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归队--------范忠祥
1985年10月，在时隔五十三年之后，我重返湖北省洪湖地区。故地重游，许多往事都淡忘了，但当年红军在洪湖苏区革命根据地坚持反“围剿”斗争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l932年6月底，国民党左路军“剿共”总指挥徐源泉率中央军万耀煌部、川军王陵基部及当地的鄂军共约十万余人，对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企图一举吃掉我红三军。
当时，我在红三军八师二十四团三营十一连当战士。面对敌人的疯狂进犯，以夏曦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我军腹背受敌，敌强我弱的严重局势，仍强迫红军分头御敌，硬打硬拚，结果导致部队频繁作战，伤亡很大。加之错误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优秀于部，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弹药、粮食及供给物资十分缺乏，我红三军处于非常困难、危急的境地。
8月23日，我军向襄北转移，行至荆门横街突遭川军郭勋部八个团的偷袭。为了掩护军部及八师、九师主力撤退，师长覃苏命令我团赶到后卫一线阻击敌人。
由于仓促应战，来不及挖工事，战士们只得趴在稻田地里抵挡敌人的进攻。战斗从凌晨打响，我营坚守在右翼阵地上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先后打退了敌骑兵、步兵的十多次冲锋，全营伤亡惨重，营长、三个指导员和九连、十一连连长都牺牲了。战斗一直持续到十点左右，团部通信员才气喘吁吁地爬到阵地上，对十连陈连长说：“主力已安全撤离，吴团长命令你们立即转移!”接到命令后，大家搀扶着伤员向西面突围。敌人发现红军要撤，立即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我们的退路，顷刻间十多个同志中弹倒地，队伍紊乱了。我们一面还击，一面跟着散乱的队伍向西走。大家一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翻了六七座山头，终于甩开了敌人。可是，停下来一看，全营只剩下一百三十多人了，而且排不成排，班不成班。我们和主力失去了联系。
战士们有气无力地坐在山头上，个个心情都很沉重。主力转移了，不知去向；一部分同志被打散了，敌人正在到处搜索。这崇山峻岭，何处是尽头?同志们在哪里?大部队在哪里?
陈连长召集三个连的排长、班长和部分党团员商议以后的行动方案。因为我是团员，所以也被叫去参加了。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穿过敌人的封锁区，到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找大部队去!
为了避免与敌人主力再次遭遇，我们专捡山区很少有人走的小路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没发现什么村庄，大家肚子饿得发慌，只好捡些老百姓地里遗留的地瓜藤、南瓜叶子煮着吃。这种叶子很苦，又没放盐，吃得大家直想往外吐。晚上，我们就露宿在山上的野地里，好在那里天气比较热，睡觉不要盖什么东西。
就这样，我们走了八天。
第九天，才进入当阳地区。傍晚，我们在一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里向群众借了些粮食，吃了一顿饱饭，就在村后山上的一座洞里宿营。走了八九天，行程几百里，劳累、饥饿使大家全身无力，腿都抬不动了，同志们一躺倒就睡着了，带哨的班长也睡了，哨兵没人换，支持不住也睡了。大概山下村子里走漏了消息，天还没亮，附近的“清乡”团、“红枪会”匪徒四百多人偷偷摸上山，杀死了哨兵，直扑我们的住地。这时恰巧被刚起来查哨的排长贺发林发觉了。他大喊了一声：“有敌人!”战士们迷迷糊糊醒过来，抓起枪就向敌人射击。霎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打了一个多小时，天大亮了，敌人发现我们是正规部队，便凭借地形熟悉夹着尾巴溜走了。战斗结束后，备班、排清点人数，发现有九个同志牺牲了，还有十七八个同志负了重伤。由于队伍还要往前走，我们只好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把负伤走不动的同志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中。后来，听说这些同志大部分被“清乡”团搜出来杀害了。
有了这次血的教训，我们的警惕性提高了。以后我们行军，由白天改为晚上，每到一个地方宿营，都尽量选择较小的村庄，并且多派几个哨兵把周围警戒起来。从这之后，除了又跟敌人打了三四次遭遇仗外，很少再被敌人偷袭过。
天气渐渐转凉了，南方的秋末又多夜雨，有时下一整夜，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睡在水淋淋的地上，冻得直发抖。队伍在荆门、当阳、远安地区游荡了近两个月，来回打圈子，但仍没有找到大部队的踪影。大家的心情十分焦急，少数人开始流露出不满情绪，偷偷讲怪话、发牢骚。艰苦的斗争环境既能锻炼人，又能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夜里，十连的一个班长串通六七个平日与他要好的人拖枪叛逃了。大家知道后非常气愤，纷纷要求把这伙败类追回来。但被陈连长制止了，他说：“革命要靠自觉，他们不愿意干了，你把他追回来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命令队伍立即转移。这次拖枪叛逃事件，虽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但却会把我们的内部情况暴露给敌人，因而促使我们的行动更加小心。
10月下旬，我们转回到荆门地区。这时，全营只剩下六十多人了。一天下午，部队刚刚翻过一座山岭，突然迎面来了六个人。大家迅速散开卧倒，担任前卫的同志大声喊：“站住!哪一部分的?”
