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苏区第一部电台--------严成钦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l931年初，湘鄂西苏区就有了电台。回忆这件事，得从我参加红军说起。
当上了红色无线电兵
1930年上半年，洪湖苏区的土地革命战争，在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党和红军深入发动群众，积极进行农村根据地建设，取得了很大胜利。我的家乡监利县周老嘴经常开群众大会，斗地主，闹土地革命，号召工农青年参加红军。我看到不少人报名参加，有的参加主力红军，有的参加游击队，有的参加赤卫队。我在上半年曾两次报名参加红军，都因自己才十四岁，年纪小，没被接收。到了秋天，肖里召开青年工人代表大会；我当时是共青团员、缝衣工人，被选为代表到省里开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省工会、少共省委帮助我参加红军。他们同意我的要求，并且给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开了介绍信。到了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一看我的个子，还是嫌小，但因为是省工会和少共省委介绍的，就只好收下了。干什么呢?我当时想到主力红军中当一名传令兵。到组织部去转团员关系的时候，他们把我留下当公务员。我说：“不管干什么，要我就行。”我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1931年秋，有一天，有两个同志到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审问两个外国人。这两个外国人是从长江帝国主义轮船上抓来的，开始非常傲慢，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地方，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不怕帝国主义分子的，他们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
后来知道，这两位来审问外国人的同志，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电台的，一个叫刘进，一个叫胡白天，因为当时军事委员会没有翻译，而他们会讲英语；就请他们承担了审问工作。这样他们到军事委员会来的次数多，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了。不知他们在哪一点上看中了我，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把我调到电台工作。在当时情况下，正在开创中的电台，提出要一个“小鬼”，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培养报务人员，他们很重视挑选对象，条件要求很严，一要年轻身体好，二要灵活反应快，三要出身是工人，四要有文化。前面三个条件我都具备，就是后面一个条件不行，没有文化。那时，在苏区学无线电，当然是“尖端”技术了，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连名字都叫不来，把无线电叫“无电线”。再说，学报务技术，既要学中文，又要认得英文，会点算术，一般都要选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可是我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但他们看我年龄小，爱学习，灵活肯干，就指名要我去了。刚去的时候还没有明确叫我于什么，先是做些辅助性工作。对我这样一个农村娃娃来说，接触电台这项工作，一切都是新鲜的。放电台的里屋门上挂着门帘，外面看不到屋内的东西，只听到里面嘀哒、嘀嘀哒地响，感到很奇怪。有一次，刘进、胡白天出去了，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进去，看看是怎么发声音的。屋里摆着电瓶，桌子上有两个箱子和其他东西。我就在桌子上瞎摸。啊，响了!这时恰好刘进、胡白天回来了，我心里很发慌，心想这一下可闯祸了。但出乎意料，他们没有批评我，反而给我讲怎么按键，怎么操作。从此以后，就开始让我学报务技术了。
在学习报务技术的同时，还让我学文化，每天学几个汉字和几个英文字母，边认字，边练习写，正楷、草体、大写、小写，反复学反复写，一天认上十来个字，一个月就认上几百字，半年后我就能认近千个汉字了。加上学了英文字母，有了这个基础，我就接着学习电码符号，嘀哒、嘀嘀哒，练习听，练习发。虽然学习相当紧张，但兴趣很大，天天都有进步。1931年下半年和l932年上半年，又来了三个同志学报务，他们都上过学，有一定文化。由于我学得比较早一些，1932年春就批准我上机了。我这个不识字的穷人家娃娃，也学会了操纵无线电，当上了见习报务员。我的心情格外愉快!用我的手，通过收发报，可以直接与上海党中央和鄂豫皖、湘鄂赣和江西苏区取得联系，这是多么自豪啊!自那以后，我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除了湘鄂西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有苏区、有红军，革命的天下大得很哪!
