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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加 红 军

1913年8月23日，我出生在湖北省宜都县松木坪镇茶元寺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无田无地，靠父亲在松木坪、江家湾挑煤挑炭维持全家生活。我一岁半时，母亲因流产而去世，九岁至十二岁在本乡私塾读书，粗识文字。退学后，跟随父亲挑煤挑炭。

我的家乡有几家小铸锅厂，附近农民常常到五峰、石门去贩锅。来回一趟，卖一口锅可赚二吊多钱。我小时挑煤挑炭在外面跑惯了心野，不安分在家种田，十五岁就挑起锅担子，跟着附近农民到五峰、石门大山里去卖锅。大山里缺锅，好销。这年我在山里来来去去跑了几个月，路径跑熟了，人也认得不少，其中和  我最要好的是五峰长乐坪的熊传洪。我进山卖锅，常在他家落脚，白吃白喝。

我和熊传洪在一起玩的时间长了，觉得他的行动有些不正常。他常和一些人秘密联络。联络的地点都是一些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或他岳父熊升阶开办的铁厂。铁厂在湖南石门县境内，靠近五峰，从长乐坪往南走二十多里山路就到了。这里山大人稀。铁厂里有几间瓦房，一座小化铁炉，一年只开几炉火，铸些犁头尖之类的铁器农具，大部分时间无人住。

熊传洪到铁厂去，常叫我打伴。到了铁厂，他和别人讲话，把我支得远远的。我见他搞得很神秘，就问他在搞什么事。他说这事我搞不好。我问：“是什么事我搞不好啊?!”问了几次，他才说：“干革命，打倒土豪劣绅，你搞得好吗?”“干革命”是怎么回事我也不大懂，只觉得他们搞得很神秘，好玩，就央求说：“玩钱赌博没得下落，你们干革命让我参加一个。”熊传洪问我家里生活好不好。我说不好不歹。这次他没答应。

1928年l2月，我挑锅进山，又缠住熊传洪磨了一遍。他说干革命很苦，我说不怕苦。这次他才同意。他要我回家过年后，明年农历2月底还是挑着锅担子，到石门县深溪河薛家台子住下来，到时有几个收茶叶的湖南人来找我。

我回家过了年，农历2月(1929年4月上旬左右)仍旧挑着锅担子经五峰简家坪、清水湾来到薛家台子，歇在一个姓薛的人家。薛家台子有七八户人家，与五峰县境相邻。过了七八天，正是开始摘头茶的时候，来了四个收茶叶的湖南人。我晓得是找我的，在屋里说话不方便，就使了个眼色，出来和他们搭话。接上头后，他们问我姓名，和熊传洪是什么关系，参加革命是真心还是假意?我说：“假意起个什么作用，当然是真心。”最后，他们要我明天跟着他们到南北镇，不过，暂时还不能上部队的花名册：

第二天，我挑着锅担子跟着他们到了南北镇。南北镇位于湘鄂交界之处，北镇属湖北鹤峰，南镇属湖南石门，这里驻有一支百多人的队伍。他们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的衣服，有的头上围个大青布帕子，有的头上戴个四方红布巾，四个角还拴个揪揪；武器差，快枪少，大刀、矛子多。起初，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住了几天才慢慢听出影讯来，原来是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

四个湖南人把我交给一个挎手枪的巴东人，对他说：“收了一个同志，你看给他安排搞什么事。”巴东人约三十多岁，不知是个什么干部，思想落后。四个湖南人一走，他就发牢骚：“妈的，给我弄了糊索来(即添了累赘)。”

我和巴东人及十几个士兵住在一户群众家里，队伍都住民房，百多人在一起开伙。我刚进部队时没摸清门路，共产党员开会，我还闯进去几次，以后才知道不是党员不能参加党的会议。

王家厂“卖锅”

1929年4月中旬，部队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鹤峰的大部队都集中到南北镇来了，有上千人，接着就往石门开。部队经泥沙、子良坪，一路游击，一路打土豪劣绅。游击了七八天，来到一个叫汤家坪的村子。汤家坪有栋很大的房屋，百多间房子连在一起，有十几个天井，前后左右相通，部队都驻在这栋大屋里。

第二天，军部来了一个同志，要我扮成锅贩子到王家厂去侦察石门团防罗效之的情况。王家厂距汤家坪四十余里。我上午出发，下午赶到。王家厂是涔水岸边的一个小镇，有条百多米长的小街，出外有四条大路。我去时，罗效之的队伍好象已经知道贺龙的队伍要来，都集中到王家厂街上来了，有三四百人，武装齐整，个个都有枪。

我挑着锅担子去街上打了一转，到处瞄，拿起锅儿敲敲磕磕，一边敲一边吆喝：“卖锅呀，卖广锅呀!买了我的广锅，柴草减几箩，油盐减几多呀!……我的锅劈得柴，挖得岩，跌不烂，扳不破呀!……”我这次挑的锅是从松滋赶子幽锅厂进的货。这个厂出的锅薄俏，为了好销，还冒名在锅面铸上“广东”二字，所以叫广锅。罗效之的喽罗们听到吆喝，都象看稀奇一样围拢来。他们和我抬杠：“你这锅跌不烂，扳不破吗?”别看我只有十六岁，卖锅还是学了一套手艺的。我说：“来，试一试，扳给你们看看。”说完，我用手捏着锅边，顺着地势，漂起一梭，嘣咙一声，锅没有破。他们又要我用锅劈柴。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又轻又泡的泡桐木，用锅边一劈就开。

