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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初，刚刚结束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转变——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从这时起到翌年秋，在事变迭起、时局动荡的日子里，红二军团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紧跟斗争形势的发展，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并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地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О师三五八旅，开赴抗日前线。这个转变过程虽然不足一年时间，又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冲击却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它是红二军团发展史，也是政治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

西安事变前后

1936年1 1、12月间，山城堡战役之后，红二方面军在陕北三边一带停下来，准备继续粉碎胡宗南部的进攻。一年前，当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不久，已经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经过一年努力，党的主张已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首先在西北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蒋介石拒不接受我党和西北爱国将领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亲赴西安部署“剿共”。

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军的飞机频繁出动，从我们头上低空盘旋，掠起一股股狂尘。当时，我们打飞机没有高射武器和足够的子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气得战士们直骂：“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在红军头上逞什么威风!”

12月12日晚，六师正在定边附近搞夜间练兵，我接到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打来的电话。周士第是在李达同志调走后来的。由于他刚来不久，讲的广东话我听着很不习惯，语气又很激动，我听不懂，猜也猜不出。他在电话里喊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我终于听懂后，不由得也喊了起来：

“抓住蒋介石啦!”

这个惊人的消息不翼而飞，迅速在我们全师指战员和驻地群众中传播开来。我和师长贺炳炎带领各团团长、政委立即赶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的情况。

双十二的这一夜，我们所有红军指战员高兴得都睡不着觉。大家聚在一起谈论不休：“这个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我们同他打了十年仗，十年来他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了我们多少人的亲属和工农群众?这下该好好地算总帐了!”高兴之中，我们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的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给红军看起来。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何应钦调集大军心怀叵测地“讨伐”东北军、西北军。应张、杨要求，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红二方面军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富平、三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六师先在三原县云阳镇住了几天，后移到泾阳县百斗镇，方面军总指挥部进驻云阳镇。

不久，在我党和张、杨的共同努力和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红军指战员是拥护的。但是对于放蒋，不少人思想不通，说：“他打了我们十年啊!远的不说，长征的时候把我们赶得那么苦，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就白白把他放跑了?”特别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拘禁张学良，分化东北军、西北军，为此红二方面军赶到富平的流曲一带集结。有的同志发牢骚说：“看吧，我们在讲统一战线，人家却在进攻!”

为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重新合作，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止内战，保障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完成抗战准备和改善人民生活五项国策。我党则给国民党以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四项保证实际上宣布了我党土地革命政策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开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结束，开始了准备抗战的新阶段。如此急剧的大转变，继西安事变之后又一次在红军中引起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不少同志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有的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否定红军十年的奋斗，有的怀疑这是不是等于向国民党投降。部队中的不理解和不满情绪还是蛮大的。

为了使广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的思想能够及时跟上时局的转变和党的政策的调整，党中央和红军总部发出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文件、指示和宣传解释大纲。那时部队有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凡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就是思想一时有些不通的，也能坚决执行。部队按照中央精神，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学习、教育，对西安事变以来部队中的各种思想疑虑一一给予解释，说明：放蒋是为了联蒋抗日；“四项保证”是以此让步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说明，虽然停止了土地革命的政策，但对工农已获得的权益还要继续保护；苏区和红军的名称虽然改了，但共产党的领导仍要继续坚持；过去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今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新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从而消除了一些疑虑。当然，思想上的转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这个过程一直到红军改编完毕、开赴抗日前线(有些问题则是在抗日战争贯彻统一战线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清楚的)，而且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反复。红二军团某部曾有个别同志向外写信骂了蒋介石、国民党一通，被人家当作共产党没有合作诚意的辫子来抓。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此特地要求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请通令全军注意统一战线教育，以后勿发生此类行为”。

在努力纠正对统一战线抱怀疑态度的“左”的思想倾向的同时，党中央还及时提出防止出现右的倾向。

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和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红二军团在富平安定下来，不再奔波行军，没有流血战斗。除了训练演习，很长时间听不到枪声，看不见硝烟。陕甘宁苏区与外界沟通了联系，一些红军指战员和家乡幸存的亲友通了音信。

在国内和平的新环境中，大多数同志是清醒的，但也确有少数同志在五光十色的和平景象面前有些眼花缭乱了，松懈麻痹，斗志衰退，滋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倾向。他们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没有畏惧过，在雪山草地的长征中没有退缩过，然而，在和平生活中却有些动摇了。

