟上队伍，再也没法干革命了。一个革命战士是为革命而活着、而战斗的，不能继续为革命战斗，这才是红军战士最大的遗憾。
自 制 “工 人 装”
自1932年夏从洪湖出来到l934年到达黔东，中间经历了两个冬天。对于没有根据地的红军，冬天确实是严峻的考验。
在湘鄂川黔山区，冬天特别寒冷。在漫长的冬季里，雨、雪、霜、雾时时袭来，四周一片晶莹洁白，树上都结了冰，风一刮来，树枝摇得嘎嘎响。要是下雨，地面很快就结一层冰，走在上面，发出阵阵碎裂的声音。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穿着单衣，打着赤脚行军作战和站岗放哨的。
身上虽然冷得发颤，心里却有一团革命的烈火，温暖着我们坚持下去。1932年过冬时，我只有从洪湖带出来的两件单衣、两条短裤，因此我的小腿没有一根纱，只好剪了一条短裤做绑腿，把小腿也照顾一下。1933年冬就更困难了。幸而有一次我们打土豪搞了一些布，每人分了一套衣服的布料。我们班的副班长耿界，原是裁缝出身，我们于是拜他做老师，剪裁、缝制、做纽扣等，都是他指点我们。弄不到扣子，就从老百姓那里找到一些缗钱，用布一包当纽扣。有的连缗钱也找不到，就做老百姓衣服上的那种布扣子。我和有些同志分到的衣料是白的，就用稻草烧成灰泡水染一染。对于这种灰不灰白不白的衣服，大家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工人装”。但是，我的这套“工人装”穿了不到两个月就脱了线缝。这当然是我不会做衣服的缘故。
穿 上 草 鞋 心 亮 堂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年四季我们穿的都是草鞋，没有穿过鞋袜。冬天，脚裂口子，行军很困难，到了宿营地，洗了脚，我们常常搞点蜡烛油滴在裂口上。有时裂口太大，就借老乡的针线把裂口缝上。可是第二天一早起来，双脚疼得简直落不了地。
1933年冬，我们正准备从鹤峰县石灰窑向宣恩洗马坪进发。天上落着雨还夹杂着雪花，一个师有三分之二的人打赤脚，实在难以上路，上级于是命令部队停止出发，用两天时间打草鞋。出发的那天，我们走了一百二十里路。当走到八十里时，我的两双草鞋都磨烂了，最后打赤脚走了四十里。这时我边走边发愁，明天怎么办呢?穿什么呢?急中生智，想起身上还有一块两尺宽、五尺长当被子盖的布，这就是我明天的草鞋了。到了宿营地，我被派出公差，到土豪家背谷子碾米，完成任务已是后半夜了。尽管这时两眼已困得睁不开，我还是支撑着打了一双蛮不错的布草鞋。可是，这时又轮到我站出发前的最后一班岗。虽然，我一个通宵没有合过眼，然而我得到很大安慰，心里很高兴，因为草鞋问题解决了。有了草鞋，行军不会掉队，遇上情况就可以跑得动，就具备了干革命的基本条件。在那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一双草鞋与革命的关系的。贺龙同志讲过，这两年，我们的根 据地就在自己的脚板上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脚板是要用草鞋来武装的。我至今仍喜欢穿草鞋，与这段经历大概也是分不开的。
1934年1月，我们攻占了湖北利川县城，缴获了白军的一批鞋袜。我们这个班分了一双鞋、一双袜子。鞋子分给我了，袜子给了另一个战士。但他因为没有鞋，没法穿，就把袜子给我了。这双鞋袜成了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轻易舍不得穿它。后来，当这双袜子底破得不能再补的时候，我把袜底剪掉，用袜筒和鞋口缝起来，又穿了一段时间。现在还有谁见过这种袜连鞋呢?可当年这是我的一个创造，穿着它觉得很满意，很高兴。那时，一个革命者是不会看重个人的物质享受的，这不是非常容易理解的道理吗?
