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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周逸群在题为《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的报告中提到，汪桥会师之先，“江陵熊家河常练一分队拖来，有枪二十余支”。这次成功的兵变，是江陵县委精心筹划后，指派我具体实施的。

一

我原名熊富贵。家乡熊家河，是湖北省江陵县东南的一座农村集镇。l927年底，共产党员张文庄受党的派遣，来到熊家河开辟工作，经人介绍，他到我家作了上门女婿，改名熊经斌。随后，他便以我家为据点，秘密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我那时才十六岁，虽还没与他结婚，但已在他的帮助下，加入了共青团，秘密刷标语，散传单，接待过往同志，传递党内文件。l928年5月，熊家河区委成立，熊经斌任区委书记。根据县委指示，区委除进一步发展党团组织，扩充地下武装外，还着手开展争取熊家河常练分队的工作。

熊家河常练分队，有汉阳造长枪二十七条，短枪三支，队长谢锡章，由团总黄凤旭控制。黄阴险狡猾，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经常派出团丁，四处搜捕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9年秋，常练队捕获我江陵县委书记陈香波，黄凤旭下令残酷杀害。区委通过地方绅士和商铺老板，以“目无上司，擅杀共党要犯”的罪名，告倒了黄凤旭，换上了倾向我们的薛礼香当团总，为以后策动起义创造了条件。

薛礼香是我的继父，他对熊经斌很赏识，视为“高参”，这就为我党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后区委就把工作重点放在常练分队长谢锡章身上。

谢锡章年近三十，家居湖南湘潭，年少出门求学。北伐军兴，投笔从戎；克复武汉后，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深造，接触进步思想。结业后重回桂系军队，官至少校营长。“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他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脱离部队，滞留荆沙。后应故旧之约，到熊家河常练分队任分队长。对黄凤旭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团总易人，渐显活跃，常只身来我家，与薛礼香商谈事宜。

区委分析了谢锡章的情况认为可以争取，于是指示我与之接近，联络感情。这以后，每逢他来，我便主动端茶递水，请他“品尝”我家的各种糕点(我家开有糕饼铺)。逐渐混熟后，我便向他谈起了我的身世。

我家虽还殷实，但也难避欺凌。父亲不堪户首压迫，投水自尽；抛下孤儿寡母，更是苦不堪言。地痞无赖，寻衅滋事，抢吃大饼油条，不付铜钱钞票，却以耳光老拳“作抵”。至我年过十三，更有流氓暗潜入室，幸得姑母警觉，方才免遭玷污。经斌人赘之后，迫害无减有加，指杀猪为“私宰”，罚款课税，诬经斌为“共党”，搜捕通缉，如此欺凌，何以生存?

说的这些话，除经斌身份一节外，句句皆实。平日不大触及，倒也不甚觉苦，现在一倾诉，顿觉巨创钻心，言犹未尽，泣不成声。谢锡章听了，感慨很多。他明确告诉，若再有人寻衅，他当出面干预。此后，我便常帮他料理衣服鞋袜，脏了洗，破了补，关系更密切了。经斌提出愿帮他代抄写公文，他也满口答应。

二

1929年秋冬之交，鄂西地区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我沙岗白鹭湖根据地逐渐与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鄂西特委领导的鄂西游击总队发展到近五千人，县赤卫队也发展近一百人。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县委决定加紧对熊家河常练分队的争取工作，使其尽快起义，并正式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接受任务后，经斌帮我制定了行动方案：首先从思想上将谢锡章争取过来，再通过他的关系，联络几位班长，率领全队起义。争取谢锡章的方法，先用漫谈、“讨教”的方式，诱导谢锡章认识我党主张的正确，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进而使他接受我党主张，站到人民方面来。我们还研究了与谢锡章谈话的具体内容。

次日，谢锡章一来，我便和他聊起了街上的标语：

“前几天贴标语的共产党，查到没有?”

