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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初，党中央派贺龙、周逸群等奔赴湘鄂西地区，领导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斗争、湘鄂边起义，点燃了湘鄂西大地上土地革命战争的熊熊烈火。为了保障指战员的健康，巩固部队战斗力，赢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党创建了自己的卫生工作队伍。广大医务人员为了抢救负伤致病的同志，为了红军和苏区卫生工作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根据地开辟时期的湘鄂西，经济残破，灾荒频仍，疫病流行，群众生活十分困苦。由于武装斗争初期没有根据地为依托，游击队作战频繁，缺医少药，火线上负伤的同志只能靠自己或互相简单包扎伤口，能走动的伤员随队行动，不能走动的伤员用简易担架抬着随队行动。实在无法抬着随队行动的，只好分散安置在群众家中养伤。当时由于条件差，指战员们常常眼看伤病员因缺医少药而不幸牺牲。如1928年3月，鄂西地区游击大队同敌人在江陵沙岗青羊官激战，鄂西特委委员、游击大队领导人邹资生胸部负伤，因为没有医务人员，也无医疗设备和药品，邹资生因大出血而不幸牺牲。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十分难过。鄂西特委下决心建立自己的医疗机构。当时建立医院的条件还不具备，便首先在游击队中建立医疗组织。这年4月间，段德昌率领监沔游击队转战沔阳时，首先从游击队中抽调了三名中药铺当过学徒的战士，组成了游击队的医疗小组。为了解决药品奇缺的困    难状况，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派共产党员余学艺等同志，在江(陵)汉(口)公路上的沙洋镇开设了一个医疗诊所，以公开行医为名，为游击队采购药品器械，收集情报。

5月，游击大队在段德昌、王尚武、彭国才等的带领下，相继攻克毛家口、峰口、仙桃，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壮大了武装。还动员在仙桃开业的中西医各一人参加了红军，又用一千元银洋购买了药品，办起了鄂西最早的野战医院。同年7月，游击队在监利县三屋墩整编，成立了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兼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部队发展到约千人枪。此后不久，段德昌率部攻克沙洋，将特委开设的医疗诊所迁到白露湖南岸，成立了一个后方医院。12月，又在江陵沙岗与黄彩剅间成立了一个小型医院，可以收治十几名伤病员。

1930年2月，鄂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深入发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以洪湖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这期间，武汉地下党派来了曾留学德国的张典吾，北伐战争时在贺龙部下当军医的李谷生，以及医学院毕业的汪伯洋、张济等人。这些同志的到来，医务力量得到了加强。同时从部队抽调了一些青年战士，边学习，边做护理工作。医疗条件得到了改善，以洪湖为中心的医疗中心逐步形成。

在湘鄂边区，贺龙在桑植、鹤峰一带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四军。开始时，部队没有卫生组织，只有几名中医，由杨云阶负责，平时看门诊切脉给药，战时做简单的救护包扎。樟耳坪战斗中，部队伤亡三百余人。由于卫生人员缺乏，贺龙亲自给负伤战士包扎敷伤。经过处理后，轻者随军走，重者就地安置。在横塘湾一个小村庄中，一次就安置了三十多名重伤员，情况紧急时，由群众背上山林中隐蔽。伤病员均用中药治疗。此后，在鹤峰县平山建立了湘鄂边医院，由张继任院长。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医院也初具规模，设有医务处、住院处、药务股、经济股、手术室、药房等，一次即可收治二百余名伤病员，为湘鄂边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贺龙、周逸群的正确领导下，湘鄂西地区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根据地和游击区不断扩大。l930年7月，奉党中央之命，贺龙率红四军主力东进，同周逸群、段德昌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后到普济观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一万余人。军团首长十分重视部队的卫生工作。武汉地下党相继派出医务人员来军中工作，又以重金聘请了一批中医和西医到根据地来，加强了苏区和红军医务力量。红二军团成立后，在临时医院成立了军医讲习所，有计划地从部队抽调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战士进讲习所学习，然后将他们分配到主力部队中，加强了红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同年9月下旬，红二军团攻克监利。第二天，贺龙、段德昌亲自到临时医院看望伤病员，并同医务人员进行了座谈。贺龙对大家说：“根据地有了发展，但敌人不会甘心失败，斗争将更加艰苦。主力部队要经常打仗，因此要建立精干的野战医院随军行动。还要搞后方医院。这两头都要搞好。”贺龙亲自批给临时医院两万块大洋，送去了四十余匹骡马，挑选了四十余名知识青年成立了医训队，又抽    调了四十余名青年成立看护队，还派去几位有能力的管理人员，成立了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前者由张典吾任院长，后者由李谷生任院长。自此，红二军团医疗系统正式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部分。

