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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红旗

1927年9月，湖南华容、南县、石首、安乡等县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

那时，稻子已经收割。按照惯例，正是地主带着狗腿子，腋下夹着算盘，手里提着钱袋收租逼债的时节。但现在这些家伙见不到了，却只见成千上万的农民举着红旗，在大锣声中拥向广场，听办农会的人讲革命道理。有时，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又出现了红旗,出现了梭镖，出现斗争土豪劣绅的场面。这是农民举行的游艺会，节目都是农民自编自演的。舞台上出足了豪绅的洋相，也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那时我正在华容县文宣区的一个小学里读书。暴动的第二天，学校里成立了“童子军”，每人左臂上戴着个红袖章，上面是“童子军”三个白字。每人还提着一根黑色军棍，准备配合赤卫军去捉土豪。我们还拿了许多老师们写的“打倒土豪劣绅”、“农民协会万岁”等标语，分头到街上张贴。街上见到的多是急来急往的赤卫军队员。

暴动象急风骤雨似的展开了。童子军配合赤卫军，四出打土豪，捉劣绅。首先抓到了土豪廖世扬。他一见我们就吓黄了脸，立刻比我们矮了半截。不久，我们童子军在刘先生率领下，又抓到了大烟鬼朱明修。他是我们的族长，但我们只认他是劣绅，哪管他什么“族长”呢!

这些平时提着文明棍，打着官腔的家伙，有的早溜到城里了，有的跑到中途便被我们抓了回来，有的是在夜间把他们从安乐窝里拖出来的。抓到以后，立刻押到农民协会清算，罚款。有的还给他们戴上绿色的高帽子，由赤卫军牵着游乡，一边走一边喊：“我是×××，我压迫人，我剥削人，我犯了罪，大家都不要学我……”如果声音低了，只要梭镖在他们眼前一晃，声音立时就高起来。

大街上，小巷里，几乎天天有抓到豪绅的大字捷报。国民党区、乡政权垮了，农民协会掌握了一切。这越烧越大的革命烈火，震惊了反动派，他们急忙调动正规军夏斗寅部来镇压。有一支白军首先开到了我们那个地区，反动统治的看家狗——团防局乘机活动起来。那些外逃的豪绅、地主，也跟着白军屁股后面，一个个溜回来了。

白军一开到文宣区，就大抓、大杀、大抢，逼着农民交出枪支，交出租子和胜利果实。地主依仗白军的刺刀，对农民扯起嗓子干嚎：“你们抢去了我的金狮子，拿走了我的银拐杖，都给我拿出来!”“想翻天了!这天能翻得过来吗!”农民哪里来的这么多金呀银的供他们敲诈，交不出时，就遭到白匪的毒打、杀害。

有一天，县农协会的一位负责人朱登赢同志正在他的岳母家里吃饭，区团防局的几十名团防狗子突然包围了这所房子。他来不及逃走，顺手抓起碗碟向冲进来的团防狗子砸去。终因寡不敌众，被押到区团防局里去了。在那里，团防局长方玉轩亲自开庭审他，要他跪铁链。他又抓起铁链，猛力向方玉轩砸去。方玉轩立即停审，命令马上拖出枪杀。临刑时，朱登赢高呼“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不久，县农会的王勉之、区农会的朱子川也遭白匪逮捕，生死不明。

天上乌云密布，地上血迹斑斑，街上、乡间，全是荷枪实弹的白匪武装。然而，在桃花山上、望夫山上，红旗依然迎风招展。不甘屈服的武装农民越聚越多，他们组织了秘密游击队，继续与敌人作殊死斗争!

这已经是l928年了。山上的秘密游击队，在队长朱祖光、朱海清率领下，不断奇袭敌人；伏击敌人，化装智歼敌人。我家住在村头上，朱海清和其他队员经常在我家落脚，有时还在我家里开小会。每当他们一来，我就忙着到街上给他们打听情况。他们可以落脚的不止我一家，给他们探听消息的也远不只我一个人。因为得到群众的支持，这支队伍迅速壮大起来，也越来越活跃了。白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东招西架处处挨打，后来，不得不夹起尾巴龟缩到城里去了。

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红旗又凌空招展起来。区、乡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第一次出现了“中华苏维埃华容县文宣区苏维埃政府”的大红布牌。于是农民运动又蓬勃发展起来。

l929年春，华容县的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暴动队第八大队”。

9月间，我们配合兄弟部队打开了华容、石首等县城。后来八大队又曾两次攻占了华容县城，并配合三大队又一次攻取石首县城等地。从此，敌人给我们起了个绰号：“八阎王”。

混战高基庙  鸟枪换步枪

冬天，部队奉命开往湖北石首县的高基庙驻扎。一天夜里，天上还落着小雪，同志们都睡熟了，一支约有两千人的白军，悄悄地分东、南、北三路包抄过来，有一路白军以突然动作插入高基庙中心。

“口令?”我们的哨兵问。

“八大队。”敌尖兵回答。

我们的哨兵一听，不对，又追问：

“特别13令?”

