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六军--------杨秀山
两湖暴动中的鄂西地区
1927年7月，号称“左”派的汪精卫国民党武汉政府终于撕开了假面具，与蒋介石合流，开始了对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极其残酷的血腥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危险的形势之中。
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举行了震动全国的“八一”南昌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它唤起了人民的斗志，鼓舞了革命者的信心，使人们从血泊中站起来，握紧枪，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生死搏斗。
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的领导，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并指示地方党组织，准备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民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依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暴动计划，划分特区，分别建立党的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如鄂北、鄂中、鄂西等地区。秋收暴动的时间虽定于9月，但由于各区基础不同，条件不一，有的地区进行了暴动，有的地区未能暴动，有的地区则因形势变化而改变了暴动的计划。
秋收暴动首先从鄂中地区的沔阳、监利开始。l927年9月10日，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以少数秘密武装配合农民协会成员，在沔阳戴家场捕杀了土豪。不久，各处响应，武装群众成批处决了恶霸豪绅和反动官吏，分配了他们的财产。于是，党组织恢复并发展起来，党的秘密武装迅速扩大，组成了游击队，建立了一块以沔阳地区为中心的不大的根据地。ll月下旬，游击队里应外合攻克沔阳县城，相继袭击沔阳、监利的城镇，消灭团防武装。游击队扩大到二百余人，八十余支枪，成为鄂中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
同期，鄂西区公安县县委邹资生、樊学赐、杨云祥领导的武装三百余人，袭击江陵重镇弥陀寺，消灭部分敌军，又攻占公安县城及其周围广大农村，展开了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的斗争。年底，敌人大举进攻，他们退出县城转入有利地区坚持斗争。尔后，这支游击队即成为鄂西特委领导的主要武装。
此外，石首、华容、天门、汉川、枣阳、荆门、兴山、秭归、巴东、长阳等县也先后组织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暴动，并相继组织了一些游击武装，如以石首中心县委李兆龙、吴仙舟领导的游击队，枣阳县委程克纯领导的游击队，巴东黄大鹏领导的游击队等等。其中，巴东、兴山、秭归的武装斗争进行了数年之久，并曾编为工农红军，后来，在敌人重压之下伤亡很大，与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军会合。
1928年初，省委又组织了年关暴动。恰逢中央委派的以周逸群、贺龙等同志组成的湘西北特委路经湖北，参加了鄂西区的年关暴动，造成了更大的影响。
1928年1月下旬，周逸群、贺龙等到了武汉，找到湖北省委负责人郭亮等同志，他们正在武汉准备暴动，要贺龙、周逸群参加，并要贺龙当总指挥。此时，在武汉的党的机关和印刷所又被敌人破获，省委决定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的计划也被敌人得到。在这种形势下，周逸群、贺龙等同志便决定依照中央指示去湘鄂边地区开展武装斗争。路经监利县境内的下车湾时，与事先派到这一带组织武装的原南昌暴动时贺龙同志指挥的二十军师长贺锦斋取得了联系，随后又与石首中心县委、鄂中特委及他们所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决定集中游击队，领导这次年关暴动。三支游击队共五百余人，三百余支枪，在监利下车湾会合后，编成三个大队，打起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监利、石首、华容(属湖南)等县开始了武装暴动。十余天，即攻克上车湾、朱河、砖桥、长岗庙、调弦口等市镇，消灭了大批敌军团防武装和一些土匪，镇压了一批：上豪劣绅，把敌人的气焰压了下去，有力地配合了监利、沔阳、公安等县的暴动。此时，江陵、石首也组织了游击队。2月中旬，游击队进攻监利县城失败。周逸群、贺龙在石首县焦山河召开了会议，决定把武装分别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周、贺带贺锦斋等十余同志去湘鄂边继续按中央指示展开那里的武装斗争，两年后再会合。
鄂西地区经过半年多的武装暴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及土豪劣绅和他们所豢养的团防武装以有力反击，鼓舞了群众斗志，使分散的特委，几个县委重新组织起来。在特委、几个县委领导下，组织和发展了几支游击队，开辟了以沔阳、监利境的洪湖为中心的几小块根据地，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由于党组织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怀有急切复仇情绪而不顾政策，加上中央盲动主义指示的结果，不分地区、不考虑敌我力量的对比，冒险举行武装暴动，使自己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暴动中不讲政策，盲目烧杀，从而脱离了群众，使游击武装不能很好依靠群众，单纯以小股武装与强大敌人进行决战，遭受的损失自然是极其严重的。几支游击武装大都失败，特委和有些县委领导同志牺牲，只剩下少数同志带几支短枪深居洪湖河港沟汊之内，昼伏夜出，袭击敌人，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进行着极其艰巨的斗争。因此，武装暴动这个阶段，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总的来说是失败了。
