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湘鄂边的统战工作--------张德
我参加红军后，就跟随贺龙同志转点湘鄂边，历时三年多。这里，仅将贺老总进行统战工作的点滴情况，加以回忆整理，以供参考。
“统战”名词是后来的，那时大都讲“联合”这个词儿，意思是一样的。我记得，南昌起义失败后，贺老总回到桑植洪家关时，只带了十几个人。但在党的领导下，他坚定而灵活地进行统战工作，很快拉起了队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建立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一)适应形势，打开大门，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1928年3月，我亲眼看见，贺老总等人化装成商人模样，赤手空拳地回到洪家关。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湘西也是一样。国民党四十三军在澧县、松滋、石门、慈利一带，陈渠珍师在桑植、永顺一带，马文德师在恩施、鹤峰一带，敌情十分严重。虽然家乡人民热情欢迎“贺胡子”回来，但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很朦胧。面对这种形势怎么办呢?贺龙同志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确定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尽可能地把一切愿意革命的力量联合起来。他对前来拜访的亲族旧部、土著武装等头面人物说：南昌暴动失败了，我还是要革命。你们愿意跟我干革命的，就把队伍拉起来，重打锣鼓重开张；不愿意干的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是朋友嘛!并劝告各类武装、刀客，不要互相残杀，共同对付反动派。经他这么一讲，当场就有人表示愿意，如王炳南、贺贵如等。他们说：“军长(贺龙北伐时任军长)，我们听你指挥!”此外，贺龙同志还亲自写信或派贺锦斋同志外出联络，宣传党的政策，进一步做好发动工作。贺锦斋是党的前委委员，文化高，在湘西有一定的威望。所以，贺老总常派他做统战工作。正如我们团长贺贵如对我说的：“斋公”(贺锦斋)是“外交部长”，这里联系，那里拜访忙不赢。
这样，经过前委和贺龙以及贺锦斋等同志的努力，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拉起了约三千人的革命队伍。其中：利用亲族关系召集的有贺贵如(我当时就在贺贵如家里，便和他的队伍一起参加了红军)、贺英等部，共一千多人；利用旧部关系召集的有王炳南、钟慎吾、李云清等部，也是一千多人。他们当时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大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加之党的政策对头，又有贺龙的声望，所以比较顺利地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后来改编为红四军。
那时，贺老总如果不是采取打开大门的策略，是不可能很快拉起队伍，站稳脚跟的。虽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武装进行整顿和训练，就仓促对敌，出了一些乱子，但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这年底，贺老总在鹤峰邬阳关收编“神兵”(一种原始的封建迷信武装组织)时，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及时加强党的领导，认真进行整顿，将其先后编为特科大队、红四团。“神兵”首领陈宗瑜担任了大队长、团长，并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广大“神兵”也进一步发挥了神勇的威风，斩关夺隘，杀敌立功，增强了红四军的战斗力。
(二)坚持原则，区别对待，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
凡是参加红军的各种头面人物，只要服从党的领导，坚持革命，贺老总就在政治上予以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比如覃甫臣，原是贺龙当澧州镇守使时所属永定(大庸)县长、土著武装头目，有三百余人。1929年6月，红军再次攻克桑植后，经派人与其联系，覃甫臣率部参加了红军。当时覃已经五十多，但他革命意志坚定。我军在南贫、赤溪两次大捷后成立第二路指挥部时，贺老总便任命他为指挥官。后来，他的儿子覃伯云，十六岁就当了红军连长。他的侄儿覃伯勋，当红军团长。再如，我前面提到的王炳南、李云清、贺贵如，都分别当了红军的师长、团长。他们有职有权，干得起劲，成为可以信赖的革命领导干部。