他们还不罢休，又问：“你的锅挖得岩，挖给我们看看哪!”这也是有窍门的，两手把锅边捏住，朝中间用力，把锅撑紧，往岩上砍才不会破。这下罗效之的喽罗们才没得话说了。有人想买锅，我故意把价钱高点喊：“一口锅八块八，我是放帐的，现在不收钱，八月份来收钱哪。”想买锅的人一听就跑了。

我在王家厂侦察了一天半，第三天赶回汤家坪。汇报结束后，我说：“罗效之的队伍厉害，恐怕不好打，赶狗不能逼角，还是要给他们留条退路。”当晚，部队由汤家坪出发去打王家厂。军部的这个同志考虑到我去王家厂让敌人看见了今后当探子不方便，就要我直接从火连坡绕过，在闸口等部队。

第二天，我直接赶到闸口。下午，部队从王家厂上来了，带了几十个伤员，一问，罗效之的队伍当真厉害。部队打了一夜，三面包围，留出大堰垱这条路，让敌人跑了。

贺龙来到清水湾

我在闸口归队，随部队经火连坡、边山河、天心堰，半夜到五峰船山坪。船山坪前面是南河，过河后爬二里多路的坡就是枫相坪。南河有十几米宽，两岸飞壁陡岩，水流湍急，河上仅有一座一尺来宽的独木桥可以通过。走近桥头，前面的队伍突然停住，一问，原来是贺龙军长的乘马死活不肯过桥，把路堵住了。过了一会，马夫只好牵着马绕道从下游曲尺河过河，队伍继续前进。

借着月光，我小心翼翼地过了桥。这时，坐在北岸桥头休息的一个年轻战士扶一个年约三四十岁的大个子兵站起来。战士朝我招了一下手，说．‘‘同志，来帮我扶一下。”我猜想：这大概是个伤病员吧。赶忙放下锅担二子，上前扶住大个子兵的另一只臂膀。年轻战士侧过头朝大个子兵努了努嘴，悄声对我说：“这是贺军长！”他就是贺龙?借着月光，我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军长。他蓄着一口短胡子，穿着旧军衣，脚上蹬着草鞋，面容显得十分疲惫。后来得知，这个年轻战士也姓贺，是军长的警卫员。

我和警卫员扶着军长，顺着山路向上爬。军长的手心发烫，象一团火，头上冒着汗珠，一步一喘，尽管他身体的大部分重量都落在我和警卫员身上，两腿仍象挪不动似的，每爬一步都十分吃力。看样子，军长病很重。后来，警卫员告诉我，军长前几天行军淋雨受了风寒，王家厂战斗已两天没睡觉，现在又是病又是累。看着军长病成这样，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巴不得早点宿营，让军长好好休息一下。

爬上枫相坪，我们把贺军长扶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休息。随即我又转身下山把锅担子挑了上来。过了一会，马夫牵着马绕道上来了。我们把军长扶上马，随着部队继续前进。

天渐渐亮了，太阳升到一竹竿子高时，部队来到清水湾。这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周围是高山，一条清清的小溪从村中流过，溪上有座小木桥，桥两头散布着十几户人家。部队还未走近村子，山上的几个放牛娃突然大喊：“不好啦，兵来啦，快跑呀!……”顿时，湾里乱成一片，群众纷纷向山里逃去。看来，老百姓把我们当成土匪团防了。

我们一行十几人随着贺龙进了清水湾，一连走了几户人家，家家空无一人，最后，总算在木桥西头的一个茅屋里，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妈，正站在门口惊恐不安地看着我们。

军长在茅屋门前下了马，上前十分和气地对大妈说：“伯娘，我们借你的屋住一下……”军长累坏了，声音带尾子。大妈很害怕，结结巴巴地说：“老…一‘老总，‘你看我这哪有屋住_…这么点屋，住……住不下。”军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我们在你阶沿下蹲一下也好嘛。”说完，一屁股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从上衣荷包里掏出一杆旱烟袋，装上烟叶，点上火，叭哒、叭哒地抽起来。

大妈感到奇怪，愣了一会，转身进里屋去了。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大家又累又困，都在屋外找地方坐下来休息，有的一坐下去便倒地呼呼睡着了。

这时，军部负责号房子的副官来了。他向军长报告说，湾子里老百姓都跑了，准备让部队先住进群众屋里再说。军长没同意，说：“群众不回来，谁也不准进屋。”时间慢慢地过去，转眼日头已升得老高，大妈隔会在门口看一下，转身又进去了。军长背靠着墙坐着，脸色蜡黄，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好象一点都不着急。

约摸过了一个多钟头，大妈出来有点不好意思地对军长说：“你们要是不嫌弃，就在我这里住。屋里就是窄得很，不恭敬的。”军长站起来说：“伯娘，那就打扰你了。”

我们进屋后，才明白大妈为什么没跑。原来，大妈前三天才得了孙子，儿媳妇正在坐月子。

军长一进堂屋就喊警卫员：“给我找块门板来。”警卫员找大妈  借了一块门板，刚刚往堂屋地上一放，还没支板凳，军长就一下倒在门板上，连草鞋都没脱。看着军长又病又累的样子，我们心里一阵难过，警卫员赶紧请医生去了。

过了一会，大妈在产妇对面的侧屋里收拾了一张床，出来对军长说：“这位大哥，我看你象有病的哟，走，到里屋床上睡去。” 军长说：“我睡门板睡惯了，我不睡床。”大妈劝了几次，军长就是不去。后来，我找来两条板凳，才给军长搁了个铺。