那几个人看见我们都穿着红军的衣服，露出惊喜的神色叫起来：“你们是不是二十四团的?”边说边向我们走过来。
前卫排的战士们一下子跳出来，把他们的枪下了。那几个人急忙说：“同志，别误会，我们是荆当远独立团的，大部队就在后面!”
果然，不一会儿，汤福林团长、韩振朋政委带队伍过来了。也不知是哪个同志最先叫起来：“我们可找到大部队了!”大家欢呼着冲向独立团的同志们，战友们互相握手、拥抱，眼眶里滚动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天，团领导决定，把我们六十多位回来的同志编为荆当远独立团特务连。就这样，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行程两千多里，终于又回到了大部队的怀抱。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自己回忆起这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为了迫害贺龙同志及红二方面军的干部，竟然诬陷我们这些幸存者是“脱离部队的逃兵”。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历史已经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战友们，也深信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能够代代相传。
千 里 归 队
范忠祥
1985年10月，在时隔五十三年之后，我重返湖北省洪湖地区。故地重游，许多往事都淡忘了，但当年红军在洪湖苏区革命根据地坚持反“围剿”斗争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那是l932年6月底，国民党左路军“剿共”总指挥徐源泉率中央军万耀煌部、川军王陵基部及当地的鄂军共约十万余人，对我洪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空前规模的“围剿”，企图一举吃掉我红三军。
当时，我在红三军八师二十四团三营十一连当战士。面对敌人的疯狂进犯，以夏曦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我军腹背受敌，敌强我弱的严重局势，仍强迫红军分头御敌，硬打硬拚，结果导致部队频繁作战，伤亡很大。加之错误肃反中损失了许多有经验的优秀于部，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弹药、粮食及供给物资十分缺乏，我红三军处于非常困难、危急的境地。
8月23日，我军向襄北转移，行至荆门横街突遭川军郭勋部八个团的偷袭。为了掩护军部及八师、九师主力撤退，师长覃苏命令我团赶到后卫一线阻击敌人。
由于仓促应战，来不及挖工事，战士们只得趴在稻田地里抵挡敌人的进攻。战斗从凌晨打响，我营坚守在右翼阵地上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先后打退了敌骑兵、步兵的十多次冲锋，全营伤亡惨重，营长、三个指导员和九连、十一连连长都牺牲了。战斗一直持续到十点左右，团部通信员才气喘吁吁地爬到阵地上，对十连陈连长说：“主力已安全撤离，吴团长命令你们立即转移!”接到命令后，大家搀扶着伤员向西面突围。敌人发现红军要撤，立即用密集的火力封锁我们的退路，顷刻间十多个同志中弹倒地，队伍紊乱了。我们一面还击，一面跟着散乱的队伍向西走。大家一口气跑了两个多小时，翻了六七座山头，终于甩开了敌人。可是，停下来一看，全营只剩下一百三十多人了，而且排不成排，班不成班。我们和主力失去了联系。
战士们有气无力地坐在山头上，个个心情都很沉重。主力转移了，不知去向；一部分同志被打散了，敌人正在到处搜索。这崇山峻岭，何处是尽头?同志们在哪里?大部队在哪里?