有的人对长期艰苦的红军生活感到厌倦，产生离队情绪。认为和平了，该回家了，回去以后国民党再不会杀他，家里人再不会当作“匪属”遭受迫害，于是开了小差。这些人只想回家过安稳日子，却忘记了曾经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忘记了抗日救亡的责任。其实，国家将亡，家又何在!当整个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哪一家能过什么安稳日子呢?1945年初，我和贺炳炎率领由湘鄂西老红军组成的八路军三五八旅南下支队五大队重返洪湖地区时，当年一些开了小差的战士来找部队，要求重新归队。历史最终教育他们，事实证明，不团结和组织起来，求得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光个人是无所作为的。

除了离队情绪外，还有的同志产生了享乐情绪，认为过去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该享受享受了。有的认为，红军一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吃穿要阔气一点，才象个样子。他们丢开红军艰苦奋斗的传统，模仿起国民党军队那一套排场、派头。我们师特派干事王保才不晓得怎么凑了五块现洋，到咸阳城镶了一颗金牙回来。在方面军召开的团以上机关会议上，贺龙总指挥以王保才镶金牙为例子，对那种奢华之风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生气地说：“放牛娃出身的王保才，在雪山草地、枪林弹雨的环境中没有倒下，跟上来了，算得个英雄嘛。为什么到了新的环境，思想就退步，想当‘狗熊’了呢?镶什么金牙，乱弹琴!要给王保才纪律处分!”

上述几种情绪，虽然只发生在极少数同志身上，却起着涣散斗志的有害作用，它从另一个方面妨碍着红军顺利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有鉴于此，部队在进行统一战线新政策教育的同时，也进行继续保持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教育，开展反腐化、反享乐的思想斗争，给干部战士敲起了警钟，使大家清醒地看到：国内革命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即将到来的抗13战争会更加艰苦、更加残酷，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奋斗；红军虽然要改编了，但是红军的传统和本色永远不能丢!

军 政 整 训

1937年2月初，旧历腊月二十几，快过年了，红二军团向北移动了一下。方面军总指挥部由富平进驻铜川的陈炉镇。陈炉镇座落在一座山上。那里有不少旧瓷窑，古时即盛产“耀瓷”，陈炉镇因此得名。六师驻在陈炉镇山脚下的富平县底店镇，四师驻底店与流曲中间的薛镇。

从这时起，红二军团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战争需要，利用和平带来的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整训。

首先进行的是党组织和党员思想的整训。土地革命时期，红二军团党组织在纠正“左”倾错误之后，得到健康、迅速的发展，在战争中特别是在长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仍然存在着组织不够健全、素质不高等弱点。根据这种状况，红二军团于2、3月间着手整理党的基层组织。小组、支部、总支依次进行了改选，各支部均设立了由支书和组织、宣传、地方、抗日、青年、候补六个委员组成的支部委员会。师、团政治机关分别集训了支部书记、委员和小组长。各支部对每个党员的思想、工作做了认真的检查、鉴定，组织党员以党的基本知识和统一战线政策为重点进行党课学习，还发展了一大批经过土地革命战争考验的新党员。四师十二团的营长蔡久，打仗很勇敢，是个好同志，但曾因被“左”倾路线抓过“改组派”而耿耿于怀，一直不肯恢复党籍。这次经过贺、关首长的亲自劝导，终于在抗日出征前重新加入党的行列。经过整顿，党的领导得到健全和加强，党的组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这个基础上，红二方面军于1937年3月8日(旧历正月26日)在陈炉镇召开了党代表大会。这是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自创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党的盛会，除了三十二军参加援西军外，二、六军团各师、各团的党员负责于部和基层代表都参加了大会。已经离开方面军，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同志，也代表党中央从云阳镇赶来出席，并作了重要报告。会议回顾、总结了红二方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党的建设的成就和经验教训，学习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了今后部队建设方向和任务，而后形成一项决议，“认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坚决地为实现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决议强调指出，“在巩固和平和对日抗战的时期中，红军的巩固与军事、政治的强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就要求党要继续不断地巩固红军(即或改变了名称)，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与红军的独立性”。决议对红二方面军在新形势下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干部培养、党的建设以及扩大红军、团结友军等各项工作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党代表大会通过选举，正式建立了红二方面军党的委员会。党委委员都是师以上党员负责干部，有方面军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政治部主任朱瑞、副主任甘泗淇、组织部长刘亚球、民运部长朱明，二军团四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李井泉，六师师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治委员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同志。