但对那些违背革命根本利益的人，贺老总决不纵容。就拿谷中清来说吧，他本是敌罗效之手下的班长，拖了罗的一个班和其叔谷志龙的队伍一起投奔红军，并且作战勇敢，即被贺老总任命为营长，后又接任红四团团长。但谷中清肆意强奸妇女，经贺老总多次批评教育，并在红军不准带家属的情况下，特许其结婚，老婆随军，但他兽性仍然不改，走到哪里强奸到哪里，造成了恶劣影响。在上地垭战斗中，他与敌罗效之通话，企图叛逃。在这种情况下，1930年5月，红四军在五峰清水湾休整时，经过前委研究，贺老总亲自主持大会，公开处决了谷中清等人，纯洁了部队，整顿了作风。
对待亲属良朋，如果基本条件太差，没有一定基础的，贺老总也不迁就。如当时在洪家关闲住的贺联元，曾在贺龙的第九混成旅当团长，又是贺龙的叔伯哥哥，但他是个大烟鬼，心无斗志，贺老总就不用他。他仍纠缠，贺老总火了，骂道：“你这个强盗杂种，脸上的烟油子刮得风箩筐。走开!”还有北伐时在贺龙部队当过营长的贺定子、贺松如，因为旧的意识不改，又怕艰苦生活，参加红军不久，就被贺老总令其离队了。
在对待入党问题上，更是坚持原则，毫不含糊。1929年3月在鹤峰召开的前委扩大会(吸收党员参加)上，贺龙同志对我们说过准备发展贺贵如入党，但贺沛卿、贺炳南不能发展。事后证明，他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他的跑姐贺英，从兵员、武器、财物等方面给了我们红军很大支持与帮助，大家反映好。那时贺龙也未同意其入党，并对贺英解释说：“你不入党，影响还好些。”
(三)利用矛盾，讲究方法，注意策略的灵活性。
当时湘西有句民谚：“有枪则王，何愁款粮。”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拉起了不少所谓“听编不听调”的地方武装，情况复杂，矛盾很多。有鉴于此，贺老总采取了许多灵活的策略，以利于革命的发展。
对于那些虽不愿意打出红旗，但同国民党反动派有矛盾的土著武装，则同其建立适当的联系，争取中立或暗中配合红军作战。如大庸县人、解放后当过大庸县长的张俊武，当时名义上是“湘西王”陈渠珍的一个团长，实际上是“听编不听调”。l929年6月，贺老总写了一封信，从桑植派人给张送去。张不愿参加红军，但答应他的部队不出大庸，不打红军。赤溪河大战时，他的部队果然没来打我们。还有田少卿，是大庸县的一个“拖客”(拖队伍的头子)，人们称他为“田司令”，掌握有两千多人的队伍。贺老总回到湘西就同他联系上了，准备要他当红军的师长。他不想戴“红帽子”，但不反对红军。1929年8月，他的队伍驻在石门任家坊，我们驻在慈利杉木桥、杨柳铺。开始确定配合打敌罗效之部。后来，他发现敌师长吴尚派严仲儒的一个旅来到澧县一带，便给我们报了信。于是红军撤到桑植，避免了损失。此外，经过统战，还争取了大庸县的吴玉霖、刘用仕和永顺县的向登初等部保持中立，间接地支援了红军。
为了使那些暗中配合红军作战的朋友，能在国民党那边站住脚的，贺老总运用了“假打真帮忙”的策略。如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l928年春贺老总路过时，曾手挽手地送到街口，并派一个连护送。徐小桐发现自己的一个营长张国判企图谋害贺龙时，就在慈利龙潭湾五家坪，下令将其处死。后来，国民党追查护送贺龙过境一事，徐小桐虽矢口否认，但已引起怀疑。l929年9月，我们从大庸教子垭到江垭，贺老总说：“不打一下江垭，徐小桐日子不好过。”于是，我们在那里摆起架势，乒乒乓乓打了一阵，其实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订立君子协定。慈利官地坪团防首领谷 岸峭、向虞卿是贺老总的旧交。贺龙当澧州镇守使时，他俩受过贺的恩惠。因此，当贺老总回家乡闹革命时，经过交涉，订了一个协定，用现在的话说，叫作“互不侵犯”。我记得贺老总说过，“我们不破官地坪。”官地坪的团防也没有打红军，还秘密地为红军代购子弹、医药，掩护家属、伤兵等。l928年，我曾去官地坪两三次，主要是买子弹。有一次，同我一起去买子弹的贺三(贺龙的叔叔)、贺瑞清(贺龙的族弟)，大家装扮成布商，买了两百排(夹)子弹。那时，步枪每排(夹)五发，连枪每排(夹)十发，我们分别用布包着，运回了部队。
对资本家怎么办?为了不树敌过多，没有采取没收政策，而是筹款、派饭、捐物资。这样做，资本家较易接受，我们也得到了实惠。如1929年冬，我们到湖北长阳县资丘，曾向煤炭公司资本家“派饭”。我去吃过，一桌十碗菜，还有酒，办得丰盛。红军指战员改善了生活，革命的劲头更足了。
(四)着眼全局，尊重人才，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