我们问大妈，怎么部队一来，湾里人都跑了?大妈叹了一口气，说：“唉，这年头，不是兵来抢，就是匪来夺，人都吓酥了胆。前两个月，罗棒棒(即罗效之)的团防来打搜索，又赶牛又牵羊，见东西就抢，还说湾里的苏大哥私通贺龙的队伍，把他全家六口人都杀绝了。你们一来，湾里人又以为是罗棒棒的队伍，都跑哒。我要不是屋里有个月母子，还不是跑了。过后，见你们来借歇处，又文明又和气，没答应你们进屋，连半句恶语都没得，才晓得不是罗棒棒的队伍。”说完，大妈就去山上喊儿子去了。经大妈在山里一宣传，一传十，十传百，清水湾的群众都放心回来了，部队这才有了屋子住。

当天，部队的医生来了好几趟，给贺龙看病抓药。挎手枪的干部进进出出也不少。我没得个去处，就和军部的人在一起住。开饭时饭菜是从附近部队端来的，苞谷饭，豆腐汤。贺龙只喝了点豆腐汤。军长饭可以不吃，烟却断不得，抽烟没熄过火。

晚上，我们睡在堂屋的苞谷壳上。军长叫警卫员从马褶子里拿出一盏桐油灯和一本书，他半躺在门板上，一边抽烟，一边看书。半夜我起来小解，见军长还在看书。我轻手轻脚地出去进来，没敢惊动他。

我在军部住了两天。第三天，军部派人把我送到红军侦察训练班学习。

在红军侦察训练班

侦察训练班设在石门、五峰交界处的长乐坪地主熊升阶办的铁厂里，也就是以前熊传洪搞秘密联络的地方。这里除侦察训练班外，还有一个通信员训练班。两个班各有十几名学员，各配一名教员，分开上课。我到侦察训练班后，才正式上红军花名册。

侦察训练班的教员二十多岁，姓名已忘记。开训后，首先上政治课，从猴子变人讲起，一直讲到打土豪分田地。他对我们说，当侦察员要首先不贪财，不贪财才能不怕苦、不怕死。被敌人捉住要咬得住牙关，整死你也不能暴露组织。暴露了组织，不仅害党，自己还要掉脑袋，要死就死你一个。我开始参加红军，以为干革命好玩，在训练班听教员一讲，心里开始还是有点害怕，但转过来一想，我也是受苦人，干革命也搞得，既然参加了，也就豁出去了。

上侦察课时，教员说：未曾兴兵，先寻退路。去侦察敌情，先要编好一套应付敌人的对词。遇到盘查，就用假话去哄，编出来的假话，既要敌人不怀疑，又要敌人查不到下落，这就要侦察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处处留心。那个地方有些什么大财主、大绅士，地形怎样，风俗习惯如何，生产什么东西，做些什么生意……都要记在心里，以后冒充某地的人才不会露马脚。到哪个地方去侦察，就要穿那个地方的装束，说那个地方的口音，不能带一点红军的影子，装扮得不象就要坏事。

在训练班，还要学习各地土话、方言。我那时年轻，湖南话、四川话、湖北各地的口音，我都学了一点，连贺龙的口l音我都学得滚瓜溜熟。

教员特别嘱咐我们，当侦察员不能喝酒。他拿唐朝的薛仁贵打比方。他说，薛仁贵单独一人装毛小二破摩天岭，在摩天岭，开始他已经把敌人哄信，可是晚上喝酒喝醉了，喊：“给本帅倒茶来，本帅止渴。”这就露了风。要不是摩天岭的周文、周武是中原人，救了薛仁贵，薛仁贵的脑壳早就丢了。所以，搞侦察的人万万不能喝酒。喝了酒，被敌人抓住就咬不住牙关，就要胡说。教员的这段话，我记得特别牢 。从那时起我就戒了酒，直到现在，还是滴酒不沾。

当侦察员，首先要腿劲好，跑得快。铁厂附近有座长岭山，上下三里多路，每天天不亮，教员就带着我们比赛爬山，看谁先到山顶，这就算出了早操。我在红军中当了两年侦察员，练了一副好脚劲。以后，我在省立宜昌二高当校工，顶学生的名参加宜昌学生长跑比赛，还得了个第一名。

在训练班，还要学习怎样使用武器。教员把自己挎的德国造二八盒子拿出来比划，教我们每人拿着空枪操了一遍。他给我们介绍了几种武器的性能，讲到一种手榴弹，没有木把，象个鹅蛋，拉火时把铁蛋往地上一碰，听见里面啪地一响，就要赶忙甩出去。

在训练班里，凡是与侦察有关的学问，我们差不多都学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课，没得空闲时候。从3月到6月，共学习近三个月的时间。学习结束时，贺龙带了几个警卫员来检查我们的学习成绩，很高兴地给我们讲了话。临走时，军长从荷包里掏出五吊钱说：“你们辛苦了，这五吊钱你们会个餐!”那时，一百二十文可以买一斤猪肉，五吊钱我们三十几个人打顿“牙祭”很丰富。

