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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国民党的叛变而失败了。这次失败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得了不少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要革命，必须掌握军队，准备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企图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挽救革命的尝试。秋收起义和其他地区的起义，也都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采取的英勇的行动。

1927年底，党中央派周逸群同志和我，前往湘鄂边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可是当时我们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只有三条是明确的：一，听党的话；二，干革命；三，找穷苦人。而对于大革命失败后所引起的问题，缺乏认识或认识不深，因此，在湘鄂西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当时，由于国民党新军阀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加深了民族危机；对内残酷地镇压人民，使工人、农民受到压迫和剥削更为严重。加之军阀混战接连不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要求改变现状的声浪，响遍全国。就湘鄂西情况来说，大革命失败特别是秋收起义受到镇压以后，革命运动虽然在表面上沉寂下来，但是各县共产党和农会的组织并没有被彻底破坏，他们由公开转人秘密，继续组织、教育群众；而广大劳苦人民在军阀、官僚、地主、恶霸统治和盘剥下，生活苦不堪言，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经过民主革命锻炼的贫农，对土地革命的要求更是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给予正确的领导，就会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1928年初，我们到达监利县境。当时只有两支手枪，在观音洲缴了团防八支枪，然后会合了贺锦斋（他是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被党中央派回长江两岸活动的）领导的一支部队，接着又和石首中心县委取上联系，并通过他们集合起两支农民武装。其中的一支是大革命失败后保留下来的，在石首、华容一带活动，领导人是吴仙洲；另一支是湖北省委在秋收起义时组织的，活动于洪湖附近，领导人是邓赤中、彭国才。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三百多支枪，人数更多。于是就编了两个大队，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便是湘鄂边前委领导下的最初的武装力量。

由于大革命失败不久，工农运动遭到严厉镇压，所以长江两岸的地主武装和带政治性的土匪十分嚣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革命组织屠杀破坏，不遗余力。为领导群众反击反革命的猖狂进攻，工农革命军参加了地方党发动的监利、石首、华容、南县等地的年关斗争，打土豪，铲除贪官污吏，消灭团防。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群众斗争，也是第一次看到群众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部队觉悟。

因为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取得了某些配合，在短期内便消灭了长江两岸的许多股团防和土匪，缴获了不少武器，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队伍也发展到近千人。

这次行动是巡回式的游击行动，虽然取得了胜利，改善了工作局面，但是，当时只知道打富济贫，却没有充分发动农民，更没有开辟一个中心区域作为立足之地；加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过早地进攻监利县城，遂使胜利没有能够巩固。

监利虽然没有攻克，可是伤亡不大，部队力量还是保持下来了。根据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孙传芳等部被 打垮后，国民党各派军阀政客正酝酿新战争，长江两岸的反动武装并不雄厚等情况，可以说客观环境还是有利的。如果当时能把这支部队好好整顿，依靠党的工作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形势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当时前委的农村根据地思想和政权观念还很模糊，结果就让邓、彭部回洪湖附近，吴部回石首；贺锦斋把部队交石首中心县委，随我和周兔逸群同志到湘鄂边组织军队。由于失去领导中心，分兵后吴部完全失散，邓、彭部只留下少数人，贺锦斋部在后来石首中心县委被破坏时也大部垮台。然而革命斗争的火种却撒遍了大江南北，不久以后，在周逸群等同志领导下，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顺利地建立了红六军。

前委所以选择在湘鄂边发展武装，创立苏区，一方面因为那里的反动统治较其他地区薄弱；另一方面因为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有旧的关系。当时认为只要利用这一关系就可以抓到军队。此外，地理条件也很有利，进可以东出湘鄂中部，西入四川，南下贵州；退可以据以固守，生息发展。

1928年3月，湘鄂边前委组织起来的武装已有三四千人。同时进占了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这支武装的来源是：一、利用亲族封建关系召来的一千余人；二、利用旧的隶属关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当然，这些部队的基础仍旧是旧的，需要在斗争中逐步改造。

4月，国民党乘我们立足未稳之际，突然派四十三军一个旅向桑植城和洪家关进攻。由于刚召集的武装没有整编，更未得到改造，战斗力不强，洪家关与苦竹坪两次战斗均未能把敌人击退，部队本身反而遭受了严重损失。接着，周逸群同志回到沙市，领导鄂西特委，组织长江两岸的革命斗争。

这次挫折，使我们后来体会到：用旧的封建关系建立的革命武装，不经过彻底改造是经不起风险的。革命的武装斗争，首先要建立在发动群众（在当地来说就是发动农民）的基础之上，依靠群众建立的革命武装，才是巩固的。旧军队可以利用，但是在争取他们参加到革命方面以后，一方面要发挥他们有军事知识的长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改造，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经过斗争的劳动人民在其中起骨干作用，以便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之能够自觉地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战。可惜时的是，当时对这些问题我们都还不太懂，只是经过屡次挫折，才逐渐认识了这个道理。

