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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蒋介石组成“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调集五十万军队向各苏区和红军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四次“围剿”。

6月底，敌以左路军十余万人开始了向洪湖根据地的大肆“围剿”。同时，敌配合以政治进攻、经济封锁、构筑碉堡、纠集地主武装、推行保甲制等措施。敌军主力首先攻我襄北苏区。敌人占领襄北后，便南侵襄南，同时准备对洪湖苏区中心地区进攻。王陵基的川军从沙洋占领了襄南荆门苏区的李家市等地区，同时从沙市占领了我浩子口、周家集、西荆河之线，将我荆门和潜江苏区割成两块。这样就严重地威胁到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及政府机关、后方医院、工厂的安全。这一段时间里，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单纯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不顾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客观现实，推行了冒险的军事策略，打了一些不利的战斗，使红三军付出了重大代价，不仅没有粉碎敌人的进攻，也无法阻止敌人向我洪湖苏区腹地的进攻，而撤到了潜江的熊口、江陵的龙湾司地区。这时，洪湖苏区只有南、北数十里，东、西百余里的狭长地带，情况非常危急。敌之企图是将红三军和地方部队及湘鄂西中央分局、省直机关围歼于东荆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

眼看敌人包围圈在缩小，形势越来越不利，在根据地内线击破敌人的进攻已不可能，红三军领导贺龙军长提出：集中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于运动中捕捉并创造有利战机，寻歼敌军的有生力量，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挽救洪湖根据地。但湘鄂西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却从单纯防御思想出发，拒不接受红三军领导的建议。他认为防守与牵制敌人都应兼顾。于是决定平分兵力为两路：一路为红七师和地方部队，由夏曦同志指挥，在东荆河南岸苏区核心地区几个方向堵击敌人；一路为红八师、红九师及军直属部队，由贺龙、关向应率领，深入敌后，先给川军以打击，然后向襄北打击鄂军，以牵制敌人，企图挽救危局。

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兵力平分的决定是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的。这正象后来中央军委电报中指出的：“敌以重兵围紧鄂    西苏区，红三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它的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分兵力去堵，不仅兵力少的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这个指示证明完全正确。

湘鄂西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作出分兵行动的决定后，红三军正在潜江的熊口、江陵的龙湾地区积极作行动准备，拟从浩子口、高家场、周家集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先到万里镇地区后给川军以打击，尔后打鄂军。

在敌军占领我苏区的李家市、脉王嘴时，荆门县机关分成两部分：精干部分和县独立营转移到万里镇地区坚持对敌斗争；非精干部分转移到潜江之熊口暂驻，待情况好转再回荆门。为了与他们取得联系，荆门县委曾两次派人从万里镇到熊口去，但均未成功。于是，县委决定在万里镇南面大白湖中的姚家台设立一个    联络站。我那时在荆门县军事部直属特务队工作，县委决定派我到这个联络站去，主要任务是负责传递荆门县前后方机关的来往信件和侦察西荆河岸的敌情。县委书记让我到姚家台后找姚家台的党支部书记，请他帮助这项工作。

我虽然不是本地人，但对姚家台所在的这个湖却并不陌生。为就在前些日子的一个上午，我们在万里镇突然遭到从么口来的川军袭击。当时敌众我寡，我们没有与其战斗，而是立即分头转移。我们特务队和县委的其他一些人就转移到大白湖中。这个湖的面积不太大，方圆只有几里地，湖中心矗立着一座孤岛——姚家台。湖里的水不太深，深的地方只到脖子。湖里既有茂密的芦苇、蒿草，又有一片片翠绿的荷叶、菱角叶子铺展在水面上。那些荷杆，不枝不蔓，亭亭净植。敌人追到湖边时，在湖区长大的我们已隐蔽好了。有的隐身在苇林里，有的站在没脖深的水中，仰着头，利用荷叶把脸盖住。这样既不易被敌人察觉，又不影响呼吸。追击我们的敌人是四川的军队。这些川兵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多不识水性，不敢贸然下湖。他们在湖岸上但见湖中水光潋滟，荷叶翠绿，唯不见人影，气得乱喊乱叫，盲目射击了一阵子，见仍无甚动静，又闹了一会儿，就失望地退走了。