第三天，教员写了封信，叠好后要我送到清水湾一户农民家里，嘱咐我路上多加小心。我把信藏在锅担子竹系回头的夹缝里，挑起就走。还没走上十里路，碰上两个国民党团兵，端起枪把我拦住了。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挑的锅你认不得呀?我是卖锅的。”他们问，卖锅的怎么转到这个深山老林来了?我说路径不熟，走岔了路。他们说我不老实，是个红军探子。说着就上来搜身，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没搜到什么东西，就把我捆起来，绑在路边树上。他们折了一把野竹条子，照我的双腿一阵乱抽，只打腿不打上身。一边抽打一边问：“你说呀，是不是红军探子?说清白了就放你。”我说：“你们到长乐坪熊升阶那里去访访看，我是老卖锅的，我一个小伢子当得好什么探子。你们要是想财细，就把这几口锅拿去，莫把我在这野山里打死了。”他们横直不听我分说，硬要我承认是红军探子，整了我一个多钟头。见我不承认，就把我押走。半路上把绳子解了，哪晓得走了一截，还是转回铁厂去了。回到训练班，大家都哈哈大笑。当我知道这是考验我的时候，心里恼火，很不高兴地说：“你们还笑，把我打痛了。”教员连忙解释，安慰我。经过这次考验，我才算正式从训练班毕业。过了几天，教员派人把我送到住在五峰风洞子的红军侦察组。

回访清水湾

风洞子距渔洋关十几里，位于渔洋关至松滋刘家场的大路边，是个交通要口。侦察组住在风洞子一家客栈里。他们有的装成卖唱的艺人，有的装成做生意的客商，连我一共七人，五男二女，组长叫杨廷秀，大我一岁，是个女同志。以后我和她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她就叫我弟弟，我喊她姐姐，她待我象亲人一样，把她的家事都讲给我听了。

杨组长的老家在安徽省宁国府(宁国县)大王村，母亲和哥哥在家种田，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她从小跟着父亲在外面生活。以后煤矿瓦斯爆炸垮了，她父亲离开煤矿，到江西景德镇修浙赣铁路打隧洞。民国十六年(1927年)她随父亲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她父亲到了井冈山，她被党派到桑植、鹤峰跟随贺龙闹革命。侦察组还有一个姓孙的女同志，二十多岁。杨组长常常和孙同志结伴，带着二胡、三弦，装成卖唱的艺人到处搞侦察。孙同志只会唱，不会拉乐器，杨组长又会唱又会拉。杨组长的山歌小曲唱得很好听。

侦察组另外四个男的，一个叫卢春波，一个叫汤墨林，一个姓王，一个姓罗。他们配有手枪，经常随部队活动。我没发枪，随部队活动的时间少，和他们见面稀疏。在侦察组我只和杨组长联系，由她分配任务，别的事不闻不问。不当问的不问，不当说的不说，这是侦察纪律。我当了二年多红军，除贺龙外，连几个师长、团长的姓名都搞不清楚。在侦察组里，每人每月三块钱伙食费包干，给我发了一套用“三箭牌”竹布做的便衣。

农历6月下旬，杨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到清水湾一带部队驻过的地方收集老百姓对红军的反映，了解部队有没有违犯群众纪律，损坏群众东西没有?发现问题以便今后纠正，如果损坏了群众东西还要赔偿。

我挑着锅担子在清水湾一带转了三天。在清水湾我先问一位老大爷：“听说你们这里前些时间住了队伍，我们做生意的都不敢来了。”老大爷说：“怎么不敢来呀?”“听说这个队伍在这里杀了人哟。”老大爷忙说：“哎，那是以前罗效之的队伍杀的，后来驻的是贺龙的队伍，他从不乱搞，不沾穷人，对我们很客气，劈柴、挑水、扫地，样样都帮我们干。”

问了老大爷，我又到以前的房东老大妈家去打听。我怕大妈看见锅担子认出我，事先把锅担子放在半里远的熊家窑场，然后装过路的客人进屋讨水喝，又照样问了一遍。大妈说，这个队伍不知多客气，开始没答应他们进屋，他们连半句恶话都没说。我故意问：“这是支什么队伍呀?”大妈说：“听鹤峰下来的客商说，贺龙的队伍出了鹤峰，说这支队伍只打土豪劣绅，不沾穷人，文明得很，不知这是不是贺龙的队伍?”我问老大妈见过贺龙没有?她说：“他们的人多得很，我也搞不清白哪个是贺龙，不过我这屋里住的一个大个子兵，有匹枣红马，象个当官的。他喜欢抽叶子烟，还把钱请我给他买了二斤烟。队伍开走，一个伤兵从我门口过，走路不大方便，大个子兵把马让给伤兵骑了。”我暗自好笑，她说的就是贺龙军长。

我在清水湾转了一圈，家家户户都说贺龙的队伍好。最后来到界碑，在这里听到一件稀奇事。界碑有家中药铺，部队打王家厂的第二天早晨到界碑时，药铺老板不知来了什么队伍，吓得门都没锁就跑了。部队带有伤员，正缺药，进去把药都收了。哪个药屉子里拿出多少药，就写张条子，按价付款，放进多少钱。部队走后，老板回来一清，以钱抵药，不仅没亏本，反而赚了。药铺老板感动地对我说：“这真是个稀奇事!”