谢锡章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那时，我们常常人不知鬼不觉地满街贴标语。开始，常练分队四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后来见了标语，他们便撕掉了事。

“听说共产党都能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你抓不住；他要搞你，一下子就搞到了。你一个外乡人，又没人护着，你怕不怕?”

与那些谈“共”色变的团丁不同，谢锡章显得比较镇定，他说：“我住在队上，夜晚不出门，枕着枪睡觉。共产党要搞我，难!”

“听说石首的常练队几百人，坐着洋船去打共产党，结果叫共产党连洋船都抓去了，你一个分队，经得起共产党打?”我看谢锡章听后脸上有些变色，忙主动向他提供避难所，“要是有事，你就躲到我家来，我家有一口地窖，谁也不知道。”

“听人说到处都是共产党，那共产党到底是F什么的?”又一次“闲聊”中，我向谢锡章“讨教”。

“前几年，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北伐，打北洋军阀。后来，他们与蒋总司令的意见不合，蒋总司令势力大，强者为王，就开始杀共产党。”谢锡章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我进行起两党关系的“启蒙教育”来。

“那到底是共产党有理，还是国民党有理呢?”我决心考考“老师”，看他到底了解多少。

“这个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俄国搞的是共产主义，他们的十月革命成功了，据说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工做。中国的共产党也搞共产主义，看来却很难成功，他们的军队太少，武器太差。尽管如此，却还是有那么多人死心塌地去干共产党，比如武汉的共产党就活动很厉害，青年学生几乎都偏向共产党，你总不能把学生统统杀光吧?眼下国民党兵也多，权也大，却四分五裂，指挥不灵。张发奎、刘湘、杨森、阎锡山，还有冯玉祥、李宗仁他们都是国民党，但却不听蒋总司令的，有的还联合起来打蒋总司令。这样看来，兵多枪多，不一定就是有理；兵少枪少，也不一定就是无理。总之是说不清。”谢锡章一改稳重寡言的习惯，滔滔不绝地讲着，全然不顾这些话是否可以对我讲，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看得出来，这些问题困惑他已经很久了，使他禁不住要一吐为快。

他停顿了一下，不等我插话，又继续讲下去：“那些人拚着性命去干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真心实意信奉共产主义，就象有的人信佛祖、信基督一样。你看前些时被砍头的陈香波，死到临头，还在唱《国际歌》。国民党里面，就很少见到这种临难不苟的人。国民党四分五裂，就是因为蒋总司令、张发奎、冯玉祥等人，不是真心诚意地信奉三民主义。”

“共产党的主义是什么?陈香波唱的那歌是什么意思?”为了进一步试探，我顺着他的话问。

“陈香波唱的歌，叫《国际歌》，那里面就讲了共产党的主  义：全世界的贫苦百姓团结起来，在全世界实行共产主义。”真想不到，谢锡章对《国际歌》这样熟悉，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他  讲的话竟象经斌讲的一样。

“这样看来，共产党的势力不是要越来越大吗?这世界上总是穷人多，富人少啊!”我搬出经斌常讲的话来，“他们要是起来了，蒋总司令的位子怕坐不住，那时你怎么办?”我有意把话题往他身上引。

“这些日子，我一直想这个事情。”他并不避讳。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么?”了  解到他正为自己的前途焦虑，我觉得是个重大收获，但又不便正面规劝，只好先把话题引开。

“你说的是三大政策。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是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些，国父孙中山都讲得很明白的。”想不到，他对孙中山1924年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竟能倒背如流。

“我的伯父，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我家里还有他与孙中山的合影照片呢。”我一边说，一边拿出我家珍藏的四帧照片，那是我伯父熊绪一在日本时身着戎装和孙中山等人的合影。同时，我还抱出一大摞孙中山的著作。

捧着照片，谢锡章端详了许久，也许他没想到，一位国民党先驱的至亲，生活在青天白日旗下，竟然受尽凌辱，也许他难以理解，他到熊家河任职一年有余，竟无一位上司或一位同僚向他提起这作古不久的先驱。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先辈及其亲属的冷落、迫害，强烈地触动了他的思想。他珍重地放下照片，嘱我妥善收好。然后，随便翻了翻那一摞书，说：“这些书，我也有。”接着，又低声嘀咕道：“谁知道蒋总司令信没信过国父的三民主义?”

