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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后，我们的部队到了广东，三河坝战役使我军遭受很大损失。我和朱德同志、叶挻同志都分散了。我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的。到上海以后，党中央本来决定要让我和刘伯承、林伯渠同志一起去苏联，并决定1927年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走。但是，11月16日机关被蒋介石匪帮破坏，敌人知道我已经到了上海，我一时不能活动，结果伯承、林老他们先走了。过了十几天，我想，我文化程度较低，到外国喝洋墨水也来不及了，搞了半辈子枪杆子，还是搞暴动，组织红军，接着和蒋介石干吧！要干，就要回湘鄂西才合适。但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湘鄂西的党组织和工作情况以及暴动、组织武装斗争的情况，只知道贺锦斋已经在南昌失败后入了党，并要求党派他到长江中游搞游击战争。 后来他带了一批南昌失败后留下来的同志又到武汉弄了几条枪，就搞起来了。贺锦斋是我的堂弟，又是南昌起义时我指挥的二十军的师长，打仗很行，可当时思想并不是有多少马列主义的，是旧军阀主义，对过去的失败不服气，以为总会搞起来的。其实，要搞武装斗争，了革命因素外，也有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何键这帮东西从心里不服气的思想，总想再搞武装来和他们斗一斗看！我很清楚，当时沿长江到湘西一带车湾、藕池、新堤、调关的驻军，全是我过去部属。四十三军老五师，除师长以外，其它旅、团长也都是我熟悉的人。同时，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是可以收编改造的。只两湖党在敌人破坏之后，还有多少力量？却不清楚。

我想应当抓枪杆子，应当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我就把想法和周逸群同志谈了。逸群是我入党介绍人之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是二十军的师党代表。南昌失败以后，又是和我一起到上海的。所以，我要他向恩来同志谈谈。我说：“在上海，党负责安全；上了船，我负责安全。一到汉口，我就能活动了。”谈了四五次，中央批准了。我们就准备走了。走前准备搞两打驳壳枪，但没搞成。到汉口的接头关系，恩来同志交代给逸群，我一旁听见了，记住了一个“谢弄北里十七号”。我们带了两个同志由上海坐船到汉口。我是资本家打扮，短胡子也剃掉了。逸群打扮得象个管帐的先生。谁也没有注意我们，就上了船。

到汉口后，去东方旅馆，我们两个接头关系都被破坏了。我记起了“谢弄北里十七号”，但没有介绍信，就硬闯进去了，见到郭亮同志的爱人，他们还以为我是侦探呢！由刘鸣先来与我接头，他是叶挺同志的副官长，我们当然认识，他看到是我，真是吓了一跳，可也很高兴。就这样，与武汉党接好头了。

当时，组织上叫我搞根据地、苏维埃、游击战争。但是，怎么搞？没有指示。怎么搞红军，发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怎样组织？都不清楚。只知道农民协会。搞军队的方法是北伐军式的。到了汉口后，与郭亮同志接好头，准备走，又没有钱。第二天两个地下党员来了，一个管军械，从汉阳兵工厂搞来了枪、子弹和重机关枪。一个管军需，把五万块钱带到党里来。同时，武汉三镇又要组织暴动。我的一个团长蔡申熙在招兵，想组织三个军，武昌、汉口、汉阳各一个军，要我当总指挥。我就准备参加暴动。省委开了会，有郭亮、周逸群和我，研究并接受了南昌暴动的经验，成功则好，若失败则快走，去沔阳会师。江南的拉入湘东，我主要搞鄂西。又开省委书记会，书记是郭亮，讨论如何发展游击队、发展党。省委的经费由游击队供给。

不巧，阴历腊月23日的前夕，敌人破获了一个印刷机关，搞到我们全部暴动计划。而我们所住的郭亮家又是印刷所的铺保，我们只好转移。这时满城大乱，敌人沿家喊，要各家准备美孚油灯、水和沙土等等，叫嚷说：“共产党要暴动了！”