鄂西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及发展
1928年5月前后，鄂西斗争形势十分危急。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被敌破获，书记张计储等十余负责同志被捕牺牲。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同志率游击队与强敌作战牺牲，游击队亦遭到较大损失。各县委组织不断遭敌破坏，党员、干部牺牲日多。本来就不大的几支游击队有的被敌消灭，有的埋枪分散，剩下少数同志在范围狭小的地区难于活动。而桂系军阀统治湖北后，各派军阀互相争战的局面在湖北省大部地区也暂时停止。敌正规军全力“清剿”革命力量。敌地方武装如团防、保卫团等也已扩大并逐步联合，打破县区界线，相互配合，实行“清乡”，更使本来力量不大的游击队难于活动。各县区人民在敌人残酷烧杀镇压之下也难于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整个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与全国一样，处于低潮。
5月，周逸群从湘西来到鄂西，将石首、公安两支游击队转移到洪湖，会合了鄂中游击队及华容游击队。这四支游击队共有黼余支，曾突裘沔阳重镇峰口，全歼团防武装，缴枪三十余支，又撤人洪湖。敌十八军一部及各县团防武装联合“围剿”我游击队。我几次作战失利，敌步步进逼。周逸群提出甩开敌人，保存实力，北出江陵，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荆门、当阳、远安等县开展斗争。但是，几支游击武装会合不久，地方观念浓厚，不愿远离本土，只好分散活动。石首、公安、华容游击队由周逸群率领返回石首一带，在强敌“清剿”下，只好埋掉长枪，携带短枪，合编为特务大队，分散活动。鄂中游击队在沔阳拖船埠与强敌硬拚而遭到较大损失。
鄂西特委机关在沙市被敌人破获后，周逸群赶往沙市，组织了临时特委，将机关迁往宜昌。6月下旬，经省委批准，以周逸群、万涛、曹壮父(原特委委员)、钱定生(江陵县委书记)、屈阳春(石首县委书记)、郑炽昌(宜昌县委书记)、邹资生(特务大队队长)、段德昌(公安县委书记)、徐国元(宜都县委书记)、杨景堂(监利三区区委书记)等同志组成了鄂西特委，以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特委的这些领导同志大都亲自领导和参加了鄂西地区的秋收暴动，有经验。经过研究，主要领导同志转入农村直接领导武装斗争和秘密工作，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执行盲动主义的错误办法，采取了深入农村，深人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活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大力开展对农村青年、妇女的组织教育工作，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如克服灾荒、减免苛捐杂税等，开展斗争，从斗争中锻炼群众，发现和培养干部。以一串十、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组织，展开秘密工作，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游击队的活动方式也作了相应改变，平时分散活动，配合群众斗争，用秘密方式镇压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利用洪湖有利地形，或隐蔽，或突袭敌人，以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力量。这些作法是在农村组织一个点，巩固一个点再向外发展的“水浸”式斗争方法，不急于亮出红旗，以免引起敌人重视而大举进犯。待主客观条件成熟，再亮出红旗，各个秘密点就会变成一片片巩固的有组织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斗，鄂西革命力鼍在严重白色恐怖下稳步地发展起来了。到1929年2月，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各县相继恢复和开辟了若干小块秘密根据地，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扩大了游击队。这时，原由湘西特委领导的华容、南县、安多和原属鄂中特委领导的沔阳、天门、潜江、京山、汉川等县的党组织已实际上统一归鄂西特委领导。至此，鄂西特委所领导的县份达二十三个。
1929年2月，鄂西特委在周逸群领导下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六大精神，总结了鄂西大半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将游击队扩编为一个大队，下辖两个中队。扩编后的游击队趁蒋桂战争爆发之机，于3月初向监利、江陵等地敌人发动了猛烈进攻。十七天作战二十一次，大获全胜，继而攻克石首县城。5月，游击队在赤卫队配合下歼敌正规军两个连。6月，消灭了江陵、监利两县团防大部，使敌人团防武装失去了独立作战的能力。7月，敌五十师一个连到石首根据地“清乡”，被我游击大队全歼。此时，敌江防大队以共产党员程光明为首的七十余人举行兵变来到洪湖参加了游击队，这不仅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而且带来了有军事知识技术和作战经验的有生力量。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特委及时采取了加强部队建设的措施，把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兼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并选拔一些县的基层干部组成教导队。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总队设政治部，中队以上设立党代表，分队建立党团支部和
