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畔四十天--------张树芝
一九五零年，我回湖南华容县，探望阔别很久的家乡。船入洞庭湖，我就一直站在船头，眺望四周的景物。小船转入去华容县的大河，我猛然记起，当年我们九个人，曾在毛家咀渡过这条河。于是我问船老板：“前面有个毛家咀么？”他点头笑道：“有，有，就隔几里路了。”不一会儿，他说：“这就是毛家咀！”嘿！他不指明我简直就认不出来了，二十多年前，这里只有一户茅棚，现在茅棚不见了，却有了好几户人家。我让船老板下了锚；船还没有十分停稳，我就急忙上岸，在这阔别已久的地方，重温了一下过去难忘的生活。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初的一个中午，我们洪湖区游击队和湖南匪首李觉的保安团，在华容县东的跑马岭展开了激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冲上我们的阵地，把我们排和整个大队的阵地切成了两截。大队边打边向北撤，我们也只好往后退，就这样和大队失掉了联系。
当时我们有四个同志一直跑到桃花山上的树林子里，在林子里又遇见三个被打散了的同志。
桃花山上山高林密，即便于隐蔽，又便于观察山下的情况。站在高处，可以瞧得见我们的大队正往北向长江边撤去。我们正要翻山去赶队伍，发现迎面有一路敌人挡住了去路，他们正急忙向跑马岭跑去。与此同时，从东南岳阳方向也来了一队敌人。现在我们才明白：敌人是企图三路配合围歼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暗暗为大队迅速北撤而感到高兴。
山下的敌人大概是因为找不到我们而发怒了，在各村里打鸡、下门板、烧东西，火焰染红了半边天。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土匪糟蹋我们的苏区，满肚子火，出气都粗了。有的同志把手里的老套筒（汉阳兵工厂出产的步枪）拍的咔咔响，跺着脚说：“咱们拿着枪，却眼看着敌人糟蹋咱们的地方，不如去拼他两个！”老陈说：“要拼命，容易；可是咱们红军的命不能那么不值钱。咱们要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去找大队。”他又指着山下起火的村庄说：“咱们家被烧，把这仇恨记住就是。”我数了数，七八个村子差不多都着火了。
忽然，我们发现树林中有一个人正东张西望的走着，看样子可能是敌人的便衣。我们马上隐蔽起来；待那人走近时，老陈压着嗓子喊道：“站住！把手举起来。”那人先是吓一跳，一看我们的打扮，忙说：“是自己人，我姓李，是石华堰的乡苏维埃主席。”经过详细询问，他确实是自己人，也是跑到山上来躲避的。后来他一听我们是游击大队的，就说：“那边林子里还有你们两个人呢！”引来一见，果然是我们中队的同志。这时，我们已经有十来个人九条枪了。大家心里都平稳了许多；但最令人高兴的事还是遇见了李主席。因为有了他，我们就有了联系群众的桥梁。
四周全部都被白军占领了，大队不知去向。我们上那里去呢？李主席说：“我看暂时先到洞庭湖特区政府去。”他问：“你们九个人谁负责领导呢？”是啊，我们九个人都是战士，需要有人领导。我提议老陈。老陈比我们大几岁，参加红军也比我们早，大家都同意由他来负责。
天已黑透了，冷风吹得林子呼呼叫。我们身上又冷，肚子又饿，随着李主席摸下山来，找到了一户孤独的人家。老乡一听我们是红军，就把家里仅有的鸡蛋、酸菜都拿来给我们吃。饭后，我们九个人凑了一串二百铜钱，给了老乡。李主席带着我们两个同志前头引路，我们七个人随后，又继续赶路。