部队在这里住，样样都好，就是出了一点小差错。升子坪有个地主叫裴月波，部队找他要粮，他已事先把粮食藏在佃户家里，部队没搜到粮食，一把火把裴月波的房子烧了。当地人说：“这个房子不该烧。”回到风洞子，我把搜集来的群众反映都向杨组长汇报了。

渔洋关“摆摊”

渔洋关的国民党区长叫孙希之。这个家伙坏得很，他把老百姓弄来办团防，经常带团兵打红军。本来贺龙军长有指示，遇到团防还是让一下，团兵也是老百姓，是被迫的。可是团防打来了，部队让也不是，打也不是，把我们搞得很恼火。

农历7月，杨组长派我去渔洋关摸孙希之的情况，准备杀掉他。渔洋关有几家大茶号，女工多。杨组长给我三块钱，叫我买点梳子、篦子、针线、洋绳(一种头绳)、化妆粉、美人蕉(一种头油)之类的东西，在渔洋关区公所摆个广货摊，把孙希之的行动住处探听清楚。

渔洋关的团兵常驻的有几十人，分别住在上街口和街后冯家岭的炮楼里，来往客商一般不检查。区公所设在渔洋关正街向家祠堂，里面没驻团兵，门口没设岗哨。我在区公所门口摆了个小小的广货摊，守了十几天，硬是找不到名目进区公所。时间长了，慢慢地发现有十来个“宫福泰”茶号的年轻女工经常在区公所进进出出。一打听，原来她们是结拜的“十姊妹”。其中一个姓冯的女工是孙希之的野堂客。那时，渔洋关的一些妇女很风流，姓冯的女工也不遮丑，还认为“偷”个区长有很大的面子，经常把她结拜的姊妹带到区公所去玩。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和她们拉关系。

渔洋关的妇女爱抹“美人蕉”，“十姊妹”来买，我就半卖半送  讨她们喜欢。姓冯的女工来买，我就干脆不收钱。这样，慢慢就和她们混熟了。有一次，我故意问：“你们天天到向家祠堂去搞什么事?”她们说：“我们进去玩，这里面驻的区公所，你在门口摆了这么长时间的摊子还不晓得呀?”我说：“这门口又没挂招牌，我哪里晓得。”又问：“我能不能跟着你们进去玩一玩呢?”她们说：“怎么不能，你在门口摆摊子，区长不是不认识你。”这样，我就随着她们进了区公所。

一进祠堂的大门，是一栋厢房，这是区公所办公住人的地方，再往里走是大殿。殿堂象个戏台子，供的向氏祖宗牌位。孙希之穿一身中山服，见是野堂客引来的客人，还是很客气，叫勤务兵倒茶让座。我一边随女工们闲聊，一边到处瞄。孙希之房里正面挂着孙中山像，下面是“天下为公”条幅，左边墙上挂着一支手枪，勤务兵在隔壁住。我把区公所的情况看清楚后，当夫赶回风洞子向杨组长汇报。第二天，我又回到区公所门口摆摊子，等着和杨组长派来的同志接头。

第三天上午，来了两个穿便衣的同志，衣服里面别着短枪。我和他们对上暗号，把他们引进了区公所。一个同志对孙希之的勤务兵说：“请你们区长出来讲话。”孙希之一出房门，我做了个手势，示意说：“就是他!”孙希之一看事情不祥，缩起脑壳拚命地往街上跑。街上人多，我们的两个同志怕伤着老百姓，不敢开枪，跟在后面赶。孙希之跑过七八家铺面，钻进了“李恒升”杂货铺。“李恒升”的铺予前后相通，屋后是渔洋河。孙希之路径熟，直接从后门跑下了河。两个同志以为孙希之藏在“李恒升”铺子里，在屋里搜了一遍，等他们从后门出来，孙希之已经涉水过河，跑出好远了。他也是该倒霉，对河月亮山有红军游击队，孙希之正好跑进我们的篓儿里，被捉住了。当天，我收了摊子，离开渔洋关。

长阳“收鸡”

1929年1 1月，贺龙率红军攻打了渔洋关。以后，侦察组转移到汗马池(属五峰)。冬月初，杨组长派我到长阳秀峰桥、骡马岩一带去侦察团防林之华的队伍。杨组长嘱咐我：“这次就不要挑锅担子了，挑锅担子是明摆着去送死的。你换个装，挑两个鸡篓子，装成宜昌到长阳收鸡子的贩子，这才哄得信。”

我从汗马池出发，走到五峰、长阳交界的蒿坪，请当地的一个篦匠把锅担改成鸡篓子，隔成二重，方不方，圆不圆，挑在路上，好多人见了都觉得奇怪：“这是个什么篓子啊?”

进入长阳后，我借收鸡子向当地老百姓打听：“你们这地方清不清静，驻了队伍没有?”当地人说：“我们这地方有个林之华，不知多厉害，使双刀，有武功，四五个人不敢拢身。他手下的人都是大‘抢犯’，过往的客商不知被他们杀了好多。”我在这一带转了几天，老百姓个个都说林之华厉害。林之华的兵都是当地农民，无事在家种田，有事牛角一吹，集中起来有几百人，快枪不多，大部分拿马叶刀、梭镖。

在长阳侦察了二十多天，情况探清楚了，鸡子也收了二三十只。收的鸡子还是要把它销出去，正好这次杨组长没给我规定汇报时间，我就趁机跑了一趟宜昌。到宜昌不单是卖鸡，也想顺便摸一下宜昌的情况。在侦察训练班时教员就讲过，“未曾兴兵，先寻退路”。不把宜昌的情况摸清楚，今后冒充宜昌的商贩就要出漏子。在宜昌，打听到有个大商人叫王日新，是宜昌最大的资本家。我也姓王，今后正好冒充他的侄儿，借他的名气压人。

我在宜昌待了一天，卖完鸡子，搭船到宜都红花套上岸，经磨市赶回汗马池。谁知回到客栈一看，杨组长和孙同志已经走了。客栈老板也不知道她们的去向。我根据杨组长交给我的任务猜想，她们准是到长阳去了。于是急往长阳赶，一天跑了一百多里赶到麻池。麻池贴有红军的标语，我估计杨组长她们准是跟着部队到这里来了。当晚，我歇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第二天一早，把鸡篓子往门口一摆，过了一会，杨组长和孙同志就在对面屋场露了面。