我 的老 师
教我学文化、学报务的老师刘进、胡白天两位同志，是党中央在上海秘密培养的电台报务人员。1931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派喻杰来湘鄂西苏区建立电台。半年以后，喻杰同志病逝，电台工作停顿下来。为了恢复无线电通讯，党中央又运来一部电台，但在武汉被敌人截去了。10月以后，又先后派报务员刘进、胡白天和机务人员李文采来湘鄂西苏区。刘进是江浙一带人，胡白天是南洋华侨，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英文水平不错。论家庭生活他们的条件也不差，但这两个革命青年，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毅然离开自己舒适的家庭， 来到苏区为开创红军的无线电工作而奋斗。苏区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一心扑在电台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象我这样没有文化的小鬼，居然也能学会无线电技术，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才有这样的奇迹。这并不是由于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而完全是党的培养，是刘进、胡白天辛勤教育的结果。
刘进、胡白天两位老师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虽然事隔五十多年，但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不愧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青年。他们讲课，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一次，给我讲充电机点火问题，他们把充电机拆开，用放鞭炮的道理讲点火原理，使我很容易就听懂了。为了使我理解无线电通信是怎样通过“无线”达到通信的，把我带到水塘边，向水里投去一块石子，用水面出现的一圈一圈波纹作比喻，讲电台通过电波达到通信的原理，讲水波浪花的大小好比电台机器功率的大小，既形象又通俗易懂。由于两位老师想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边教边示范，所以尽管我在学习上碰到很多困难，但一想到党这样迫切需要电台专业人员，想到两位教师这样辛勤地培育我，便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进取心和责任感，使我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刘进、胡白天对我说，在上海培训他们的是李强同志。当时由于国民党搜查得很紧，他们只能秘密学习，分散住在各个地方，学习时还要伪装，桌子上放着很多报纸，在报纸下面放着“蜂呜器”，有人来了就装着看报纸，人走了就把“蜂鸣器”拿出来继续练习。这些同志后来都由党中央分配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等地工作。党中央给各苏区派来电台报务人员，，还运来机器。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那部50瓦电台，就是上海党中央秘密装上民船运到洪湖的。的确，保持苏区和党中央以及各苏区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对革命事业，对红军打仗是太重要了。
攻克难关 土法充电
那时我们使用的50瓦电台收发信机的箱子，比现在五灯电子管收音机略大一点，使用硫酸蓄电池并自带充电机。因为充电机要烧煤油，再加上工具箱等东西，整个电台很笨重，行动极不方便。我们电台总共有十几个人，刘进是总负责人。电台原来设在监利县瞿家湾的一个小墩子上，叫陆尔墩，那一年因闹水灾，墩子被水淹了，就搬到周老嘴，水退后又从周老嘴搬到瞿家湾，住在镇子东头一个地主家里，后来因保密关系，又搬封陆尔墩。1932年下半年，敌人第四次“围剿”情况紧张，为了靠近中央分局和行动方便，电台又搬到瞿家湾西头，最后搬到了船上。那时我们与党中央联系，一般都在下半夜人们熟睡之时。由于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苏区工作条件、衣食住行都很困难，衣服、被子都是随着打仗的情况变化而变化，打了胜仗，就得点胜利品改善一下。战士们负伤了也没有药品，只能用土法治疗。吃的食盐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熬“硝盐”。在这种情况下，电台最大的难题是要搞到煤油。我们晚上可点松脂照明，但是蓄电池非要充电后才能给收发信机供电，而要充电就要有煤油才能进行。因此，有没有煤油就成为能不能发报的关键。怎么办呢?买煤油吧。国民党封锁，出不去，买不来。自己炼吧，当时洪湖苏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顶多有点打铁、纺纱、织布等手工业，一无原油二无设备，根本不可能炼。
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充电机发动问题，这个担子自然落到刘进、胡白天身上。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黑夜地动脑筋想办法。有一次，他们看到农民脱棉籽时，用牛拉带动机械齿轮转动，顿时发生了兴趣，联想到可以借用这种牛拉机械传动部分来带动充电机充电。经过反复研究，感到原理是对的，但必须解决转速问题，因为牛拉的速度慢，而充电机要达到充电的速度是很快的；另外，还要解决接口问题。他们两人聚精会神，又是画图计算，又是打铁做齿轮，忙了好一段时间，总算制造出一种设备，使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小齿轮又带动飞轮，飞轮上用皮带带动充电机尾部的起动飞轮，这样使充电机转动起来了。这种转动的速度要求是，充电机发出的电压必须大于蓄电池串联后的电压，并且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电流，才能使蓄电池充电。当时用的电池有两种，一种是六伏的，另一种是八伏的，共有十多个，充电时要把所有电池与电机串联起来。经过反复试验，这些问题都 得到了解决。我的老师胜利地攻克了充电这一大难关，真是令人敬佩!
