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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我们二方面军建立了统战部，我被调到统战部担任统战科长。我们来到陕北时，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早已开展了一系列的统战工作，与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在陕北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友好联络工作，正是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指导帮助下开展的。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全国政治形势起了巨变。

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庆阳县时，开始与东北军接触，正式打交道。那天晌午，部队行军来到庆阳，眼看再走里把路就可以进城了，贺龙总指挥突然下令说：“停止前进，部队在城外宿营!”说罢，军团首长们又骑马往回走了六七里，在一个小村子驻下。这才告诉我们：庆阳是东北军驻防的县城，我们路过这里，就驻在城外，不要打搅他们了。他要求我们统战科的同志进城去做些联络工作。

我即带了三个于部进城去。庆阳城里驻的是东北军的一个团，城门口站着哨兵，见了我们，很正规地一一个立正，行了个举枪礼，请我们进城。我们在街上边走边看，没想到引来了许多老乡，跟着我们看。原来，我们红军的服装与东北军的不一样，东北军是一身灰色军装，青天白日帽徽，而我们穿的是里边絮着羊毛的青布棉军装，领子上有红布领章，青布八角帽缀着一个红布五角星，光着脚穿草鞋。当地老乡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人，因此围观的人很多。我趁机停下来和群众搭话，宣传红军的宗旨任务。不一会，有个身穿黑大衣的男子，手拿一张名片，上前鞠躬行礼，对我说：“我是县城教堂派来的，神父欢迎红军，请长官光临教堂。”我跟他到了教堂，据说这是一个法国教堂，神父用不纯熟的中国话向我表示欢迎，拿出盖碗茶、罐头、香烟招待，向我表示：教堂尊重中国，欢迎红军，愿意帮助红军抗日。我向他宣传红军的有关政策，说明红军保护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正当活动的外国人和宗教活动。由于是初次见面，与神父谈了一会便告辞了。

离开法国教堂，我就去拜会驻军团长。这位团长四十多岁，长得很魁梧，军人气质很浓，说话是东北口音，对我们热情友好。他说：“你们红军为了抗日，万里跋涉，吃尽千辛万苦，我们东北军全体将士不胜钦佩!”他特别赞赏红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当谈到抗日时，他情绪慷慨激昂。我说：“东北军的弟兄们辛苦了。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大好河山拱手丢给了日本侵略者，使得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有家归不得，我们深表同情，希望东北军和我们红军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双方谈得很融洽。这位团长还领我参观了他们的营房。

离开庆阳，过淳化，出山口，即进入关中平原。这一带是西北军防区，三原县驻的是西北军赵寿山的十七师，泾阳县驻有一个营。经过协商，我们方面军指挥部进驻三原县云阳镇，大约住了十来天。这时，西安方面给我们拨来了灰棉军装，干部还发了羊皮大衣，我们自己在军帽上缝了红布五星。

我被派到泾阳，在城里设立了方面军联络处，负责与该县的国民党军政机关、抗日救国会等民众团体联络，扩大红军影响，增强红军与各方的团结。当时西安事变尚未解决，为了支持东北军、西北军抗击国民党部队的进攻，我二方面军指挥部北移到同官县(今铜川)陈炉镇山区，进行备战。这里离西安较远，我军先占领阵地，以防备敌人进攻，又便于迂回。方面军指挥部从云阳北移后，红军前敌指挥部即移驻云阳，以加强同东北军、西北军的协同。

方面军指挥部移驻陈炉后，我仍留在泾阳县城联络处。一天，政治部主任朱瑞对我说，现在决定抽调三名干部到东北军去支援他们，做好协调工作。要我立刻去云阳镇红军前敌指挥部报到。和我一起去的有杨尚高、俞国华二人，都是政工干部。