杨组长见面就批评我：“望你回来不知望了好久，没给你规定时间，你就随便自由，象个什么样子!”我说趁机到宜昌去了一趟。她吃了一惊：“嗬!你还到了宜昌啊!”我说，不到宜昌，收的鸡子怎么处理呢?她严肃地对我说：“再不能这样搞了。”随后，我把林之华团防的情况向杨组长作了汇报。

酉阳送信

1930年1月的一天，杨组长对我说：“过了年，有趟远差要辛苦你一下，到四川酉阳送个信，路程有一千五六百里。这几天 你就不要出门了，在屋里背路线。”说完，她拿出一张地图，在纸上给我画路线、标地名，要经过什么地方，都标得清清楚楚。她一教我背，就象先生教学生一样。路线背熟了，才能出发。我从腊月十几背到正月初二，搞得我过年都不安生。正月初二，杨组长来考问我。路线我全部背出来了。她叮嘱我还要时时在心里默记，在路上要经常目测，不要忘记了。随后，她把信交给我，告诉我接头的地点和暗号。

接受任务后，我按杨组长的吩咐，装成一个到四川黔江挑茶叶的脚夫，把身上的竹布褂子脱下来，与当地老百姓换了一件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把信藏在上衣缝里。装脚夫，衣裳既不能穿多，又要穿得紧巴，受得住冷。我多穿了几件单衣，扎了条腰带，头上围个青布帕子，草鞋外面套双脚码子(铁制的防滑器具，四川常见)，带了一条扁担，一对棕绳。

正月初三我从麻池出发。临走时，杨组长再三嘱咐我，信送到后要及时赶回来，她在麻池等我。出发时，正下大雪，路上很不好走，有时路上雪深及裤裆。走了几天，经化果坪进施南县(恩施)，过咸丰，到了四川黔江县城。装挑茶叶的脚夫只能走到黔江，在黔江又要换装束。那时，从黔江经酉阳到湖南龙潭经常有牛贩子、猪贩子来来往往。我就装成牛贩子，衣着不变，绳子扁担不丢，只在黔江县城买了十几双牛草鞋(防止磨坏牛蹄)，挂在扁担尖尖上。接着，经两河口，下酉阳。快到酉阳县城时，路边树上挂着一个竹篓子，里面装了十几颗人头，把我吓了一跳。

到达酉阳县城正是下午。嗬!街上不知多热闹，家家户户门口挂着各色各样花花绿绿的灯笼，一问，原来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我心里特别高兴，心想：信也送到了，今天晚上还可以好好地看看热闹。

我按杨组长交代的接头地点，来到北街头一家客栈，在门口喊了一声：“么师，歇不歇脚?”(四川把客栈房接待客人的大师傅叫么师)么师出来问：“哪里的客啊?”我答：“北上的。”这是暗号。“哦……”么师一听就明白了，忙把我引进内房。我把信交给他。他给我打了一张收条。

信送到了，我也放了心。见吃夜饭还早，就转上街看热闹。还没玩上半个小时，么师就慌毛火急地找来了。他把我拉回客栈说：“情况不好，你要快走。”听么师这么一讲，我又想起来时路边吊的一竹篓人头，看来情况确实不妙。本来信是送到了，要是被敌人抓去，杨组长等不着回信，还以为我当了逃兵。我匆匆扒了两碗冷饭，扁担、绳子一拿就走。这次把我急坏了，一天一夜走了三百里路，赶到黔江才歇气。又走了十来天，正月底赶回长阳麻池。这时，部队已经开走，杨组长、孙同志还在麻池等我。杨组长见面就问：“把你辛苦了，目的该达到了吧?”我递上收条。她看后连说：“辛苦了，辛苦了!”听杨组长讲，在我送信期间，林之华的团防和红军打了一仗，开始贺龙没把他放在眼里，仗没打好，部队伤亡了五六十人，最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林之华围住杀掉。杨组长说，我在长阳侦察的情况属实，是部队大意了。

东下洪湖

杨组长告诉我，洪湖来了交通，叫部队到洪湖和六军会师。部队已经出发，侦察组也要随队下洪湖。

1930年4月，我们离开麻池，在渔洋关附近赶上部队。这时路上还有雪，界碑附近有段险路，冰凌打滑，骡马不能过，部队只好用棉絮铺路，让骡马通过。一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未能东去，只在石门、鹤峰一带游击。

农历4月初，贺龙军长又率领部队东进。杨组长叫我到刘家场摸一下情况。我说：“这个情况好摸，我的姑爹在刘家场团防中队当干事。”

第二天早上，我从蜡树垭出发，走到刘家场小坳子，碰上团防的哨兵，把我拦住了。我说找团防中队的江义焘，他是我姑爹，家里有事叫他回去。“哦，是江义焘，他这几天可走不脱身。”哨兵让我过去了。来到胡家台子团防中队部，门口的哨兵又把我拦住了。我照样说了一遍，哨兵才进去喊：“江干事，你家里来了人。”姑爹把我引进他的住房，问我来干什么事。我说：姑妈病了，叫你回去。他说这几天走不脱身。我问：“是什么事这么忙?”他很紧张地说：“这几天从五峰下来一支‘匪军’，已经到了嵛桥寺，我们警戒严得很，不得闲。”我故作担心地问：“要是打来了，刘家场的一百多条枪能抵得住呀?”他说：“抵不住，我们还可以调丁谷臣、袁泽生、骆鼎臣三个中队，洋溪还驻的有‘国军’。