“金丝被”与“花裤子”
我唯一的一条“被子”用来打了草鞋，那末睡觉又怎么办呢?夏天好办，有门板或者是芦席，躺下就可以睡。冬天可就没那么简单。如果是在产稻谷的地方，我们一到宿营地，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向老乡们借稻草。这就是我们通称的“金丝被”。只要把稻草堆得厚厚的，往草堆里一钻，又有盖又有垫，一夜可以睡得十分香甜。在鹤峰石灰窑，我们连的司务长周九银同志还钻到苞谷壳中睡了一晚。第二天起来，他高兴地说：“哎呀，真好!昨天晚上我钻到苞谷壳里，睡了一个好觉!”大家都很羡慕他。另一个办法就是烧火烤。一到宿营地，一个班先派两个人去砍土豪家的树，砍回来堆在一起烧。俗话说，湿柴怕猛火，虽然浓烟呛人，但看起来还是很旺的。在火堆周围铺上稻草，于是大家以火为中心，围着火堆躺下，一边烤火，一边睡觉。先是面向火睡，不一会，面前烤疼了，背后冻疼了，又翻转身来烤背，背烤疼了又翻过身去。就是这样翻来复去。到了下半夜，疲劳战胜了寒冷，也战胜了疼痛，就不再翻身了，渐渐地进入梦乡。而在这时，火星迸到身上烧坏衣服、烧伤脸和腿是常有的事。由于时常这样烤，腿上烤得红一块紫一块，大家还互相取笑，说是穿了“花裤子”呢。
冬天最难受的是放哨，因为放哨时你不能烧火烤。可是我们几乎每晚都要放哨。那时我们既没有钟，更没有表，就以点香为准，每人站一支香的时间，大约一个多钟头。在冰天雪地里，我们穿着单衣，抱着枪，牙关打颤，不住地在原地轻轻跺脚，但是心里却似乎有一团火，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在为革命而站岗。任何时候，只要想到革命，心里就觉得光明和温暖。在我们心里，革命就是这样具有永久的无穷的魅力。这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力量源泉。
炖 肉难 下 咽
我们在吃的方面所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少。别的不说，单拿吃饭的碗来说，都是大问题。不要说组织上不可能给每人发一只碗，就是所在地区的老百姓也没多少碗可借。无奈何，我们只好用手抓着吃，或者用毛巾、甚至用衣襟兜着吃。吃干的还好办，吃稀的靠这些办法就不行了，只有借老乡的水瓢或者木脸盆洗一洗盛稀饭。两三个围着，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有一次在鹤峰，早晨吃稀饭，我们副班长从哨位上回来时已经开饭了，而吃了饭马上就要出发，他没有碗，急得拿起筲箕就往锅里捞，当然捞的就稠了。于是我们和他开玩笑，说人家都吃稀的，你倒吃干的，后来居上呀。他急着说：“马上要出发了，我不吃一点，怎么走呀，又没有碗，我有什么办法。”以后在行军路上，这就成了我们开玩笑的资料。我们那时物质生活上虽然艰苦，可是大家精神上还是乐观得很。
在吃的方面还有一个困难是盐极端地缺乏。湘鄂川边交通很不方便，运输困难，盐就成了稀有的奢侈品。有次我们打了土豪，杀了土豪的猪，做了一锅炖肉，放上辣椒，肉是白的，辣椒是红的，又红又白，煞是好看，热气腾腾，香气扑鼻，同志们见了都很高兴，以为可以好好打一顿“牙祭”了。谁知因为没有盐味，吃到嘴里淡然无味，很难下咽。有一次我们弄到一块四川锅巴盐(四川自贡出的一种盐，经凝固后硬如岩石，俗称锅巴盐)，每当做菜的时候，炊事员就把它在锅里浸一浸，转一圈又拿出来，以备下次再用。由于长期不吃油盐，缺乏营养，我们常常浑身乏力。尤其夜晚行军爬山时，身体左右摇晃。有些同志还害了夜盲症，晚上行军眼睛看不见，要一个牵着一个走。为了医治夜盲症，我们就设法弄点猪肝，或者打两只狗，弄点狗肝吃。
“围剿国民党”
由于行军、战斗频繁，部队长年得不到休息，我们经常一连几个月理不上发，头发实在长得不行了，就借老乡的剪刀互相剪。剪得高一块，低一块，参差不齐。长征到陕北，我们看到陕北老乡剪羊毛，就往往想起当年理发的情景。
那两年冬天我们没有洗过澡，每人身上都长了很多虱子。虱子这种东西非常可恶，咬得你心烦意乱。为了对付它们，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一是烤火的时候，把衣服敞开或者脱下来，用手把衣服缝里的虱子往火里扒，这时你可以听到一阵阵清脆的仿佛炸米泡的声音；另一个办法是烧锅开水，把衣服丢在里面煮，这个办法很彻底，连虱蛋也可以煮死。每当这样来报复它们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无比的痛快，连声说：“围剿国民党”，看你往哪里跑! l933年冬，我在七师当侦察员，有一次在湖北、湖南两省交界的南北墩打一家土豪，为了把自己身上的害虫也消灭干净，我脱下身上的衣服，丢在土豪家里，换上了土豪家里的干净衣服。我心想，让它们去以毒攻毒吧。
