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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湘鄂边地区的红四军与鄂西地区的红六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会师，并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湘鄂西地区的红军集中行动统一指挥，使红军由游击战过渡到游击运动战，能更大量地歼灭敌人，这对红二军团的进步是一次飞跃，对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有着重大意义，对敌人是个重大的威胁，对革命造成良好的新形势，在湘鄂西苏区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这次会师来之不易，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和艰苦的斗争才得以实现。

1928年3月中旬，周逸群、贺龙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第四十九路军进攻监利县城未克，部队转移到石首的焦山河．湘鄂西前委和石首中心县季举行了联席会议，确定沔阳的游击队回洪湖，由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领导继续坚持斗争，周逸群、贺龙同志率领贺锦斋等十余人转往湘西北!发展游击战争。在这次会议上，还约定于1930年在公安会师。贺龙、周逸群等同志来到湘西北的桑植县，建立革命武装，经过几次曲折，红军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鄂西地区的游击队经过艰苦的斗争，迅速发展到约五千人，成立了红军第六军。

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之间即将爆发新的军阀战争。年初，敌各军主力部队相继开往前线。当时，敌人驻鄂西的正规军只有独立第十四旅彭启彪部及鄂西“讨逆军”一部，再就是苏区内外的豪绅武装，石首约百人，华容、监利、江陵均约千人。这样一种态势，对我军会合后的行动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因此，利用这一极其有利的形势，实现四、六两军的会师，发展革命形势，就成了当时湘鄂西地区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会师后，力量大了，就可以打击和歼灭更多的敌人。同时，对红军的发展及苏区的扩大，对苏区人民的鼓舞，都有极大的好处。

1930年2月，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同志来到鹤峰，向湘鄂边前委传达了中央及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鄂西红军(红六军)会师的指示。湘鄂边前委立即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将红四军主力进行重新编组；抽调部分骨干组成红军独立团，会同各地游击队，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游击战争；组成以汪毅同志为书记的鹤峰中心县委，负责湘鄂边苏区的领导工作。这些工作布置妥善之后，湘鄂边前委由贺龙同志率领红四军东下，预期在松滋、公安一带同红六军会合。红四军积极行动，先后数次东下寻找红六军，均受敌阻挡。经过四个多月，战斗许多次，消灭了许多敌人，并占领了五峰县城。在第三次到达申津渡西斋一带时，打听到了红六军的消息，准备胜利会合。

在鄂西，特委计划洪湖地区的红六军首先扫清监利、江陵、石首一带的白点，向公安、松滋一带发展，并同红四军会师。但在此时，一方面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已被第二次“左”倾路线控制，他们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军阀混战，革命力量向前发展的有利形势的刺激下，错误地认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企图以红军的进攻配合工人暴动夺取大城市，以争取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湖北省委在这种“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指导下，要求红六军与鄂豫皖红军会师武汉，以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胜利；另一方面，红六军的主要负责人“只想打到武汉过夜”，“与红四军会师他都不坚决执行”，并说：“二军我们可以不管他，叫他去干……干出来后还受六军影响，以后他(二军)自然要找出路，借此来转变贺龙。”因此，红六军没有按鄂西特委的计划行事，而是根据湖北省委的指示实施东进，配合鄂豫皖红军进攻武汉。5月，六军攻克了沔阳城以及仙桃镇、汉川的系马口(相传三国时期，关云长在此系马而得名)及汉川城等地，前锋到达汉阳的蔡甸，威震武汉。但因武汉之敌防守甚严，我军兵力太小，又没有得到工人暴动和敌军哗变的配合，才不得不放弃夺取武汉的冒险企图。红六军的这次行动，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贻误了一段向西发展，迎接红四军的极为宝贵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鄂西特委指示红军回师，坚决执行迎接红四军的计划。