陈连长召集三个连的排长、班长和部分党团员商议以后的行动方案。因为我是团员，所以也被叫去参加了。经过讨论，大家决定：穿过敌人的封锁区，到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找大部队去!
为了避免与敌人主力再次遭遇，我们专捡山区很少有人走的小路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多里，没发现什么村庄，大家肚子饿得发慌，只好捡些老百姓地里遗留的地瓜藤、南瓜叶子煮着吃。这种叶子很苦，又没放盐，吃得大家直想往外吐。晚上，我们就露宿在山上的野地里，好在那里天气比较热，睡觉不要盖什么东西。
就这样，我们走了八天。
第九天，才进入当阳地区。傍晚，我们在一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里向群众借了些粮食，吃了一顿饱饭，就在村后山上的一座洞里宿营。走了八九天，行程几百里，劳累、饥饿使大家全身无力，腿都抬不动了，同志们一躺倒就睡着了，带哨的班长也睡了，哨兵没人换，支持不住也睡了。大概山下村子里走漏了消息，天还没亮，附近的“清乡”团、“红枪会”匪徒四百多人偷偷摸上山，杀死了哨兵，直扑我们的住地。这时恰巧被刚起来查哨的排长贺发林发觉了。他大喊了一声：“有敌人!”战士们迷迷糊糊醒过来，抓起枪就向敌人射击。霎时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打了一个多小时，天大亮了，敌人发现我们是正规部队，便凭借地形熟悉夹着尾巴溜走了。战斗结束后，备班、排清点人数，发现有九个同志牺牲了，还有十七八个同志负了重伤。由于队伍还要往前走，我们只好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把负伤走不动的同志寄养在当地老乡家中。后来，听说这些同志大部分被“清乡”团搜出来杀害了。
有了这次血的教训，我们的警惕性提高了。以后我们行军，由白天改为晚上，每到一个地方宿营，都尽量选择较小的村庄，并且多派几个哨兵把周围警戒起来。从这之后，除了又跟敌人打了三四次遭遇仗外，很少再被敌人偷袭过。
天气渐渐转凉了，南方的秋末又多夜雨，有时下一整夜，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服睡在水淋淋的地上，冻得直发抖。队伍在荆门、当阳、远安地区游荡了近两个月，来回打圈子，但仍没有找到大部队的踪影。大家的心情十分焦急，少数人开始流露出不满情绪，偷偷讲怪话、发牢骚。艰苦的斗争环境既能锻炼人，又能考验一个人的革命意志。有一天夜里，十连的一个班长串通六七个平日与他要好的人拖枪叛逃了。大家知道后非常气愤，纷纷要求把这伙败类追回来。但被陈连长制止了，他说：“革命要靠自觉，他们不愿意干了，你把他追回来又有什么用呢?”于是，命令队伍立即转移。这次拖枪叛逃事件，虽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但却会把我们的内部情况暴露给敌人，因而促使我们的行动更加小心。
10月下旬，我们转回到荆门地区。这时，全营只剩下六十多人了。一天下午，部队刚刚翻过一座山岭，突然迎面来了六个人。大家迅速散开卧倒，担任前卫的同志大声喊：“站住!哪一部分的?”
那几个人看见我们都穿着红军的衣服，露出惊喜的神色叫起来：“你们是不是二十四团的?”边说边向我们走过来。
前卫排的战士们一下子跳出来，把他们的枪下了。那几个人急忙说：“同志，别误会，我们是荆当远独立团的，大部队就在后面!”
果然，不一会儿，汤福林团长、韩振朋政委带队伍过来了。也不知是哪个同志最先叫起来：“我们可找到大部队了!”大家欢呼着冲向独立团的同志们，战友们互相握手、拥抱，眼眶里滚动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天，团领导决定，把我们六十多位回来的同志编为荆当远独立团特务连。就这样，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行程两千多里，终于又回到了大部队的怀抱。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自己回忆起这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为了迫害贺龙同志及红二方面军的干部，竟然诬陷我们这些幸存者是“脱离部队的逃兵”。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历史已经为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战友们，也深信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能够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