东方有些发红时，到了毛家咀。前面有一条二十多公尺宽的大河。河那边就是特区政府的人。但是毛家咀只有一个空茅棚子，找不到老乡和船。眼见天就要亮了，真急死人。我们一边在四周放哨，一边分头去找船。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只鸭划子，（是南方下河赶鸭子用的小船。仅二尺多宽，四五尺长）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有两个同志急忙上了划子。谁知船小人重，左一颠又一歪，一下子把船弄翻了，人也扣在下面。老陈一见着了急，把枪往我怀里一扔，衣服也顾不得脱，像鱼鹰一样一下子就钻到水里去了。那时的情况真是紧张极了，天已蒙蒙亮，附近还能听到敌人的喊声；两个人掉到水里生死不明，船又不能顺利的把我们渡过河去，心里还为老陈捏着一把汗。幸好，没有半盅茶的功夫，老陈双臂夹着两个战士，把他们拖上岸来了，他一边喘气一边说：“快！他俩已经被灌迷糊了，赶快把他们送过河去。”有人问道：“这河怎么过去呢？要是再翻几次船，不就更糟了！”老陈想了一想，立即吩咐：“把大家的绑带解下来，结成两条带子，在船上一头栓一根，拉着过！”经他一提，大家都觉得这是唯一的好办法。就这样，枪当划板，先小心地送一个人过河，然后，再用绑带把船拉过来。到天亮时，十个人全部拉过了河。
我们在磨盘州找到了特区政府的同志，弄了点饭吃，又派人装成打鱼的。拿着划扒子返回翻船的地点，（南方打鱼的一种工具）把两只枪捞了回来。特区政府的同志认为我们下湖安全，于是我们就下了湖。
洞庭湖方圆八百里。沿岸都是几十米的芦苇林子。特区政府就在这芦苇林子里的船上。
我们钻进了林子，开始走的是沙滩，渐渐就是淤泥了。泥齐大腿深，一步一拔好不容易才到了特区政府的船上。特区政府给我们腾出两只十多公尺、带着拱蓬的船，作为我们临时的家。
住在芦苇林子里的生活，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为了生存，我们每天都要打柴、摸鱼、放哨。
下水摸鱼很有意思。浅水里伸手就可以抓着鱼。早上，那些大嘴鲇鱼都在水面上张大嘴，好像是呼吸新鲜空气。人趴在船上，像摘莲蓬一样，一下一尾，半根香的功夫就能抓好几十条鱼。麻烦的是烧饭，为了隐蔽，就不能让烟冒到林子上空去。每次点火都非常小心，总是一根一根地加柴火。遇到火不旺时是最急人的！用嘴吹，用衣服煽，有时烟熏得满眼流泪，满脸都是黑灰，和灶王爷差不多。
那时已是腊月天气。每天都在渗骨头凉的淤泥和浅水里来往。拖着两条涂满泥水的腿上船来，没有擦腿布，只好拾张芦叶在腿上抹一抹。大块的泥抹掉了，剩下的泥水被风一吹，腿上的皮就慢慢皱了。只有五六天工夫，我们的腿就完全裂了血口，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长的短的、斜的直的。有的还流着血。就这样，我们每天还要下水，每当冷水渗入血口，真象锯子据肉一样，一跳一跳钻心的痛。不过，只要咬咬牙挺过开始的几分钟，就完全失去知觉了，直到完成任务再回到船上，慢慢恢复了知觉，腿才又痛起来。
在树上放哨的那一根香时间是最难熬的了。（由于没有钟表，放哨时间是用香来计算的。着完一拄香换一班哨）我们选了一棵比碗粗的白杨树，在树顶搭好架子，这就是我们的哨搂。每天我们都要拖着两条泥腿爬到树上去。腊月天，江南虽不太冷，但有时也能看见一层层薄薄的冰。当时我们每人只有两套单军衣和一件衬衣，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棉花，不上树都够冷的，一爬上树更是够呛。湖边风又大，吹得芦苇林子吱吱叫，就象吹进心里一样，身上得一点热气全被吹跑了。开始几天我们还带一把芦叶擦擦腿，以后发现稀泥留在腿上还有点保暖作用。冷风不会直接吹到肉上，就干脆连泥也不擦了。但是，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放松对湖面和湖岸上敌人的警戒，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除了放哨、摸鱼、打柴、烧饭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擦枪，摆“龙门阵”。我们九个人有七支老套筒，两支毛瑟枪。刚到船上时，枪上有的地方还有一点红锈，没过几天，便都擦的乌亮亮的发光了。擦枪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带头，你看看吧，不用叫，一个个都会从拱蓬里钻出来，除了放哨的，一个也不少。在船头上一坐，一边擦，一边摆“龙门阵”。大家最爱摆的是大队里的生活和洪湖苏区的事情。有些故事已经讲过十多次了，但听的人却像头一次听见，因为一听见这些故事，我们就象已经回到了大队和同志们一起去打仗了一样。