这次受领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带着介绍信和县委书记给我的两块钱路费，坐着小划子到了姚家台，找到了支部书记。他约摸三十出头，高高的个子，眉毛和胡须很浓密，眼球闪着漆黑的光亮，眼光里充满了和善、憨厚和纯朴。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长期居住在这个小台上，既在湖里打鱼和到岸边种庄稼，又积极地做党的工作。我就住在他家里。

到姚家台后．支书带着我到了浩子口、高家场、西荆河沿岸一线进行侦察。浩子口和周家集仍驻有川军。但在这两个镇子之间的高家场却没有敌人驻扎。另外发现，每天上午到下午前半晌，浩子口、家场、周家集…线常有敌人来往，少则几个人，多则几十人。下午后半晌就没什么敌人来往了。

一天上午，县委派人送信到姚家台，让我送到熊口去。从这里到熊口必须先从西荆河北岸游到南岸，然后才能上路。出发前我们商定好，在我过河时，支书和另外一位同志就在河北岸的堤上观察河南岸是否有敌人来往。如发现有敌人，他们就叫喊，我就立即往回返；如没有敌人，我过河以后就赶快走。

当天下午后半晌，支书和那位同志先用小划子把我送出姚家台，来到西荆河北岸边，然后上堤。我们在堤上向河南岸观察了一会，没有见到敌人来往，我就急忙下到河边，脱下衣服准备游过去。这条河的水不很深，又是砂底，我就涉水过河。水没头时，我一手举着衣服，一手拨着水游，很快就到了对岸。我边穿衣服边注视北岸送我的两位同志。只见他俩站在堤上向我直挥手。我知道这是表示安全，让我快走的意思。我立即快速地越过了河堤。

我一下堤，四周都是农田。田里种着高粱、棉花、芝麻、黄豆，以及各种蔬菜。豇豆、黄瓜、冬瓜、南瓜，长得又肥又大，各种颜色互相交织，很是好看。红红的高粱穗子压弯了梢头，棉桃爆裂，花絮在微风中飘动。这些农作物早已成熟，但没有人收。走了不远，前面就是一个村子。我从村边路过时，只见各家各户的门，有的关闭着，有的虚掩着，有的敞开着。门口长满了青苔，象很久没有人住的样子。没有狗吠，没有炊烟，更看不到一个人影。开始我莫名其妙，但很快就明白了，原来这个村里的人们都外出“避迫”(逃难)去了。一片凄凉的景象使我难受极了。苏区的群众经过大半年辛辛苦苦的劳动，在那肥沃的土地上长出了丰硕的果实，可是就在要收获的时候敌人来了。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难。这怎能不激起人们对敌人的更大痛恨呢!因此，我也没有停留，立即匆匆地向南面走去了。这时天色已暗下来了。一片片旱地被我  甩在了后边，前面又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金色稻田。

走了一程，天上就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但没有月亮。偶尔有一颗流星，在迷茫的夜空中留下一条银色的痕迹。萤火虫忽前忽后，时高时低地在草丛里、稻田里穿来穿去，使我这个匆匆夜行人稍稍解除一丝孤独感。可是那些饿急了的蚊虫却到处都是。它们在我周围盘旋着、哼叫着，袭击着我，好象催我快走似的。我深一脚、浅一脚，歪歪扭扭地一会儿在田埂、沟埂上走，一会儿又在水里走。有时走着走着，田埂突然又中断了，只好从长得与我差不多高的稻丛里走。最难受的是在水里走。脚刚一踏进水里，水和淤泥顿时漫过膝盖，每走一步都左右摆晃，极是困难。在这深深的夏季之夜，那些正在野草丛里、稻田里悠然自得地鸣唱的昆虫，在我路过时，被我扑哧扑哧的脚步甩起的淤泥和溅动的水声，也吓得悄没声息了。就这样跋涉着，好容易走过这一片稻田，又踏上旱地，过了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有的村庄里驻有我们的军队。每路过一个村庄，我就向群众打听路线。后半夜时，我终于赶到了熊口。