6月间，红六军在监利县的朱河，但没有向部队作与红四军会师的政治动员，只说向江南行动，于是由尺八口渡江，首先到石首。

从朱河到石首，要横渡长江天险，无疑又增加了这次行动的难度。当时，天不作美，我们渡江时已是黑夜，并且遇上了大雷雨，部队是摸黑冒大雨渡江的。当时，雷声隆隆，雨声哗哗，大小木船满载红军指战员艰难地行驶在江面上。老天也似乎更加和我们捣乱，船越近江心，雨也越下越大，风也刮起来了。在宽阔的江面上，木船被风吹浪打，左摇右摆，一个大浪打来，浪头随着风势就掀到了船舱里。闪电不时用它那耀眼的蓝光划破漆黑的夜空，照在江面上，我们看到米汤色的江水汹涌地向东奔流。不知多少大小木船在争游，这些木船顺江水流势斜行向对岸疾驶。闪电也照出了我们木船上的人影，有的坐在拱棚舱内，有的坐在舱外。坐在拱棚舱外面的同志，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打着伞，半开着象灯罩似的罩在肩头上。船夫们头上没有斗笠，也不能打伞，被大雨淋得落汤鸡似的。雨水从他们的头上淌下来，在他们的脸上流淌。他们除了不时用手擦去挂在眼睫毛上阻碍视线的雨

珠之外，全神贯注地掌稳着舵，保持船的航向。他们的家乡已经是苏区，为了感激红军的恩情，为了苏区的安全，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黑夜行船的危险，送红军渡江。对此，我们当时都十分感动。闪电过后，一切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罩住了，四周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滔舀的江水声、雨声以及波涛拍打木船的声音。这样的天气，对我们这些湖乡地区既熟悉水性，又善于乘船的人来说，是见惯了的，都感到无所谓。但是，那些没有见过大风大浪的同志就有些紧张。船往左倾，他们生怕翻船，就把身体往右歪；船往右倾，他们又往左歪。这时，有经验的老船工和湖乡的战士们就反复叮嘱：“坐稳了，船动人不动，不然就有危险!”

尽管如此险恶，但是为了尽快渡江，大家全然不顾，只想快点渡到南岸去。部队的牲口有的乘大船过江，有的把马拴在船尾漂浮跟着过江。经过船民同狂浪激流奋勇搏斗，终于胜利地渡过了长江，到达石首的塔市驿附近。

过江以后就有山了。我们这些来自江汉平原的指战员们，看到大山格外新奇。山上长满禾苗的梯田，象叠罗汉似的。在南方，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层层叠叠直到山顶。田里庄稼长势喜人，水渠依山就势，灌溉着层层梯田。山上，一丛丛竹林，茂密且又挺拔、青翠，山风吹来，竹叶沙沙作响。山上遍地是树，郁郁葱葱，把一座座山岭装扮得分外妖娆。路边石子很多，人们拣着圆圆的小石子，觉得挺好玩。对于我们这些从未到过山区的人来说，开始都很感兴趣，但走的时间长了，就觉得不如平原走路轻快。这些地方都是苏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因此他们看到我们来了，更加喜气洋洋，都热情地欢迎我们，并把最好的东西拿来给红军战士们吃。当时那种军民鱼水之情，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至今却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红六军来到了湖南华容县桃花山的墨山镇附近。此时，敌何键的两个团阻挡我们的前进。我们在这里同何键的部队打了一仗，并把他们打垮了，随后部队开进墨山铺附近休息。这天下午，增援的敌人又反击过来，我们就撤出墨山铺，到桃花山下休息了几天。

打墨山铺时，我们在山上看到了位于墨山铺南侧的洞庭湖。我小的时候，听说过有关洞庭湖的美丽传说，但它是个什么模样  却从未见过，而今不仅看到了，还来到它的“身”旁作战，使我的心里装满了无法形容的喜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湖边的一片宽阔的肥沃土地，地里长满了各种庄稼，也有数不清的农舍。湖边停泊着很多小船，有的船上还冒着炊烟，我想这大概就是渔民的家了。再向前看，就是洞庭湖水了，湖水浩渺，点缀着大大小小的帆船和轮船。洞庭湖岸边是我们的游击区，游击队在这样  美丽的地方活动，我真是羡慕极了。