一个多月过去了，四周的情况更加紧张。洞庭湖里常有敌人的汽艇在巡逻，岸上也常有三五成群的白军来骚扰。我们和外面的联系全都被切断，积存的大米已快吃完，只好煮半锅饭一锅鱼，掺合着吃。几天后，米全部吃完了，只好光吃鱼。平常人们总把鱼当作上等菜看待，也许有人还羡慕我们每天都能吃到鱼的生活呢！但是，我们是把鱼当成饭吃啊！鱼里没有一滴油，没有一粒盐，更没有一丝葱花或其他调料。湖水煮白鱼，一揭锅盖，腥气扑鼻，而且还得赶快吃，不然，一冷就更是腥得不能闻了。吃了两天后，一闻到鱼味就要呕吐，但是饿得没有办法，只好端起鱼碗来吃两口，有时吃了又吐，吐了又吃。
正在困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特区政府的船上来了个三十多岁的生人。这人穿得很破烂，长得又瘦又高，留着小胡子。老陈过去一问，原来是湘鄂西省委派来的“交通员”，到洞庭湖找特区政府，并说我们江南游击大队已过江，住在监利县的堤头、新铺一带。这一下子大家都高兴的在船上跳起来，吵着要他带我们归队去。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要走了，但，实在舍不得离开特区政府的同志们和乡苏维埃的李主席。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不仅掩护了我们，而且因为有了我们，弄得他们的米不够吃，也只好和我们一起吃白水煮鱼。现在我们要走了，他们却还得留下来。说实在话，我参军离家时也没有像离开他们那样难过过。我紧紧拉着他们的手，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说：“谢谢你们了，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交通员”外表看起来像个老农民，但他懂得的道理和知道的事情却很多。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国内外大事，我们听起来十分新鲜。他操着一口湖北腔，说起话来细声细语，斯斯文文，和他的打扮完全两样。我们都尊敬他，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都叫他“交通同志”。
路上夜行昼宿，第二天后半夜过了调关（调弦口），到了长江边，“交通”说：“这一带敌人封锁得非常严密，大家要特别小心。”刚上了堤，就见几个巡逻得敌人过来了。“交通”只会我们迅速下了堤，伏在水边。巡逻刚过去，沙市方向得江面上又过来了一只轮船，船上得探照灯把黑夜划成两半。“交通”压低嗓子说：“这是敌人巡江得船，大家要沉着，探照灯打在身上也莫要动，敌人看不见我们。”敌人的探照灯在江岸上扫来扫去，有几次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心里都有些着急。但是，灯光下我看见“交通”的脸和平时一样平静，并没有一点紧张，只是两眼更有神了。
轮船过去了，江面上又黑成一片。一只船也没有，怎么过江呢？我们瞧瞧“交通”，他还和平时一样，斯斯文文地派了两个同志，顺着江上游去找船。一会儿，人回来了，可是船却没有找着，这下我们更急了。这时，“交通”又低声而果断的说：“跟我来！”我们只好又跟着他走。顺着江沿下游走了几十公尺，果然发现有一支木船停在江边。一个年轻人迎上前来和“交通”说了几句话，“交通”一摆手，我们全部上了船，那位年轻的船手竹篙一点，船离开了岸。江里的浪有的像屋顶一样高，船在浪上一上一下的翻腾。我们心头很急，盼望早点到江北，就用枪托帮着划，其实一点作用也没有。一直到东方发红了，我们才安全地过了江，回到了苏区的怀抱。