“八大队!不是告诉你了么!”

“去你娘的八大队!’’哨兵朝着敌尖兵砰地就是一枪，接着又是一枪，这是发生紧急情况的信号。同志们急忙起床，一出门就打，边打边向规定好的紧急集合场转移。由于情况来得突然，又是夜间，一出门双方就乒乒乓乓地混战起来，枪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摔跤的，夺枪的，碰头跌倒的，乱成一团。借着地上微弱的雪光，隐约看见敌人都戴着大盖帽，而我们戴的是平顶小草帽。我们看准大盖帽，上去就是一枪托，再不就是一梭镖。

敌人本来冒充八大队想欺骗我们。混战当中，自己也给闹糊涂了，不知哪些是真八大队，哪些是假八大队，因此，他们自己也互相大打起来。敌人见有人准备撤出战斗，就乱喊起来：“往哪里去?”“为什么不打枪?”我们一听，就来个“顺水推舟”，搭上了话：“子弹早打光了，枪又不好，快换给我打!”有些敌人信以为真，连忙把枪递了过来。就这样，我们用十二支鸟枪，换了十二支步枪。

当我们向外运动的时候，有些被打懵了的敌人随后追来。

“哪一部分的?”我们问。

“八大队!”敌人还在冒充。

“自己人!紧紧跟上！”

“是，紧紧跟上!”

这样，他们就跟着我们撤出了战斗。当我们突出包围圈的时候，天色已亮，这十来个家伙发觉了，但已来不及了，只好跪下缴枪。同志们都说：“这是送上门来的俘虏!”

洞庭湖上的战斗

1930年3月，八大队与三大队、九大队、十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江右军”，指挥是段玉林。不久，便开辟了好几块根据地。不过各个大队当时大半都还在原地进行斗争。后来，我们配合红六军的一个团在鲇鱼须打的一仗，使部队的土枪都换上了洋枪。秋天，反动派又从岳阳调正规部队来“围剿”。为了保存力量，我们这个大队撤出了华容根据地，向洞庭湖进发。

洞庭湖，方圆八百里。湖水碧绿，水平如镜。湖中浅水处生长着成林的杨柳；柳林之间，形成了无数纵横交错的水路。要在湖上与敌人周旋，必须做好准备。于是，我们一连攻下了注滋口、杨罗洲等地。再由注滋口沿通湖的一条大河的两岸向沅江前进。一路打，一路筹粮；同时高价雇船，向洞庭湖靠拢。一天，部队开到距杨罗洲三十里的湖口，登上了九十多只帆船，只等湖水上涨，就可开船。忽然发现敌人沿河两岸赶来，他们依据有利地形，以重机枪猛向我们扫射，还大喊大叫：“抓活的。”搁浅的船开不动，被封锁的陆地不能上，大家正急得要命，朱祖光大队长命令大家下水拖船，并指示三中队在水中、岸边交叉掩护。

我们一中队迅速纵身跳下船，、在湖水中一字散开，活象一条蜿蜒的长龙。我们在水中高举着枪，边打边转移。三中队出敌不意地登上湖岸，插到一个伸入湖中的突出部，拦腰侧射敌人。

敌人的重机枪子弹带着尖锐的啸声，在我们耳边和头顶上飞过。湖水被打得象开了锅似的，直翻水花。我们的眼睛被搅浑了的湖水迷住了，就使劲眨眨眼皮，继续射击。湖水逐渐升到胸口，我们的枪几乎是贴着水面打的。胳臂打酸了，呼吸越来越困难了，还是打!只要不倒在水里，只要还剩下一个人，就不许敌人轻松地前进一步!

敌人遭到我们迎头、拦腰的打击，脑子清醒了些，再也听不见他们喊叫了，但没有退去。当敌人更加靠近我们的时候，掩护部队又在我们水上部队的掩护下，登上了最后几只船，扬帆向湖中驶去。我们驶入汪洋的洞庭湖，还可以听到敌人送行的枪声。同志们一边擦枪，一边笑着说：“敌人是特意赶来送行的，活的共产党没抓到，死的国民党倒抬走不少。”

从此，敌人开始沿湖岸封锁，水上“清剿”。美丽、平静的洞庭湖变成了战场。

白天，我们的船只在湖上柳林附近隐蔽起来，只派几只小船伪装成渔船四处警戒；夜间，我们又悄悄地转移了。数里长的船队，行起军来，除了第一只和最后一只船以外，一点灯火也没有，迫不得已时，才靠手电联络。