我们占领湖南南县前，曾在梅田湖打了一仗。记得我们当天后半晌出发，晚上打梅田湖时，因部队新组建不久，游击习气很浓有的同志因天热不愿走路，正巧有一条河经过梅田湖流往南县，他们不经商量就自作主张坐船走了。我们从河堤上步行。木船顺水面下，比步行快多了，但他们一到梅田湖就被敌人抓住了。这时，敌人才知道红军要来，都十分恐惧，纷纷准备逃跑。晚上我们来到梅田湖，很快打败了准备逃跑的敌人，俘虏很多。被敌人抓住的同志也回来了。这是游击习气的苦果，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紧接着，我们追击逃跑之敌，直至南县并占领了南县城。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吃到了腊肉。南县的腊肉很香，吃到它，别提心中有多么高兴！

6月下旬红六军从南县出发，于7月1日占领了湖北的公安县城(南坪)。城中的敌人，同我们一接触就逃跑。我们就紧跟在后面追，虽消灭了大部分，但还是跑了一些，敌人的县长也跑了。有个部队在完成追击任务返回公安城时，一位战士在大街上边走边喊：“捉到蒋介石了!捉到蒋介石了!”听到他的喊声，很多人感到迷惑：“怎么捉到蒋介石了?”便急急忙忙跑出去，想看个究竟。但当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门口时，看到的是那个战士拿着一张蒋介石的大画像在那里嚷。原来是这个战士在拿蒋介石的画像开玩笑。

我们红六军打下公安城后，就驻在城里听候红四军的消息。同时，我们军部特务大队在公安的县衙门里进行整编，将大队撤销改为工兵营。一部分手枪集中起来编为几十个人的特务队，主要任务是保卫军部和搞点侦察工作。这时我调到军特务队当传令兵(通信员)。正当我们进行休整的时候，得知贺军长及红四军到了公安申津渡、松滋的西斋一带。7月3日，红四军也知道了我们占领了公安城的消息。此时，两军相距已不很远了，会师之时指日可待。

7月4日，贺军长骑着马来到公安城。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人，也都骑着马。他们高高兴兴地来到红六军军部。两军首长会面，完成了两军会师的任务。7月7日，两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组成两军前委。但当时我没有弄清哪一位是贺军长，也没有看到四军的部队，也没听到我们六军的部队和四军的部队会合的其它消息。

四、六两军会师之后，便立即着手准备渡江。大约是在7月上旬末，六军从公安出发打下江陵的弥陀寺，将这里的敌人全部消灭。之后，部队又继续东行，抵达公安的陡湖堤。这是长江南岸边上的一个小镇子，部队在陡湖堤休息了一天，于当天后半晌由陡湖堤出发，再次渡江，到江陵的马家寨。当我们听到又要渡江时，人人都很振奋。因为第一次渡江是在夜间，且雷雨大作，不能目睹长江的雄姿。而今天，我们可以一览长江的风采，心中高兴极了。当时正值雨季，长江江水滚滚，浩浩荡荡。江两岸旌旗招展。江面上，许多来往的大小船只频繁行驶。我们当面看不到轮船，我们军部和特务队乘坐的都是木帆船，每只船也是数十人，船上扯起了大篷，又是顺水而行，航行得很快。江面上，时有帆船同我们擦舷而过。同志们在船上有说有笑，脸上都泛起了兴奋的激情。和第一次渡江相比，真是别有一番情趣。船队将要到马家寨时，已是夕阳西下，暮色渐起，江面上凉风习习，徐徐吹来，爽快舒适，人们感觉不到此时正是酷热的盛夏。船队靠岸

后，天色已黑下来，军部就在马家寨宿营。

第二天，红四军也过江到马家寨来。他们在过江时遇到了敌人顺水而下的兵舰，敌人从舰艇上看到红军正在过江，就开枪开    炮。先过来的就靠近江边选挥有利地形，不断向敌舰射击。我们在马家寨的宿营地也听到枪声和炮声。敌人见势不妙，不敢恋战，迅速逃走。这天傍晚之前，我们六军沿江堤从马家寨向郝穴开进时，还能看到红四军的同志们趴在江堤上向敌人射击时留下的痕迹。到郝穴以后，两军首长决定攻监利城。