“交通”引我们到了大队部。一见到大队长，就像见到分别好几年的亲人，九个人一齐围着他，又敬礼，又叫嚷：“大队长！我们回来了！”大队长满脸笑容，两臂一张，一下子搂住我们好几个人，嘴里一连气地说：“好！好！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又说：“跑马岭哪一仗被打散后，我们派人四下找你们，那里也找不到，真想不到你们又回来喽！”接着，大队长又详细询问了我们离队后四十天的生活情况。
我们回到中队，大家像看戏一样全为上来，把我搂得连气都出不赢，亲热的不得了。有的同志很惊奇地问“你们怎么活过来的？”我们就摆开了龙门阵。正说得热闹，忽听外面喊叫：“集合了！”一会儿，全大队集合在广场上。大队长把我们九个人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了，又讲了我们在洞庭湖畔四十天坚持斗争。决心归队的事迹。最后他说：“同志们！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想着革命。想着苏区。想着和敌人做斗争。他们的心是永远向着革命的。有这样的好同志，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我听到这里，心里想：没有乡苏维埃李主席和特区政府的同志，我们那里能在洞庭湖畔坚持四十天的艰苦斗争呢？没有“交通”同志，我们又怎能这样顺利地归队呢？真正应该表扬和受人尊敬的应该是他们啊！
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从脑际闪过。好半天，我还呆在那里。猛然听见船老大叫道：“同志！快上船走吧，时光不早了！”这时我才惊醒过来，也不知在毛家咀站了多久。船又稳稳地开了，但我的心里却长久稳定不下来。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河两岸开着花、散着清香的秋稻和整齐的村庄，听着从远处传来的家乡山歌的声音，更加深了对这条小河的感情，更加感念掩护、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同志们，可惜！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名字。
洞庭湖畔四十天
张树芝
一九五零年，我回湖南华容县，探望阔别很久的家乡。船入洞庭湖，我就一直站在船头，眺望四周的景物。小船转入去华容县的大河，我猛然记起，当年我们九个人，曾在毛家咀渡过这条河。于是我问船老板：“前面有个毛家咀么？”他点头笑道：“有，有，就隔几里路了。”不一会儿，他说：“这就是毛家咀！”嘿！他不指明我简直就认不出来了，二十多年前，这里只有一户茅棚，现在茅棚不见了，却有了好几户人家。我让船老板下了锚；船还没有十分停稳，我就急忙上岸，在这阔别已久的地方，重温了一下过去难忘的生活。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初的一个中午，我们洪湖区游击队和湖南匪首李觉的保安团，在华容县东的跑马岭展开了激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敌人冲上我们的阵地，把我们排和整个大队的阵地切成了两截。大队边打边向北撤，我们也只好往后退，就这样和大队失掉了联系。
当时我们有四个同志一直跑到桃花山上的树林子里，在林子里又遇见三个被打散了的同志。
桃花山上山高林密，即便于隐蔽，又便于观察山下的情况。站在高处，可以瞧得见我们的大队正往北向长江边撤去。我们正要翻山去赶队伍，发现迎面有一路敌人挡住了去路，他们正急忙向跑马岭跑去。与此同时，从东南岳阳方向也来了一队敌人。现在我们才明白：敌人是企图三路配合围歼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暗暗为大队迅速北撤而感到高兴。