把敌人的情况探听清楚后，我当天转回蜡树垭向杨组长汇了报，顺便出了一个主意。我说：“姐姐，你给军长汇报时说一声，团防的口气硬得很，打归打，不过我们出门人还是客气点，先礼后兵，最好军长写一封信，叫他们让一条路我们过去。杨组长问：“写了信又怎样送去呢?”我说：“我来送信，江义焘是我的姑爹，要不是姑爹在团防当干事，我也不出这主意。”杨组长要我和她一起去嵛桥寺见军长。我不愿去，怕军长说我出错主意。最后，杨组长一个人去了。晚上，杨组长带回军长一封信。信的折缝上用毛笔画了三个“十”字，这代表急件。杨组长要我明天早上急速把信送到刘家场团防中队。

第二天清早，我还是走昨天的老路下刘家场。中队门口的哨兵问我：“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么姑病得很厉害，叫姑爹无论如何要回去一趟。进去后，我对姑爹说：“姑爹呀，么姑得病是假的，我已参加了红军，五峰下来的不是匪，是红军，今天来事无别的，看姑爹谅不谅解。”说完，我把军长的信交给他。姑爹接过信，看得眼睛都不眨。看完信后，他说：“走，我们找中队长去。”

团防中队长叫魏竹珊，我昨天来和他打过照面。来到中队长住房，姑爹把勤务兵支开，把军长的信念给魏竹珊听。信的内容我现在已记不全了，只记得里面很有些威胁性盼话。军长在别处没夸过大口，这次在刘家场夸了一次大口，说一军人马下来，你们刘家场摆都摆不下，叫团防中队让路，转移到磨子垭，红军不从刘家场正街过，不动商民一针一线，……落款是“军长贺”。信念完后，魏竹珊摸了一下脑壳说：“要是按这个信做了，上头晓得，我和你姑爹的脑壳可不是铁打的哩。”我说：“你没看见这信上写的‘军长贺’呀，要是不让路，一军人下来，你们一百多条枪能顶得住啊?”这时，我已作了准备。屋里只有三个人，早上临走时我向杨组长要了一把左轮藏在腰里，魏竹珊要是不答应，我就把枪掏出来打，跑得脱就跑，跑不脱也只死我一个，反正大部队是要踏平刘家场的。说了一遍，我看他们还拿不定主意，又问：“你们到底怎么办呢?”魏竹珊有点无可奈何地说：“还是照军长的命令办。不过，我们三人要同干一杯酒，定个协议，这件事，我们三人死也不能说，要是露了风，我和你姑爹都不好交代，还要背个骂名，说我们把路卖放了。”我说可以。我已戒酒，这次也破戒干了一杯。干完后，我接着说：“借壶我和姑爹还要干一杯。”魏竹珊问：“干么要同姑爹干一杯呢?”我说：“请姑爹回去后，不要讲我参加了红军。”姑爹满口答应。我和姑爹又于了一杯。最后我说：“这信上画了三个‘十’字，是急件，你们可要快点走。”魏竹珊马上叫号兵吹集合号，一百多团兵都朝冯家窑方向开走了。

我怕敌人有埋伏，又在刘家场街上转了几圈，才从大路直接上蜡树垭向杨组长汇报。接着，红军的先头部队下了刘家场。这次部队过刘家场，没放一枪一弹。

第二天，侦察组的七个同志都会合了，随大部队来到刘家场。刘家场靠小河边有条柳林二子河街，部队都到柳林子河街大集中，有几千人。部队在刘家场住了两天，第三天早晨出发开往西斋。天还未亮，前边部队看不清路，把路边的麦子踩倒不少。这时，田里麦穗已快出齐。人在路上走，麦芒扫腿子。

过了刘家场，都是平坦大道。部队浩浩荡荡，枪也多了，马也多了，红旗飘飘，威威赫赫。过了西斋，我们侦察组离开部队，来到公安县毛家港。过了几天，杨组长单独把我带到藕池，给我买了一张船票，又给我一块银元，要我搭小火轮先到城陵矶，再换乘大轮船到汉口，然后过江在武昌斗级营街头一家旅社住下来，她过几天来接我。

汉口侦察

农历5月，我搭轮船来到武昌斗级营(斗级营在黄鹤楼下)一条街的旅社。过了七八天，杨组长来了，带我过江到汉口。一 上岸，我就想上街看热闹。杨组长说：“咳，这不是逛街的时候。”她把我带到桥口清源三巷，安排在一个工人家里。

这个工人叫李家季，四十来岁，在汉口裕农面粉厂做工，妻子是汉口纱厂的女工，还有两个儿子，全家共四口人。住所是一栋二层小楼房，李师傅全家住楼下四间屋：一间堂屋、二间内房、一间厨房。晚上，我睡在堂屋的一张行军床上，早上再把床折起来放好。我只在这里住，不在这里吃，每月还是三块钱伙食费。肚子饿了，就在街上买几个饼子、馒头吃。汉口东西贵，每月三块钱生活费不够用。平时，我和李师傅一家很少说话，互不相问。他和我商量好了，要是有人问，就说我是他的亲戚，家里遭了灾，到汉口投亲靠友，做工混碗饭吃。

杨组长交给我的任务是：看住三个地方，一是大智门外国民党军队的兵营；二是割丝口(又名郭司口)；三是罗家墩。若是发现国民党军队往洪湖开，马上到沔阳彭家口向她报告，就是没有什么情况，六七天也要汇报一次。