两军由普济观出发向监利县城方向发展。7月13日，红四军攻打堤头。这个镇子只有二百多敌人，红四军的同志们一下猛扑上去，就把堤头的敌人全部消灭了。红六军攻打监利城。此时正是伏天，阳光象火一样射在头上，战士们在高温下行军，一个个汗流不止，有的衣服都湿透了,衣服干后留下一道道白印。有的同志渴了，就喝几口水渠或稻田里的水。路也被烤热了，没有草鞋的同志打赤脚走在烫脚的路上，只好把脚指弯曲着走，避免脚掌着地烫得痛。但是，为了消灭敌人，他们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仍然毫不停留地向前行进。我们尚未接近监利，监利城的敌人就出城迎击了。我们与敌人的援兵一敌新五师师长公秉藩率领的两个团展开激战。该敌另一个团及鸡鸣铺的保安团全部出击，攻我侧背。我军看形势不利，便撤出战斗。一部分人通过莲台灌时，河上的桥突然坍塌，有些同志落水，不会水的同志被水淹死了。我军攻取监利的任务不能实现，四、六两军便主动撤回了江陵的普济观、新观寺及其附近地区。

在江陵普济观，两军前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正式成立红二军团，同时组成了以周逸群同志为书记的党的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红二军团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周逸群同志任政治委员，孙德清同志任参谋长，柳克明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的番号改为红二军，贺龙同志兼军长，部队编成第四师和一个警卫团。红六军旷继勋同志仍为军长，由原来的两个纵队编为第十六、十七两个师。十六师师长是王一鸣，政委为王鹤；十七师师长是段德昌，政委为许光达。在部队整编时，还新组成团部，原来的大队、中队、分队分别改为营、连、排，以排为单位建立了伙食单位，自己做饭吃。原来我们是住在谁家就吃在谁家，每顿饭二十个铜板。在群众家吃饭，开饭时间很不一致，部队出发时有的吃了饭，有的没有吃，部队统一行动很困难。在部队，师、团都健全了政治机关，连队都有了指导员，这样使红二    军团向正规化迈进了一步，战斗力也有了提高，这是一件大喜事。

部队整编时，由于政治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差，部队不了解整编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又从组织上将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纵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改为师、团、营、连、排。一部分人便产生“这不是同白军的编制一样了”的看法，有的同志甚至不想干    了，提出请假回家，可见当时战士们的思想状态。那时由于请假制度不严，也很容易，一时走了不少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离开部队过了大约二十来天以后，听说部队只是从组织形式上改变了番号，其它各方面不但同过去一样，而且还更好了。于是，我又归了队，到十七师政治部当宣传员

部队在普济观地区编队时，我们的驻地离张经河很近，湖乡草地，蚊子特别多，个儿也大。我们早听说过一首民谣：“江陵张经河，蚊子大似鹅，打它三桨桩，还要飞过河，咬死老太婆。”我们在这里过夜，没有蚊帐，为了防止蚊子叮咬，就把黄蒿采集在一起，同干草堆成堆，用火点着冒烟，人就睡在烟的下风。蚊子也就不敢近身了。但是，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还能清晰地听到哨兵拍打蚊子的声音。虽然蚊子这么多，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实际上也并不象人们传说的那么厉害。当时部队处境虽很困难，但苏区群众却很热情，用鱼、肉、鸡蛋来招待我们，每顿饭各种菜七八个，把我们当成客人看待，各家似乎有比赛的心里，生怕自家饭菜比别人差，过意不去。这充分反映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爱护，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鼓舞。

红二军团成立后，中央巡视员坚持中央的指示，硬要去打荆州、沙市，但没成功。之后，根据军团前季的决定，连续打了很多胜仗，消灭了大量敌人，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就占领了湖北的沔阳县城、仙桃镇、岳口、监利、公安县城，湖南的华容、南县及津市、澧州。红军本身扩大得很快，由一万多人扩大了二倍多，达到三万多人，苏区也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