大会的另一项议程是为党中央准备召开的苏区代表会议选派代表。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代表是关向应，我和十六团政治委员陈文彪，被选为六师的代表。

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各部又变动了一下驻地，总指挥部驻到庄里镇，六师住庄里镇西边西安至延安大路边上，四师住觅子镇东南，六军团仍住流曲，以后红三十二军从援西军归建住觅子镇北边的十八坊。

5月1日，我们红二方面军出席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关向应政委带领下，前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第二天，大会开幕，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张闻天、毛泽东等众多的党中央领导同志。5月3日，毛泽东同志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通过分析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由来，以“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为内容，深刻阐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两个阶段我党的不同任务，回答了人们的种种疑问。报告还以1924年至l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先是成功后是失败的经验教训为鉴，提醒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报告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围绕这个报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7日，毛泽东同志根据讨论意见又作了结论，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会议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的决议，还批准了l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批准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统一了与会代表的思想，也进而统一了全党同志的思想，使我们受到了深刻教育。十几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把党中央的精神带回部队，指导我们的工作。

在党内整训的同时，红二军团开展了群众性习文练武热潮。

干部的学习，除以统一战线理论为主外，还着重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其中有一门课叫作《政治常识》，讲人类社会怎样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又怎样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从理论上来说明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此外还学习了《论帝国主义》、《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课程。许多干部对于这些基本理论的学习，都觉得非常新鲜，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因为，那时在红二方面军中，象任弼时、关向应两位政治委员那样，既掌握革命理论，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太少了。绝大多数同志，包括贺龙总指挥在内，都是由于旧社会的黑暗等原因走上武装反抗统治者的道路，尔后才逐渐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因此，这是我们参加红军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对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这是树立革命观点的基础课程。通过一个时期的学习，使我们的思想水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战士的学习，一个是连里上政治课，一个是将革命口号、抗日口号编成识字课本，边学文化边学理论。

不论干部、战士还都有一门共同的“时事政策”课，讲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到了哪里，中国人民应该怎样团结起来抗战等等现实斗争的问题。

在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列宁室”(后来叫军人俱乐部)，负责出墙报、画漫画、教唱《誓死不当亡国奴》、《武装上前线》等抗日歌曲，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在军事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技术训练以投弹、刺杀、射击为主，战术训练从单兵动作直到连进攻。

5月30日，方面军在庄里镇与觅子镇之间的石川河宽旷的河滩上举行了“五卅”运动大会。竞赛项目有投弹、刺杀、射击、球类、田径、唱歌、墙报等，各师、团都选派了优秀代表参加角逐。这个运动大会实际上也是对军政整训成果的一次大检阅。

在整训期间，红二军团还在驻地开展了宣传抗日、扩大红军的工作。各师、团派出扩红队、工作队，到群众中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帮助建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并在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的基础上扩大红军。

记得六师驻泾阳百斗镇时，有一天我带着两个警卫员径自来到咸阳城，城里驻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守城门的士兵看到我是红军，问也没问就让我进去了。我找到城里的抗日救国会，讲了一通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受到救国会工作人员和群众的欢迎。我们六师的扩红队也把工作做到咸阳城。那里有个棉花打包厂，雇用了好多工人，当时厂子不景气，关闭了，工人们失了业。扩红队到厂子里把抗日救国的主张一讲，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一下子就扩大了好多工人兄弟参加红军。在驻富平期间，这项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六师在底店建立新兵连，在觅子镇及其周围十二个保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

此外，红二军团还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云阳镇会议的决定，开展过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首先在四师十二团进行了试点。六师没来得及推广，即因“七七”事变爆发，部队开始改编而停了下来。

军政整训，从l937年1月一直进行到改编、出征，历时大半年。在这期间，不断传来日本侵略军深入国土的消息，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抗日热情。广大干部战士同仇敌忾，跃跃欲试，求战激情成为整训的强大动力。经过整训，红二军团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从思想、组织、军事等各个方面完成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做好了抗日出征的实际准备。

抗  日  编 队

1937年7月7日，“腥风骤起卢沟畔，血雨横飞华夏天”。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发表通电，请缨杀敌。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向红军团以上各级干部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

