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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边是湘鄂西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地区，计有鹤峰、桑植、五峰、长阳、宣恩以及建始、永顺、大庸、慈利、石门等县。成为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并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是鹤峰、桑植两县的大部分及周围地区。而湘鄂边界特委则是1931年4月2日在枝柘坪召开的鹤峰、五峰、石门、长阳、桑植五县党的代表大会后组成的。但是，作为湘鄂边地区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创建，则应当是从1928年2、3月，周逸群、贺龙同志奉中央指示来湘鄂西开展革命斗争开始的。

一、湘鄂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及发展

（一）初组红军及第一次挫折

1928年3月，周逸群、贺龙同志将在监利等地组织的武装分别留给鄂西石首中心县委和鄂中特委后，即带贺锦斋、李良耀等十多个同志离开鄂西来到湘鄂边地区。路经石门县时，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组织，但石门县委军事部长罗效之已经带了武装叛变投降了国民党，剩下的少数武装由石门县委曾庆轩等同志带领在南乡坚持斗争，因而未能会合。周逸群、贺龙等同志便经石门、慈利，回到贺龙同志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

在周逸群、贺龙等同志到洪家关之前，贺龙同志的亲戚、朋友以及旧部王炳南、刘玉阶、李云清、钟慎吾、谷志龙、贺英等几十股武装正在洪家关附近打仗，自相火并。贺龙同志赶来说：“退下子弹，再不许打，都跟我干革命！”周逸群同志又向他们作了宣传，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建立武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大家接受了指示，服从贺龙同志的领导，集合起三千多人的武装，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武进桑植县城后，成立了以李良耀为书记的桑植县委，打土豪，分财产，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当时党的特委的方针是：一、成立县委，发展组织；二、整编队伍。工作抓得很紧。但是，正当这些工作开始的时候，4月初，贺龙同志不在，敌四十三军龙毓仁旅突然进攻，并且占据了桑植县城和洪家关一带。红军在梨树垭、洪家关、苦竹坪与敌军打了三仗，虽打得顽强，但由于各股武装力量刚刚集中，没有来得及整编，结果被敌军打得大部溃散。周逸群同志被迫转回鄂西。贺龙同志会合贺锦斋、张一鸣、李良耀等同志，在桑植、鹤峰边界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队伍。至5月，又集中了三四百人，重新整理了队伍，活动在桑植、鹤峰边界地区。

从3月组织队伍到4月失败，开始时声势浩大，但失败得也很迅速。根本原因是缺乏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封建思想占了主导。三千武装都是家族、亲朋、旧部依仗贺龙同志个人威望号召聚集起来的，实际上仍是各股武装自选统率。没有党的组织，许多人不明白党的政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为谁打仗，有的认为是为贺龙同志一个人干的，有的甚至认为跟着贺龙打天下，升官发财。当时 ，一些领导同志大都是党员，也代表党的领导，还有湘西北特委的组织，但是都缺乏经验。由于部队散乱而又缺乏党的骨干，因此经不起风波和强敌打击。贺龙同志的到来，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十分重视，他们恐怕革命武装形成燎原之势，立即派兵“进剿”。有组织的相当强大的敌军，和无准备、    无组织、尚不健全的各自为政的红军相遇，红军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石门之战及第二次挫折

1928年6月，敌四十三军龙毓仁部从桑植西撤。贺龙同志即率部队在小埠头截住敌后卫，歼敌一个连，击毙敌参谋长张策，缴获不少枪支和辎重，对部队鼓舞很大。一些有原来失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了。还有一些旧部下也带着队伍来了，使红军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人。这时，经中央、湖南省委介绍，一些有经验的党员也陆续来到这里找红军。如黄埔军校的党员、担任过北伐军团长的黄鳌同志，湘西特委委员兼临澧县委书记汪毅夫同志，湘西特委宣传部长陈协平同志，湘西特委委员兼石门县委委员郭天民同志，担任过北伐军团长的共产党员董朗同志，慈利县委书记邓侠清同志、龙在前同志等。这一批有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的到来，对党和红军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此时，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在红军中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以领导红军和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贺龙、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原二十军师长）、张一鸣（原湘西特委委员）等同志组成。贺龙同志为前委书记。并将红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同志任军长，黄鳌同志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有七八百人枪，贺锦斋同志任师长，张一鸣同志任党代表。此外，还有文献浦、贺桂如、贺佩卿等率领共有人枪七百左右的几个支队。

红四军前委决定：一、将原有部队逐步进行彻底的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的训练工作，吸收进步士兵入党，成为部队中的骨干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斗争；三、扩大红军政治影响。