士兵委员会。
鄂西武装经过扩大和整编后，再次向敌人发动进攻。8月，攻下古丈堤等重要市镇。在与敌正规军作战时，总队遭到损失，于是，三个大队分开活动。一、三大队由段德昌率领坚持洪湖地区王卜争。二大队在周逸群直接指挥下坚持华容、石首、江陵地区的斗争。10月，一、三大队在洪湖聂家岭一役击溃敌主力一个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并展开反击，至l2月，终于恢复并扩大了洪湖根据地。
二大队在周逸群指挥下于ll月在小河口地区全歼了石首团防和藕池商团武装三百余人，并缴获轮船一艘，乘胜攻取了熊家河等重镇，逼近沙市，使江陵、石首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至1929年l2月，根据地已有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的大部地区和华容部分地区。各级组织日益健全，部队得到迅速扩大，战斗力亦有显著提高。汉川的武装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到三百余人，组织了汉川游击大队。天门等县的游击武装也相应组织起来。
鄂西特委为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迎接新的斗争，于1929年12月下旬召开了鄂西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以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九同志组成的新的特委。会议历时九天，广泛深入地讨论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通过了《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党的组织问题》、《军事工作问题》、《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经济问题》、《兵变问题》等决议案。并将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鄂西独立第一师，以段德昌任师长，辖两个纵队共十个中队，人员约五千，枪一千数百支。
1930年1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之间正酝酿中原大战，无暇以重兵与我作战，形势有利，特委当即决定集中全力拔除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并消灭根据地周围的敌人。一纵队从洪湖出发，攻克沱子口等城镇。二纵队从石首出发，攻克郝穴等城镇。2月5日，两个纵队会师于监利汪家桥。接中央指示，将独立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以孙德清任军长(孙因病，后由旷继勋继任)，周逸群兼政委；第一纵队长段德昌，政委王鹤；第二纵队长段玉林，政委许光达。党在红六军中设前敌委员会，军部设司令部、政治部，纵队设党委。此外，建立教导大队以培养干部。
鄂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总结经验的会议。1927年9月秋收暴动以来，我们从失败中吸取教洲，总结鄂西地区的具体斗争经验加以提高，同时，吸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其它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充实本地区的经验。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凡不适合本地区的，基本上未予执行。因而，使鄂西地区的斗争蓬勃开展起来，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建立了有党坚强领导的游击队武装，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为一支有力的红军。
红六军的组成，标志着鄂西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队到比较正规的红军、由游击战到游击性运动战的转变的开始。这是鄂西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结果。
1930年2月7日，红六军在江陵沙岗召开万人大会纪念“二七”，誓师出征。8日即攻占龙湾、熊l5、老新口、张金河等重要城镇。l5日占领新沟嘴，消灭敌五师一个连。l7日占渔阳镇，22日克潜江县城。3月8日克郝穴，消灭敌独立十四旅两个营。l2 Et克观音寺。4月，跨江南下连克藕池、石首县城和调弦口等镇。5月攻克仙桃镇系马口、蔡甸、峰口等。根据地猛烈扩大，军威大振。
1930年4月，鄂西特委在调弦口召开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联县政府。并着手整顿和建立县以下各级政权。联县政府设立了赤卫队总队部，周逸群同志兼任总队长。各县设县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县赤卫队。从此，鄂西地区有了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机关，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1930年5月，鄂西根据地的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华容等县已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各区乡政权亦大部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普遍发展。苛捐杂税早已取消，大部地区分配了地主的土地，实行了统一累进税。鄂西地区已有小学二百九十二所，学生一万三千余人。儿童团员八万零七百五十六人。少先队员十四万五千四百零二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万二千零二十五人。赤卫队(包括一部分脱离生产的游击队性质的赤卫队)近二十万人。游击区域发展到十七个县的广大农村。这个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根据地就是后来被人们习惯称呼的洪湖苏区。