一天下午，我们发现三条敌人轮船向我们飞快地驶来，轮船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大小木船。隔得老远，敌人就用机枪向柳林猛烈扫射。当时转移已来不及了，大船又钻不进柳林中，同志们气得直搓巴掌，都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突然，一只小船划了过来，原来是朱祖光大队长。他站在船头上，下达了命令：“第一中队第三中队的同志赶快下船，每两个人占领_棵柳树，准备阻击敌船，掩护指挥部与大部队转移。部队统一由第一中队长丁子炎同志指挥!”话音刚落，另一只船上又传来命令：“一中队在水路左面，三中队在水路右面，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下船!上树!”听声音就知道是演戏时常扮做姑娘的丁子炎。

船队在敌人密集的枪声中转移了，留下的部队也早已下船迅速散开，涉水爬上了水中的柳树。敌人见我们的九十多条船只列好队形，顺着柳林中间一条水路，扬帆而去，就开足马力，一面疯狂射击，一面猛追过来。我们不但看清了轮船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连后面船上的蓝色小旗也看见了。随着激烈的枪声，头顶上的柳枝与树叶纷纷下落，但仍没有听到射击的命令。眼看就到我们的面前了，敌人却突然停止了射击。就在这时，象是一声虎啸，传来了丁子炎同志的“快放”的射击口令。柳树上的同志，立即以排枪向敌船射击。有的倚着树身打，有的骑着树干打，有的把腿勾住树枝打，有的把枪架在树权上打，有的简直就是站在树上打。在密集的枪声中，还可以清晰地听到朱祖光大队长那震人心肺的喊叫：“给我打!给我打!同志们，敌人快垮了，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白鬼，有的立时在船上丧了命，有的被打落了水，活着的象蛆一样直往船舱里钻；轮船上一个摇着蓝色指挥旗的家伙，不知碰上了哪位同志的子弹，连人带旗栽到水中。

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游击队在湖面上、柳林中设下伏兵。这来自“空中”的突然袭击，立即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三只轮  船急忙掉头，后面大队的敌船见势不妙，也急忙转舵。只见这一  百多只敌船象一锅油条一样，直在湖上乱转，好不容易掉转船  头，就开足马力向君山逃走了。

眼看着敌船开走，我们在树上急得直想跳下水去追击敌人。大家吵嚷着：“要是咱们有轮船，你别打算逃出这洞庭湖!”指挥部估计第二天敌人还会来，而且来的将会更多，于是命令部队向陆地靠拢。拂晓前，船队靠岸，我们开始登陆。这里是一大片丈把高的茂密的苇林，纵深约有三里。我们摸人芦苇，左一脚右一脚地把芦苇踏倒，为自己开出一条曲曲弯弯的狭窄的路。没行多久，便遭到埋伏在芦苇深处的白军的猛烈阻击。登陆部队摸不清敌人虚实，不敢恋战，急忙转移攻击方向，重新组织火力，又迅速冲入芦苇。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火力，又遭到敌人正面、左、右两翼三面夹击，被打了回来。这时，湖上传来了“突突”的发动机声。回头看洞庭湖，大家的心猛地收缩起来：轮船!于是，我们又奉命立即发起冲锋。终因压不住敌人猛烈的火力，第三次垮了下来，又有许多同志在苇林中倒了下去。湖面  上，敌人的水上部队黑压压的望不到头，轰轰隆隆冲了过来，无数条火舌从敌人船队上射向我们。在这种腹背受敌的严重情况下，指挥部决定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

朱祖光大队长提着驳壳枪，又一次跑到岸边，对着最后一批登陆部队大喊：“同志们 ,快!快!”回头又对已登陆的同志大喊：

“同志们，上刺刀!一个准备挑它五个!是铁墙也要打它个稀烂!往前冲!冲呵!”于是，同志们呼喊着，射击着，又一次冲进灰暗的苇林，没有倒下的便与敌人拚开了刺刀。

在苇林中，我也摸不清东西南北，就顺着厮杀声往前冲。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正在扭打，我两步窜上，照准白鬼的脊背，就是一枪托。可是就在这时，忽然冒出一个彪形大汉敌人，一枪托击中了我的左膀，我手一松，枪落了地。他趁势把我结结实实按在地上，伸手就掐我的喉咙。看不清是哪个同志一刺刀把那家伙捅了个穿心透，敌人惨叫一声，倒在一边。我急忙爬起一看，那个同志早不见了。我在乱苇中找到了枪，跳过敌人尸体，又向前冲去。

就这样，挑死一个，前进一步。芦苇丛中，到处是沉闷的枪声，短促的叫声，刺刀的撞击声，芦苇折断的声音。这杂乱的声音逐渐向前移动着，向苇林尽头移动着……

黎明，杀出了苇林，一气追了两个山头，把敌人打散，方才歇手。这时，只见我们的军衣上、刺刀上，尽是淤泥和血迹，有的手里提着一支枪，肩上还挂着几支枪。大家的脸色铁青，晶亮的眼睛直盯着一群群打着哆嗦的俘虏。

不久，我们渡过了长江，进入洪湖地区。在那里，部队大部分编入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部分调七师特务营。从那时起，我们这些秋收暴动出来的战士，远离家乡，在洪湖根据地展开了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