此后，又经过两次战斗，我军转至桑植、鹤峰边境活动。这期间反动军队的压迫虽然较小，但是部队内部情况却非常复杂。那些坚持旧军队的作风，或者把亲族及其他旧关系与革命军队内部关系混同起来，以及受地主、富农家庭影响甚深的人，成了贯彻党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鉴于此，决意向这些有害倾向作斗争。首先进行改编，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时加强了党的领导，大队以上均设了党代表；加紧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在士兵中吸收党员，以期对原有的部队进行彻底的改造；对于坚持错误、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则给予严肃处理和教育。经过这样整顿，工农革命军才有了新的起色，迈开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这时，我们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虽有一些认识，但是缺乏周密而完整的措施和积极行动。加上政治干部异常缺乏，地方党又无基础，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工作还没有超出宣传阶段，因而在短时间内，自然不可能发动贫农作为农会的核心力量，以建立地方武装和政权，并巩固农村根据地。

在湘鄂边界有些封建武装，是我大革命以前的部属，因此我们就利用这种旧关系与之谈判，求得暂时的安定，以便整顿部队和待机打击国民党军队。7月底，接湘西特委转来湖南省委通告，要我军东进，牵制敌军对湘东红军的进攻。

8月25日，我军进驻石门西北乡之中心区域磨市，后来又转到澧县王家厂大堰垱一带游击。镇压了一批土劣和清乡委员，领导农民打土豪、烧契约，号如农民分配土地。湖南军阀组织上万兵力分三路向我进攻。9月7日，工农革命军转回石门仙阳。翌日拂晓，敌军左翼奔袭我军军部。部队经所街退至泥沙，又遭敌人攻击。是役，参谋长黄鳌和师长贺锦斋先后壮烈牺牲。接着部队移往鹤峰。

这次挫折的直接原因是：一、石门惨案后，石门北乡党和群众基础受到沉重打击，红军作战没有群众配合；二、进展过快。如果先在有群众基础的泥沙开辟工作，而后逐步东下，就不致因孤军深入而招致挫折；三、湘丁红军力量单薄，不能与强敌周旋。加之石门南乡、桃源东乡、常德北乡、临澧等处的斗争均遭失败，使敌人得以集中力量进攻湘西红军。

湘鄂边界山岳连绵，在封建地主盘剥之下，农民生活很苦。当时由于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可以依托的根据地，又加上敌军封锁，战斗频繁，工农革命军在人员补充、弹药补给以及生活保障方面，均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村庄镇市大都为敌人盘踞，我们不得不在高山野林里风餐露宿。没有粮食，常在野地里找野菜充饥。时值初冬，天气渐寒，而部队大部分仍穿着单衣。正当工农革命军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时，贺英同志带着一批棉布、棉花、子弹和银元及时支援了工农革命军。

鉴于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革命武装在本地没有机动的间隙，和施鹤部委（相当于特委）取得联系后，我们决定到反革命力量较为薄弱的恩施、宣恩、咸丰、利川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临走，我们把队伍整顿了一下，留一定的兵力在桑、鹤地区坚持斗争；另组成一支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的队伍，建立了一个支部。这支小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华。他们觉悟较高，立场坚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英勇顽强战斗，不向困难低头，不叫苦，不动摇，相信党，相信革命事业必然成功。

部队从堰垭出发，向咸丰的黑洞进军。这一带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封建迷信的风气严重地统治着这一片贫瘠、偏僻的山岳地带。这里到处都有所谓“神兵”（类似红枪会），是有名的“神兵”窝。这时施鹤部委书记杨维藩，丢开了党的工作，在“神兵”里当师长。后来我们把他领导的一部分人争取过来，他才勉强表示悔过。但在们打下鹤峰不久，他终于叛变。

“神兵”虽然都是迷信团体，但其成员大都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为了反对军阀、反对苛捐杂税组织起来的。除了被地主恶霸掌握的一部分，一般地还不欺压群众。因此我们就设法与之联络。对其领导人物，采用争取和分化的办法，对下层则加紧团结、教育。结果争取到二三百“神兵”。但对于为非作歹的，则坚决给予打击。此时，部队已由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发展到三百多人，一百多支枪。又编了两个大队。

但是在长期与党隔离的情况下，也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到失去党的领导的沉闷和痛苦。党交给我们任务是搞红军，不是搞幼稚阶段，对这些问题理解得不深、不全。于是决心派专人到长沙、宜昌和常德寻找湖南省委、鄂西特委和湘西特委。终于在1929年初，与三处党组织都取上了联系。周逸群同志不断写信来通告鄂西区的情况，并且陆续派来不少干部，加强了党的工作，提高了红军政治素质。同时，党中央也发来不少重要指示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于是红四军的行动纲领也明确起来，逐渐摆脱开不利的处境，一步步发展壮大。

1928年12月，部队攻入建始城，缴获民团枪百余支，同时招收了一批劳动人民参加队伍。后来又收编了农民武装陈宗瑜部二百人。接着又打开鹤峰城，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派人四处发动群众，分配土地，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1929年5月，桑植城解放后，我们就有了两个县城和县的政权。此外，还在龙山、宣恩、五峰、长阳、石门边缘，展开了工作，建立了县、区政权。这是湘鄂边红四军发展史上的转折点。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摸索，到这时单纯军事观点才被纠正，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套做法，才开始懂得一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了。