红军前指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任弼时。对任政委我很熟悉。报到后，他向彭德怀司令员一一作了介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老总。他很严肃，不爱多说话，使人敬佩但有些拘束。他对我们说：“你们几位要分配到东北军的团里去当指导员，帮助他们做政治工作，保证把仗打好。何时出发，等候通知。”我们在前指等了三天，情况变化了，说是形势缓和了，不用去东北军了，叫各回原单位。这样，我就回到了陈炉镇方面军指挥部。两三天后，即派我带一个工作团到同官县设立联络处，先是住在一个旅馆里，后来搬到商会。我在门口贴了一张写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同官联络处”的纸条，任务是与当地和附近驻军及党政机关经常联络。

我经常联系的部队是杨虎城部独立旅特二团三营。这个部队驻耀县，对红军很友好。去前，领导上对我说，整个独立旅部队都有共产党员，有的单位还有党支部，但都是秘密的，谁是党员，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也是单线联系，自己同志见了面也不许问。事后我了解到，旅长许权中就是个老党员，是有名的抗日派。特二团团长阎揆要也是个老党员，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在1936年9月，周恩来同志就给阎揆要写信，对他的秘密工作作过重要指示。解放战争时，他曾担任西北野战军的参谋长。我常去的三营，营长也是共产党员，叫李明轩，河南人，三十来岁。对这个营，从营长到各个连队以至班排，我都很熟悉，看到的情况确实比较进步，抗日气氛比较浓厚，官兵思想积极上进，有朝气，但纪律不太好。有些行动有点过“左”。墙上贴着各色标语，除了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外，还有“寻求真理”这样容易惹人注意的大字标语。再如军官打麻将，在国民党部队里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在这个部队却受到禁止，有的士兵甚至去抓赌，弄得  军官们下不了台。根据当时领导布置的精神，对这种进步力量比较大的国民党部队，并不要求急于“打红旗”，更不要搞起义、“哗变”，要尽力保持其独立性，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广泛团结更多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周恩来l936年9月给阎揆要的信里就明确指示：应首先在部队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战线宣传，但不要悬格过高，要以同情抗日为标准。所以，这个部队里出现的某些行动，显然是要求过高，不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后，经常利用个别谈心等方式做工作，强调官兵团结，守纪律，还经常讲红军长征的故事，他们也特别爱听。到这个部队来做工作的除了我们联络处几个人外，还有其他的同志，我记得当时方面军宣传部的徐文烈科长就来给全营做过一次报告，反映很好。李营长对我说，徐科长肯定是个知识分子  吧!我说，他的文化比我高多了。

贺龙、关向应等方面军首长有时还亲自对这个部队做工作。有一次，贺老总从西安开会后坐着汽车带了一批经费(装在几个煤油桶里)，回陈炉镇指挥部。由于同官到陈炉没有公路，汽车到了同官，就停下等候派牲口来接。我在负责接待贺老总吃午饭时，向他汇报了这里三营的情况。他很感兴趣，要我过几天带这个营的营长去见他。后来我陪同李营长到陈炉，贺老总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从家庭情况到部队士兵的思想都问到了，鼓励他把部队带好，但不要要求太高，要把团结搞好，坚定抗日的决心。谈话后留他吃了饭。李营长对我说，贺总指挥是真正的好领导，对自己的教育鼓舞很大。

据阎揆要同志说，在他担任特二团团长时，贺老总还常请他去指挥部作客。第一次见面时，阎团长有点拘谨。贺老总拿出牛奶咖啡招待他。阎团长当时脑子里想的还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如何艰苦，没有想到有这样好的外国咖啡，不免有些吃惊。贺老总看出了他的神情，笑着对他说：“这是人家送的。你今天是我们的贵客嘛，头一次见面，理应用最好的东西招待!”谈话的空气一下变得活跃了。后来方面军指挥部移到富平庄里镇后，贺老总还请独立旅的旅团干部到庄里镇参观红军的检阅，参观红军营地。最受欢迎的是派方面军的战斗剧社去演节目。阎揆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剧社演出的《生产舞》、《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部队官兵都爱看。阎揆要就让自己团里也建立一个宣传队，学习红军的节目，唱红军歌。