敌人的兵营离大智门火车站约二三百米远，驻着徐源泉的第十军，里面搭的帐篷，周围设有哨卡，站在火车站就很清楚的观察到兵营的动静。割丝口是襄河边的一个小码头，距桥口八里。罗家墩在割丝口北边，距桥口二十多里。杨组长说，这两个地方是汉口敌人进出洪湖的两个要口。我住在桥口就是天天跑这三个地方。

在汉口侦察了二十多天，觉得住在桥口消息很闭塞，若是敌人晚上过道，我也不知道。来来去去也不方便。一次，我到彭家口汇报时向杨组长提了一个建议，我说住在桥口不容易掌握敌人的行动，要是守口子，只有住在割丝口最方便。敌人在襄河里确两条汽船运兵，我在割丝口也能看住它。杨组长把地图拿出来看了一遍，同意我的意见。

农历6月，我转移到割丝口。割丝口与汉口隔着襄河，一条小街，街上家家户户割蚕丝，据说，割丝口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在这里，探听汉口敌人的行动很方便，就是每月三块钱的伙食费不够用，肚子吃不饱。不够用怎么办?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下去。汉口居民烧煤要掺黄土，割丝口出黄土，运到汉口可以卖钱。我请示杨组长：没有情况时去卖趟黄土，赚几个伙食钱行才行?杨组长说：“只要不误事，你自己安排。”这样，没有情况时，我就和当地穷人合伙赶早运一船黄土到汉口卖，一趟每人可得七八角。晚上就和挖黄土的穷伙计们挤在一起睡。从这以后，才算没饿肚子了。

敌人的兵营也要黄土．炊事兵懒得很，叫我们把黄土挑进去，一角钱一担。我就借卖黄土的机会进去探听情况。赶早挑黄土进去，国民党军队正出早操，炊事房里有些十四五岁的小伢子兵没出操，一问，原来他们是备补兵，只吃饭，不拿饷。我经常向他们打探情况。

敌人的小部队常常从割丝口过路。敌人一过河，我就手拿一把生丝，装成去潜江收购生丝的贩子，抄近路赶到彭家口报告。可是送了几次消息，洪湖的部队都说没有发现敌情。杨组长批评我说：“你几次汇报，敌人都没有来，是个空的。你怎么搞的?”我说：“清清白白看见敌人过了河才来报告，怎么是空的呢?”杨组长点穿我说：“敌人有时是出来演习的。敌人来了，你：看他们带了多少行军锅，带了多少柴禾，锅带得少，柴禾不多，就是出来演习的，他们人来少了不敢下湖。”我还是不开窍，又问：“敌人出来演习，怎么没见他们从原路回去?”杨组长说：“兵行诡道，你晓得他们从哪条路转回去。”杨组长把我批评了一顿，我才悟过来，见到鬼了，把我颠(骗的意思)的胯子都快跑断。从这次得了教训，以后才未跑空。

我在割丝口住了两个多月，敌人大部队进攻洪湖很少从这里经过。问了问杨组长，才知道敌人大多从北边进洪湖，看来又要转个地方。农历9月，杨组长又派我到新沟当坐探。

新沟坐探

新沟也在襄河边，属汉川县，旁边还有一条小汉河，小河里小鱼、虾子特别多。我在新沟给当地渔民当帮手，每天跟着他们吃喝之外还可得工钱二角。

经常从新沟过道进攻洪湖的是第十军的一个师，师长姓叶。一次，这个师打洪湖吃了大亏，转回汉口时，还有不少伤兵。在新沟我还碰见了当反动派的老乡，是第十军的一个团长，宜都茶元寺人，叫徐宪章，还好，他不认识我，不然就糟了。

汉口的敌人由新沟过道进攻洪湖，每次都要在新沟号房子歇一夜。我接受割丝口的教训，敌人来了，不忙走，把情况摸清楚后，再连夜赶到彭家口报告。

彭家口距新沟六七十里，是个红白交界的地方。自从部队下洪湖后，杨组长和孙同志就住在彭家口“彭福泰”杂货铺隔壁的一家客栈里。她们仍装卖唱的艺人。杨组长唱歌学得快，到洪湖后，又学会了打三棒鼓，唱花鼓戏。她们在茶馆卖唱，弹三弦，拉二胡，打三棒鼓，唱花鼓戏，样样都会。一次，我送情报在彭家口住下来，晚上在茶馆里听杨组长唱“苏三起解”，声声入耳，优雅动听。

每次，我把敌情报告杨组长，杨组长再派交通把情报送到洪湖。部队接到情报后，敌人来多了就下湖；敌人来的少就打。洪湖大得很，到处是芦苇、茭草，扎进去看不见人。开始，敌人进湖吃了大亏，以后就不敢进湖了。敌人抓不到红军，就放火烧屋。从荆州到洪湖，没一个好城镇，都让国民党搞光了，他们就是要搞得红军不能扎根。

中国革命不知死了多少人。有次我从彭家口回新沟，经过一个叫白虎塔的地方，这里有片乱坟岗，坟头、灵牌一望无涯，敌我双方死的人埋得地上都没缝了，谁看见都要哭一场。我从这里过，脑袋昏昏沉沉的。这是白区，红军牺牲的战士，我们这边还不敢收尸，是当地老百姓埋的。解放后，我常在生产队里讲：你们在家安居乐业，没有中国工农红军，这好生活哪里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