听他说出这话，我简直高兴得要跳起来。依我的脾气，真恨不得痛快淋漓地骂蒋介石一顿。但一想到经斌关于“适可而止”的嘱咐，便没有再讲下去，只是忙着去给他准备饭菜。

熊经斌把谢锡章的这些言谈举止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认为，由于谢锡章有在北伐战争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经历，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对我党又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完全可以争取过来。县委要求加快工作进程，同时又指出，在没有完全的把握之前，一定要万分谨慎，讲究策略，不能贸然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能暴露团组织。经斌向我传达县委的指示之后，又和我细心地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

三

上次谈话之后，谢锡章有两天没到我家来，这是一种反常现象。这两天，我整日焦虑不安，生怕谢锡章从我的话中看到了什么破绽，我甚至怀疑，他的那些进步话，是专门用来试探我的。但经斌却很沉着，他对我说：“人家总要时间考虑考虑。”

果然，两天后，谢锡章又坐在了我家的桌子边。望着他那真诚的脸，我的心中悬着的石头才落了地。这次谈话，我先从自己讲起。

“我们女人，真是命苦。你看我，读了几年书，到头来还是守着炉子卖烧饼，还要被母亲逼着缠脚。你说，我有没有出头的一天?”

“我发觉你蛮聪明，你可以到武汉去读书，去考学堂。”他倒热心快肠，给我出主意。

“听说洋学堂的要求蛮高，我考得取?”我以前读的是私塾，对洋学堂，早就神往。

“你可以先去读中学，读不上中学就读小学，要上大学也可以，武汉有座私立中华大学，只要有钱就能上。你们女子，还可以上外国人办的女子学堂。”想不到，这武人倒还深谙文事。

“你说过，武汉的青年学生，很多人都是共产党，我去读书，他们硬要我参加共产党，我怎么办呢?”我话锋一转，一上了正题。

“这个事情，由你自己作主。”他的话，含蓄地反映了对共产党某种程度的倾向。

“我家虽然不是大资本家，但也是小资本，我参加共产党，不要先打倒我母亲?”这是经斌煞费苦心为我设计的台词，目的是进一步试探他对党的认识有多深。

“革命就不能怕这怕那，必要时还要大义灭亲。象熊耀清他是你们熊姓的户首，你要参加了共产党，可以把他‘革’掉。”他探知我对熊耀清的深仇大恨，这样讲，似乎是在怂恿我加入共产党。

“要是共产党要你参加，你也自己作主?”我装出有口无心的  样子问他。

“那是当然。不过，我和你不一样，共产党不会找到我头上。”他的话虽然说得肯定，但眼里却分明透出几分怅然和希冀。

“那我去跟母亲商量一下，到武汉去当当洋学生。”我见好就  收，结束了这次谈话。

经斌听了我的汇报，认为谢锡章在思想上已倾向我党，但因为身份关系，对我党还有所顾忌。我和经斌商量之后，第二天对谢锡章说：“母亲不同意我到武汉去读书，要我在家做生意。”

沉默了好一会，他才说：“做生意也好，有钱可赚。”

“生意也不是好做的，川军来了，要抢，他们里头棒老二多。郑华堂来了，更要抢，他本来就是土匪，虽说蒋总司令委了他个师长，他还是本性难移。听说共产党也要来，我家大小是个资本家，不知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我又向他讨教。

“川军和郑华堂，倒不用怕，他们的散兵游勇，不敢到熊家河来抢的。至于共产党，你更不用怕，他们来，也不会碰你和经斌。倒是我和你继父，落到共产党手上，说不定就要脑袋搬家。”真叫经斌猜对了，他果然为自己的身份耽心。