1930年10月，根据湘鄂西特委紧急会议的决定，周逸群在监利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任务、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和湘鄂西苏维埃法令。大会制定和通过了《优待红军家属及抚恤伤亡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各县政府应开办伤兵医院，收治受伤红军将士。”此后，湘鄂西苏区和红军的卫生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红军的后方医院有了较大发展。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党和红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力更生，因陋就简。买不到医疗器械药品，便就地取材，用竹片子做镊子、软膏刀，用杉木板做正骨护木，用木板制做换药方盘和大小便器，用土布、棉被里子、棉花消毒漂洗后代替纱布和药棉，用食盐代替消毒用的酒精。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关怀卫生工作。有一次，段德昌率部队在前线作战，从缴获的战利品中发现了五斤食盐，便托人捎给特委机关。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由于敌人对根据地封锁，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因而五斤食盐是相当珍贵之物。但周逸  群收到食盐后，首先想到的是伤病员，便亲自将食盐送到医院。医院的同志也没有舍得吃，转送药房，用来代替酒精为伤员清洗伤口。几百名伤病员非常感动。贺龙对伤病员十分关心，每次处理战利品时，他总是亲自问医院分到了什么，分得了多少，还多次为医院挑送驯良、体健的马骡，经常嘱咐副官处要多管照伤病员。

主力红军的医护人员还注意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利用一切机会为苏区群众治病。在访贫问苦、治病救人的同时，广采民间验方，采集中草药。后方医院还设立简易制药小作坊，自制膏、丸、散、丹等中成药品。这些药品对治疗陈旧性伤口化脓、感染以及肠炎、伤风、痢疾等常见病，很有疗效。为了搞到药品，段德昌亲自指导沔阳县委挑选精干人员，在汉口日租界三元里开设了华美医院，一方面收集情报，一方面收集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周逸群还亲自布置，在秭归的香溪、牛口等处，建立了客栈和杂货店，为苏区和红军购置或转运了大批医疗用品。特委还在石首县建立了秘密药材仓库，经常派出十几名干部，到武汉、沙市、津市、岳州等地采购药品器械。这些同志奔走于白色恐怖的大小城市中，冒着生命的危险为苏区和红军购买和输送药品。

1930年秋，红二军团南渡长江，连克华容、南县、公安，于1 1月攻占津市。我军在津市收购了大同医院，又动员了一位科班出身的周医生和女药剂师汤爱德参加了红军。主力南征，战斗频繁，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贺总下令在野战医院继续开办训练班，一方面为部队配备医护人员，一方面为苏区后方医院输送医务人材。训练班分医务队和看护队，学员从部队中选调，随军行动，边干边学。贺总还亲自同训练班的学员谈话，要求大家不怕苦，不怕死，战场上抢救伤员要奋不顾身，学习医务、看护技术要下功夫。每到休整时，学员到病房上课，由医生针对伤病员的治疗授课，边学习边操作。完成任务后，还要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学习药物知识，诊病给药，刻印伤病员登记表、伤票、处方签、病历表、残废证、阵亡登记表等等。训练班经常开展评教评学，互相帮助，定期考核。没有掌握课程内容的要加班学习，直到掌握为止。当时的口号是：“伤口好得快，出院归队快”，“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病员”。医务人员爱护伤病员，大家亲如一家人。在武装斗争的环境下，医护工作是很艰苦的。野战医院要随军行动，转运药品器械，抬重伤病员，有时还要直接参加战斗。部队休整时，医务人员则忙碌起来，因为伤员陆续送到，需要抓紧治疗，忙得几天几夜不合眼是常事。