鄂西特委总结的基本经验
1928年5月，周逸群同志来到鄂西重组特委后，克服了盲动主义的影响，着力于进行艰苦的以农村和武装斗争为主的秘密 工作，同时不放弃有利的斗争，及时总结经验。经过两年奋斗，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7月与贺龙同志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后，合编为二军团。鄂西根据地扩大为湘鄂西根据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被称为三大苏区。红二军与后来会合湘赣的红六军团合组的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被称为三大主力红军。因此，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的创建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在秋收暴动失败后，在鄂西特委领导下逐渐秘密积蓄力量，依靠农民群众，一个村一个村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和基层组织，几个人几支枪地秘密发展游击武装，经过极其艰巨细致工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首要的原因是鄂西党组织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鄂西地区具体条件出发， 实事求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策略，排除各种“左”的干扰，才取 得了伟大成就。
这里，根据不完全的历史资料，按时问顺序摘选一些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同志于l929年、l930年几次向中央的报告，目的是使读者进一步了解历史真实，同时向人们说明，鄂西党组织的历史经验是有创造性、有卓越见解的革命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当时指导鄂西地区的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
关于游击战争、游击队和红军的建设
“鄂西的游击队是由特殊性生长的，不如朱、毛、彭德怀等先有一部分军队做基础。士兵的成分完全是农民的自愿军，干部多半是由实际工作中训练出来的，所以颇能接近群众……”
“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掩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展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亦不易包围……”
“鄂西游击战争一开始便采取分散游击集中指导的原则……各中队分散于各县后，县委负责人得参加军事会议，而且县委会议军事负责人亦得参加，但同时须报告大队部及总部，并随时听从大队部及总部之调遣。”
“每次作战之后，照例应开批评会，其方式先由担负任务之官长报告经过，再互相批评，最后一人做结论。此法颇能增进官兵作战的技术。”
“鄂西游击队每中队有巡查队的组织，队员三人，每日更换，由兵士轮流充当，无论官兵犯了纪律，巡查队干涉得之，并于必要时送回部队处罚，此法能维持军纪于无形之中。”
“鄂西的游击队……将进步到红军的时期。若遇敌人内部发生冲突，红军的发展是有可能的。不过在目前军阀战争的停顿，军阀帮助民团清乡的时候，游击战争要想有怎样的发展是少有可能的。此时应采取保存实力的原则，避免与敌人正面的冲突，埋伏在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袭击敌人的后方，使敌人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
“游击战争在原则上是越游击得宽越好，越能发动广大群众，游击队也才能扩大。但运用起来不必这样机械。主要的还是各地方的农村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只能尽可能帮助邻县发动游击战争，决不可专以游击队去代替邻县的群众斗争。而且在事实上假如以游击队去发动邻县的斗争，没有经过斗争的群众也不是怎样欢迎的。群众将要怀疑我们害了他们，结果必然要演成群众与游击队隔离，甚至失败，以后群众还要怨恨。但这决不是说游击队要死守一个地方。假如死守一个地方，除了地势很好之外，必然要被敌人消灭，如鄂中游击队死守沔阳，结果归于失败，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教训。”
“游击战争已经发动了，便应在群众中公开起来，农民协会便要在群众中起作用，领导广大群众，实现农村中斗争的口号，决不可‘取巧’、‘怕红’无故的秘密起来。”
“游击队官长士兵的生活是平等的，军需处的账目是公开 的。士兵委员会得推出代表审查军需处的账日。士兵的伙食由士 兵推出代表负责，特务长只负领款发款之责。”
“红军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党必须从各种可能在游 击当中夺取敌人的武器，以扩大自己的实力，渐渐生长为正式的 红军。并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忠勇的工农参加红军，以加强红军中 的质量。”