电台与各方联络通了，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象这样的事迹，恐怕也只有在苏区，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办到。在今天看来，这个办法既土又简单，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回忆当时的情景，考虑当时的技术条件，从想出这个办法，到具体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终于试验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这种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到1932年秋，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西苏区“围剿”日益严重。由于当时湘鄂西“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举措失当，特别是搞错误的肃反，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致使湘鄂西的反“围剿”遭到失败，电台也遭到损失。从此以后，湘鄂西红军就长期失去了与外界的无线电联系，给红军的行动带来极大困难。直到1934年l0月红六军团西征进到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师，带来电台，才恢复了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随着红二、六军团进入湘鄂川黔时期，在打胜仗中不断缴获了敌军的电台，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就进入了兴旺发展的时期。
湘鄂西苏区第一部电台
严成钦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l931年初，湘鄂西苏区就有了电台。回忆这件事，得从我参加红军说起。
当上了红色无线电兵
1930年上半年，洪湖苏区的土地革命战争，在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党和红军深入发动群众，积极进行农村根据地建设，取得了很大胜利。我的家乡监利县周老嘴经常开群众大会，斗地主，闹土地革命，号召工农青年参加红军。我看到不少人报名参加，有的参加主力红军，有的参加游击队，有的参加赤卫队。我在上半年曾两次报名参加红军，都因自己才十四岁，年纪小，没被接收。到了秋天，肖里召开青年工人代表大会；我当时是共青团员、缝衣工人，被选为代表到省里开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请求省工会、少共省委帮助我参加红军。他们同意我的要求，并且给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开了介绍信。到了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一看我的个子，还是嫌小，但因为是省工会和少共省委介绍的，就只好收下了。干什么呢?我当时想到主力红军中当一名传令兵。到组织部去转团员关系的时候，他们把我留下当公务员。我说：“不管干什么，要我就行。”我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1931年秋，有一天，有两个同志到省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审问两个外国人。这两个外国人是从长江帝国主义轮船上抓来的，开始非常傲慢，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地方，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不怕帝国主义分子的，他们只好乖乖地低下了头。
后来知道，这两位来审问外国人的同志，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电台的，一个叫刘进，一个叫胡白天，因为当时军事委员会没有翻译，而他们会讲英语；就请他们承担了审问工作。这样他们到军事委员会来的次数多，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多了。不知他们在哪一点上看中了我，向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把我调到电台工作。在当时情况下，正在开创中的电台，提出要一个“小鬼”，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培养报务人员，他们很重视挑选对象，条件要求很严，一要年轻身体好，二要灵活反应快，三要出身是工人，四要有文化。前面三个条件我都具备，就是后面一个条件不行，没有文化。那时，在苏区学无线电，当然是“尖端”技术了，一般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连名字都叫不来，把无线电叫“无电线”。再说，学报务技术，既要学中文，又要认得英文，会点算术，一般都要选文化程度高一些的。可是我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来。但他们看我年龄小，爱学习，灵活肯干，就指名要我去了。刚去的时候还没有明确叫我于什么，先是做些辅助性工作。对我这样一个农村娃娃来说，接触电台这项工作，一切都是新鲜的。放电台的里屋门上挂着门帘，外面看不到屋内的东西，只听到里面嘀哒、嘀嘀哒地响，感到很奇怪。有一次，刘进、胡白天出去了，我出于好奇，便走了进去，看看是怎么发声音的。屋里摆着电瓶，桌子上有两个箱子和其他东西。我就在桌子上瞎摸。啊，响了!这时恰好刘进、胡白天回来了，我心里很发慌，心想这一下可闯祸了。但出乎意料，他们没有批评我，反而给我讲怎么按键，怎么操作。从此以后，就开始让我学报务技术了。
在学习报务技术的同时，还让我学文化，每天学几个汉字和几个英文字母，边认字，边练习写，正楷、草体、大写、小写，反复学反复写，一天认上十来个字，一个月就认上几百字，半年后我就能认近千个汉字了。加上学了英文字母，有了这个基础，我就接着学习电码符号，嘀哒、嘀嘀哒，练习听，练习发。虽然学习相当紧张，但兴趣很大，天天都有进步。1931年下半年和l932年上半年，又来了三个同志学报务，他们都上过学，有一定文化。由于我学得比较早一些，1932年春就批准我上机了。我这个不识字的穷人家娃娃，也学会了操纵无线电，当上了见习报务员。我的心情格外愉快!用我的手，通过收发报，可以直接与上海党中央和鄂豫皖、湘鄂赣和江西苏区取得联系，这是多么自豪啊!自那以后，我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除了湘鄂西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有苏区、有红军，革命的天下大得很哪!