野战医院的发展，促进了后方医院的建设。到l931年，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先后在瞿家湾建立了第一、第二医院，在柳关建立了第三、第四医院，在邓家墩建立了总医院。第一、第二医院收治病员；第三、第四医院收治轻伤员；邓家墩医院收治重伤员。另外，还建立了伤病员收容站、伤残军人休养所等。在后方医院中，，以邓家墩医院规模最大。这个医院位于洪湖西部邻近的四个小岛上，四面环水，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环境幽静，适宜伤病员疗养。院本部是新建的一座二层楼房，约三十多个房间，内设药房、急救室、消毒室、图书室、医护讲习课堂。另外，还修建了诊所、传染病室、手术室、职工宿舍、食堂和供伤病员娱乐的红军戏台等。还专门修筑了一条宽四米、长五百余米的青砖铺面的大道。医院的编制也较完善，大都设医务科、药材科、经理(经济)科、管理科和保卫队。管理人员大都是从伤病员中选留的。后方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截肢、去腐骨、取体中异物、缝合血管等难度较大的手术都能做。李谷生、章本之、毛健湖等，都是在湘鄂西苏区享有盛名的医务高手。他们以其精湛的医术和热情为伤病员服务的高尚品德，赢得苏区军民的尊敬和爱戴。

这期间，部队经常性的卫生工作也普遍开展起来。军医处、野战医院等既抓伤病员治疗，又抓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及时为营、连单位培训卫生员，注意把防疫工作落实到基层。医院编印了《部队卫生十要》，组织于部战士学习，要求部队指战员做到驻地环境清洁，休整时洗衣洗澡，不喝生水，不吃腐烂的食物，勤剪指甲勤理发，积极消灭蚊蝇臭虫，打扫战场要及时掩埋尸体，等等。医院还编印《医院小报》，不定期印发苏区军民，宣传卫生防病知识，表彰卫生工作先进单位，批评不讲究卫生的现象。军团政治部还在颁发的《连政治委员工作须知》中，制定了有关抓好基层卫生工作的条文，把抓好部队干部战士食宿衣着、战场等方面的卫生工作，列为连政治干部的职责内容。

红军前后方医院除了收治部队的伤病员外，还热情为根据地群众服务。1931年秋，红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和沔阳、监利、江陵地方党组织派出的民间医生相互配合，为苏区群众治病。洪湖的水上医疗队曾用五艘木船载医务人员和药品，为河湖港汊村庄的群众治病给药。是年秋天水灾，大批灾民拥入根据地中心区。苏区党政机关努力为他们安排生产和生活。部队派出医务人员，为他们治病防疫。红军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佳话传遍苏区内外，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襄阳二区赤卫队截获敌五十一师的货船，缴获了一批鱼肝油、凡士林等西药，赤卫队派人连夜送往红军医院，充分反映了苏区军民间水乳交融般的深厚情谊。

1930年12月，红二军团在鹤峰五里坪歼川军一部，吸收被俘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院长张典吾对被俘医护人员进行耐心教育，同时培养了一批卫生人员。在此基础上，除军、师卫生机关外，还为各团建立了卫生队。1931年3月，红二军团前委在枝柘坪召开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二军团改为红三军，确定了北渡长江，开辟荆(门)、当(阳)、远(安)新苏区的行动方针。

部队转战湘鄂边区后，正值隆冬寒天，来自江汉平原和湖区的指战员衣衫单薄，加之山区气候寒冷，给养困难，不少战士冻伤生病，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设于鹤峰走马坪的野战医院收治了三百多名伤病员。因为病员住地分散，吃的只有苞谷糊，营养不良，健康恢复得很慢。部队要立即行动，军首长只得决定在燕子、留驾、镇坪等地建立收容站和后方医院，派陈树人、王希等人负责，收容和治疗不能随军行动的伤病员。红军医务人员除了为部队伤病员服务外，还深入深山密林，为湘鄂边的山区群众治病。当时，桑植县一个山寨发生了传染病，医护人员不避山路艰险，连夜派人上山诊治防疫，宣传卫生知识，受到群众的欢迎。

4月2日部队行动前，前委召开了鹤峰、五峰、石门、长阳、桑植五县党代表会议，讨论巩固和发展湘鄂边苏区问题，组成了以周小康为书记的湘鄂边特委，整顿了地方武装，将长阳独立五十师编为游击大队；将湘鄂边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师长王炳南，政治委员陈协平，参谋长董朗。野战医院还为他们配备了医务所，可以收治部分伤病员。