遵照命令，红二军团开始实施抗日编队工作。

这一期间，红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和各级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二军团六师十七团调入四师，陕北红二十八军与六师作了合编；首批在延安抗大学习的师团干部和庆阳步兵学校的营连干部，毕业回到部队。

这样，红二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0师，师长由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担任，副师长肖克，师参谋长周士第。由于是按照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编制整编的，因此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政治干部改任政训处主任或军事副职。原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改任师政训处主任。二军团和二十八军编为三五八旅，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编为三五九旅。三五八旅旅长最初是四师师长卢冬生，但他要求去延安学习，进了抗大，改由张宗逊担任。原四师政治委员李井泉任副旅长。四师编为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六师与二十八军编为七一六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原六师参谋长曾来古任团参谋长，原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伍晋南任团政训处主任。六师十八团编为七一六团第一营，营长由刚从抗大毕业的彭家诗担任，十八团政委王立忠任副营长；原二十八军部队第二营，营长由该部陈仿仁团长担任，副营长王再兴；原六师十六团编为第三营，营长由十六团团长王祥发担任，副营长曾祥煌。这样，七一六团有三个营，每营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团直辖一个警卫连、一个迫击炮连，每连约有一百三四十人。

整编结果，一二О师辖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每旅各辖两个团。三五八旅辖七一五、七一六团，三五九旅辖七一七、七一八团。此外多出的人员，少部分去抗大学习，大部分合编为师教导团，师部还有几个直属营。当时国民党当局把八路军的编制压得很低，员额卡得很死，并且苛刻地按编制员额发饷，超出的就不发饷。我们六师师部原有一个管理员，改编后没有了他的编制，他再三向我们请求：“我不走，没有饷我也干。过去当红军从来没发过什么饷，还不是照样干革命!”我们深为他的恳求所打动，同意他留下，别人不发饷我们来发，从我们几个领导二干部的饷里分出一些给他。其实我们这些长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红军战士，对于什么发饷问题看得并不那么重要。后来，这位不要饷也要上前线的好同志，牺牲在抗日的沙场上了。

8月22日到25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二О师各部队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抗日出师后我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会上对要不要留下部分兵力守卫陕甘宁根据地有过争议。毛主席提出要留兵，林彪则说要“倾巢出动”。这时贺龙首先站出来赞同主席的意见，并派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率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及师部直属的五个独立营留守陕甘宁，一二九师也派出三八五旅副旅长王维舟率七七0团留下。后来的历史证明，组建留守兵团，不论从战略全局上，还是从保障陕北中央机关的安全上，都是一项英明的决策。洛川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抗日编队工作基本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更换服装。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衣服式样区别不大，都是中山装。帽子却大不一样了：红军的帽子上面都有一颗红布做的五角星，而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则缀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为了换帽子，部队中又掀起一阵风波。

尽管从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以来，一直在进行改编教育，但是真要摘下红军帽，戴上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帽子，大家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有的同志提出：“抗日嘛，为什么非得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有的同志说：“先把红军帽收起来，再看吧!”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是了解这种情绪的，及时发出了红军为何一定要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四条解释，进一步说明不这样就不能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实现全国抗战，就不能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为了珍视和记录同志们对红军帽这种留恋之情，我们把城里的一位照像师傅请到驻地，在镇内的土戏台上挂起一大幅布作背景，给每个人照一张“红军像”。那一天，我捡出最好的军装穿上，仔细地扎好绑腿，足蹬一双新草鞋，身挂皮制子弹袋，斜挎驳壳枪，端端正正地戴好红军帽，照下一张很神气的红军像。照过像后，同志们把红军帽珍爱地收进了自己的小包袱里。

9月2日，我七一六团从觅子镇渡过正在涨水的石川河，向师部靠拢，在庄里镇东边靠近流曲的一个地方，一二О师全体将士举行了庄严的改编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大会。朱总司令给我们讲了抗战面临的紧迫形势，对改编和出征作了动员，最后他环视了一下全场，象看透大家心思似地说：“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接着，贺龙师长讲了话。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两位老总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全场每一个人。我们红军老战士都知道，两位老总都曾在旧军队里做过大官，但他们抛弃高官厚禄而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十年前的8月1日，他们毅然率队参加并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分别在湘南和湘西创建了工农革命武装，他们是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今天两位老总又率领我们改编出征，我们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信心和力量。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全师将士庄严宣誓：“不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中国，誓不还家!”

9月3日，一二О师抗日健儿从富平出发，过合阳到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投入了伟大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