“红军的组织和训练：(1)党只能领导作用。士兵成分应以工人贫农为中心基础。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红军中的党要特别健全，每一问题，党都要起领导作用。团不另组织支部，可在支部下成立‘CY小组’。目前应适用志愿兵制度，但必须以工人和贫农为中心基础。(2)兵士委员会的组织及作用……因为军队中的主要工作是兵士工作，一切工作都要注意建立在兵士群众基础上，使他们自动的过问纪律、生活、给养这些问题，但要防止极端民主化的现象。(3)政治委员的任务和工作：党代表应改为政治委员，做对内的一切政治教育，对外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特别要能在正确的关系上，来发展兵士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帮助军官来表示正确的作用。(4)兵士生活要纪律化有机化。红军的每一兵士，不仅是革命的战斗员，而且是群众的组织者、宣传者。一切工作和纪律，要能使他们自动来拥护。同时，政治部应注意兵士的政治训练，多做开娱乐会等文化工作。”
“目前的战术与策略：(I)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游击战争只有不断的向着敌人弱点进攻，不断的发动群众向外扩大，才能得到胜利。保守就是坐以待毙的策略，因此要坚决反对上山主义和下湖主义。自然不是说因为军事的策略而不可暂时如此。主要的是要经常在群众中游击，提高群众的勇气，扩大周围的影响。(2)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敌人所设的坚固防守工事，我们不应冒险去攻，徒损失自己。敌人大部队向着我们进攻，他们是有计划的，我们不应当去冲突，应绕道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敌情不明，我们也要慎重作战。总之，没有胜利把握的，我们不应冒险去打，但决不是无目的的逃跑主义。有解决可能的反动武装，一定要解决来扩大自己的实力。(3)要取得群众的拥护，要以政治宣传战胜敌人。作战一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去袭击敌人，同时要加紧我们的政治宣传，使敌人兵士同情革命，或倾向红军中来。(4)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与集中，在策略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完全要以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来决定。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散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
“党员军事化与武装工农。由各地的斗争和日常的工作中证明这一工作的重要。各地斗争给我们的工作教训是每个党员都要有军事的知识和技术才能领导游击战争和指挥作战。并且军事是科学的结晶，我们平日工作中、行动中也要完全军事化。军事化的实施：(1)党应有计划的秘密和公开的给每个党员以短期训练；(2)党应派党员人敌人的军校或教导队等学得军事技术；(3)每个同志入军队或团防当兵。”
“武装工农。……工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工人纠察队的工作只能在秘密路线下去进行。关于使用武器方面，党要派有军事知识的同志去秘密训练。至于巷战及一切动作，要在群众斗争中去演习，平日也可以训练到某地集中、解散、进攻、防御、放哨等形式，并可借体育会等名义练习。农民的武装可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势下进行。赤色区域亦要注意使一般青年农民普遍受相当的军事训练，并要在游击中把农民武装起来，编成赤卫队。非赤色区域内也要进行这种组织和训练。注意民团中的工作，夺取民团武装。”
关于农村阶级路线、统一战线策略
在农村统一战线政策上，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很重要的。纵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强调建立农村和城市统一战线这一战略方针的领导者并不是很多的，而各革命根据地能执行的则几乎极少有。中央几次“左”倾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不要统一战线，不能正确区别敌我友，不能团结大多数，且严重打击本来可以成为同盟军或暂时同盟军的阶级或阶层。鄂西特委在1929年就从实践中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并且在执行中获得很大成功，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对待富农政策上，特委在1929年5月16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各地都很明显，反豪绅地主的斗争，很容易动员群众。各地富农的态度，目前多是倾向革命的，因苛捐杂税的负担以他们为最重，他们也同样受豪绅的压迫。在目前的过程中，富农是有革命性的，并且在数量上要占重要的地位。建立反豪绅地主的统一战线确是很重要。自然我们在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中，同时要准备进行反富农的斗争，不过目前我们只能积极加强贫农的力量，把农运的重心建立在贫农上，事实上不应故意作反富农的斗争，使富农反走向豪绅地主方面去。”
关于工商业经济政策