我 的老 师
教我学文化、学报务的老师刘进、胡白天两位同志，是党中央在上海秘密培养的电台报务人员。1931年1月，党中央从上海派喻杰来湘鄂西苏区建立电台。半年以后，喻杰同志病逝，电台工作停顿下来。为了恢复无线电通讯，党中央又运来一部电台，但在武汉被敌人截去了。10月以后，又先后派报务员刘进、胡白天和机务人员李文采来湘鄂西苏区。刘进是江浙一带人，胡白天是南洋华侨，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有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特别是英文水平不错。论家庭生活他们的条件也不差，但这两个革命青年，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毅然离开自己舒适的家庭， 来到苏区为开创红军的无线电工作而奋斗。苏区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一心扑在电台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苦”字。在他们的悉心培养下，象我这样没有文化的小鬼，居然也能学会无线电技术，这在国民党统治区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才有这样的奇迹。这并不是由于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而完全是党的培养，是刘进、胡白天辛勤教育的结果。
刘进、胡白天两位老师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虽然事隔五十多年，但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他们不愧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青年。他们讲课，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一次，给我讲充电机点火问题，他们把充电机拆开，用放鞭炮的道理讲点火原理，使我很容易就听懂了。为了使我理解无线电通信是怎样通过“无线”达到通信的，把我带到水塘边，向水里投去一块石子，用水面出现的一圈一圈波纹作比喻，讲电台通过电波达到通信的原理，讲水波浪花的大小好比电台机器功率的大小，既形象又通俗易懂。由于两位老师想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边教边示范，所以尽管我在学习上碰到很多困难，但一想到党这样迫切需要电台专业人员，想到两位教师这样辛勤地培育我，便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进取心和责任感，使我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刘进、胡白天对我说，在上海培训他们的是李强同志。当时由于国民党搜查得很紧，他们只能秘密学习，分散住在各个地方，学习时还要伪装，桌子上放着很多报纸，在报纸下面放着“蜂呜器”，有人来了就装着看报纸，人走了就把“蜂鸣器”拿出来继续练习。这些同志后来都由党中央分配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和中央苏区等地工作。党中央给各苏区派来电台报务人员，，还运来机器。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那部50瓦电台，就是上海党中央秘密装上民船运到洪湖的。的确，保持苏区和党中央以及各苏区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对革命事业，对红军打仗是太重要了。
攻克难关 土法充电
那时我们使用的50瓦电台收发信机的箱子，比现在五灯电子管收音机略大一点，使用硫酸蓄电池并自带充电机。因为充电机要烧煤油，再加上工具箱等东西，整个电台很笨重，行动极不方便。我们电台总共有十几个人，刘进是总负责人。电台原来设在监利县瞿家湾的一个小墩子上，叫陆尔墩，那一年因闹水灾，墩子被水淹了，就搬到周老嘴，水退后又从周老嘴搬到瞿家湾，住在镇子东头一个地主家里，后来因保密关系，又搬封陆尔墩。1932年下半年，敌人第四次“围剿”情况紧张，为了靠近中央分局和行动方便，电台又搬到瞿家湾西头，最后搬到了船上。那时我们与党中央联系，一般都在下半夜人们熟睡之时。由于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苏区工作条件、衣食住行都很困难，衣服、被子都是随着打仗的情况变化而变化，打了胜仗，就得点胜利品改善一下。战士们负伤了也没有药品，只能用土法治疗。吃的食盐很困难，要自己想办法熬“硝盐”。在这种情况下，电台最大的难题是要搞到煤油。我们晚上可点松脂照明，但是蓄电池非要充电后才能给收发信机供电，而要充电就要有煤油才能进行。因此，有没有煤油就成为能不能发报的关键。怎么办呢?买煤油吧。国民党封锁，出不去，买不来。自己炼吧，当时洪湖苏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顶多有点打铁、纺纱、织布等手工业，一无原油二无设备，根本不可能炼。
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充电机发动问题，这个担子自然落到刘进、胡白天身上。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白天黑夜地动脑筋想办法。有一次，他们看到农民脱棉籽时，用牛拉带动机械齿轮转动，顿时发生了兴趣，联想到可以借用这种牛拉机械传动部分来带动充电机充电。经过反复研究，感到原理是对的，但必须解决转速问题，因为牛拉的速度慢，而充电机要达到充电的速度是很快的；另外，还要解决接口问题。他们两人聚精会神，又是画图计算，又是打铁做齿轮，忙了好一段时间，总算制造出一种设备，使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小齿轮又带动飞轮，飞轮上用皮带带动充电机尾部的起动飞轮，这样使充电机转动起来了。这种转动的速度要求是，充电机发出的电压必须大于蓄电池串联后的电压，并且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电流，才能使蓄电池充电。当时用的电池有两种，一种是六伏的，另一种是八伏的，共有十多个，充电时要把所有电池与电机串联起来。经过反复试验，这些问题都 得到了解决。我的老师胜利地攻克了充电这一大难关，真是令人敬佩!
电台与各方联络通了，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象这样的事迹，恐怕也只有在苏区，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办到。在今天看来，这个办法既土又简单，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回忆当时的情景，考虑当时的技术条件，从想出这个办法，到具体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终于试验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这种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到1932年秋，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西苏区“围剿”日益严重。由于当时湘鄂西“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举措失当，特别是搞错误的肃反，红军的战斗力严重削弱，致使湘鄂西的反“围剿”遭到失败，电台也遭到损失。从此以后，湘鄂西红军就长期失去了与外界的无线电联系，给红军的行动带来极大困难。直到1934年l0月红六军团西征进到黔东与红二军团会师，带来电台，才恢复了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随着红二、六军团进入湘鄂川黔时期，在打胜仗中不断缴获了敌军的电台，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就进入了兴旺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