山下的敌人大概是因为找不到我们而发怒了，在各村里打鸡、下门板、烧东西，火焰染红了半边天。我们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土匪糟蹋我们的苏区，满肚子火，出气都粗了。有的同志把手里的老套筒（汉阳兵工厂出产的步枪）拍的咔咔响，跺着脚说：“咱们拿着枪，却眼看着敌人糟蹋咱们的地方，不如去拼他两个！”老陈说：“要拼命，容易；可是咱们红军的命不能那么不值钱。咱们要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去找大队。”他又指着山下起火的村庄说：“咱们家被烧，把这仇恨记住就是。”我数了数，七八个村子差不多都着火了。
忽然，我们发现树林中有一个人正东张西望的走着，看样子可能是敌人的便衣。我们马上隐蔽起来；待那人走近时，老陈压着嗓子喊道：“站住！把手举起来。”那人先是吓一跳，一看我们的打扮，忙说：“是自己人，我姓李，是石华堰的乡苏维埃主席。”经过详细询问，他确实是自己人，也是跑到山上来躲避的。后来他一听我们是游击大队的，就说：“那边林子里还有你们两个人呢！”引来一见，果然是我们中队的同志。这时，我们已经有十来个人九条枪了。大家心里都平稳了许多；但最令人高兴的事还是遇见了李主席。因为有了他，我们就有了联系群众的桥梁。
四周全部都被白军占领了，大队不知去向。我们上那里去呢？李主席说：“我看暂时先到洞庭湖特区政府去。”他问：“你们九个人谁负责领导呢？”是啊，我们九个人都是战士，需要有人领导。我提议老陈。老陈比我们大几岁，参加红军也比我们早，大家都同意由他来负责。
天已黑透了，冷风吹得林子呼呼叫。我们身上又冷，肚子又饿，随着李主席摸下山来，找到了一户孤独的人家。老乡一听我们是红军，就把家里仅有的鸡蛋、酸菜都拿来给我们吃。饭后，我们九个人凑了一串二百铜钱，给了老乡。李主席带着我们两个同志前头引路，我们七个人随后，又继续赶路。
东方有些发红时，到了毛家咀。前面有一条二十多公尺宽的大河。河那边就是特区政府的人。但是毛家咀只有一个空茅棚子，找不到老乡和船。眼见天就要亮了，真急死人。我们一边在四周放哨，一边分头去找船。找了很久，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只鸭划子，（是南方下河赶鸭子用的小船。仅二尺多宽，四五尺长）大家真是喜出望外，有两个同志急忙上了划子。谁知船小人重，左一颠又一歪，一下子把船弄翻了，人也扣在下面。老陈一见着了急，把枪往我怀里一扔，衣服也顾不得脱，像鱼鹰一样一下子就钻到水里去了。那时的情况真是紧张极了，天已蒙蒙亮，附近还能听到敌人的喊声；两个人掉到水里生死不明，船又不能顺利的把我们渡过河去，心里还为老陈捏着一把汗。幸好，没有半盅茶的功夫，老陈双臂夹着两个战士，把他们拖上岸来了，他一边喘气一边说：“快！他俩已经被灌迷糊了，赶快把他们送过河去。”有人问道：“这河怎么过去呢？要是再翻几次船，不就更糟了！”老陈想了一想，立即吩咐：“把大家的绑带解下来，结成两条带子，在船上一头栓一根，拉着过！”经他一提，大家都觉得这是唯一的好办法。就这样，枪当划板，先小心地送一个人过河，然后，再用绑带把船拉过来。到天亮时，十个人全部拉过了河。
我们在磨盘州找到了特区政府的同志，弄了点饭吃，又派人装成打鱼的。拿着划扒子返回翻船的地点，（南方打鱼的一种工具）把两只枪捞了回来。特区政府的同志认为我们下湖安全，于是我们就下了湖。
洞庭湖方圆八百里。沿岸都是几十米的芦苇林子。特区政府就在这芦苇林子里的船上。
我们钻进了林子，开始走的是沙滩，渐渐就是淤泥了。泥齐大腿深，一步一拔好不容易才到了特区政府的船上。特区政府给我们腾出两只十多公尺、带着拱蓬的船，作为我们临时的家。
住在芦苇林子里的生活，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为了生存，我们每天都要打柴、摸鱼、放哨。