红三军主力转移到湘鄂边以来，始终在极为被动的状况下连续作战，伤亡很大，伤病员日渐增多。进入鄂西北后，二百余名伤病员随军行动，不仅影响了部队的机动能力，而且担架、民夫难以找到，伤病员在山区运送，道路崎岖，颠簸摇荡，伤口不易愈合。在此情况下，贺龙、邓中夏等多次找医务人员商量，以寻找一个妥善的安置办法。后经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决定争取武当山道士的帮助，安置伤病员。

武当山是中国道教圣地，紫霄宫位于天柱峰，道总徐本善出身贫苦，为人正直，很有正义感。经地下党同志联系，贺龙、邓中夏和政治部主任柳直荀同徐本善晤谈，宣传党的宗教政策，转达了希望他们协助安置伤病员的愿望。在这同时，部队进行了尊重僧侣、保护宗教寺庙道观的教育，整顿了纪律。道士们亲眼目睹了红军秋毫无犯的纪律和作风，深受感动。徐本善向贺龙表示：红军是仁义之师，红军有难，理应鼎力相助。当二百余名伤病员经草店转运到紫霄宫时。两侧香客房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道士们为伤病员送茶、送饭，还提供了大量被褥，热情地接待了伤病员。道士们还上山采集中草药，用他们的验方为伤病员治疗。

5月下旬，红三军主力在一支“神兵”武装的配合下攻克均州。随后即派出工作队，在浪河、老营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红军攻占均州后，再攻郧阳不克，于6月18日攻占房县。当时，安置在武当山的伤病员大部痊愈，只有少部分重伤员还未康复。贺龙得此消息后，又派野战医院几名有经验的医生上山，抓紧治疗。主力撤出均州途经武当山下，贺龙同柳直荀亲自登上紫霄宫看望伤病员并召开了伤员和党员会议，教育大家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争取早日康复，重返杀敌前线。贺龙、柳直荀再次会见了徐本善道总，感谢他们对我军的大力支持，并亲送紫霄宫二十两黄金以为答谢。贺、柳在紫霄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下山前，还送了徐本菩一颗大珍珠。柳直荀则当场挥毫，为紫霄宫撰写了“伟大东来气尽紫，樵歌南去云腾霄”的对联。在紫霄宫道人的帮助下，大部分伤病员不久就康复出院，奔向鄂西北武装斗争的战场，少数伤病员转往房县后方医院继续  接受治疗。徐本善等道人的正义行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红三军主力撤出鄂西北后，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徐本善等人。

红三军占领房县后，即着手建立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成立了以柳直荀为书记的鄂西北临时分特委。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包括均县、谷城、保康、竹山等县部分地区在内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从此，红三军结束了前一时期的流动生活，部队得到了休整。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后，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补充了部队。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军首长决定将野战医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房县建立后方医院，挑选人员再办医训队；另一部分随军行动。前者负责战后的收容治疗和培训，后者负责部队的卫生工作，使前后方都得到照顾。1931年9月，贺龙奉命率红三军主力回师洪湖后，留在鄂西北坚持武装斗争的部队连同医疗机构，到l932年春、夏之间，也分批奉命撤回鄂西苏区。

1930年冬至1931年初，国民党军队对湘鄂西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设在监利冯家潭子附近的三四个小医院，全被敌人焚毁。当时，红三军主力南征失败后经湘鄂边转往鄂西北，留在鄂西地区的周逸群、段德昌领导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并成立了新六军(即后来的红九师)。1931年3月，党中央派夏曦到湘鄂西，先后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以杨光华为书记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开始了王明“左”倾错误在湘鄂西苏区的统治。但是，一方面王明“左”倾错误在根据地的贯彻需要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周逸群、万涛、段德昌等同志的抵制，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发展，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卫生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l932年初，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军医部也随之成立，李谷生任军医部长，汪伯洋任医务主任。部队和后方的卫生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卫生部门的政治工作也得到加强，出版了《医院工作通讯》油印小报，介绍经验，表扬好人好事。医院还成立伤病员委员会，协助医院加强对伤病员的管理。在沔阳建立了生产绷带和纱布的小工厂，解决前方和后方医用纱布、绷布的问题。还在柳关建立了生物制品所，生产牛痘疫苗等制剂。l931年12月，省总工会还专门发布《拥护和扩大红军、保证红军给养》的通告，要求城镇职工支援红军。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担架队、洗衣队、慰问队，收集大量肉、蛋食品及其他日用品，开展对伤病员的慰问活动。红三军回师鄂西不久，军部医务处正式成立，贺彪任处长。各师、团卫生领导机关和医疗机构也逐步完善，从而推动了部队卫生工作的发展。