一气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又饿又乏，真想找个地方饱餐一顿，然后好好地睡一觉。可是在这夜里，去敲哪家的门呢?又到哪座房子里去找我们县里的人呢?咳，算啦!谁也不去打搅了。实在疲乏得不得了，我就走到一个屋檐下，靠着墙往地下一坐，想休息休息，谁知一坐下，立刻就沉沉地睡着了。

拂晓前，我被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吵闹声吵醒了。这里的人们也是有赶早场的习惯。只见买、卖东西的人越来越多，店铺的老板们正在开门做生意。一会儿天也大亮了，我在街上找到一个小饭馆，买了点东西吃。我边吃边观察街上的情况。只见人们熙来攘往的很热闹。在买东西的人群里还有部队上的人。看得出，这里的情况比荆门那里好多了。

吃完饭，我从容不迫地找到了荆门县后方机关，把信交给了负责人——反帝大同盟姓高的同志。我和这里许多同志彼此都认识。他们见我来了都很高兴，纷纷向我打听荆门的情况。我就一一地向他们作了介绍。高同志看完信后，决定要我带着他们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回万里镇。

8月l5日，我到熊口的第二天，红三军军部副官处的一位副官到荆门县后方机关打听荆门县的情况。这里的人因离开荆门县好久了，情况不清楚，就把我推荐给他。他立即高兴地找到我。我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向他介绍了一番。他又向我打听由万里镇到熊口的具体路线。我因自己不是本地人，又是夜里边打听边走才来到熊口，因此只能说个大概。16日，他又来了。他让我带着他按我来熊口的路线走一趟。好在我年轻记性好，一路比较顺利。回到熊口后，他就把我带到了在熊口东面孙家桥军部副官处，并让我住在那里。他为什么要打听荆门县的情况，为什么又让我带着他看路线，没有跟我说，我也不便问。

17日上午，那个副官说军参谋长要找我了解些情况。参谋长为什么找我?了解什么情况?我疑惑不解地跟着他走去。一进屋，就见一个人俯身在一张方桌前看地图。

“你就是从荆门来的杨秀山同志吗?”看地图的那个人见我进  到屋里，就迎过来微笑着问。

“是的。”我立即回答。

经那位副官介绍，站在面前的是唐赤英参谋长。他三十岁左右，四川人，中等身材，眼睛很有神。两道浓黑的眉毛上面有一条条小小的皱纹，仿佛深含着寓意。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善于思索的人。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曾与刘伯承同志在苏联高级步校一起学习过，是同班同学。他是一位很有谋略的人。可惜，他在错误的肃反中，于l933年初在湖北鹤峰县毛坝被迫害含冤离开了人间。

唐参谋长问了我一些个人的情况后，就指着地图上的浩子口、李家市、脉王嘴、大王山等处，一一向我了解情况。我就自己所知，告诉他说，浩子口、李家市均驻有川军，脉王嘴被国民党的地方部队盘踞着。

“么口这里是敌人的什么部队?”他注视着地图问我。

“也是川军。”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有多少兵力?”

“一个多营。”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有一个多营的?”

我说，在我来熊口前不久，我县独立营曾攻打过么口，当时我也参加了。当我们从么口东面攻到将接近么口镇街头时，见敌人隐蔽在用土块堆有半人高的工事里与我们对抗。我们冲击了几次均未奏效。可是当我们撤出战斗时，敌人只是向我们射击而未敢追击。据此大家说敌人的兵力与我们差不多。

“邓家州有没有敌人呢?”

“没有。”我肯定地说。邓家州在李家市和脉王嘴之间。

“你是怎么知道那里没有敌人的?”