下水摸鱼很有意思。浅水里伸手就可以抓着鱼。早上，那些大嘴鲇鱼都在水面上张大嘴，好像是呼吸新鲜空气。人趴在船上，像摘莲蓬一样，一下一尾，半根香的功夫就能抓好几十条鱼。麻烦的是烧饭，为了隐蔽，就不能让烟冒到林子上空去。每次点火都非常小心，总是一根一根地加柴火。遇到火不旺时是最急人的！用嘴吹，用衣服煽，有时烟熏得满眼流泪，满脸都是黑灰，和灶王爷差不多。
那时已是腊月天气。每天都在渗骨头凉的淤泥和浅水里来往。拖着两条涂满泥水的腿上船来，没有擦腿布，只好拾张芦叶在腿上抹一抹。大块的泥抹掉了，剩下的泥水被风一吹，腿上的皮就慢慢皱了。只有五六天工夫，我们的腿就完全裂了血口，看起来像蜘蛛网一样，长的短的、斜的直的。有的还流着血。就这样，我们每天还要下水，每当冷水渗入血口，真象锯子据肉一样，一跳一跳钻心的痛。不过，只要咬咬牙挺过开始的几分钟，就完全失去知觉了，直到完成任务再回到船上，慢慢恢复了知觉，腿才又痛起来。
在树上放哨的那一根香时间是最难熬的了。（由于没有钟表，放哨时间是用香来计算的。着完一拄香换一班哨）我们选了一棵比碗粗的白杨树，在树顶搭好架子，这就是我们的哨搂。每天我们都要拖着两条泥腿爬到树上去。腊月天，江南虽不太冷，但有时也能看见一层层薄薄的冰。当时我们每人只有两套单军衣和一件衬衣，浑身上下没有一丝棉花，不上树都够冷的，一爬上树更是够呛。湖边风又大，吹得芦苇林子吱吱叫，就象吹进心里一样，身上得一点热气全被吹跑了。开始几天我们还带一把芦叶擦擦腿，以后发现稀泥留在腿上还有点保暖作用。冷风不会直接吹到肉上，就干脆连泥也不擦了。但是，就这样，我们从来没有放松对湖面和湖岸上敌人的警戒，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除了放哨、摸鱼、打柴、烧饭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擦枪，摆“龙门阵”。我们九个人有七支老套筒，两支毛瑟枪。刚到船上时，枪上有的地方还有一点红锈，没过几天，便都擦的乌亮亮的发光了。擦枪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带头，你看看吧，不用叫，一个个都会从拱蓬里钻出来，除了放哨的，一个也不少。在船头上一坐，一边擦，一边摆“龙门阵”。大家最爱摆的是大队里的生活和洪湖苏区的事情。有些故事已经讲过十多次了，但听的人却像头一次听见，因为一听见这些故事，我们就象已经回到了大队和同志们一起去打仗了一样。
一个多月过去了，四周的情况更加紧张。洞庭湖里常有敌人的汽艇在巡逻，岸上也常有三五成群的白军来骚扰。我们和外面的联系全都被切断，积存的大米已快吃完，只好煮半锅饭一锅鱼，掺合着吃。几天后，米全部吃完了，只好光吃鱼。平常人们总把鱼当作上等菜看待，也许有人还羡慕我们每天都能吃到鱼的生活呢！但是，我们是把鱼当成饭吃啊！鱼里没有一滴油，没有一粒盐，更没有一丝葱花或其他调料。湖水煮白鱼，一揭锅盖，腥气扑鼻，而且还得赶快吃，不然，一冷就更是腥得不能闻了。吃了两天后，一闻到鱼味就要呕吐，但是饿得没有办法，只好端起鱼碗来吃两口，有时吃了又吐，吐了又吃。
正在困难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特区政府的船上来了个三十多岁的生人。这人穿得很破烂，长得又瘦又高，留着小胡子。老陈过去一问，原来是湘鄂西省委派来的“交通员”，到洞庭湖找特区政府，并说我们江南游击大队已过江，住在监利县的堤头、新铺一带。这一下子大家都高兴的在船上跳起来，吵着要他带我们归队去。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要走了，但，实在舍不得离开特区政府的同志们和乡苏维埃的李主席。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不仅掩护了我们，而且因为有了我们，弄得他们的米不够吃，也只好和我们一起吃白水煮鱼。现在我们要走了，他们却还得留下来。说实在话，我参军离家时也没有像离开他们那样难过过。我紧紧拉着他们的手，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是说：“谢谢你们了，同志们，咱们再见了。”