至于部队面貌，也有相当改变。新的建军路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已经开始实行。接受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连队普遍建立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作。在和鄂西区红六军会师以前，又坚决进行了几次“内部转变”。兵员补充主要是吸收贫苦农民。这样才把这支部队，逐渐改造与建设成新型的人民革命的武装。

7月，国民党派兵一个团进犯桑植。我军诱敌由南岔渡口过河后，即开始攻击，迫其背水作战，将其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团长周寒之。旅长向子云不甘失败，复亲率该部二千余人并一些地主武装倾巢出犯。我军埋伏在城外山上，大开四门，诱其深入。当敌人入城后，伏兵齐出，将敌人大部歼灭。向子云率少数人马向后逃窜。他们到达赤溪河边，却发现船只已被我军破坏了。向子云拉着骡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没。其残部除少数向大庸方向逃窜外，其余或被水溺毙，或在岸边投降。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第一次大捷，缴得长短枪千余支。事后我们又派出一部分武装，向大庸、永顺、慈利一带游击，并开辟根据地，建立政权。

赤溪河大捷，引起了湖南的统治阶级的惊慌。8月，反动派吴尚和陈渠珍等部共两万余人，进攻湘鄂边。鉴于敌强我弱，红四军乃主动撤出桑植城，转至鹤峰、五峰、长阳、松滋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工作，以期与鄂西区连成一片。

1930年3月，红四军根据中央指示和鄂西特委决议，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留部分主力为骨干和一部分游击队，坚持湘鄂边的斗争。但是，由于红六军个别领导同志对亟需统一集中湘鄂西革命力量的客观形势缺乏正确认识，没有及时策应，所以红四军三次东进，均被敌人阻截。后来由于周逸群同志坚持特委决议，红六军才挺进江南。7月初，两军会师于公安城。

红六军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鄂西特委直接组织起来的革命武装。1928年初夏，周逸群同志由鹤峰回沙市后，即领导鄂西特委工作。

周逸群同志在沙市、宜昌工作期间，一方面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同时也领导了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沙市党遭到破坏，他由城市转到农村以后，才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方面。

1930年1月，鄂西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组成了红六军。它的来源是：以洪湖的柳家集为中心的段德昌、彭国才所领导的游击大队和以白鹭湖的沙岗为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领导的游击大队。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彭子玉等同志，多是大革命的时期在北伐军中工作过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被派回农村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发展红色游击队。经过几次艰苦的起伏斗争，终于建立起小块根据地。由于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加上党的组织力量较强，群众条件较好，国内形势有利，特别是鄂西特委及时采取了把各县游击队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有效措施，更促进了鄂西区游击战争的开展。1929年底，段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扩大到数百人，许多县份的红色游击队也成长起来。他们在监利县江家桥会师，宣布成立红六军，负责人是周逸群、孙德清、段德昌、段玉林、许光达等同志。

红六军成立后不久，即采取逐步推进方针，先后攻占了沔阳、潜江、石首、汉川等城镇，后来又渡江南下，打下了华容公安等地，创立了长江南北两岸大块根据地，部队也获得极大发展，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区的巩固基础。

这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1930年6月，组成了红一军团。其他红色区域，凡是执行了正确路线的，革命事业均有发展。这时，党的威信提高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从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红四军与红六军组成了红二军团。红四军改称红二军。渡江东进后，解放了许多城镇，扩大了武装割据，红二军团发展到两万人。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赣红色地区相呼应，构成了对敌人的统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汉的包围。这是党的、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巨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坚韧努力的结果。但从革命发展的渊源来说，应该追溯到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农民运动。这是一条红线。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建，是和原有的农民运动的基础分不开的。

关键问题在于路线正确与否。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以周逸群为首的湘鄂西的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1930年下半年到1934年秋天之间，湘鄂西遭受到两次严重挫败。这两次挫败是在第二、第三次“左”倾路线直接影响之下造成的。1930年秋，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错误地要红二军团离开湘鄂西根据地，配合进攻长沙。结果使红军在半途遭受挫折，湘鄂西根据地也由于失掉红军的支持，损失很大。

更严重的挫败发生在1932年春天至1934年秋天。湘鄂西分局贯彻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结果把整个湘鄂西根据地都丢了。直到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前才有转变，遵义会议决议传来以后，根据地和红军才又恢复、发展起来。

回顾湘鄂西的斗争，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实际工作中，凡是实行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政策，就一定胜利；反之，必遭失败。湘鄂西初期虽然因经验不足而受过挫折，但终于建立起大块根据地，发展了武装，发动了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这些，说明了那时湘鄂西的党的革命实践，基本上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虽然在某些方面没有上升为理论，不是自觉的。而后来错误路线，却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回忆往日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不能不令人深刻地认识到：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周志的著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