我说，也是在我来熊口的前些时候，我们因缺粮，我曾带领县特务队去邓家州附近搞过粮食，听说没有敌人。

接着，参谋长又问我从荆门县到熊口来的具体路线和一路上的情况。这次他问得很细，有很多地方我说不清楚，只能大体地说说。

“这样吧，”参谋长说，“你和这位副官明天再去走一趟，一定要看仔细。”

这次和前次不同，唐参谋长给那位副官交代了什么任务我不知道，但是，按参谋长的要求，那位副官把一路经过了哪些村庄，路的宽度和软硬情况，通过某一路段的距离有多少，哪些地段有路，哪些地段无路，稻田和沟渠里水的深度、宽度是多少，都进行了目测，并一一记了下来。

18日，当我们又来到西荆河南岸的堤上时，那位副官和我又在我当初上堤的地方，沿堤向东西各走了好远。在去浩子口的方向，我们发现有一座木桥。这座木桥是供河两岸的人来往用的。桥北的人因怕河南岸来往的敌人过桥来抢东西，就把桥面上的木板统统拆掉了，只剩一些桥桩子竖在河里。

自到熊口后，我想那位副官和参谋长都向我打听去万里镇的路线，又多次让我和那位副官看路线，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仔细，我就想可能部队将有什么行动，而行动时又可能要我带路。说实在的，我怕带路。因那时正在搞大“肃反”运动，说一些同志是改组派，给捆去了。万一我带错了路，说我是反革命怎么办呢?为  此，在我和那位副官往熊口返的路上，我就多了个心眼。一路上凡是走到一个叉路口、转弯处，或不易记清的地方，我就把路边上的高梁、稻杆挽个大疙瘩作为记号，以备辨识。

这次看完路线后，我们又回到军部副官处。19日下午，那位副官又把我带到唐参谋长那里。一进屋，看到里面有四个人，其中有我过去见过的贺龙军长、段德昌师长，还有这两天见的唐赤英参谋长，只有一位首长我从未见过，我猜想可能是关向应政委。

贺军长，在1930年秋天打开监利城时我就见过他，当时他还问我是哪一部分的。他魁梧的身材和给人印象深刻的八字胡，我是熟悉的。就在这天早晨，我还看他穿得整整齐齐，腰板挺直地站在村边看部队出早操。

段师长是湖南人。他是彭德怀同志的入党介绍人，是洪湖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面貌清秀，说话声音很轻，眼睛有些近视，带有一副文人学士的派头，但很平易近人。l930年夏我参军在他任师长的十七师时，我是政治部宣传员。可惜后来他于l933年第三次肃反中于湖北巴东金果坪被迫害含冤去世。

经唐参谋长介绍，我刚进屋时不认识的那位首长，果如我猜想的那样就是关政委。我见红三军的军首长和段师长都在这里，不由得心情紧张。心想，参谋长让我来见这些首长，难道又是关于荆门县的情况和从万里镇到熊口来的路线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重要问题了。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打断了我的思索。我循声看去，只见贺军长正用柔和的、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叫杨秀山，十八岁了。”

“你是哪里人?”一个东北口音在问我，我一看是关政委。

“沔阳峰口附近的。”

“你家里是什么出身呀?”仍是关政委问我。

我把家里的情况简略地作了汇报。首长们听后相互微笑，象是对我的出身很满意、很放心似的。

“你是怎么到荆门的?”贺军长问我。

我就把自己是如何参军，又如何到荆门县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

“噢，原来我们还是一个部队的。”段师长高兴地说。

军师首长同我谈话时，开始我还有点拘束，但看到他们说话时是那样的和善，就象跟你拉家常一样，使我一点都不感到紧张，我拘束的心情就都忘掉了。接着，首长们又象唐参谋长询问我那样，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我认真详细地作了汇报。汇报完后，贺军长让我跟段师长到九师去。九师师部驻在熊口北面的莲花寺的一个村里。

这天的时间过得真快，太阳不知不觉就落下去了，晚霞染红了大地，嘹亮的军号声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全师各团集合好队伍，准备出发。正在这时，骑兵营也来了。段师长看上了几匹马，就骑着试了试。他对其中一匹马赞不绝口地说：“这马有力，可以爬山。”