“交通员”外表看起来像个老农民，但他懂得的道理和知道的事情却很多。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国内外大事，我们听起来十分新鲜。他操着一口湖北腔，说起话来细声细语，斯斯文文，和他的打扮完全两样。我们都尊敬他，但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都叫他“交通同志”。
路上夜行昼宿，第二天后半夜过了调关（调弦口），到了长江边，“交通”说：“这一带敌人封锁得非常严密，大家要特别小心。”刚上了堤，就见几个巡逻得敌人过来了。“交通”只会我们迅速下了堤，伏在水边。巡逻刚过去，沙市方向得江面上又过来了一只轮船，船上得探照灯把黑夜划成两半。“交通”压低嗓子说：“这是敌人巡江得船，大家要沉着，探照灯打在身上也莫要动，敌人看不见我们。”敌人的探照灯在江岸上扫来扫去，有几次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心里都有些着急。但是，灯光下我看见“交通”的脸和平时一样平静，并没有一点紧张，只是两眼更有神了。
轮船过去了，江面上又黑成一片。一只船也没有，怎么过江呢？我们瞧瞧“交通”，他还和平时一样，斯斯文文地派了两个同志，顺着江上游去找船。一会儿，人回来了，可是船却没有找着，这下我们更急了。这时，“交通”又低声而果断的说：“跟我来！”我们只好又跟着他走。顺着江沿下游走了几十公尺，果然发现有一支木船停在江边。一个年轻人迎上前来和“交通”说了几句话，“交通”一摆手，我们全部上了船，那位年轻的船手竹篙一点，船离开了岸。江里的浪有的像屋顶一样高，船在浪上一上一下的翻腾。我们心头很急，盼望早点到江北，就用枪托帮着划，其实一点作用也没有。一直到东方发红了，我们才安全地过了江，回到了苏区的怀抱。
“交通”引我们到了大队部。一见到大队长，就像见到分别好几年的亲人，九个人一齐围着他，又敬礼，又叫嚷：“大队长！我们回来了！”大队长满脸笑容，两臂一张，一下子搂住我们好几个人，嘴里一连气地说：“好！好！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又说：“跑马岭哪一仗被打散后，我们派人四下找你们，那里也找不到，真想不到你们又回来喽！”接着，大队长又详细询问了我们离队后四十天的生活情况。
我们回到中队，大家像看戏一样全为上来，把我搂得连气都出不赢，亲热的不得了。有的同志很惊奇地问“你们怎么活过来的？”我们就摆开了龙门阵。正说得热闹，忽听外面喊叫：“集合了！”一会儿，全大队集合在广场上。大队长把我们九个人一个个给大家介绍了，又讲了我们在洞庭湖畔四十天坚持斗争。决心归队的事迹。最后他说：“同志们！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想着革命。想着苏区。想着和敌人做斗争。他们的心是永远向着革命的。有这样的好同志，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我听到这里，心里想：没有乡苏维埃李主席和特区政府的同志，我们那里能在洞庭湖畔坚持四十天的艰苦斗争呢？没有“交通”同志，我们又怎能这样顺利地归队呢？真正应该表扬和受人尊敬的应该是他们啊！
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从脑际闪过。好半天，我还呆在那里。猛然听见船老大叫道：“同志！快上船走吧，时光不早了！”这时我才惊醒过来，也不知在毛家咀站了多久。船又稳稳地开了，但我的心里却长久稳定不下来。想想过去，看看今天河两岸开着花、散着清香的秋稻和整齐的村庄，听着从远处传来的家乡山歌的声音，更加深了对这条小河的感情，更加感念掩护、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同志们，可惜！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