红军对西北军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党顽固派对此很反感，特别是那个派到团里专门监视部队的政训处主任，跟我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夺。阎揆要对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国民党派到特二团的政训主任是个黄埔五期或六期生，在我这个黄埔一期生面前，是个晚辈，放肆不起来。为了使这个政训主任“放心”，阎团长特意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宿舍里，同住一室，床挨着床，早晚都见面，随时可说话，显得关系很亲近。这样，一来可以免除他乱猜乱说，二来还可以起到反控制作用。这个政训主任被阎团长拴住，让他看到的都是些“好”的现象，所以他向上司汇报的大多是“印象颇佳”。实际上，即使有一点不顺眼的事，他也不敢随便讲，特别是在黄埔一期的老资格面前，他很难有所作为。有一次看戏，阎团长和士兵坐在一起，而没有到长官席上就座。这位政训主任见了，一本正经地说：“团长，这样不好啊!在士兵面前成什么样子呀?”阎团长随机应变说：“这样也好嘛，当年校长(蒋介石)不是教导我们，长官要与士兵打成一片吗?!”搬出蒋介石的话，一下子就把政训主任的嘴堵住了。他只好陪着笑脸说：“对，对!是，是!”有一次，特二团宣传队演出红军节目《生产舞》，有的演员头上扎着红布。政训主任一看见红颜色就有点神经紧张，立即质问团长：“怎么让他们戴红帽子上台呀?”阎揆要哈哈一笑，说：“那有什么关系?这个舞是表现种田老百姓的，农民下田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不是也常有人头上扎红布嘛。用不着大惊小怪。士兵演戏，穿什么，戴什么，我们不用管他们!”平时出现的一般矛盾，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解除了。

但是，有的问题就不那么好办，甚至闹得很尖锐，使阎团长也很犯难。一天，特二团有个连队贴出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的标语。虽然不是全文，但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主张，因为那时蒋介石不准提抗日，谁讲抗日谁就有罪。这个连的标语被营长看到了，这个营长便急忙跑到团部报告阎团长，指责这个连：“竟敢把共产党的口号贴到兵营里来了!肯定有问题!”要求团长追查。这件事，阎团长事先不知道，党内也无人报告。营长这一指责，倒使阎团长紧张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郑重地对营长说：“这个连贴出这样的标语，你我都不知道，是他们自己干的，是目无上级、无纪律的表现。至于内容，无非是写了抗日，尽管不符合上司的规定，但从当前现实情况看，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人不愿当亡国奴，要求抗日。按照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要讲民族独立。士兵们自发地写了抗日内容的标语，这也符合孙中山总理的三民主义精神，也算是一点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这样来看，我们不必作过多的追究，有问题本部队解决，今后加强纪律约束也就可以了。”这个营长听到又是三民主义，又是总理遗训，也就不敢谈什么了。事后，阎揆要果断地把这个营长调到其他部队去了，搬掉了一个前进的障碍。

二方面军指挥部驻庄里镇时，贺龙、关向应两位首长曾经找我去，交给我一份电报密码本，当面向我交代说：“你把这本密码亲手交给独立旅的许权中旅长。这是我军与独立旅联络的专用密码，要绝对保密，安全送到!”我接过密码本，宣誓般地答道：“一定按首长的指示办到!”随后，我出发来到耀县独立旅司令部，这时这个旅已改称五二九旅。我把密码本亲手交到了许权中旅长的手里。许旅长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首长们的关怀，一定按党的指示带好这支部队。”后来，这支部队一直用电报和各种方式与我军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形式上，他们仍然打着国民党旗子，但和我军并肩抗日。“七七”事变后的忻口战役中，该团打得很英勇，党员们带头作战，那位李营长也负了伤。当时我们一二0师也在山西作战，他们还有一些老同志捎信给我。l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时，他们随同原十七路军的基本部队一起，举行了起义，9月改编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实际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

在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系过程中，我们只是做了很短时间的工作，但实践深深地教育了我，体会到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确实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