经过初步整顿和组织，各种工作有了起色，在士兵中已发展党员四十余人。各种宣传标语布告也遍及桑植县的大部分地区。

党的工作虽然有了起色，但不良倾向仍然存在，新的矛盾也发生了。如有的领导同志竟公然撕毁宣传标语；部分领导人只愿意拉队伍打土豪分财产以改善生活，而不愿做艰苦的工作，不而心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又有的领导者只愿意到外地打土豪而不愿意打自己的土豪亲族，个别的企图拖枪潜逃。前委对这些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红军大队以上都开始任命党代表，以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党的权威。

正当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各种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7月初，湘西特委通告红四军南下牵敌十四军向湘东红军的进攻，支援湘东、湘南的暴动。为此，前委停止了在桑植的工作，决定南下到石门西北乡发动群众，开辟地区，打击并牵制敌人。

石门地区党的领导曾组织过暴动，发展武装，建立过以太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但在强敌围攻下失败了。红四军到后，曾与石门西北委负责同志开过联席会议，作出了一些开辟根据地，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决定。由于当地党组织薄弱，群众基础不好，没有发动起来，决议未能实现，当即改变计划到渫阳地区打击敌人。8月22日，红四军一昼夜行军一百八十里，奔袭王家厂，召开群众大会，枪决反动分子，焚敌机关文契。红军的纪律严明，受到了群众的称赞。红四军返回渫阳的次日，遭敌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偷袭，红军损失很大，军参谋长黄鳌同志牺牲。部队退到泥沙，消灭了反动团防武装，但又被敌李云杰、罗效之等部几路包围。师长贺锦斋同志牺牲，部队又被打溃散，全军只剩下二百余人，后撤到鹤峰、桑植分界的堰垭。

南下石门的失败，是红四军组建半年中第二次严重的挫折。直接的原因是，部队虽然第二次组织了起来，一些有经验的党员也来到四军，但刚刚着手整顿即奉命执行远离根据地的军事行动。红四军进到石门西北乡时，敌军对湘东、湘南的行动已经结束，正好集中兵力对付红军。加上当地党组织已遭破坏，基础薄弱，群众没胡发动起来，使红四军的行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行动。此外，敌人强大，而红军却刚刚重组，号称一军，实际兵力只有一千多人，并缺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在斗争方针和作战方法上还受着盲动主义的影响和北伐军作战方式的影响，既没有学会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也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妥善行动和正确政策。而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红四军成员复杂，得力的各级骨干甚少，党的领导在部队中还没有真正确立，部队对革命还缺少认识，因而遇到严重困难和十分危险的形势就有相当数量的人动摇逃跑。红四军两次严重的挫折证明了：由旧式武装组成的革命队伍，如不经过彻底改造和阶级斗争的严酷锻炼，是经受不住真正风险的。

红四军在石门的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也有一定的收获。红四军到达石门时，敌军十分恐慌，连澧县守敌都跑到城外过夜。奔袭王家厂后在当地开展的群众工作，也给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军事上的失败也促使领导者更为清醒，认识到不加强党的领导，部队是难于与强敌作战的。

（三）从挫折到壮大

党的领导正确，政策符合人民要求，共产党的坚贞，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了这些条件，除了极其特殊的因素（例如敌人极端强大以及个别非本质的偶然因素）外，任何逆境都是能够扭转并取得胜利的。无数的革命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湘鄂边的斗争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1928年9月，红四军在石门失败之后，贺龙同志率余部退到鹤峰大山中，已是粮食弹药奇缺，药品衣服更少，处境极为困难。这时，贺龙同志的姊姊贺英同志送来了一批药品、弹药、棉花、布匹和银元，并以她的体会向贺龙同志和几个党员干部说：“你们带兵，象抓豆子一样，手一松，全散掉了。队伍跟着你，过去是为升官发财。现在为什么？你们搞革命，不是有党员、团员吗？把组织恢复起来，好好整顿部队嘛！”贺英同志的到来，从物质到精神，给了处于困境的红四军很大的鼓舞。贺龙同志在三十多年之后的1961年2月2日，向戏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讲到这一段历史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脑子也清醒些，骄傲、个人英雄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姊姊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姊姊谈，我姊姊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个班都有党员，也有了团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

红四军在1928年冬的整顿是坚决和彻底的。遣散了老弱和入伍动机严重不纯的分子，加强基层领导和严格管理教育，发展党团组织。全军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编了九个班。一些特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和北伐军及南昌起义时期的团长、营长，当了班、排长。每个班都有了党、团员，组织健全了。人虽然大为减少了，但部队已经变成了以党为坚强领导，以老党员为骨干核心的有觉悟的战斗集体。红四军的革命建军，也可以说这时是真正的开始。