不巧吧，又凑巧。24晚，贺锦斋派一个姓黄的和我的两个姪子来找省委送金子。原来，贺锦斋已在藕池发展百余人枪。他要四十三军五师的团长们三个团起义，团长们不愿意，说要等我来。贺锦斋就单独干起来，抄了一家银号，搞到千多两金子，送到汉口。贺锦斋给湖北省委送了三次款，都碰上省委正困难的时候。这时，我们就决定去洪湖。我们包了一只船，搞了两支枪，一些子弹。一支打得响的我带上，一支打不响的别人带上了。

当时，码头上敌人检查很严，还叫嚷着要捉贺龙。我穿喜新厌旧衣大衣，围着围巾，戴着黑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皮大衣让敌人搜，还冲他们笑笑说：“喂，看我象不象贺龙啊？”敌人看我象个资本家，哪敢搜查？点头哈腰地让我上了船。一上船，我的两个侄子就认出我来了，我没作声。船上有“袍哥”组织，管船的帐房先生也认出我来了，我即教给他一套话，准备应付敌人。开船的时候没有拉汽笛，船到鹦鹉洲，敌人的划子来检查了，船夫装作修汽笛，我藏在船的后舱里。帐房送了点礼给敌人，就混过去了。这是24日走的。越是大摇大摆的，就越没有问题。

腊月26日，船到新堤。新堤驻军是李觉部，周围也驻满了敌军，真有戒备森严的样子。我们打听到观音洲有敌人的团防队伍，只十几个人，十条枪。我问周逸群同志：“把枪搞来如何？” 他有点犹豫说：“手里无枪，杀不得人。”当时我们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十几个工人，还有给鲍罗廷当过警卫员的，打仗的经验有，可就是手里没有枪啊！我说：“去拜客嘛！”到了观音洲，就找团防队长。这个队长还真列队出迎罗。我抓住团防队长的手，就说：“我是贺龙，来借枪！”他瞪着眼睛，吓得发抖。一个团防兵要动手，被卢冬生同志一枪打倒。这样，就搞了十多条枪，二百发子弹。团防队哆哆嗦嗦地说：“总指挥，这，这，我怎么交代……”我说：“好办，给你打个收条！”就真的给他开了个收条罗。

船又走了一天一夜，27日下午到反嘴，看见沿江有一家茅棚子，站着一些人喊船。我说：“迎上去！”结果，是贺锦斋他们，就会合了。他们已有一百七十多人，一百多条枪了。在反嘴会合，过阴历年。周逸群去调查地主，有四家罪大恶极的土豪，晚上就给他们“拜年”，将他们杀了。这时取名叫四十九路红军的旗帜也打出来了。到了下车湾，湘鄂边前委决定找当地党组织，在这里搞个基地，开展游击战争。这天下着毛毛雨，我站在门口看见来了一只船，船上一个人，下船就奔我来了，冲我一鞠躬，叫我总指挥。原来这人是党员，下车湾人。他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有十几个党员组织了一下，与石首中心县委取得联系，但中心县委不承认。我叫他再去找中心县委，说我们在这里。当时，石首中心县委书记是李光龙，组织部长刘革非，宣传部长李良耀。第二天，李光龙来了，他说各县党组织皆已破坏了，只是七个县委组织了这个中心县委，正在坚持地下斗争。