“爬山?”荆门县南面是平地，哪里有山呢?师长说的“爬山”，难道是指部队这次要到山区去?我迷惑不解，闷在心中。

部队出发时，不仅有九师各团，还有红三军军部和直属队，以及红八师。我被段师长派到担任前卫任务的二十五团去，团里又把我派到前卫连去带路。

经过几次往返，我对这一带的路线已比较熟悉了。但让我正式给部队带路时，我还是很紧张，仍反复强调我不是本地人，夜晚带路可能搞不清方向。为此，我坚持在每走到一个有村庄的地方，就请一位老板与我一起带一程路。一路比较顺利，拂晓时我们前卫尖兵连就到了西荆河堤上。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部队马上又律能口返。

往回走时，我看到一路上凡是部队经过的地方，小路变成了大路；稻田埂被踩没了，上面净是稀泥和水；沟埂踩成了光溜溜的斜坡；稻田地里的稻子也都踩得象泥巴水塘，成了一条很宽很宽的路。可见红军战士在夜间行军是多么艰难。我这才领悟到那位副官与我第二次看路线时，他为什么把与路无关的稻田、沟渠、田埂，都看得那么仔细，记得那么清楚的原因。

在往熊口返的路上，我又被段师长派来的侦察班截住了。这个侦察班是由段师长的从兵班(即现在的警卫班)班长带领的。他对我说：“师长让你再辛苦一次，带我们再到河边走一趟，侦察一下情况。”侦察什么，他没有告诉我。我估计是去观察我们大部队的行动被敌人发觉没有。

这时已近半晌了，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太阳火辣辣的。加之昨晚一宿未睡，粒米未沾，我腹中已是饥肠响如鼓了，两条腿也象灌了铅似的很难迈动。侦察班的同志也和我差不多。于是，我们在路过一个村庄时便在一位老板家里吃了一顿饭。肚子一填饱，疲劳也一下赶走了许多。我们又继续赶路。

当我们离河堤不远时，发现河堤上三个敌人不慌不忙、慢慢腾腾地由周家集向浩子口方向走去。其中有一个骑着马走在前头，两个步行的在后头跟着。我们立即隐蔽观察。当确认只有三个敌人时，从兵班班长朝着那个骑马的打了两枪。骑马人应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只见他摔到地上后又立即爬起来没命地和另两个敌人跑了。那匹马也在眨眼之间无影无踪。

敌人跑后，我们又静静地观察了一会。见无异常情况，就往回返了。在路上，从兵班长和侦察班长俩人就该不该打那两枪而争论，直至回到师部。

在向师长汇报侦察情况时，当涉及到那两枪时，那两位班长又重新争论起来。

“你们先别争。”师长制止他俩，“你们说，是敌人先发现你们，还是你们先发现敌人?”

“是我们先发现敌人。”从兵班长抢先回答了。

“那三个敌人是旁若无人、毫无戒备地走路，还是东张西望、瞻前顾后地走路?”

“我看他们跟常人走路没什么两样，毫无戒备。”侦察班长说完，又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我。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那么，他打枪后，”师长指了指从兵班班长对大家说，“你们打枪了没有?”

“没有。”

“敌人逃跑时，你们追击了没有?”

“没有。”

沉吟了一会，师长说：“据此看来，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部队的行动。要是发现了，敌人也不可能就来三个人。那三个敌人也就不会那么毫无戒备、大模大样的走路。”顿了顿，师长又说：“他打了两枪后，你们既没有再打枪，也没有追击他们，他们有可能会认为这两枪是苏区的游击队员或赤卫队员打的，而不是咱们部队的人打的。当然不打也好。”

经师长这么一分析，大家都觉得有道理。师长也没有批评从兵班长，就把矛盾解决了。但我从师长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看出，师长之所以将这件事问得那么详细，并不完全就是为解决那两位班长的意见分歧，而是在通过询问和分析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敌人并未发现我们部队的行动这一重要情况，同时也酝酿出了新的谋略和决定。

这次从河边侦察回来后，师长让我住在他的从兵班里。21日，师长把我叫去，由他和陈培荫政委一起请我吃晚饭。晚饭很丰盛。师长边吃边对我说：“部队今晚就出发到万里镇去，这次仍由你带路好吗?”