“我的继父虽是团总，’但他没抓过一名共产党，更没有祸害老百姓，你虽是常练队分队长，也没做什么坏事，杀陈香波完全是黄风旭的主意，与你不相干。听说一些国民党的官，投到共产党里，同样可以作官。你要是投了共产党，说不定官还能作得大些呢!”我尽可能把话说得恳切一些，让他放宽心，虽然我也知道，在公开自己的身份之前，我的话没有多大的份最。

“现在我最怕的是熊耀清，他总说经斌是共产党，说不定哪一天经斌就会被抓走。”我把话题扯到经斌身上，是想探听一下他对经斌的看法。

“经斌这人，知书在理，能言善辩；热心快肠，仗义疏财；同情弱小，扶危济困；不畏强暴，剪除恶棍。对你们母女，又关怀备至，真是个难得的好女婿。”谢锡章的这番话，并不完全是唱赞歌。经斌常把家里的钱拿出去周济穷人，还曾利用张发奎“只杀共产党，不杀农协”的政策，巧妙地利用农民协会的名义，召开四乡农民代表大会，处死强奸民女丢字喊款的土匪流氓。熊耀清指经斌为“共产党头目”，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些。

停顿了一下，谢锡章又说：“至于抓不抓熊经斌，也不是熊耀清说了算数的。”投桃报李，他也给我吃定心丸。

谢锡章的话，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他已经不满足于与我这名传话人接触了，他要与我背后的决策者对话，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了。

四

在征得县委同意后，经斌开始正面与谢锡章接触。开始，经斌也只是告诉他，自己通过研读孙中山的著作，知道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孙中山的政策，是联合共产党一道革命。谢锡章听了，引为知音。在这个基础上，经斌才向他公开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代表党组织，对他作了积极的评价，希望他进一步与我党合作。谢锡章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经过熊经斌一段时间的精心培养，谢锡章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有了质的飞跃。经县委批准，熊家河区委发展谢锡章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熊经斌的直接领导下，谢锡章加紧进行常练分队起义的准备工作。谢锡章提出，教官汪谦之思想反动，要防止他从中捣鬼；对郭、陈、徐三位班长，也要努力争取。

当时，郭班长正与熊家河街上的共青团员李三元相爱。通过李三元的关系，我们很快做通了郭班长的工作。随后，郭班长又做通了陈班长的工作。

对于汪谦之，我们也通过关系去做他的工作，要他多给自己留条退路，少与共产党作对。他不仅顽固不化，而且叮嘱自己的亲信徐班长，“注意掌握队伍，防止有人煽动”。好在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隐蔽，没让他嗅出什么味来，他这才安下心来，并于农历腊月22日返回沙市去过小年(腊月23日为小年)。

区委决定，抓住这一机会，立即发动起义。

关于起义方式，区委颇费斟酌。让谢锡章当众宣布起义，政治影响最大，但因为距熊家河仅十余里的郝穴驻有敌郑华堂部的一个团，起义队伍拖出去的动作稍一迟缓，就有可能被闻讯扑来的敌人缠住。常练分队起义之初，内部必然不稳，如徐班长之流可能趁机破坏，武器必受损失。

研究的结果，决定请县赤卫队前来佯攻，常练分队乘机拖走，造成红军主力俘走全部人枪的假象。

县委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0年2月2日(农历腊月23日)夜，田野一片漆黑，熊家河镇静静地隐在夜色之中，连穿过镇子中间的那条小河，也沉寂无声。偶而传来的一两声婴儿啼哭，使夜色显得更加宁静。在那动乱的年代，这样安宁的夜晚并不多见。我伫立在自家的后院里，紧张地注意着四周的动静。经斌到现场指挥去了，我这里就成了联络站，一旦发现情况变化，就得立即飞报经斌。