不久，湘西特委和鄂西特委指示，将湘西前敌委员会改为湘鄂西前委，负责领导红四军及湘鄂边地方党工作。贺龙同志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等同志为委员。

前委又研究了本地区的形势，认为目前部队数量少，应尽力避免与强敌冲突，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施鹤一带多为大山，敌人正规部队很少，土著各股以迷信方式组织起来的“神兵”颇多，可以做争取“神兵”的工作，比较适合红四军的发展。同时，派汪毅夫同志到邬阳关找陈宗瑜同志，并将陈宗瑜所组织的以伐木烧炭工人为主的“神兵”武装集中，准备会合红四军。

1928年11月底，红四军来到黑洞，开始接触“神兵”。

所谓“神兵”，本来是农民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而组织的有迷信色彩的持刀、矛、火枪等旧式武器为主的武装。过去许多军阀部队整师整团被“神兵”消灭过。“神兵”的基本成分是好的，但并不是有觉悟的革命武装。“神兵”武装的领导权逐渐落到了土豪劣绅手中。但只是认真做好政治作，启发下层群众的觉悟并对上层人物进行分化瓦解，这个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还是大有可为的。这里原有一个党的施鹤部委组织，但书记杨维藩当了“神兵”师长，放弃了党的一切工作，依靠这里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条件不存在了。前委和红四军即展开对各股“神兵”的宣传和阶级教育，并消灭了最反动的“神兵”头子铁拐李。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和斗争，红四军吸收三百余名成分好的“神兵”，奔袭建始县城，击毙敌县长，缴枪百余支，并宣传党的政策，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1928年12月31日，红四军到邬阳关与汪毅夫、陈宗瑜同志率领的伐木烧炭工人组织的“神兵”三百余人会合。红四军的战斗力又一次充实起来。在观音坡击溃敌军百余人，占领了鹤峰县城。又经过太平镇、卒洞湾等几次战斗，全歼敌团防武装，击毙了敌鹤峰县县长。

1929年1月13日，湘鄂西前委在鹤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选出汪毅夫、陈宗瑜等七人为工兵代表，并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焚烧地主田契债券。接着，前委又深入发动群众，捉拿反动头目，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土地革命的火焰在火焰在广大农村中燃烧起来。在斗争中，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逐步建立发展起来。

1929年春季，收到了中央的来信，信中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路线和任务。此外，中央要让贺龙同志离开红军去上海到中央工作，目的是使红四军减少目标，以便于保存实力。鄂西特委也转来了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及其它革命根据地的经验。

湘鄂边前委依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传达了来信精神，认为六大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对今后怎样打仗，怎样搞斗争，如何发动群众以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都做了明白的指示，极大地提高了斗争的信心。但贺龙同志对离开红四军去中央的指示，没有执行。贺龙同志认为，中央让他离开红军是对他的关心，但是形势不象中央估计的那样严重。红四军从石门失败和以前的桑植失败中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教训，摸索到了一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群众工作以及开展斗争的经验，又得到了六大指示精神以及其它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部分斗争经验。红四军本身人员养活了，但是，动摇分子走了，坚定分子留下来了，部队比过去纯洁、坚定了，党的骨干力量加强了，有充分条件可以继续跟反动派战斗下去。贺龙同志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自己对湘鄂边地区很熟悉，如果离开红四军，局面很可能反而不好。留下来，虽然艰苦一点，目标大一点，个人危险一点，但对党对革命对斗争有利。对贺龙同志的不去中央的提议，前委一致同意。

同时，红四军进行了整训，学习了党的六大决议和井冈山红军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主要不良倾向，反对了军阀主义和“拖队”等思想。按照官司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克服军阀主义，同时要求加强部队纪律。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整顿和加强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由于部队的扩大，党团员迅速发展，在红四军党的特支领导下，建立了四个支部，并注意了对党员的经常教育。红四军也进行了整编，军下设第一路指挥部，以王炳南同志任指挥，张一鸣同志任党代表，下辖若干中队。至此，红四军又发 展到千余人，长短枪三百余支。在政治质量上和过去相比，也有了极大的进步。

1929年3月18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联合桑植、五峰团防武装共三千余人，分路进攻鹤峰根据地，企图夺取县城，消灭红上军。

红四军分三路迎敌。正面由鹤峰县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来攻的桑植团防武装，四军主力分左右两路包抄猛攻王文轩部及五峰团防，在张家坪击毙了敌总指挥王文轩。其它敌军急忙溃逃。红四军乘胜追击，占领桑植团防头子刘子维的老巢龙潭坪、罗峪一带，进而占领桑植县城。使鹤峰、桑植两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革命形势。