1932年1月，湘鄂西党的四大以后，“左”倾路线和政策在湘鄂西愈演愈烈，夏曦强令红三军“转变战略”，与优势之敌死打硬拚，开展“运动战、堡垒战、大规模的平地战、射击飞机等”。同年3月，红三军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与敌军激战瓦庙集七昼夜，我军毙俘敌一千余人，红军伤亡近三千人。这场战斗无疑对红三军和苏区的卫生医疗工作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战前，贺龙专门召开了卫生干部会议，讨论战地救护及伤员后送问题。会议决定，战区的救护后送由军医处负责，设转运站负责送往后方医院。为保证伤员及时后运，决定开辟两条转送线：一为水路东线，二为陆路西线。沿途设收容站、转送站，当地政府负责民工、担架、轮渡、牲口等，并确保伤病员安全。3月29日战斗打响后，团以下卫生人员以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前伸到火线上，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进行包扎和其他紧急处置后，送往收容站、转运站分类、检验，然后分别送往设于瞿家湾的第一、第二医院。轻伤员随队治疗。苏区男女老少齐上阵，抬担架，送饭菜，护理伤病员。群众的大力支援，保证了伤员的抢救和后送，后方医院几天内收治了两千名伤员。各级卫生机关和医护人员几天几夜不合眼，有的同志晕倒在手术台边。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几次慰问活动，鼓舞了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保证了抢救、收容、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瓦庙集战斗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斗，我军伤亡过大。但从卫生工作的角度，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整个救护医疗工作计划周密，布置得当，军民团结一致，工作有条不紊，胜利完成了医疗任务，标志着红三军的卫生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2年7月，湘鄂西军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夏曦等无视主客观条件，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的反对于不顾，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坚持“进攻战略”。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指导下，红三军在各战场上实行单纯防御、固守决战，结果连连受挫，陷入严重的被动状态。在这前后，中央分局坚持集中所有的武装力量，实行盲目进攻的作战原则，下令各地武装回师鄂西归建，鄂西北、襄枣宜、巴兴归根据地红军相继撤出，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相继失败。在湘鄂边，由于敌人的大规模进攻，设于平山的医院被迫化整为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收容治疗任务。由于湘鄂边特委贯彻了中央分局的“左”倾政策，反“围剿”斗争失败，医疗机构被敌人破坏，医务人员大部牺牲。

当敌军重兵压境之际，夏曦以及省委杨光华等人，把“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纠缠在一起，实行扩大化的肃反政策，诬杀了万涛、孙德清、柳直荀等一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严重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左”倾路线执行者在扩大化的肃反中，还把矛头指向小知识分子出身的红军干部，诬害了一批党亲自培养、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和锻炼的优秀医务于部。红三军医务处长就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久，被以“改组派”的莫须有罪名关押的。凡是同情这位医务处长的军、师卫生干部，也都受到株连，有的被扣上“改组派”、“第三党”的帽子，将其关押，有的甚至被杀害。

在湘鄂西军民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后，夏曦等人又从单纯防御、固守决战，转为消极防御，继而又实行逃跑主义。省委书记杨光华只身逃往上海。夏曦在周老嘴亲自布置杀害了成百上千的肃反中关押的“罪犯”，然后突围到了鄂北大洪山地区。沦于敌手的鄂西苏区遭到敌人的血腥屠戮。设于洪湖一带的兵工厂、服装厂医院全被敌人烧毁，三千余名伤病员连同没来得及突围的医护人员全都落于敌手，惨遭杀害。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遭受了一场历史的浩劫!

红三军突围北上后，经鄂豫边转移到湘鄂边区。红三军几经    挫折，初步纠正了夏曦的“左”倾路线，创建了黔东根据地，会合    了红六军团。l934年10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踏上了新的征程。红二、六军团的卫生工作者也同广大指战员一道，以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谱写着红军卫生工作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