“好!”我说。

“这次完成任务后，你就留在我们师里工作怎么样?“师长微笑着，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

“那太好了!”我高兴地立即答应了。

吃完饭，师长又让我到二十五团。我又被团里派到前卫连去了。

当天晚上，还象上次那样，红三军主力部队从熊口出发了。后半夜，前卫部队来到西荆河南岸那座桥跟前。团长立即派人到对岸把桥板拉过来，把桥恢复了。同时又向浩子口方向派出警戒部队。22日拂晓后，前卫部队顺利地通过了西荆河。

当我们走到离万里镇不远的地方，前面突然响了两枪。经查明，是尖兵班一个战士因看到前面有人在走动，误以为是敌人而开了枪。我告诉他们，前面不远就是万里镇，那里没有敌人，是我们的苏区。前卫连长就让我赶快到万里镇去联络，以免再发生误会。我便很快跑到万里镇。在街西头遇到荆门县独立营的副营长，把红三军主力部队过来的事跟他说了。开始他不大相信，经我解释他才相信了，并立即高兴地通知独立营的人，告诉他们不要乱放枪。我又找到县委书记，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

九师渡过西荆河后，经万里镇西的桥头路过，以一部攻打么口的敌人。当时枪声很激烈。九师师部就设在离万里镇不远的一个村里。不久，八师也过来了。八师在通过西荆河时，被浩子口的敌军发现。敌人出击时，很快被该师警戒部队击退。

当天上午，我带县委书记到九师师部。贺军长和关政委也在那里。我见首长们要研究问题，不便在场，经段师长同意后回到县特务队。当天县委书记带回了一封信，他对我说：“这是贺军长、关政委给夏主席的信，指定你送给他，他在监利的新沟嘴。”

第二天我便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几天后红三军八、九两师转战襄北，因力量单薄，敌人众多，未达到预期目的。实践证明，主力部队分成两股行动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8月底9月上旬，洪湖苏区中心的潜江县熊口、监利县的老新口、新沟嘴等，均被敌人占领。省直机关也被迫转移了。红三军的第七师和地方部队也遭到很大的挫折。湘鄂西军委会主席带领新成立的独立师部队于9月、l0月间撤到襄北大洪山地区，同红三军军部会合。这时， 湘鄂西苏区完全失败了。

这篇文章，早在1959年时就已拟成初稿。那时，我参加了编撰红二方面军战史的工作，由于工作之便，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澄清了许多过去自己虽亲身经历但却一直未能理解的事情。为此，我决心写出二十七年前的历史片段，以记述由于“左”倾错误路线而导致的革命斗争失败的史实，缅怀被自己的同志所迫害的我军优秀的指挥员段德昌、唐赤英等英烈，以及后来死于病魔的我们敬爱的关向应同志。

可是，由于工作繁忙，这篇文章在初稿拟就以后，一搁再搁，始终没有精力来整理。谁料想十年浩劫中，在我被关押期间，它竞成了我“为贺龙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确凿罪状”之一。尽管这还仅仅是一个初稿，而且内容又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历史事实，但“专案组”却硬是叫我过不了关!“审讯”、“批斗”，“批斗”、“审讯”，昏天黑地，不可终日。若早些年有这么多时间，恐怕早有几篇文章同读者见面了。

重新工作以后，我一直想了却这桩心愿，然而初稿却是百寻而不得复归，遗憾之余只得作罢。及至离职以后，方得以闲暇来重新整理、核实过去的残缺记忆，缀以成文。

从初稿至今，又过去了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中，又有一大批包括贺龙同志在内的老革命家在“左”的错误迫害下含冤离去，不可复见!他们没有在夺取政权的枪林弹雨中含笑倒下，却在掌握政权的朗日晴空里恨别人间!悲剧啊!惨痛的悲剧，决不能再重演了!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追昔抚今，心潮难平!拟文以祭，聊慰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