找到组织就好办了。于是准备在江陵、石首、华容、监利、安乡五县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但由于当时的白色恐怖，交通员没有能够把决议传到各县，有些交通员被敌人捉住了。当时，党还有两支秘密武装：一支是吴仙洲的，吴是石首人，三十支枪，六十人。另一支是肖仁鹄的，肖是河南人。他由武汉到洪湖只带了四支枪，就组织了一个军三个师。军部一支枪，每师一支枪，共十九个人，会合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一百多人，一百多支枪了。我们就开展了武装暴动。有一夜，我们打了七八个团防，消灭了一部分土豪劣绅。撤到砖桥后，又搞掉了土匪文大哥部百余人。暴动时的暗号是“镰刀”、“斧头”。声势越来越大，江陵陈先博同志、石首屈阳春同志也都是在这个时候搞起武装来的。我们后来再到反嘴、下车湾，部队已有三百余人了。此时沿江土匪很多，专打农民协会。前委便在车湾开会，吸收中心县委参加，决定全力保护农民协会，先消灭土匪，因为他们是地头蛇，比团防和国民党军还厉害。车湾会议还决定，没有在群众中暴露的党员要隐蔽下来。中心县委指挥部队还比较顺利。当时部队中没有党组织，只有个别党员。那时政治工作叫精神讲话，内容是摘反革命报刊中对我有利的材料讲。行动是参加暴动，消灭土匪。几个星期就把土匪消灭光了，搞了一百多支连枪。这样，我们便有五百人，三百支枪了。决定：第一，整土匪；第二，整恶霸；第三，整土豪。二月份消灭了土匪，得驳壳枪百余支。在车湾找来一个最大的土匪头子张烟灰，他有七八十支枪，一百余人。贺锦斋过去与他有点联系，利用这个关系把他弄来，想不费什么伤亡把他搞掉。我和周逸群、卢冬生同志接他，请他吸鸦片烟。这家伙身带连枪两支，警惕性蛮高。因为他是四川人，我就向他说了一些四川有名的军阀，并且说我就是贺龙，不要把我认错了。他立刻尊敬起来。我借着看他的枪，就把枪要过来了。卢冬生动手把他打倒，后来收了他那批土匪的枪。不久，又缴获了国民党一个骑兵团五六十支枪。部队也发展到五六百人，即组织了三个大队。听说监利城。结果打响之后，才知道敌人正好换防，一下子就增加了敌门炳岳的两个团。一开始就打伤了我两个大队长。部队撤下来到调关后边一个镇子，在焦山河开了两天会，决定把队伍交给石首中心县委，我们带二十人进湘西开辟根据地，扩建武装，准备26月在石门南乡会师。焦山河会议中，关于上山（去湘鄂边）、下湖（在鄂西）的行动方针有过争论。但由于我们考虑到原来在上海时，中央提出在鄂西建碉堡、搞寨子的办法行不通，不如倚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会上大多数同志，如中心县委李兆龙、刘革非等同志同意我们的意见，于是决定去湘西。前委开会时，周逸群同志是领导，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边前委时，前委书记是周逸群。

在焦山河会议上决定肖仁鹄同志率部队回洪湖，其它武装由中心县委领导。中心县委的任务是领导游击战争，恢复地方党组织，相机消灭沔阳的叛徒。贺锦斋同志由我带走。后来洪湖段玉林的部队就是在吴仙洲和贺锦斋的两支游击队的基础上搞起来的。

当时，我们这些共产党员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央指示要搞武装斗争的时候干起来的。我们打土豪的方法也简单，搞了很多的银元、铜元、绸缎、粮食，分给群众，群众不要，我们就到城外沿途撒东西，群众才要，成千上万的人来领东西了。我们还沿途贴标语，宣传我们党的口号。老百姓开头很奇怪，说我们也是穿便衣的，和土匪一个打扮，可是不要钱，不糟踏老百姓，所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那时就很听党的话。为什么？受了大革命的教育。反革命那样杀我们和人民群众，我们也有报复性。我们没有悲观失望，相信革命一定成功。不然，革命活动就开展不了，队伍也拖不动。

在石首焦山河会议以后，我们于1928年底回湘鄂边的桑植县。途经连云溪、毛草街、张家湾等地，那里都驻满了敌人。我们绕过他们，到了澧县境内，在一个村子里搞饭吃，留一个人在外面放哨。不久，来了二三十个敌人抓鸡。我以为是来抓我们的，跑出去一看，敌人一个排长立正向我敬礼。原来他是我以前的一个部下。我问他干什么。他双脚立正，规规矩矩地回答说：“报告镇守使（大革命之前，贺龙当过湖南澧州镇守使），我们来搞点东西上。”我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这个排长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敌人倒挺“负责”。我们在他们警戒之下，安安稳稳地吃好了饭，睡足了觉，然后才继续上路奔石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