贺老总原来文化不高，可以说是大老粗。但他从革命的全局 出发，认识到知识分子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部分，在中国革命中常 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必须把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结成坚 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因此，他很注意吸收知识分子，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并强调党内的知识分子要主动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共同搞好革命工作。那时，我们红四军的知识分子是比较多的，有高中生、大学生，还有黄埔生，以及从日本、苏联学习回来的“留洋生”。比如，湘西前委的五位领导成员，除贺龙外，贺锦斋原是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的学生，陈协平原是黄埔生，张一呜原是北大学生，李良耀也是学生出身。再如，我们红一团，张一鸣任团长时，三个营长都是知识分子：一营营长罗统一，原是贵州一所军事学校的学生，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二营营长覃苏，原是长沙兑泽中学的学生；三营营长向百胜，黄埔生；二连连长田子为，高中生；三连连长唐占屯，高中生，也可能是黄埔生。我前面提到的第二路指挥官覃甫臣，还是前清秀才呢。这些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在前委和贺龙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共同战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贺老总有个特点，尊重知识分子。不论党内的还是党外的，都以“××同志”相称，平等相待，发挥专长，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比如，击逸群同志，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工作，后来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贺老总对他十分敬重，几乎是言听计从。1928年5月，周逸群被敌所迫离开湘鄂边到洪湖后，贺就通过“交通”多次联系，从中受到了教益。所以贺老总经常对我们说：“逸群同志真是我的好教师。”在实际工作中，他同周逸群同志紧密配合，抓武装，抓统战，开展各项革命活动，被同志们誉为革命的“珠联璧合”。
贺老总对知识分子既放后使用，又适当照顾。比如，张一鸣同志原是做政治工作的，后向贺老总要求改任军事指挥员。当时战斗频繁，能当上军事指挥员，在人们心目中算是重用。1929年l0月中旬，在樟耳坪战斗中，一团团长贺贵如牺牲后，贺老总就决定由张一鸣接任。张任团长后，干得更出色，多次受到赞扬，不幸的是，1930年8月沙市战斗中，张一鸣正在战场上写作战命令，突然敌人一颗子弹飞来，命中头部，壮烈牺牲。又如，蹇先为同志，原是长沙兑泽中学的学生，l928年秋参加红四军，年仅十八九岁。贺老总非常喜欢他，留在军部做宣传工作。我当时不识几个字，曾抽去跟他提墨汁、浆糊，一起去写标语、贴标语，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l930年2月中旬，红四军东下洪湖路经长阳县水竹园时，他看到土地庙里有副对联：“土发黄金宝”、“地生白玉珍”，横批是“吾土地也”。这是当时土豪劣绅的奢望。蹇先为同志便针锋相对地利用原对子中的“土”、“地”两字，改为“土豪劣绅土崩瓦解”、“地痞流氓地磨草光”，横批仍是“吾土地也”。这样，老对联换了新内容，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反动派的威风，起到了枪杆子起不到的作用。再如，董朗同志原是黄埔军校教官，后任红四军随军学校校长。我在该校学习过。1929年6月，贺老总在桑植看到董朗体弱多病，就批了一笔钱给他买补药，治病养身，恢复健康。平常，对一般知识分子，也注意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作力所能及的照顾。
我深深体会到，贺老总在湘鄂边期间，之所以能在敌情严重，生活艰苦，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甚至弄到只有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条枪的极端困境，仍然坚持下去，发展起来，与他正确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分不开的。这再次证明，统一战线确是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继续发挥这个法宝的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