周逸群同志于l929年8月所写的给中央的报告《鄂西农村工作》中指出：“事实告诉我们，海陆丰苏维埃区域食盐堆集如山，萍浏苏维埃区域又没有盐吃。由这些地方就可以知道敌人对于我们除以军队包围外，并用经济封锁政策。鄂西初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远近商家都迁移到大城市去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若长此下去，敌人用经济来封锁我们，商品的方面固然不容易断绝，如象萍浏那样没有盐吃(因为鄂西赤色区域位于长江及襄河之间，且小河道很多，四通八达，交通不易断绝)，但是，假使商人都裹足不前，农村出产如何能销运出去?那末，江、石、监、沔的棉花将要比海陆丰的食盐更多，这样，农民将不拥护甚至反对苏维埃。……不久，由实际经验中也就发现了解决的途径……今年发动游击战争一开始，便下很大决心纠正过去盲动主义的错误。一般小商人见我们的态度变了，才敢与我们接近。有一次汪家桥的商人见我们既不筹饷，又不没收他们的钱，反而不安的举出代表来会我，愿意捐五百元以作军饷，并说出很多为难的话，恐怕我们嫌少了。但结果还是被我们拒绝了，并很诚恳的向他们解释共产党只没收地主土地交农民，只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财产。对于小商人，只要不反动，不惟不摧残，而且绝对的保护……他们经过这次谈话之后表示非常满意，对我们的认识自然与以前不同了，而且替我们宣传各处有关系的商人，须知他们的宣传比我们自己去宣传有效得多，于是附近各地的商人都不怕我们。不仅政治影响扩大，而且农村的经济不易被敌人封锁。……我们仔细思虑，过去各地苏维埃之遭经济封锁，或许不是敌人故意封锁，而是我们受农民意识的反映，过分摧残由城市来的小商人。这样自然使商人裹足不前，农村经济不能活动，正所谓作茧自缚的政策。”
引证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同志向中央的报告原文，可以雄辩地证明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所以能够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创建出一个伟大的局面决非偶然，是鄂西党的领导同志能够在斗争中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以马列主义的原理总结出制胜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当时各个根据地所总结的经验中也是杰出的。今天看到这些文件，同样感到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除了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重大贡献之外，也必然是许多党的领袖们共同创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宝贵的财富。
鄂西革命斗争的特殊性
(一)鄂西根据地的创建与其它根据地的创建，首先是有共同性的条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有其独特的原因。”但也有其特殊性的经验。
鄂西党组织在开辟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注意到共同性的、普遍性的规律和经验的同时，尤其注意到了本地区带有特殊性的经验，排除和克服盲动主义的错误，从鄂西的实际出发，打出一片天下。例如，鄂西根据地主要不是在边界地带，而是在湖北省中心地区，鄂西洪湖地区没有井冈山那样的崇山峻岭的有利地势，而是在交通便利、湖港纵横的平原湖泊地区。鄂西根据地包建初期没有一支现成的革命部队作基础，而是依靠艰苦细致深人农村做秘密发展工作，即“水浸”式的秘密发展之后，待形势有利，条件具备，才将秘密的游击队逐步集中起来，经过多次集中、分散和战斗锻炼之后，才组成一支正规红军的。也正是由于鄂西党组织的从具体主客观条件的实际出发，在斗争中和教训中总结到这些带有特殊性的规律，才创建出一个鄂西根据地和一支红军的。
(二)在鄂西特委和周逸群同志主持鄂西工作时期，主要指鄂西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时期，鄂西党组织的思想是活跃的，是深入实际和善于调查研究的，也是能够排除来自中央“左”的指示的。或许由于当时鄂西根据地正是初创时期，还没有造成很大声势，也还没有引起中央充分注意，第三国际那些主观主义的指示还不能左右鄂西党组织的活动，因而，鄂西党组织能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能够创造群众欢迎的政策，也就能够发展鄂西的革命局面。
(三)鄂西党组织的领导者大都是在大革命时期有过许多革命经验而又比较熟悉鄂西情况的。周逸群同志于1928年春来到鄂西地区，他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善于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把马列主义与鄂西的实际相结合。
周逸群同志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曾是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左派学生组织“黄埔青年军官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善于组织工作，团结多数对反共右派进行有力斗争。北伐前曾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暴动时任二十军的师党代表，与谭平山同志一起是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他善于总结经验，有相当高的水平，在创建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中，有不可磨灭的极大贡献。他对盲动主义错误曾有坚决的抵制。后来，在1930年8月之后，对中央李立三“左”倾错误又有坚决正确的抵制，并依据鄂西地区的具体特点提出过正确的路线方针，因此被排除在红军的领导之外。主力红军执行立三路线离开鄂西根据地，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之后，敌人主力大肆“围剿”洪湖苏区，使苏区遭到严重损失。在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领导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才恢复并扩大了洪湖根据地，重组了红六军。因此，周逸群同志的领导作用是很重要的，在他领导下，鄂西党的领导团结一致，政策对头，才可能创造出一个鄂西根据地和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