1929年7月，敌军向子云旅派一个团进攻桑植根据地，在南岔被红四军全歼，团长周寒之被击毙。不久，向子云亲率全旅二千余人及部分地主团防武装大举再次进犯桑植。红四军设置空城计，主力撤到城西北梅家山，埋伏要路。敌军全旅渡过澧水，侵入县城。我军即开始反攻，经一天激战，敌军除百余人逃窜外，其余被全歼，敌旅长向子云淹死在澧水中。这次战役消灭敌军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是红四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回顾一年前，红军初组时有三千余人，却被 敌人一个旅击溃，剩下几百人；而现在，红四军只有兵力千余人，两仗全歼敌军一个整旅，这足以证明红四军有了质的变化。

桑植大捷后，红四军迅速扩大到四千余人，增设了军特务营、第二路指挥部。在分队设立了专职政治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为了培养干部，在军队和地方选拔出一批学员，组织了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同时，前委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

8月，红四军向南发展，进攻大庸县西教乡大地主熊向熙的反动武装。熊匪在西教乡统治数十年，极为反动，在湘西有很大影响，是建设桑植、鹤峰根据地的一个严重障碍。而西教乡几个寨子都是有名的天险，从未被任何武装攻破过。因此，红四军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巩固和发展桑、鹤根据地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扩大政治影响及红军的军威也有重要的意义。

经过六天六夜的激烈奋战，红四军攻下全部敌寨。8月下旬，又攻取了慈利县重镇江垭、九溪等地。这次军事的胜利，使红四军的军威又一次大振。

不久，敌五十二师及陈渠珍所率各部并纠集湘西团防，准备大举向桑植进攻。前委决定返回根据地，巩固后方，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红四军返回桑植后立即进行休整、训练，打击残余地主武装，大力加强和改进地方工作。敌人敢于红四军的声威，终于没敢来犯。

1929年10月，蒋介石与张发奎之间发生军阀混乱。双方大军纷纷向澧县、石门、常德等地集中，部分敌军已向桑植进逼。前委和红四军尚未查明敌军大量集结的意图，而敌军已来犯境。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为了避免硬打硬拚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前委决定党政军机关及革命人员家属撤离桑植及洪家关，转移到桑植北部。但在转移时，红四军遭敌袭击，团长陈宗瑜、贺桂如牺牲，部队也伤亡了三四百人，乃转移到鹤峰地区。

10月下旬，红四军向东发展，到五峰、长阳地区积极活动。12月攻克长阳县城，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农民协会。

1930年2月，鄂西特委副书记万涛同志来到鹤峰，向前委传达了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与鄂西红六军会师的指示。前委立即安排了湘鄂边地区的工作。在鹤峰留下并组织了以汪毅夫同志为书记的中心县委及一个独立团，在桑植留了一支游击队，以坚持湘鄂边地区的斗争，即率红四军东下，但受到川军及长阳、五峰团防的堵截返回。3月，蒋阎冯军阀大混战即将开始，部分敌军主力调离。红四军抓住时机再次东进，在五峰消灭了这一带势力最强的团防武装，建立了五峰苏维埃政权。4月，进抵松滋境内，敌独立十四旅所部及附近各县团防武装二千余人来犯，红四军乃转往澧县地区，而澧县、石门、松滋等县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前来追堵。红四军乃集中兵力，重点打击石门敌军罗效之部，将其击溃，毙敌甚多，缴枪百余支。不久，红四军再次东下，进入澧县境内，击溃敌军一个营。6月18日，进至公安县申金渡和松滋县西斋。7月1日，鄂西红六军占领公安县城（南坪）。7月4日，红四军与红六军胜利会师。

红四军三次东进历时四个多月，打击了多股反动武装，扩大了游击区域，传播籽革命影响，完成了会师任务，并扩大千余人加入红四军，壮大了红军力量。从此，两个军在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展开了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

从1928年2、3月，周逸群、贺龙同志率十余同志来到湘鄂边地区后，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几经挫折，几番胜利，终于创造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包括五峰为中心、长阳等县部分地区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发展了工会、农民协会及农民武装，进行了部分的土地革命，也建立了一支经过战斗锻炼、有党的坚强领导基础的红四军。从此，湘鄂边根据地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四军成为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两大主力之一。