秋 毫无 犯
我们的装备尽管非常低劣，物质生活尽管非常艰苦，政治上却是异常的坚定。我们每个战士都明白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中国革命必将胜利，因而能够前仆后继，一往无前。自动离开革命队伍的人是极个别的，而个别人之所以离队，又多数是不堪“左”倾错误肃反的迫害。我们那时很少发过零用钱，两年多时问里只给我们发过两次，一次一元，一次五角。尽管艰苦，工农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都不拿。
我们的纪律是十分严明的，又是自觉的。借了老乡的门板、稻草睡觉，出发前一定照原样放归原处。离开驻地，一定把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锅洗得干干净净。国民党军队追踪我们时得出一条经验，哪一路老百姓房屋周围打扫得干净，就说明红军在那里刚走不久。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老百姓根本不相信。相反地，他们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红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
1964年，军事博物馆征集到了这样一件革命文物，一张三十年前的字条，写着下面几行字：“老板：(我)们吃了你半缸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红七师机炮连一排条。”
这张条子是有来历的。l934年，我们红七师机炮连一排，行军经过四川省彭水县黄家坝，宿营在黄堂珍老乡家里。当时黄家的人都不在，战士们吃了他家的东西，临走时留下六升黄豆，并把这张字条贴在门板上。那时候我们有一年多没有发伙食费，全靠打土豪得来的东西补助，吃了老百姓的菜，只好用实物赔偿，走到各地都是这样。黄堂珍回来后，看到门板上的字条和黄豆，非常感动。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要来了，他买来一张门神，贴在字条上面，把字条珍藏起来。解放后，黄堂珍撕掉了门神，并用这件事教育自己的儿孙要热爱人民解放军。在军事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的时候，黄堂珍用锯子把贴着字条的门板锯下来，送给了博物馆。
这张字条是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它记录了红三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的事迹。由于红军纪律严明，人民群众对我们也是真诚爱护。不仅工农群众拥护我们，一些城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情我们，称赞我们是铁的红军。我们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能够坚持下来，与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往事时，心情仍是异常激动。我们怀念那些为革命光荣献身的战友，也为自己在祖国的解放斗争中度过了青春而自豪。我们重提过去的艰苦，不是要今天的青年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而是为了他们的未来。要知道，尽管革命的形势不断向前发展，革命的条件不断有所变化，但革命的目标和理想并没有变，革命的精神和意志是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并发扬光大的。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传统是宝贵的，它是我军的根本，决不能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能设想什么都一帆风顺，我们仍会遇到新的艰难险阻，包括新的战争。那种认为再不需要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深信，青年一代会象当年红军那样，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取得“四化”建设的伟大胜利。我认为，结合我们丰富的斗争实践，阐明无产阶级的苦乐观，这是革命人生观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