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监利县尺八镇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国民党、民团残酷杀害了。尺八镇人民在敌人的大屠杀面前并没有屈服。这一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掩埋了战友和同志的尸体后,从血泊里爬起来,重整旗鼓,秘密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我就在这个时期,l929年由薛冬儿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由于敌人残杀无辜,制造白色恐怖,因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般都在夜晚活动。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睡觉,才有安全保证,一不小心就有被敌人抓住的危险。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了。有的被害后,敌人还把头割下来吊挂在街上恐吓群众。白天民团“清乡”,见了青年男人就开枪,见了青年妇女就奸污,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仅薛家湖一个村子就三次被烧。烧了,人民群众又修,修后又被烧。有一次民团到薛家湖“清乡”,薛显照在地里种田,没有逃走,就被国民党民团扣‘死了。他原以为自己什么组织也没有参加,老老实实地种田,不会打我的。还有一次,国民党民团来了,薛隆坤未来得及逃跑,敌人捉到他,绑在大树上用梭镖乱扎,活活给扎死,令人惨不忍睹。象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人民群众在敌人的残酷屠杀下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勇敢地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l929年冬,天下着雪。尺八镇周围近千名群众行动起来,手持梭镖、大刀、锄头,还把鞭炮放在煤油桶里燃放,连打带吓,就把尺八镇三十多个团防敌人全部消灭了,缴了十几支枪和一些子弹,捣毁了敌区政府及其它反动机构,没收了镇上上豪劣绅的财产。监利尺八镇这个据点就这样被拔掉了。
尺八地区,除监利民团和湖南岳阳民团过长江来“清剿”以及国民党大部队“围剿”以外,其他地区的敌人一般不易进犯这里。这个地区与监利县朱河镇白螺基镇等连成一片。1930年,红军打开监利县城之后,召开了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苏维埃政权。薛家湖派薛玉林参加了县的代表大会。尺八镇也成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人民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雇农工会、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由乡苏维埃政府宣布没收地主、土豪劣绅的土地,然后按照《井冈山t地法》(这是根据地的第一个士二地法)规定的原则,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为了巩固同中农的联盟,不侵犯中农利益,中农的士地不动。分配土地是很复杂的问题,大家都很重视,很认真。全乡土地多少,按肥、瘦情况分成上、中、下三等。青壮年为主劳动力,老人、小孩为半劳动力。全劳动力每人平均分配三亩半地,半劳动力按三亩半的一半。土地肥瘦搭配,缺肥补肥,缺瘦补瘦。分得土地的农民,都有上、中、下三种。在分配土地前还留下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乡人民群众耕种,收获的粮食作为红军军粮。在分配土地时,全乡人民群众非常高兴,非常关心,自动参加丈量土地,讲公道话,评论哪些土地属于上、中、下,谁家应分到什么样的土地。分得的土地,在田头插块牌子,上面写着中田或者上田几亩,分给某某所有。乡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证书。土地分完以后,地主的房屋也分配给没有房屋的贫农和雇工。所有地主的农具、耕牛、家具等,都按劳动力和人口的多少公平地分配了。农民得到了土地、财产等实际利益,革命热情非常高昂。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土地真正归还了农民耕种,人民群众欢天喜地。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参加各种革命组织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残余势力,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区乡苏维埃政府委员都是经过人民群众举手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由主席、副主席和土地、财政、文化、民教、民政、锄奸等委员组成。我当时任土地委员兼少年先锋队大队长,负责分配土地、少年先锋队的训练和苏维埃政权的保卫等工作。乡苏维埃主席是龚松林,副主席是吴云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是农村的半武装性质组织。队员使用的武器是梭镖、大刀、土枪、土炮,他们的任务是站岗放哨,破除迷信,宣传婚姻自主。还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运送军粮,配合红军作战。
1930年,赤卫队、少先队用土枪、土炮在长江打了一只盐船,解决了这个地区人民吃盐的困难。因为敌人对苏区封锁得很厉害,吃盐和穿衣都非常困难。解决了吃盐的问题,群众非常满意。
赤卫队员、少先队员踊跃参加红军。仅在薛家湖,一次就有刘三美、薛海林、薛先保、杜子林等十多人参加了红军。1931年,国民党为了破坏苏区,在长江决堤,监利县这块苏区全被洪水淹没了,人民群众遭到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就在这个时候,区党委决定要我带一部分群众参加红军。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于7月间带了十多名少先队队员一起参加了补充团,后编入红九师。从此以后,我就离开了家乡,跟随红军南征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