二、湘鄂边革命斗争的特殊做法

（一）    依靠领袖人物的威望，聚集受过一定革命教育和影响的旧式武装，发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进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一个可能成功的条件或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条件或因素，更不是必然取得胜利的条件或因素。这个条件不是普遍性的规律。它可以成功于一时，但不可能巩固、发展。如果不能加强党的领导，进行组织整顿，进行革命的、阶级的宣传教育，将武装改造成为一支党所绝对领导的有高度革命自觉精神的和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革命武装，那么，失败是必然的。红四军于1928年4月在洪家关和桑植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三千余人的武装，经过两次不是很大的战斗，就溃散了。而1928年8月石门泥沙之战，红四军一千余人，已经初步确定了党的领导，有了一些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军事指挥员和特委、县委书记这样的负责同志来到，仍然遭到惨重的失败，除了敌人强大，我军未防备敌人不断的袭击，战术上和指挥上的错误之外，一打就散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红四军的广大战士在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党的教育，组织不纯，难于同心协力成为一支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和铁的纪律的红军。因此，只凭借领袖人物的崇高威望而聚集起来的旧部，是难于创建一块革命根据地和一支铁的红军的。但是，由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具体情况，由于湘鄂边的条件，若没有贺龙同志以他崇高的威望和在这个地区多年聚集的力量以及他对这个地区的熟悉，那么，在当时全国革命低潮总形势下，依据湘鄂边的特点，要在这里使革命斗争开展起来也是不可能的，或者即使组织了一些秋收暴动及一些武装力量，也必然会很快被强大敌人镇压下去。石门暴动后组织的太浮山根据地、长阳暴动后组织的红军第四军的失败，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贺龙同志以他的威望吸引旧部，作为湘鄂边地区革命斗争发展的一个前提，组建红军，开辟根据地，又是一个特殊现象。

（二）    依靠党的领导，进行阶级教育和必要的组织整顿，一部分旧式武装是可以改造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力量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时期，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强大的敌人，最初创建红军时，来源和组合也是多方面的，绝不是事先早就准备好的，更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它脱离不开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影响和巨大作用，也脱离不开中国当时的历史形势和具体因素。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红四军，就是许多股各自为政的旧式武装聚集在一起，几经挫折，而终于成为一支党所领导的红军的。

红四军的创建有几个特点：其一，初期的组建，是以旧式武装聚集而成的。它不是一个建制或几个建制的正规武装，而是十余支甚至几十支各自为政，彼此不相统辖，甚至矛盾冲突很多的小股武装，其中有的曾经是受过党的影响的正规部队而散掉了的；有的是地方性武装；有的是家族性的自卫武装；有的甚至是团防之类的武装。其中，有的曾经受过一些党的影响，有的却带有极浓厚的封建性。其二，这些武装大都无革命目的和革命要求。其三，他们之所以能够在1928年初投入革命队伍，主要是因为贺龙同志与他们都有很深的个人或历史的渊源，或是旧部、朋友、亲威，或是由于贺龙同志的威望影响所致。其中虽然有的是企图跟着贺龙升官司发财，但也有的是出于对贺龙同志的坚信不移，贺龙让干共产党，就干共产党，让干革命，就干革命。虽然当时没有什么革命知识和阶级觉悟，但经过长久的锻炼和教育，终于成为无产阶级战士。当然，如果不是湘鄂西前委和红四军党组织对这些武装进行大力改造、教育和组织整顿，要取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经过1928年冬的重组武装，党加强了对红四军的领导，一批老共产党员来到部队，成为红四军的骨干，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任命了政治工作干部，发展了党团员，对部队进行了革命教育，发扬了民主，加强了纪律，红四军自然有了质的变化。而后，在改造另一种封建迷信的武装组织“神兵”并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吸收到红军中来，甚至有一支党所组织的伐木炭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神兵”武装，并且在对敌斗争中起到很大作用，这在红军初创时期，也是一个特殊现象。

（三）     红四军创建时期，利用地方派系武装之间的矛盾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 当时叫联络工作即统一战线，以便分化瓦解敌人，打击主要反动武装力量，并使红四军能够在本身力量弱小时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四军当时的力量是不大的，要同时和所有各派土著武装对抗，很难取得胜利，更难站住脚跟。因此，利用旧关系，或教育他们参加红军，或联合一些危害不大或者拥有武装只求自固的地方武装，打击反动的危害极大的地方武装，在斗争中就十分必要了。例如1929年攻打大庸县西教乡著名反动地方武装熊向熙部，不仅可以扩大红四军声威，巩固桑植、鹤峰革命根据地，而且可以打击另一些反动地方武装的气焰，并使一些力量较小的地方武装保持中立或依靠红军。在攻打西教乡时，贺龙同志利用湘西的旧关系，调动了军阀吴玉霖的一个团来帮助打最反动的团防，这是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的成功经验。这种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