我的眼睛看不到镇子里的活动，但我的心里，却清楚此刻正发生的一切。我了解今天的整个行动计划，有的安排，还是经我向下传达的。

由县委书记彭之玉亲自率领的县赤卫队，封锁了镇子四周的各条路口，一百多双警惕的眼睛，正注视着镇子，一百多个食指，都压着扳机。

镇东的文家杂粮行前，共青团员薛承勋正把大把的鞭炮放进洋油桶(即煤油桶)中，“机关枪”的怒吼声马上就要从这里发出。

镇西头“恒泰昌”榨油坊前，共青团员海老三正用粗壮的手指拈着一根洋火(火柴)，随时准备点燃身边的“大炮”(大爆竹)。

镇中的小桥头，熊经斌正领着区秘密赤卫队，守在那里，封锁了通向团防局的通道。

谢锡章手握左轮手枪，凝神屏息等在房中。

我虽然知道一切都在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仍禁不住一阵紧张。

是时间凝固了?

是经斌误事了?

我焦躁地在院子里踱着。虽然刮着凛冽的北风，我的额上却沁出了一层汗。

“叭!”枪声终于响了。

东西丽头，“枪”、“炮”齐鸣。

团防局那边，传来一阵骚动声。我仿佛听到了谢锡章威严的叫喊。可惜枪声太密，“炮”声大响，我听不清他在喊什么。

枪声、喊杀声、犬吠声、惊叫声，混为一团。小镇沸腾了。

大约十多分钟后，枪声突然停息了，镇子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我知道，熊经斌已领着常练分队，经吴家桥子开往砖桥。那里，刚刚开来的鄂西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二纵队，已作好接应的准备。

按照汁划，我没随队行动，留下来了解镇上的反映。

次日一早，人们拥向团防局驻地。除了徐班长和另两名士兵的尸体外，所有的人枪都不知去向。

人们七嘴八舌，用夸张的口吻，谈论着红军的火力。有的说，他亲眼看到数千名红军穿街而过。有的说，他们听到了小钢炮叫唤。

没有人到郝穴去报信。地痞流氓，噤若寒蝉；穷苦百姓，兴高采烈地过着小年。

2月4日夜，我骑着谢锡章遗下的大红马，赶到了砖桥。

熊经斌、谢锡章和常练分队的弟兄们都在这里，我向他们讲了熊家河镇这两天的情况，他们听得很开心。经斌告诉我，2月2 17日夜里打响后，徐班长不听指挥，命令他的一班人顽抗，并开枪打死了两个起义兄弟，谢锡章不得不把他干掉了。常练队的三十支枪，除一支被汪谦之带走，一支佩在薛礼香身上之外，二十八支都拖出来了。拖来的人，除了常练队的弟兄外，还有一些自愿参军的青年，共六十多人。

2月5日，原常练分队随着第二纵队一起，开到监利汪桥，与一纵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一部分。原熊家河常练分队整编为第二纵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谢锡章任中队长，熊经斌则到大队部工作。

整编结束后，第一中队开往祠堂街。县委书记彭之玉、县委  委员侯蔚文等人组织县赤卫队和当地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  们。彭之玉见到我，兴奋不已，一下子把我从马背上抱了下来，  连连夸我“有勇有谋”，并笑着对我说：“我们共产党不求个人富贵，只求人人富有智慧。你这样聪明，就改名叫‘富慧’吧。”

从此，他便称我“富慧嫂子”(因经斌长于他)，别的人也这样叫。

这一次，彭之玉还请经斌、我、谢锡章一起下馆子，点了好多菜。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一生吃到的最香的饭菜。饭后，经斌、谢锡章他们率队开走了，我被留在县委机关工作。

五

1930年4月，我随县委机关游击到白鹭湖，在芦苇丛中偶然碰到了谢锡章。他坐在一只小划子上，右臂负了伤，上了夹板，用带子吊着。见了我，很是高兴。他先告诉我，前几天，他带第一中队端了资福寺常练分队的老窝，战斗中挂了彩。

“缴了几十条枪呢!”他高兴地说。

因为各自都有任务，我们谈了一会便分别了。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解放后听人说，他作战一直很勇敢，打了不少胜仗，后来还当了红军的大队长和焦山河军校的军事教官，可惜不久就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